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魯鄭：美國真是個“大熔爐”，我説的不是種族是制度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宋魯鄭】
我是研究比較政治的，來到美國觀選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探求雙方的異同。
中美之異當然很多，更何況美國一向以“例外”自詡，認為自己獨特優越，是以自由、個人主義、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思想為建國基礎的國家，在世界上領導與保衞自由潮流，為人類提供機會與希望。有多項特徵在政治學上獨一無二，如反專制獨裁的傳統。
其實，“美國例外論”這不過是托克維爾1831年杜撰之語。現在卻成了美國自認為可以凌駕於國際法之上，推行全球霸權主義和極端利己主義，干涉其他國家內政的藉口和思想根源。尼克松在《1999：不戰而勝》一書中曾如此自我感覺良好的寫道：“如果美國不在國際社會中起中心作用，和平與自由就不能存在下去。這是一個簡單的事實”。
然而，美國政治究竟是什麼？這對許多中國人來説，都是一個想解開的謎。一百多年前梁啓超去美國時，中國積貧積弱正處於谷底，美國蒸蒸日上已成為世界第一大經濟體。儘管如此，他仍對美國民主政治充滿了懷疑，因為他發現那是平庸者與腐敗者的遊戲，頻繁的選舉令政策難以持續，往往是三流人才加入政治生活。
這種懷疑甚至也針對社會層面：當歡迎他的學者杜威在演講時向聽眾大聲問道：“你們之中有誰曾經有病而由上帝治好的？請起立。”結果聽眾隨之而起立者過半數（就是今天，也有46%的美國人相信上帝造人，75%的美國人相信上帝存在。哪怕一位球星表現出色，也可能被認為是上帝幫忙）。迷信至此令梁啓超百思不得其解。
1988年，當時的著名學者王滬寧去美國做學術訪問之後，寫下觀察心得《美國反對美國》。在本書他提出觀察一個國家的重要原則：即以歷史-社會-文化條件的框架來分析。
以我本人的理解，此含義大概和中國著名的國學大師錢穆的觀點類似：“政治制度必然得自根生。縱使有些可以從國外移來，也必然先與其本國傳統有一番融和媾通，才能真實發生相當的作用。否則無生命的政治，無配合的制度決然無法長成”。他還有這樣的一問：“試問哪裏有無歷史因襲的政治，無傳統沿革的制度，而可以真個建立得起來的？”
美國的文明源自歐洲，如果説歐洲是原創文明，美國就是次生文明。雖然美國是一個很年輕的移民國家，但它的文明根底還是歐洲。歐洲國家眾多，經歷過民主，也經歷過專制，有個人獨裁，也有貴族制，也有共和制。這一些在制度演變過程中都不會消失，而是以某種形式保留下來。從而成為各種制度的混合體。
這裏先不妨拿世界第一個民主國家英國為例。英國的憲政學家們如戴雪、白芝浩等就認為君主制、貴族制、民主制各有優缺點，只有英國巧妙的把三者融合在一起。所以在英國，既有代表君主制的女王，也有代表貴族制的上下議院（上議院不經選舉產生），更有民主制度的百姓投票。
其次，白芝浩把英國政制分成兩個部分，即“尊嚴的部分”和“效率的部分”。“尊嚴的部分”是英國政制的外觀，“效率的部分”是它的本質；前者具有激發和保留人們崇敬之心的功能，它使政制獲得了權威和動力，而“效率的部分”是對這種權威的現代運用；前者是從悠久的歷史中繼承下來的，它複雜而堂皇，古老而莊嚴；後者是具有現代性的，簡單而有效。大致上説，該政制中君主和貴族院屬於“尊嚴的部分”，平民院和內閣屬於“效率的部分”；英王是“尊嚴之首”，首相是“效率之首”。
