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一鳴：女性治國受阻 朴槿惠畢竟不是默克爾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王一鳴】
男人也能當首相？
上世紀80年代，當撒切爾夫人滿身榮耀之時，大英帝國曾經流傳過這樣一個笑話——
一個女孩問男孩，“你長大後想做什麼?”
男孩説：“當首相。”
女孩很吃驚：“男人也能當首相嗎?”
笑話雖然誇張，但是反映了民眾對於前任詹姆斯·卡拉漢政府高度干預下經濟滯緩不前，工會失控社會混亂的極大不滿。在撒切爾的三屆政府治下，英國的通貨膨脹率由1975年的27%降至1986年的2.5%，第三個任期時，英國自50年代以來的財政赤字終於轉為盈餘，這是女性國務家的偉大成就。
笑話也反映了人們對21世紀性別政治的預判。2001年，美國方言學會舉辦了一次“世紀之字”的評選活動，結果出人意料——“她”以絕對優勢戰勝“科學”、“信息”等候選字，成為21世紀最重要的一個字。
據幾個月前“Politico”雜誌的統計，到明年年初，女性將很有可能在21個國家和地區擔任領袖。並且，不同於以往任何時期，今時今日，這些都是世界範圍內的大國，她們將構築從“Blue House”（青瓦台）到“White House”（白宮）的廣泛而深刻的政治影響力。
一時間，人們開始聒噪——“她世紀”已經正式來臨。
這幾天將深刻地檢驗這個雞湯命題的真偽。
歷史將極有可能以狠狠的耳光將那些數字背後的幻象擊碎，十餘年温順的政治氣候裏滋養出的一切性別平衡的微曦與曙光正在模糊，有可能旋即散去。
就在今年，希拉里在競選宣言中告訴期待已久的選民“美國需要一位捍衞者”，朴槿惠在多年的勤勉蟄伏中暗暗醖釀着革命性的修憲連任，羅塞夫滿心期待地守望自己治下的奧運即將結出碩果，潘基文的繼任者名單上已經悄悄登載了六名女性的名字。
同樣是在今年，羅塞夫沒能走進馬拉卡納體育場的大門，潘基文沒能等來任何一位異性繼承人，而如全世界都在關注的，希拉里和朴槿惠此刻正在幾近相同的命途中等待、惶恐、企盼。
信息太多，變量太大，結果太深重，每一天都有無數的選民在轉身，每一天都有無數的希望在蒸發。現在沒有人敢於過早去觸碰“她世紀”這樣的定義，我們無法如笑話裏小姑娘講得那樣樂觀。
或許，更適合我們此刻的，是系統性的深省——到底是什麼構築了女性治國的樊籬。
難行的“玻璃懸崖”
首先，讓我們回到撒切爾夫人。2002年評選的“最偉大的100名英國人”中，撒切爾名列第16位。然而由於退位後仍然“垂簾聽政”，撒切爾給保守黨帶來了持久性的負面影響，次年評選的“最壞的100名英國人”中，她也高居第3名。
撒切爾是足夠敏感的，她曾説過，“在我有生之年，英國不會出現女性首相”。她説的對極了，她去世後的第三年，特蕾莎·梅的當選姍姍遲來。
撒切爾很明白自己為什麼會在政壇出現，為人擁戴繼而為人憎惡，她深刻地感知到自己所代表的女性領導映像必須並且只能成為歷史的一瞬，突然升起，而後迅速散去，此後許久都不能再有類似的情況出現。這樣的政治生態僅僅在男性權勢鬥爭的偶然間隙才能出現。事實證明，在撒切爾的時代，她的確是孤獨的。
