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思義：無論誰上台，中美對抗都不符合雙方利益
【文/ 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羅思義】
2016年美國總統大選，讓我們見證了美國經歷大蕭條以來最嚴重的政治動盪和社會分化。這輪政治動盪和社會分化的根源在於，美國當前的社會經濟形勢——美國家庭收入不及十五年前水平，以及三十多年來美國經濟不平等急劇上升。
但特朗普和希拉里兩位美國總統候選人對此視而不見，反而爭相抨擊中國，試圖將美國民眾的注意力從解決實際問題上轉移開來。比如，特朗普指責“中國人為壓低人民幣匯率，獲得了不公平的出口競爭優勢”。
事實上，美國財政部自2015年10月19日公佈覆蓋其主要貿易對象的《國際經濟和匯率政策報告》後，就不再指責人民幣匯率“大幅低估”。希拉里則表示，假如她成為美國總統，她將會嚴懲中國的非法行為。另外，她將繼承奧巴馬政府的“重返亞太”政策，繼續與中國搶奪亞太主導權。
對中國來説，反擊美國總統候選人的最有效方式是讓美國民眾明白，美國打壓中國不僅不符合中國的利益，而且也不符合美國人民的利益。因為中美關係是世界上最重要的雙邊關係，兩國家間的動態也會對世界總體形勢產生深遠影響。
2016年美國總統候選人和美國國會的民眾支持率緣何如此之低？
正如美國所有主要政治評論家所説，2016年美國總統大選所呈現的及為嚴重的兩極分化和動盪，至少是大蕭條以來從來就沒有出現過。特朗普擊敗共和黨當權派青睞的所有候選人，贏得共和黨總統候選人提名。同時，民主黨初選初期，伯納德·桑德斯成為近一個世紀以來美國歷史上第一位獲得最多支持的信奉社會主義的總統候選人，他對被民主黨寄予厚望的另一候選人希拉里構成重大挑戰，甚至差點擊敗後者。
美國人對希拉里和特朗普兩位總統候選人都不滿意。競選結果揭曉10天前的美國民調顯示，反對希拉里的美國選民佔52%，支持的佔45%。同時，反對特朗普的美國選民佔59%，支持的佔38%。數據清楚地表明，美國選民對兩位總統候選人的不滿意度超過滿意度。
美國民眾對美國國會的不滿意度甚至超過對總統候選人的不滿意度。美國重要的民調機構——皮尤研究中心所作的定期民意調查顯示，1995年，支持美國國會工作的美國選民佔53%，反對的佔37%；2015年，支持率降至僅27%，反對率則飆升至69%。
2016年10月，蓋洛普諮詢公司所作的“你是否贊成或反對美國國會的工作方式？”民意問卷調查發現，不支持美國國會工作方式的人佔76%，支持的僅佔20%。
總的來説， 2016年，美國公眾既討厭兩位總統候選人，也強烈反感美國國會。鑑於這種情況，受美國主流政治排斥的桑德斯等候選人贏得美國草根力量的大力支持，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美國家庭收入中位數十六年來一直呈下降趨勢
美國選民這種不滿情緒的經濟根源顯而易見。 2015年美國家庭收入中位數仍低於其16年前水平。2012年美國家庭收入中位數，更是堪比大蕭條時期的低谷水平，較其1999年峯值水平低逾9%。也即是説，16年以來美國民眾收入嚴重下降——這在任何國家都會引發嚴重的政治不滿和憤怒。
美國不平等問題加劇，以及美國收入下降的人口比例越來越高，日益成為美國的99%，導致美國內政治形勢變得更糟。佔美國人口絕大多數的(80%)的中下層人羣收入佔全部居民總收入比重呈下降趨勢，從1967年的56%下降至 2015年的49%。同期20%的美國富裕階層的收入所佔比重則從46%升至51%。換言之，截至2015年，20%的美國富裕人口收入佔全部居民總收入比重超過80%的美國中下層人羣。