白芝浩特別指出，“尊嚴部分”是數個世紀政治文化積澱而成的，而不是通過立法製造出來的。它不是一種法律性的東西，而是一種政治性的東西，而且是一種政治心理或政治情感層面的東西。對於其他國家而言，英國政制中“效率的部分”是可以仿效的，但作為政治心理層面的“尊嚴的部分”是難以仿效的。而對於具備相同政治心理的民族而言，對英式政制的仿效只移植其“效率的部分”是不夠的，而必須使其“尊嚴的部分”得到相應的安排。
美國獨立後雖然形式上建立了和英國完全不同的制度，但它是模仿英國的政治原則進行設計的。
今人不管怎樣歌頌華盛頓，尤其是他只做兩任總統的空前之舉，但當時的華盛頓還是擺脱不了帝王的影響。比如任職之初他喜歡在自己的稱呼前加上只有國王才使用的“殿下”兩字，其他國家的國王談到自己時都會用第三人稱，華盛頓也同樣如此。他還效仿歐洲王室，無休止地舉辦接見會和宴會，以及在整個美國巡遊。其實當時的百姓也並不理解“總統”的含意，只不過把它當成“選舉出來的國王”。
華盛頓像
直到今天，美國仍然可以稱為是多種制度的混合體。一方面百姓可以直選州長、參眾兩院和市長，這是票決民主的一面。但另一方面總統仍然不能直選，最高法院也不能直選。眾所周知，參議院的設置目的就是為了制約代表大眾的眾議院，所以1913年以前參議院都不能直選。大法官由總統提名，但需要參議院批准，這種運作方式就帶有鮮明的貴族制、寡頭制的影子。
君主制的成分主要體現在總統的職權上。首先，美國總統是集國家主席、總理、軍隊總司令、政黨領袖、首席立法者五大職能於一身。
其次有些權力是完全不受制衡的。比如外交承認和撤銷的權力，不需國會批准。還有一個是赦免權。雖然從西方政治法理上任何行政權都要受到監督，但美國仍然保留了總統這兩個不受控制的特權。
歷史上看，華盛頓就使用赦免權結束了威士忌叛亂。林肯和安德魯·約翰遜總統則赦免了聯邦軍一方的官兵。福特和卡特則赦免了逃避越戰兵役的人。當然最著名的則是福特赦免了尼克松。最近有爭議的則是克林頓在任職的最後一分鐘赦免了130個罪犯，其中包括他同父異母的弟弟以及逃税52億美元的罪犯——這個人的前妻曾在克林頓競選總統時捐過大筆資金，還為克林頓圖書館慷慨解囊。
所以中國人民大學美國問題專家金燦榮教授就説：“美國政治制度裏面有君主制、寡頭制、貴族共和、民主制。既不是最初意義上純粹的民主，也不是完全的代議制民主，而是混合制。美國政治制度的成就在於此。”金教授還特別指出：“美國的媒體和學者很壞，只強調單一的代議制民主這一面，讓其他國家學這個，鼓吹不管什麼事，一投票就解決了 ”（《打鐵還需自身硬——大危機時代和中國式突圍》 ）。
和西方類似，中國也是混合制度，只不過由於歷史—社會—文化的不同，各有不同特色罷了。
中國有幾千年的皇朝歷史，對中國今天的制度自然有着不容否認的巨大影響。比如既有國家主席也有總理的設置，即國家元首與行政首腦兩權分開。這和中國過去皇帝與宰相的傳統密不可分。中華民國就是如此，到今天的中國台灣地區也仍然如此。其他類似的國家則有法國和俄羅斯。原因也和中國一樣：長期的皇朝制度、國王與宰相的傳統。
綜合來看，如果以西方政治理論來表述，今天中國的政治制度也包含多種成分。在村這一級已經實現直選。也就是説佔中國近一半的農村可以直接選舉自己的基層領導。另外縣鄉兩級人大代表也是直選，涉及九億百姓。之所以能夠在基層實現直選民主，這又和中國歷史上村級自治傳統有關。過去的王朝，其實際管理能力大多也就到縣這一級，再往下就由當地鄉紳來管理。
此外，在政協的設計上。政協委員（不稱代表）的產生是推薦而不是選舉。全國委員會委員名單，由各黨派中央、各人民團體、無黨派民主人士、各個界別等協商提出。地方的全國委員會委員，由各省、自治區、直轄市協商推薦。這些委員多以社會的成功人士居多，知名度廣，影響力大。但同時政協的職能為協商、監督和參政議政，並無實質性的操作層面的權力。
