寒竹：大選年看美國之一——精英與大眾的分裂
雖説美國的大選歷來受到世界輿論及各國民眾的關注，但2016年的美國大選無疑是近幾十年來最引人矚目的一次。美國社會在這次大選中呈現出了新的分裂趨勢，傳統的自由派與保守派之爭退居其次，而精英主義與民粹主義之爭已經充滿了火藥味，希拉里和特朗普這兩位候選人在競選中的個人攻擊達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不同選民之間的對峙和衝突也是空前激烈，選民間的暴力衝突時有所聞。特朗普甚至放言如果失敗不會接受選舉結果，這是對美國選舉制度的公開挑戰。越來越多的人開始質疑，以公正、理性自詡的美式民主選舉結果能不能被社會平和地接受？2016年的美國選舉會不會成為西方普選民主的一個轉折點？帶着這樣的疑問，筆者在美國大選前夕到美國東西海岸作了10天的近距離觀察，觀察結果及理論分析在觀察者網分期刊出。
一、城市公共設施破舊背後的社會兩極化
關於美國社會公共設施日益破舊的事實，中外媒體一直有報道。筆者一出紐約的肯尼迪機場就能明顯感受到這一點。從機場到市區高速公路的路況實在太差，一路顛簸的程度確實不像一個發達國家的公路。
其實，美國大都會地區高速公路的破舊並非始自今日，筆者二十幾年前到美國就有這種感覺。美國的高速公路系統興起於上個世紀三十年代，迅速發展於戰後的五六十年代，但到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美國大都會地區的部分公路系統就已經出現破敗現象。在此後的幾十年中，美國在維護和修建高速公路上花了大量的資金，但由於工作效率低下，維修的速度趕不上破敗的速度。根據美國土木工程師協會的統計，全美大約有四分之一的橋樑因結構老舊和失修的原因，存在着安全隱患。到了2014年，美國高速公路的總里程已被中國超過，相當一部分公路和橋樑的質量也落後於中國這個發展中國家，這對於一個以“輪子上的國家”著稱的發達國家來説，確實有些難堪。
與公路系統相比，美國的鐵路系統情況似乎更糟。從波士頓到紐約三百多公里，駕車大約三個半小時，但火車要走四五個小時。而且火車搖晃震動的劇烈程度讓乘慣了中國高鐵的人難以適應。不過，由於美國鐵路的票價偏貴，而且缺乏接應的公共交通系統，大多數的美國人出門旅行通常會選擇飛機或駕車，很少人會選擇乘坐火車。
紐約地鐵的很多線路還維持着24小時營運，這一點要強過許多國家，包括中國的地鐵系統。但美國地鐵的老舊和破敗程度確實也令人震驚。紐約地鐵系統的通信和調度還在使用一百年以前的系統，手寫行車記錄、人工扳道和人工打信號燈的情況仍大量存在。這次到紐約，感覺紐約地鐵陳舊的設備不僅沒改變，而且運行的班次竟然因為經費問題而大幅度減少，許多車站乘客等待地鐵的時間比過去增加了不止一倍。
為什麼談美國的大選會先來談美國城市公共設施的陳舊破敗呢？這是因為城市公共設施破敗體現的是美國社會貧富兩極化和社會的分裂。
由於美國公共設施的陳舊破敗，許多中國遊客來到美國的第一印象是國家的衰敗。很多中國人難以置信，美國這個世界上最強大的發達國家，許多地區的公共設施竟然還不如中國這個發展中國家。但是，如果僅以公共設施的陳舊破敗就斷言整個美國已經步入衰落，或被中國超過卻也有失偏頗。美國大都會地區的街道及市容，公共設施確實呈現出一個老大帝國的衰敗相，但這只是美國的一個方面，而非美國的全部。
如果從遊人如織的都會商業中心來到紐約中央公園兩側的豪華公寓區，來到哈德遜河沿岸近一二十年修建的新興豪華公寓，來到隔東河相望的布魯克林高地豪華住宅，又會感到美國的大城市似乎正在復甦和重新崛起。如果再走遠一點，來到美國各州分佈在城市郊區的富人區，人們看到的彷彿是另一個童話世界，豪華大宅風景如畫的庭院，漂亮的學校、精美的圖書館、現代化的購物中心、綠林掩映的社區公園和運動場所、精心養護的交通道路，這顯然是另外一個美國。