自里根1981年就任總統以來，美國不平等急劇增加。從1980 年至2015年，20%的美國底層家庭收入佔全部家庭總收入比重從4.2%降至3.1%；5%的美國富裕家庭收入所佔比重則飆升5.6%，從16.5% 升至22.1%；80%的中下層人羣家庭收入所佔比重暴跌7.1%，從55.9%跌至48.8%。
鑑於1980後美國收入不平等急劇增加，美國政治動盪嚴重加劇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美國收入呈負面趨勢背後的基本經濟原因同樣顯而易見。如圖1所示，以能消除短期經濟週期波動影響的20年移動平均線計算，從1980年至2016年，美國人均GDP年均增長率下降一半，從2.6%降至1.3%。由於美國家庭收入的中位數的下降，美國的收入不平等急劇增加，這因此而造成了美國經濟增長的放緩。
最近一段時期，美國經濟放緩變得更加嚴重。如圖2所示，按照10年移動平均線計算，受國際金融危機影響，美國人均GDP年均增長率降至0.5%——接近停滯狀態。人均GDP增長水平如此之低，美國人民生活水平顯著提高幾乎是不可能的。
美國經濟放緩已有半個世紀之久
最後，有必要指出的是，1980年以來美國經濟放緩變得更為極端，只是其長期趨勢的一部分：美國經濟放緩已有半個世紀之久。正如圖3所示，再以能消除短期經濟週期波動影響的20年移動平均線計算，二戰後美國人均GDP增速達到峯值是在1969年，為 2.8%。然後到1980年略微放緩至 2.5%，到2016年則加速放緩至僅1.3% 。如圖2所示，按照10年移動平均線計算，美國人均GDP年均增長率更低，為0.5%。
總之，近50年來，美國經濟一直呈放緩趨勢。這是美國家庭收入呈負面趨勢，以及上文所指出的政治不滿和動盪加劇的原因。它同樣提供了一個分析美國民眾對中美關係影響的背景。
中美經濟關係可實現雙贏
正如下文分析所示，外貿和投資並非決定美國近期經濟表現的主要因素。眾所周知，無論從理論還是實踐來看，貿易擴張和良好的經濟表現之間存在相關性。
亞當·斯密在現代經濟學的奠基之作《國富論》的開篇第一句話就指出：“勞動生產力、人類勞動技能以及思維判斷力的大幅提高，都是勞動分工的結果。”勞動分工必然包括國內和國際勞動分工。大量的實證研究證實，經濟開放度和經濟快速增長之間存在正相關性。
當然，經濟結論也印證了“1929年後全球貿易保護主義抬頭是引發現代歷史上最嚴重的經濟危機——大蕭條的罪魁禍首”的事實。正是由於這一災難性的經歷，美國在二戰後改變了其以前的貿易保護主義路線，用時半個世紀推動建立開放的世界貿易秩序——這對其本身和其他國家來説都是雙贏。
全球化帶來了巨大的經濟利益——這不僅是對美國而言，更是對1978年啓動改革開放的中國而言。拙著《一盤大棋？中國新命運解析》對這一過程有全面的分析，這裏就不再贅述。
在全球化發展的新階段，中美經濟關係是最具有決定性的因素。按照當前匯率計算，美國和中國分別是世界第一和第二大經濟體，兩國合佔世界經濟比重的39%。同時，兩國也是世界第一和第二大貿易國。
總之，中美兩國加起來足以對世界經濟和世界貿易，發揮決定性作用。因此，要解決世界貿易和投資中存在的問題，最關鍵的步驟離不開中美兩國之間的溝通和協商。
此外，從經濟學基本原理角度看，根據中美兩個不同經濟體的特點，中美兩國能夠建立起互惠互利的經貿關係框架。