人才推薦這種方式早在春秋戰國和秦漢時代就已存在，即 “察舉徵辟制”。察舉制是通過地方官的考察、推薦，將一些符合朝廷要求的人才推薦出來，供朝廷直接任用或經過一定形式的考核再加以任用。雖然從隋唐開始選拔人才主要是科舉制，但推薦做為選拔人才的方式一直仍是重要存在。比如誰是誰的門生之論。曾國藩就因為是軍機大臣穆章阿的門生而屢受關照，李鴻章則又因為投身於曾國藩門下而屢被推薦，後來的袁世凱也同樣是得力於李鴻章的大力推薦。至於戰爭期間，一場仗打下來，主帥向朝廷上表獎勵有功之士更是推薦之法。
再看中共的領導體制，即政治局和常委的設計。當然按照社會主義的理論體系，這被稱為民主集中制。中共領導集體的產生有三個條件：一是長期的基層歷練。這種歷練主要是能力的檢驗和經驗的培養。這個過程中，官員和民眾的互動也是民眾參與的一種形式。二是黨內民主，即中央委員會和政治局的投票。三是元老的智慧，即人才推薦。這顯然本身就是多種形式的混合。
最後有必要再説一下法國。如果説英國是漸進、經驗、保守的政治道路，法國則是激進政治主義的代表。所以今天的法國雖然也是混合政治體制，但法國是唯一一個民眾可以直選國家最高領導人的西方國家，激進程度遠超其他國家。
另一方面總統又享有不受制約的巨大權力：可以任命總理和內閣部長（以及省長、駐外使節、法官、大學校長等）、主持內閣會議、可以解散國會，外交、國防獨專（包括高級將領任命權）、有赦免權。國會卻實際上不能彈劾總統（過去規定除叛國罪外不能彈劾，後來又針對職務不當彈劾設置了極高的門檻）。
假如法案遇到強大反對，總理可以援引憲法49-3條款，不經國會投票，直接通過，然後總統簽字成為法律——這在美國是無法想象的。自1958年法蘭西第五共和國成立以來，49-3條款已被使用85次之多。當然，國民議會可以在24小時內提交不信任動議，若不信任動議隨後通過，則相當於政府被推翻。此時，政府需辭職，法案也不會通過。只是歷史上，這種情況從未發生過。
法國是唯一一個民眾可以直選國家最高領導人的西方國家，激進程度遠超其他國家。
法國的省長一職需要特別解釋一下，他是由總統任命代表中央政府的。地方的行政首長雖然是民選的，但沒有動員警察的權力，這個權力是由省長掌控的。這也間接證明了總統權力之大。
所以法國傳統上都自稱第五共和憲法是“帝王色彩的憲法”。2014年10月21日，國會兩院表決通過國會解除國家元首職務細則。反對的參議員阿莎西女士批評道 ：“總統是一種有期限的君主”，“免受一切民主監控”，“我們主張，除了與總統職務有關的行為，總統的行為應有刑事約束，因此我們不贊成這項法律草案”。
這裏必須指出的是，雖然從形式上看，東西方都是混合政治制度，但從本質上兩者有着明顯的不同。
西方政治學史，從柏拉圖開始強調的是制度分類，權力分立，社會契約，注重的是自由、正義、平等、主權（來自於人民或來自於上帝）等理念。但絕少研究一個制度的目的為何。
中國的政治學史，很少關注抽象的理念，但對政治運作的目的十分重視：如民為邦本（尚書），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孟子）、天之生民非為君，天之生君以為民（荀子）的人民優先論和民本論、水能載舟也能覆舟；“天下非一人之天下，天下人之天下”（《六韜·武韜·順啓第十六》）的天命觀。對中國政治有着深遠影響的《貞觀政要》開篇就是：“為君之道，必須先存百姓”。
所以，雖然中國的帝王也自稱天子，也聲稱自己的權力來自上天，但與西方路易十四那種“君權神授”的意識有巨大差別。中國帝王獲得權力後要治理好國家，否則，就將喪失這種合法性。
也就是説中國的政治目的很明確，就是為民。這種差異可以理解何以西方必須發展出契約式的民主制度：人民只有擁有選票，政治人物才會考慮到他們的利益。而中國天然認為政治的使命就是如此。所以，美國著名的政治學者福山從自己西方的思維和傳統出發，曾於2010年這樣斬釘截鐵地評價中國：“關於農民的養老金及醫療保障等，他們的要求是一個沒有組織起來的力量，所以就不會有相應的強有力的政治影響力。”結果卻是僅僅兩年就完全建立。這是西方政治學所無法理解的。
