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順子：送別潘基文，世界再次錯過“仁政治世”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周順子】
2016年快要走到盡頭，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的任期也將結束。
這個時刻也是有歷史意義的——在送別這位第八屆聯合國秘書長的同時，世界也在送別第一位來自東亞的聯合國秘書長。
一位東亞人聯合國秘書長的特殊意義在於：東亞不僅僅是個地理概念，由於處在儒家文化圈當中，更是一個文明概念。
任何一個來自東亞的世界級領導人，都有理由將自己與來自歐美、來自南美、來自非洲或大洋洲的所有其他領導人區別開來，也有理由為聯合國這個世界級領導機構做出自己獨特的貢獻。不因為別的，就因為他來自偉大的儒家文明。
儒家文明對於整個人類文明的價值不用多説，在東方的崛起和西方的衰落都已成不可逆轉之勢的今天，在其他非西方文明都不能為人類社會的未來提供方向的今天，其世界意義無論怎樣強調都不過分。
潘基文來自東亞，但他來自位於儒家文明邊緣地帶的韓國，要求他像一個哲人一樣為聯合國貢獻東方思想和智慧，多少有些苛責了。尤其是與他那位事業上的前輩、真正把東亞文明的思想精華引入聯合國的第一人、當年中華民國政府聯合國代表團團長張彭春相比，就更是如此。
可惜的是，世人大多遺忘了這位可敬的前輩。值此送別潘基文秘書長之際，有必要再回顧一下聯合國思想體系重要奠基人之一——張彭春。
張彭春
張彭春與《世界人權宣言》
《聯合國憲章》生效不久，聯合國籌備委員會建議經濟及社會事務理事會盡快成立人權委員會，並起草一份“國際權利法案”。1946年2月16日，聯合國人權委員會正式成立，由美國代表、美國第一夫人埃莉諾·羅斯福擔任主任，而當時中國國民政府的代表團團長張彭春被任命為副主任。
3月24日，羅斯福夫人任命八個國家代表組成的起草委員會，張彭春是其中唯一一位來自東亞儒家文化圈的人。經過了9個月的艱難討論、商議和投票，出於對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反人類罪行進行深刻反省，《世界人權宣言》終於在12月10日通過，旨在維護人類基本的權利，捍衞世界和平。
在《世界人權宣言》的起草過程中，張彭春居功甚偉，將傳統儒家的“仁政”思維融入到宣言中，極大推動了世界人權觀念的反思與發展。
張彭春極力主張打破西方中心主義，使《世界人權宣言》更多地體現國家、民族的價值。《宣言》草案第一條的初稿曾被認為“充滿強烈的基督教色彩”，是一種推崇“上帝”和“自然法”的觀念表達。而張彭春高屋建瓴地提出：“我們都不希望一個作為保護和尊重全人類基本人權和自由的宣言所反映的觀念過於狹窄。宣言應該既反映出托馬斯·阿奎那的思想，也應該反映出孔子的思想”。
在張彭春的據理力爭之下，起草委員會刪除了“本性”一詞，並將“仁者愛人”的思想放在宣言中。他將“仁”翻譯為conscience，主張將“conscience”（良心）同“reason”（理性）並列為人最重要、最基本的兩種品性。最終，《宣言》的第一條由“People should be brothers. As members of a family endowed with reason, they are free and equal in dignity and rights”（人皆為兄弟。作為賦有理性的家庭成員，他們生而自由，在尊嚴和權利上一律平等）改為“They are endowed with reason and conscience and should act towards one another in a spirit of brotherhood”（他們賦有理性和良心，並應以兄弟關係的精神相對待）。
據會議記錄等相關資料顯示，《宣言》30個條文及序言中，張彭春對至少11個條款做出了直接貢獻。
聯合國人權司第一位司長、《宣言》起草委員會的加拿大代表約翰·漢普萊（John P. Humphrey）在日記中這樣評價張彭春：“他（張彭春）比我們委員會中任何一個成員都聰明得多。我很喜歡他的哲學思想。”“他是折中藝術的大師，通過引用孔子的名，總能找到辦法讓我們的工作免於陷入僵局”。而人權委員會主席埃莉諾·羅斯福則稱讚他為“協調中國和西方的藝術大師”。
理性VS仁愛
在部分人眼裏，或許張彭春僅僅改動了一個詞而已，將“良心”加入到《世界人權宣言》之中；然而，從這一字之差的“仁愛”與“理性”之爭，我們或許可以一窺中國與西方社會在世界秩序觀上的巨大差異。