美國是一個資本高於政治、私權力高於公權力，私人設施優於公共設施、富人社區公共設施優於平民地區公共設施的典型國家。美國城市化的第一階段完成於二十世紀二十年代。到了二戰後，美國的城市化呈現出一個雙向過程，一方面是城市化繼續擴展，另一方面則是城市的郊區化和中小城鎮的興起。除了曼哈頓、波士頓、舊金山等幾個傳統老城市外，美國大多數城市的有產階級開始遷徙到城市遠郊和中小城鎮，兩車一房成為了美國中產階級的標誌。本世紀以來，三車一房逐漸成為遠郊和中小城鎮中產階級的“標配”。而依賴於公共設施和公共福利的中下層工薪階層不得不依附在城市周圍，一方面，大城市能提供更多的低端工作機會，另一方面，大城市有更多的公共設施和公共交通可以依賴。這是美國大城市外貌看起來比中國的北京上海落後的主要原因。
美國城市的郊區化並非“去城市化”，而是城市擴張的一種表現形式。對於居住在郊區的有產階級來説，在郊區已經構成了一個完整的城市生活圈，社區內部的公共設施相當完善。對於城市遠郊和中小城鎮的居民來説，除了高速公路以外，其餘大城市內部的公共設施跟他們並無多大關係。財富的流向決定了社區的興衰。美國財富集中的郊外社區公共設施相當完備並不斷更新，而大城市內部由於資金缺乏而導致公共設施的陳舊破敗。
當然，在紐約、舊金山、芝加哥和波士頓等傳統大城市內部也是壁壘分明，富人區和窮人區共存於一個城市，這也是美國社會分裂的一個縮影。
筆者在談美國的大選時先談城市公共設施的陳舊破敗，主要是想指出美國作為一個全世界最強大的發達國家，社會呈現出嚴重的分裂狀態。富人區與窮人區、城市與郊區，基本上分裂為兩個世界。當筆者指出美國城市公共設施的破敗時，並非是一般意義上講美國這個國家的破敗，而是講美國富人區與平民區在地理上的分裂格局基本形成。要理解美國大選，必須要先理解美國社會分化的基本格局。
二、美國收入的兩極分化
要理解美國的大選，除了先要理解美國在地理上的貧富分野外，當然還要理解美國民眾的財富兩極化。美國民眾的收入差距究竟有多嚴重大？
在紐約乘坐出租車時瞭解到，紐約出租車司機每個月的收入大致在2500美元左右，房租大約需要支付1300美元，加上水電氣、有線電視、網絡及電話，每月的硬性支出要超過1500元。剩下的1000元僅夠維持基本生存，購買房子的美國夢相當遙遠。令筆者頗有感觸的是，紐約出租車司機現在的月收入跟二十幾年前的收入相差無幾，而在這二十幾年間，美國的房價已經上漲數倍，食品價格上漲也不止一倍。出租車司機的實際收入嚴重下降是顯而易見的。但是，出租車司機的生活狀況不算是勞工階層中最差的。
根據美國學者弗雷德·馬格多夫與約翰·貝拉米·福斯特的説法，美國所有工人的實際工資自70年代以來就呈下降趨勢，比40年前降低了10%以上。現在，美國仍有350萬工人的工資低於聯邦規定的最低時薪7.25美元。此外，美國許多企業為了節省成本，大量使用短期工(nonpermanent workers)或應急工(contingent employees)。這意味着公司可以不給員工提供任何福利和休假，這種短期工或應急工的數量目前已經佔到美國全國工人的三分之一。
另外，根據美國Go Banking Rates的統計數據，有34%的美國人賬户上沒有存款，這個數字意味着美國的總人口中有超過1.08億的人沒有儲蓄。其餘的被調查者中，11%的人儲蓄介於1000美元至4999美元，4%的人介於5000美元至9999美元，僅有15%的人儲蓄高於10000美元。
美國學者Kathryn J. Edin 和H. Luke Shaefer在2015年出版的《$2.00 a Day: Living on Almost Nothing in America》指出，在1996年，美國大約有150萬個極度貧困的家庭每天靠2美元生活，而到2015年，這種極度貧困的家庭數量已經增加到300萬個。