雖然今天的西方通過一人一票的制度設計，強迫政治人物必須考慮民眾的利益，但和中國的民本仍然有兩個根本性的不同：一是政治人物為了選票過於迎合民眾的短期非理性要求，比如不切實際的福利承諾，不顧後果寅吃卯糧的開支或減税，不顧風險的經濟政策，如美國的次貸。最後釀成經濟危機，受損的仍然是民眾。
不妨看看希臘和冰島破產後，民眾的生活狀況。儘管希臘東正教禁止自殺，不能舉行葬禮，但自殺率依然大幅上升。然而政客不僅絲毫不受懲罰，不用承擔任何責任，相反任滿正常下台後還繼續享受可觀的退位待遇。這種民主實質是通過犧牲國家和民眾未來利益以換取權力的政治欺騙，這和過去赤祼祼肆意壓榨民眾有什麼本質上的區別嗎？
2008年，冰島瀕臨破產，民眾聚集街頭抗議。
二是雖然政客獲得權力的過程中需要民眾的一人一票，需要回應一下民意。但這個過程同樣需要資本的支持，更重要的是，政黨在獲得權力後，民眾無法再對權力產生影響，但資本卻依舊全程發揮作用。資本通過遊説、捐獻、提名以及親自任職的方式，深度捲入政治。
奧巴馬第一次競選時曾聲稱不讓一個遊説者進入政府，結果三分之一的成員來自遊説羣體。從1953年至1980年，九屆政府中，擔任過國務卿、財政部長、國防部長等重要職務的有二十三人，其中十人之前是大公司董事或高級合夥人，八人是大公司的董事長或總經理，五人在華盛頓或紐約做高級律師。除了核心職務，其他要職也是一樣。杜魯門兩年間任命了一百二十名官員，四十九位是銀行家和實業家，其他人也都與財團有關。隨後的艾森豪威爾首屆政府中，共有二百七十二名高級官員，一百五十人是企業主、其他人也與財團有着直接的聯繫，其內閣閣員分佈在八十六家大公司中。
前幾年倒閉的美國第17大公司安然，是布什總統最大的金主之一，71%的參議員、眾議院能源委員會的23名委員中居然有19名拿過安然的錢，甚至聯邦能源管制委員會的主席就是在安然總裁的推薦下才獲得這一重要職位的。一個在國會和政府中都有發言權的安然，怎麼可能得到有效監管呢？直至自我毀滅為止。這個案例深刻地反映了美國政治是如何在金錢的支配下運作的。
另外一種方式就是政治人物離職後加入財團。從1992年於2004年，幾乎有一半離開國會的議員加入這個利潤頗豐的説客大軍——或者他們在任時雙方就達成默契，議員為他們辦事，財團則在其離職後投桃報李。
資本對政治的影響可以説體現在方方面面。如果打開克林頓和特朗普兩位候選人的網站，首頁出現的不是他們的政策和理念，而是捐款。我到美國觀選前，為了及時得知他們的活動安排曾留下自己的信箱，結果收到第一封郵件就是要我捐款。
這種包裝成民主但卻實質仍然由資本控制的制度，怎麼可能以人民利益為重，時時以人民利益為政治的目的呢？所以2008年經濟危機後，美國爆發佔領華爾街運動，並在西方媒體的極力封殺和抹黑下依然席捲全球。
中國以民本為實質的制度，既能應對和遏制非理性的民粹主義，能夠實行痛苦但又符合國家人民長遠利益的改革，也能控制資本對政治的影響，目前看還沒有出現西方政治被資本綁架犧牲民眾利益的現象。
雖然東西方的發展，或許永無定論之時，但就可以預見的未來而言，趨勢已經非常明顯，時間顯然在中國一邊。這從美國急迫地推出亞太轉移、全力推動TPP、竭力捲入南海、公開反對中國主導的亞投行四起重要事件上就能看出來；當然更能從美國在歐洲最重要和密切的盟友英國率先加入亞投行、在南海最重要和密切的盟友菲律賓改弦易轍上看出來；全球更能從好不容易達成的TPP被共和、民主兩黨共同拋棄看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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