西方世界崇尚理性，具體來説，理性的行為通常被定義為利益最大化。具體到個人是個人利益最大化，上升到國家則是國家利益最大化。當雙贏局面能夠給本國帶來更大利益時，西方國家們樂意合作；而在贏者通吃的局面下，結果往往就是你死我活的爭鬥。
基於理性的利益至上觀念，西方國家更相信世界秩序應建立在能力和硬實力之上。對此，鄭永年教授曾論述道：
“儘管它們也強調軟力量或者思想道德説教，但它們也意識到即使是軟力量，也需要硬實力作為基礎。沒有硬實力作為背景，無論怎麼好的軟力量也不是力量。西方各國的世界秩序觀無一不是以自我為中心的，無論是傳統上的帝國體系還是近代以來的主權國家體系。所不同的是，帝國體系表現出來的是赤裸裸的國家之間的不平等，而近代以來的主權國家體系，可以用形式上的平等來掩飾事實上的不平等。”
與西方世界不同，儒家思想強調建立在人類良知之上的政治，也就是孟子所強調的“仁政”。“修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政治秩序的基礎是“不忍人之心”的道德，而非基於“霸權”的硬實力。“仁政”講究“推己及人”，其“推廣和宣傳”模式是“吸引”，而非“讓人屈服”。儒家的世界秩序觀是讓“遠者來”，通過對基本道德、良心的堅守，以教化和榜樣的作用產生對別國的吸引力。
在儒家的世界格局觀念中，國與國之間的誠信、謙讓、尊重、憐惜他國人民的財產與生命是重要的準則。這套評判標準，早在2500年前中國的經籍《春秋》中即已確立，如退避三舍的典故，如“發於惻忍之心，不忍一國相食”，如楚莊王敗鄭國而不奪其土。
“以德服人”和“不嗜殺人者能一之”曾被歷史證明是可以實現的。唐朝就是一個例子，相較於盛唐時代的幅員遼闊、經濟繁榮，唐朝的軍事實力小得不成比例。朝廷本身的軍隊很少，更多地依賴於少數民族的武裝。
出於儒家的“仁義道德”原則，有着強大經濟、軍事實力的大國應比小國承擔更多的道德責任。《呂氏春秋》的“慎大”一篇認為：“賢主愈大愈懼，愈強愈恐”。趙襄子一日攻下兩座城市，卻面有憂色，概因“今趙氏之德行，無所於積，一朝而兩城下，亡其及我乎”，擔憂自己的道德能力趕不上軍事能力。孟子強調“惟仁者為能以大事小”，要求大國的民眾和領導人應提升道德，尊重小國，唯有此道，才能維護大國的長久昌盛。
相比之下，西方社會的“理性”和“利益”觀引導一個社會的人將其他人看作是同自己爭奪既定資源的競爭對手，自己的生活狀況取決於競爭的結果。上升到國家，則是一國將他國視作爭奪資源的對手，而競爭的手段從不排除武力手段。
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剛結束時，當時的中國思想家康有為就堅持認為，西方政治哲學沒有出路，世界的未來還是要回到《公羊春秋》的“三世説”軌道上來。他在1920年春寫的《致徐世昌電》中寫道：
“《春秋》據亂世內其國而外諸夏，昇平世內諸夏而外夷狄，太平世無夷秋，天下內外，大小為一。內其國者焉，專言國家學者。必專言治國，則以已國為親，而視異國為讎，故日爭奪異國之權，制異國之人民……若私其國者，殺敵愈慘，立功愈高。拿破崙好戰，而死歐民五百萬；今德皇威廉好戰，而死傷天下之人以千萬計，皆由內其國而自私之故。故孟子曰：善戰者，為民賊也。專言治國者其害如此。若夫昇平世，內諸夏而外夷狄，則有國際聯盟以求列國之和平矣。而猶有外夷狄者，亦以野蠻小國教化未至，政治未具，則不能一視同仁而欺凌之。歐美人互想提攜而擯斥他種，夷滅菲洲，彼亦自謂內諸夏而外夷狄者也。惟今美總統威爾遜對國際聯盟之議，求世界之和平，今天下國家，無小無大，平等自由，由此真太平之實事，大同之始基矣。”
“天下內外，大小為一”是個世界烏托邦，人類命運共同體，它所期冀的是有着共同的世界理念、不存在霸權的世界格局。基於“良心”的相互體諒，鑄就一個和諧、溝通、協作的世界制度。著名學者費孝通將這種文化概括為“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與共，天下大同”。
而這正是聯合國得以成立、得以存在、得以發展的精神取向。
儒家的“仁愛”哲學觀首先由張彭春先生引入聯合國，由他所開創的事業，仍需要來自東亞儒家文化圈國家的聯合國官員一代接一代地進行下去。
從這個角度看，潘基文只是一個過渡人物，雖然沒有大的缺陷，卻也沒有大的貢獻。
謹以此文送別第八任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先生。
在推行仁政這件事情上，潘基文所做的努力並不多
（由衷感謝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研究員文揚老師對本文的指導和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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