中國是世界上最大的中高收入經濟體，美國則是世界上最大的高收入經濟體。就中等科技產品而言，中國既擁有與美國相當的技術水平，也擁有美國無法比擬的低得多的工資成本。因此，中國在中等和中高端科技產品方面擁有決定性的競爭優勢。如果美國製造這類產品，而不是從中國進口，將導致美國消費者和生產商價格成本大幅上升，拉低美國生活水平和美國國際競爭力。
但同樣，與中國相比，美國在高科技領域具有競爭優勢。按照最合適的長期比較指標——購買力平價（PPP）計算，中國的人均GDP（大體可反映兩國生產率的指標）僅相當於美國的27%。即使有最好的經濟政策，中國也需要數十年時間才能達到美國的生產率水平。換句話説，與中國相比，美國在高科技產品上擁有數十年的相對優勢。
顯而易見，無論是短期還是長期，只要中美雙方堅持經濟合作，都將產生雙贏的結果。中國將繼續擁有生產中等和中高端科技產品的生產能力，這一點比美國自己生產，更加有利於提高美國生活水平。
同時，美國也將繼續在高科技產品上保持對中國的競爭優勢。因此，中國要想在高科技領域迎頭趕上美國，就必須向高科技製造業配置更多的資源。
中美經濟結構具有互補性的的特徵，解釋了為什麼中美雙邊貿易如此具有活力。眾所周知，美國是中國最大的出口國。自1999年以來，各經濟體對美國的總出口中，中國份額增長5.5%，歐盟、日本的份額分別下降2.8%和4.6%。與此同時，從美國的總進口額中，中國的份額增長11.2%，歐盟、日本的份額分別下降0.2%和6.0%。
總的來説，相較於歐盟或日本，中國對美國的進出口增長更有活力。
中國和另一個高科技國家——德國也存在這種雙贏關係。中國從德國進口高質量機牀設備和其他裝備，同時對德國出口中等、中高端科技產品。兩國都因此而受益——事實上，德國對中國存在貿易順差。
最後，從地緣政治角度來看，中美之間也沒有必要發生重大的軍事衝突。中美兩方的重要政治力量都不會希望中美之間發生核戰，因為這將導致兩國共同毀滅。而美國受益於太平洋和大西洋的保護，所以用常規戰爭手段軍事入侵也是完全不可能的。
因為經濟關係可以實現互利共贏，也不一定發生軍事衝突，所以中美經濟關係存在長期穩定的客觀基礎。這也證明，“中美‘修昔底德陷阱’不可避免，兩國必然發生暴力衝突”的説法是錯誤的。拙文《中國要足夠強大，才能避免“修昔底德陷阱”》也從歷史類比和地緣政治兩個角度對此進行了論述。
上文分析了中美關係可以實現互利雙贏，下文我將從美國民眾的角度，談談美國一旦決定從口頭抨擊中國，到對中國動武，會對美國民眾產生什麼樣的後果。
中美對抗背景，與美蘇冷戰時期不同
分析美國決定與中國對抗的後果，其最佳切入點是比較美蘇冷戰。冷戰時期美國之所以擊敗蘇聯，是因為蘇聯的經濟規模比美國小得多，加上蘇聯經濟政策失敗。
正如圖4所示，即使在國力最接近美國的1975年，蘇聯經濟規模也不到美國的45%。此外，1975年後，由於經濟缺乏活力，蘇聯GDP進一步落後於美國，以致於1991年蘇聯解體時，其經濟規模僅相當於美國的32%。
有必要指出的是，20世紀70年代中期後蘇聯經濟規模進一步落後於美國的原因並非由於美國經濟騰飛——正如上文分析所示，當時美國經濟已呈放緩趨勢。決定性的因素是蘇聯經濟急劇放緩。
圖5對美國與蘇聯經濟增長變化進行了比較，雖然當時美國經濟正呈放緩趨勢，但蘇聯經濟放緩幅度更大。按照10年移動平均線計算，從20世紀70年代中期起，蘇聯經濟增長放緩遠比美國嚴重。
這些趨勢決定了美蘇的戰略優勢與劣勢。蘇聯擁有極其強大的軍事力量，但因其軍事支出佔經濟比重遠遠高於美國，導致其經濟不如美國有活力。