關於美國社會貧困的統計資料太多，在此就不一一列舉。
那麼，美國的高收入階層的收入有多高呢？根據美國勞工聯合會—產業工會聯合會公佈的《高管薪酬觀察》報告，2015年標普500公司首席執行官的平均薪資為1240萬美元。美國首席執行官的平均工資和普通員工的平均工資之比，1965年為24倍、1979年為35倍、1989年為71倍、1999年為299倍。
美國工作收入的兩極化再加上資本的投資效益，美國所有家庭中的前0.1%的財富差不多是美國後90%家庭的財富總和，這個財富的鴻溝讓人感到震驚。
自美國建國以來，社會就分裂為兩個世界，一個由大多數人口組成窮人世界，一個由少數富人組成的世界，隨着時間的推移，這兩個分裂的世界差距越來越大，這是我們理解美國社會的切入點，也是理解美國大選的切入點。
三、兩極分化的內涵變化是理解美國這次大選的關鍵
關於美國社會貧富兩極化並非是一個新鮮話題。自美國建國以來，政治家、學者、藝術家對社會貧富懸殊的批評從未停止過。皮凱蒂在2014年出版的《二十一世紀資本論》用詳實的材料證明了資本主義國家，包括新大陸的美國，資本收益率一直遠超經濟增長率，繼承財富的增長速度遠遠高於勞動收入。皮凱蒂特還別指出“如今美國的財富分配比世界上幾乎所有其他地方都更不平等”。
但是，僅僅揭示出美國社會的貧富兩極分化尚不足以説明今天的美國社會。自19世紀中葉以來，各種對資本主義社會兩極分化的批評聲音一直很強烈，從馬克思到皮凱蒂，大都把資本主義社會的兩極分化界定為資本與勞動的對立，資本佔有者跟勞工階級的對立。這個基本框架當然有其道理，並有相當的事實支撐。但是，隨着資本主義自由市場的全球化，社會兩極分化的內涵發生了重大變化，這種變化實際上已經重新塑造了西方國家，特別是美國的社會結構。
二戰以後，東西方的學者都注意到一個基本事實，這就是資本主義企業股份化後所有權的分散，以及職業經理人出現導致的工薪階層的兩極化。當時的蘇聯、東歐和中國等社會主義國家的經濟學家按照馬克思主義的觀點有兩種不同解釋。一種是用馬克思主義的簡單勞動和複雜勞動的理論進行了解釋，認為只有生產資料的所有者才是剩餘價值的佔有者，私有企業股份化和職業經理人的出現並沒有改變資本的剝削本質；另一種觀點是把職業經理人看做資本權力的行使者或代言人，因而也是資本集團的一部分，職業經理層被看成是跟生產資料所有者共同瓜分剩餘價值的合夥者。
西方學界的一般看法則是把職業經理人與技術創新者共同視為人力資本，是一種高技術、高能力和高收入的工薪階層。根據這種觀點，職業經理人與技術創新者的所得被界定為一種高級勞動所得；同時，相當多西方學者以上市公司的股權分散來證明為馬克思主義的剩餘價值學説已經過時。
其實，上述幾種解釋都沒有抓住當代資本主義變化的關鍵。西方國家第三產業的大幅度增加是戰後的一個非常重要的現象，這個現象之所以重要，是因為現代社會大多數的高端服務業並沒有採取資本主義大工業生產的模式。目前，美國的第三產業在國民經濟體系中的比重已經超過80%，其中金融、財會、保險、新聞、教育、研究等高端服務業在第三產業中佔了很大比例。但與以製造業為主的大工業生產不同，高端服務業常常會採取開始個體化經營方式或合夥人經營方式。由於這高端服務業以知識和技術為主要資本，生產資料在價值創造過程中轉移的價值並不大，僱傭的員工也不多，以企業主佔有生產資料的方式榨取企業內部員工剩餘價值的説法已不足以説明這類高端服務業的財富攫取方式。
從美國各行業的收入數據看，美國大量的高端服務業，包括金融、財會、保險、新聞、教育、研究機構的從業人員和律師、醫生、各種諮詢師、心理輔導師等個體經營者已經躋身於高收入階層，其中一部分知識精英在財富的擁有上已經跟許多資本精英難分伯仲，在收入上已經超過了社會中一般小型的私人企業主。顯而易見，這部分人既難以歸到傳統意義上的資本陣營，但也很難簡單歸結為勞動者。這部分人在美國社會構成了精英主義的中堅，成為了特朗普最大的反對力量。儘管這個精英聯盟並不一定喜歡希拉里，但堅定地捍衞精英主義是他們的基本立場，為了反對特朗普，他們還是寧願選擇有可能代表精英利益的希拉里。
另一方面，隨着資本的高度集約化，一些傳統行業的小資本在經濟收入上已經遠遠落後於高級職業經理人和各種高端服務行業從業者的收入。儘管這部分人中有相當數量的農場主和服務業的小業主，但他們傾向於把自己界定為普通草根民眾中的成員，並把自己看成是全球化的受害者。他們中的大部分成為特朗普的支持者，而把希拉里視為精英階層的代表而堅決反對。
經過戰後半個多世紀的發展，美國，包括大洋彼岸的歐洲國家，儘管社會中貧富對立的形式沒有變，但在社會的內部結構卻已經發生了深刻變化，社會財富的不公平分配已經不僅僅是根源於企業內部的機制，而是根源於於整個自由市場的不公平交易。
在這種新的社會結構中，資本對社會財富的掠奪和佔有固然有對企業內部員工的剩餘價值榨取，但更多是在自由市場中通過形式上平等而事實上不平等的自由交易中掠奪自己的交易方。以美國的醫生或律師為例，美國的一個私人醫生診所或一個律師事務一年數百萬甚至上千萬的收入顯然不能簡單歸結為對辦公室內部幾位助理員工的剩餘價值榨取，這種通過提供專業服務獲取的利潤很大一部分是在自由市場中從客户手中獲得，是專業技術服務與社會需求之間的不平衡使得知識精英或技術精英在絕大多數的交易中居於壟斷地位，其獲得的利潤事實上具有壟斷性質。資本主義自由市場的高度競爭已經把一部分脱穎而出的知識精英和技術精英推到了跟大資本所有者類似的壟斷地位，美國社會中貧富對立已經不能簡單歸結為資本和勞工的對立，而是資本精英、政治精英和知識精英與草根大眾的對立。
上述社會結構的變化不僅侷限在美國，在大洋彼岸的英國及歐洲大陸也同樣存在。幾乎整個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基本上已經分裂為精英階層與草根階層兩大陣營，前者是資本精英、知識精英和政治精英的精英聯盟。資本雖在這個聯盟中居於主導地位，但在數量上已經不佔多數；後者雖然自我界定為草根大眾，但其中也不乏農場主、小業主等佔有一定生產資料的資本所有者。所以，支持特朗普的美國民粹主義者和英國主張脱歐的民粹主義者並非勞工階級的同義語，更不是先進生產力和進步的代表。二者分野僅僅是精英與草根的分野。精英階層熱烈擁抱全球化和國際化，草根大眾則堅守本土主義和地方主義；精英階層推崇虛構的普世價值，草根大眾則高揚極端的民族主義；在財富的分配上，前者對全社會構成了一種新形式的剝奪，即通過對知識和技術的壟斷地位對社會進行剝奪；後者雖然自稱草根，但在內部仍然存在着大量的中小資本對員工的剝奪。從這意義上説，希拉里與特朗普之爭只能説是精英聯盟與草根聯盟之爭，而決不能歸結為資本與勞工之爭，更不能歸結為先進與落後之爭，因為二者都不代表社會的公平正義。
綜上所述，美國2016年大選表現出來的精英主義與民粹主義的對壘有着深刻的社會根源。社會的兩極分化仍是美國社會的基本形態，但兩極分化的內涵已經發生了深刻的變化，正是由於美國社會結構的根本變化導致了這次美國大選的“特朗普現象”和“希拉里現象”。美國傳統的自由派與保守派的對立與分歧雖然還存在，但已經退居其次，精英主義與民粹主義、普世主義與本土主義的對立與分歧成了當下美國政治的主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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