當前的中美關係則幾乎完全相反。雖然美國的軍事實力強於中國，但中國的經濟規模與美國的差距遠小於冷戰時期蘇聯與美國的差距。如圖6所示，按照當前匯率計算，中國的GDP已達到美國的61%，顯著高於蘇聯曾達到的水平。
但眾所周知，與發達經濟體相比，發展中經濟體匯率明顯被低估。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按照國際可比價格——購買力平價計算得出，中國的經濟規模已大於美國。此外，中國已成為世界上最大的工業生產商和貨物貿易國，且擁有世界上最大規模的可用於投資的年資本積累。
就經濟增長而言，20世紀70年代中期之後，蘇聯經濟增速遠慢於美國，中國經濟增速則遠快於美國。雖然按年來講偶有波動，但自1978年以來，中國每年的經濟增速均遠快於美國——即使在新常態下中國經濟出現放緩，這種形勢也沒有改變，因為如上文所述，美國經濟也在放緩。
如圖7所示，顯示的是中國的GDP增速減去美國的GDP增速。以消除短期經濟週期波動影響的10年移動平均線計算，中國經濟增速遠遠快於美國。因此，只要中國不犯重大的經濟政策錯誤，美國在決定對抗中國時，就必須考慮，中國經濟增長一直快於美國這一事實。
特別明顯的是，自國際金融危機以來，中國的經濟表現遠強於美國。根據最新數據，從2007年第三季度至 2016年第三季度，中國GDP增長了106%，美國這一數據則為12%（見圖8）。也即是説，過去九年美國GDP年均增長1.2%，中國GDP則年均增長8.4%。
美國對抗中國的代價
美國如果決定對抗中國，就不能不考慮其國內發展狀況，因為即使是局部的軍事集結行動或者衝突，也必然對其經濟造成巨大壓力。
圖9所示的是過去半個世紀以來美國連接發動三場重大戰爭時的軍事支出佔GDP比重對比。這三個時期分別是：越南戰爭時期（1955年—1975年），里根加強軍備建設時期（20世紀80年代），入侵阿富汗和伊拉克時期（2001年後）。
不管是在哪一個時期，美國軍事支出佔GDP比重必然大幅增長，隨之而來的是民用資源佔GDP比重相應降低。
越南戰爭對美國經濟造成的嚴重負面影響眾所周知，它導致美國陷入通脹泥潭達十多年之久。但本文的重點是分析里根和小布什時期的軍事支出對美國經濟的影響。
里根執政期間美國債務不斷增加
上文已分析了1980年後里根就任美國總統後美國GDP一直呈放緩趨勢，因此這裏將分析里根時期的經濟政策對美國國內經濟的影響。
基本的過程是美國鉅額債務積累從那時開始了，這最終引爆了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導致美國家庭收入水平急劇下降。這也是，2016年總統選舉中，民眾對政治不滿和社會嚴重撕裂的原因。
但里根時期經濟政策對美國經濟的最直接傷害，是美國國際競爭力急劇下降。如圖10所示，1980年裏根當選總統前，儘管受到1973年國際石油價格上漲帶來的負面影響，但反映美國經濟競爭力的關鍵指標——美國國際收支大體平衡，1977年美國國際收支逆差佔GDP比重為0.7%。
里根就任總統後，美國國際收支平衡急劇惡化，即美國經濟國際競爭力大幅下降。到1987年（里根任期的倒數第二年），美國國際收支逆差佔GDP比重達到3.3%。這是自二戰以來美國競爭力出現的前所未有的惡化。
隨着1980年後美國經濟放緩，加上其國際競爭力惡化，里根為與蘇聯搞軍備競賽，增加的軍費，無法依靠美國政府收入獲得，而只能依靠大規模的政府債務。
如圖11所示，里根就任總統前，美國政府債務佔GDP比重為39%，而到他卸任時這一比重升至61%。里根總是宣揚“小政府”，但事實上他的高額軍費政策得以實施，依靠的正是債務融資。現實是，當美國經濟放緩，國際競爭力下降，里根在軍事上的成就表明，其真正的發展秘訣是，大規模借債！
克林頓執政時期，由於大規模戰爭或軍備競賽的結束，美國政府債務佔GDP比重下降至51% 。但到了小布什執政時期，由於其發動對阿富汗和伊拉克的入侵，美國軍事支出再次上升，導致2007年美國軍事支出佔GDP比重達到62% （見圖9）。
隨着美國經濟增長放緩，里根和小布什必然只能依靠大規模借貸加強軍備建設。
美國家庭債務呈上升趨勢
美國經濟放緩，加上軍事支出導致政府債務負擔增加，意味着美國民眾收入和生活水平面臨下行壓力。里根時期，美國家庭債務不斷增加，其佔GDP比重從 1981年的47%升至1988 年的59%（見圖12）。
克林頓時期，雖然政府債務佔GDP比重有所下降，但家庭債務繼續上升。這一趨勢一直持續到小布什時期——2007年美國家庭債務佔GDP比重達到98%。
美國總債務急劇上升
總之，里根經濟政策的後遺症是美國總債務急劇上升，其佔GDP比重從 1981年的161% 升至2009年的364%（見圖13）。
這個過程的演變脈絡是：里根的高額軍費政策，導致美國經濟放緩和國際競爭力下降，然後是小布什時期，軍事入侵阿富汗和伊拉克政策造成美國政府債務急劇上升，這導致美國家庭債務在克林頓和小布什時期不斷增加。
這就像另一種形式的“信用卡狂潮”，當信用卡賬單持續飆升時，持卡人會因為花了很多錢而感覺良好。但當信用卡債務還款期到來時，持卡人才會感受到鉅額債務所帶來的巨大的破壞性影響。
國際金融危機的到來，意味着還款期到了。隨着這場危機的爆發，美國政府債務佔GDP比重急劇上升，從2007年的62% 升至2015年的101%。但同時，政府債務激增對美國民眾的經濟影響非常嚴重。
正如上文分析所示，不僅美國家庭收入中位數低於2009年水平以下，而且美國家庭被迫削減債務——期間美國家庭債務佔GDP比重下降近19%，從 2007年的98%降至2015年的79%。
從里根時期起，美國民眾家庭收入一直下降趨勢，加上這些年來被迫還款以削減債務， 2016年美國大選中，美國民眾對經濟和社會問題的不滿就成了情理之中的事。
奧巴馬的外交政策也可以清楚地闡述這個過程。奧巴馬要求美國從伊拉克撤軍、減少美國在阿富汗的軍事力量，呼籲減少對敍利亞的大規模軍事幹預，以此來削減美國軍事支出佔經濟比重。
美國對抗中國的後果
這些經濟過程清楚地説明，美國決定對抗中國將帶來什麼樣的後果。里根和小布什時期的軍備建設規模有限——里根的目的不是與蘇聯動武，而是對蘇聯施加經濟壓力，而其用經濟手段對付蘇聯，是因為當時蘇聯經濟增速遠慢於美國。
小布什的目標——阿富汗和伊拉克的軍事力量相比中國則弱得可憐。但正如上文所述，即使在里根和小布什時期，局部的軍事行動也曾導致美國經濟動盪，因為這需要面對鉅額債務增加。
如果美國決定對經濟增速遠快於美國、軍事力量遠比塔利班或薩達姆•侯賽因強大得多的中國動武，就需要調動更多的民用資源用於軍事支出，這會再次導致美國經濟動盪，其動盪幅度會遠大於里根和小布什時期。這反過來也會影響美國內政治局勢。
當然，如果美國受到直接攻擊，那麼美國民眾也將會作出巨大的犧牲，展現出同其他任何國家一樣的勇敢和無畏精神。太平洋戰爭期間，日本偷襲珍珠港後，雖然美國人民損失小於中國，但個別美國軍人在硫磺島和沖繩的戰鬥中，也展示瞭如中國軍人抗擊日本入侵時一樣的勇敢精神。
在 1940年與1945年期間，美國政府調動巨大的資源充實軍費，美國家庭消費佔GDP比重從69%降至53%，但這並未在美國引發嚴重不滿——因為，為了擊敗對美國發動直接入侵的日本，美國民眾認為，做出這樣的犧牲是值得的、正義的。
但自二戰以來，美國民眾再次迴歸理性，越來越不原意為非核心利益或衝突作出犧牲。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美國發動的戰爭加劇了美國經濟放緩，並且致使美國經濟在全球的主導地位相對下降。美國公眾輿論日益反對政府對外採取重大軍事行動，除非美國核心利益受到直接威脅。
拙著《一盤大棋？中國新命運解析》曾對歷次軍事行動中，美國公眾輿論的變化軌跡進行了分析：
• 1950—1953 年，美國公眾沒有大規模反對捲入朝鮮戰爭；
• 在 1964—1975 年越南戰爭中，最初多數美國公眾持支持態度，隨着越南戰爭導致美國政治和經濟問題日益嚴重，多數美國公眾轉而反對這場戰爭；
• 2003 年，美國侵略伊拉克，這場戰爭從一開始就存在爭議，多數美國公眾很快走上了反對伊拉克戰爭的道路。奧巴馬擊敗希拉里•克林頓贏得民主黨總統候選人提名的原因之一，就是他反對伊拉克戰爭，伊拉克戰爭目前被視為一場非常不得人心的戰爭，是美國對外政策的嚴重失誤；
• 2013 年，奧巴馬總統威脅要對敍利亞發動軍事進攻時，所有的民意調查都表明，多數美國公眾表示反對。
當然，如果美國決定對抗中國，或者甚至是對中國動武，那麼這將需要美國民眾作出比上述這些衝突大得多的犧牲。
但正如上文所示，即使是局部戰爭（越南、伊拉克）或者是為對付經濟增速遠慢於美國的蘇聯加強軍備建設，也曾導致了美國經濟動盪及民眾生活水平的下降。
如民調顯示，美國輿論支持或者不支持中國，會週期性地發生變化。但上述過程表明，沒有跡象顯示，美國民眾願意為與中國發生嚴重衝突做出經濟上的犧牲。
相反，所有的證據表明，除非中國外交政策作出嚴重誤判，愚蠢地威脅美國的核心利益，或者犯重大的政策錯誤導致中國經濟放緩，美國民眾不會願意為與中國的嚴重衝突做出犧牲。
結論：美國打壓中國不符合中美兩國利益
經濟發展的進程，為美國人民指明瞭兩條路徑。首先，如果美國尋求與中國保持合作共贏的經濟關係，那麼這將不僅符合中國的利益，而且也符合美國人民的利益。
比如，這意味着，在貿易方面，最重要的談判不應是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TPP），這帶有明顯的保護主義色彩，而是尋求達成世界兩大貿易國——中國和美國合作共贏的協議。這意味着，美國的外交政策將努力緩解與中國的緊張局勢，減輕軍事支出過大所帶來的負擔，以及尋求與中國和其他主要國家達成減少和遏制地區衝突的協議。
這當然不僅符合中國的利益，而且也有利於美國人民繼續保持繁榮穩定的生活。
另一條路則是美國對中國動武。正如上文分析所示，對美國民眾來説，他們將面臨生活水平下降的巨大損失；對美國來説，則將遭遇比跟經濟呈放緩趨勢的蘇聯，或者與軍事虛弱的阿富汗和伊拉克發生衝突時更大的經濟動盪。
希拉里和特朗普，無論哪一個上台，都將通過各種方式給中國找茬。中國的應對應基於自身實力發展——中國越強大，美國人民將越不願意對中國動武，因為這不僅不符合中國的利益，而且也對美國不利。
總之，美國打壓中國，不僅不符合中國的利益，而且也不符合美國人民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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