英國的米歇爾·瑞恩與亞歷克斯·哈斯拉姆教授通過對首席執行官、律師、準議會成員、甚至中學生代表等羣體的研究顯示出，女性常常被分派棘手的任務、高風險的案件以及（對英國大選的分析顯示出）較難贏下的選區。在他們看來，女性比男性更容易於被推上危險的職位，他們把它稱之為“玻璃懸崖”。
很多時候，女性走上政治生活的前台並非性別的進步跡象，而僅僅是由於男性政客的世界正在進行派系妥協、看不清前行的路向或僅僅是需要更換政治口味，女性在這樣的意義下將起到緩衝、轉承甚至替罪的作用。等到她們短暫而侷促的使命結束後，再迅速將其政治地位打回原形。
更為糟糕的是，如果這些女性失敗的話，結果可能打擊到未來幾代有抱負的女性競逐者，並且會比上一輪被按的更死。
金融危機後，冰島有一批女性金融家和政客填補了國家的高層空缺，甚至包括同性戀總統約翰娜·西於爾扎多蒂；韓國也在連續多任的男性總統醜聞後選出了朴槿惠，以滌盪國內沮喪的民主政治氛圍。
英國脱歐公投更是如此，進退的兩派力量在這場民族路向的撕扯中氣力用盡、兩敗俱傷，誰都無法累積足夠的合法性帶領整個帝國前行，誰也不願承擔責任，甚至乾脆不知道應該往哪兒走，特蕾莎·梅的身影於是從內閣的冷衙門中逐漸凸顯而出。
她被先驗地安排好了所有任務，沒有退路、沒有曲線、沒有中間選項，她將務必帶領英國退出歐盟、退出關税同盟、退出單一市場。如果説卡梅倫的政治遺產是開啓了一場史詩般的民主試驗，那麼她將做的就是耐心地等待試管內的化學反應，並且宣佈一個個令人震驚的試驗結果。如果結果不好，我們可以換一個人再來操作這場試驗，但絕不會再是一名女性。
在這樣的意義下，女性走上政治的前台，更大的意義其實是多元主義的勝利、機運的勝利。正如瑞恩教授的研究所揭示的那樣，“在危機時期，組織傾向於任命看起來不一樣的領導者，未必是因為她們會帶來改變，而是因為任命他們的決定本身就預示着改變”，我們永遠不能因之過度興奮。
現在或許正是性別轉換的時刻，希拉里、朴槿惠已經被置於火上，男性政治家有足夠的理由以性別之名將所有的罪責歸結於女性天性的柔軟與感性，將這份歷經幾代女性政治家累積的合法性肆意烤炙。
不要説閨蜜干政 基友治國屢見不鮮
其次，還需潔身自好、門無雜賓。
人們現在開始埋怨一向堅定、節制的朴槿惠不應該有這樣的迂腐之事，他們觀察一張張舊日鏡像裏她的眼神背後寫滿了操控與無助，在這場史料挖掘的盛宴中，不斷有新的案底滋生興奮，不斷有新的細節引發懷疑。
在驚呼之餘，她的回憶錄和日記也常常被翻起，讀到她自己記述的那些上下浮沉、進退維谷、價值兩難，也不時會泛起陣陣憐惜和同情。
這些感喟大抵相同，畢竟朴槿惠無父無母、無夫無子，我們也方才得知，原來她與妹妹和弟弟實際上早已寡淡如水。在這樣的意義下，如果人性自然就存有一種傾訴的需求，作為朴槿惠而言，她應該找誰呢？
政治鬥爭太過殘酷而真實，統治者很難相信在邁入神壇以後接觸到的任何角色，他們都可能擁有不同程度的動機、背景和代言的成分。真正的信得過的，必須是執政之前結下的朋友。崔順實在朴槿惠的人生低谷出現，不管以後是否包含利用和算計的成分，單從情感意義上來講，在當時眾叛親離的情景下敢於提供佑護，這份立場還經得起考量的。
類似的情況數不勝數。默克爾在兩德統一後剛剛擔任婦女與青年部長之時，曾經由於訪問期間摔斷腿在一家醫院靜養，並在這段時間裏被迫找了一個助手打理黨務，這就是默克爾直至今天的辦公室主任貝亞特·鮑曼。鮑曼與默克爾分享着幾乎完全相同的性格特質，從一開始就完全合拍，她深刻地作用於默克爾的國務觀，改變了默克爾對以色列和猶太人的個人情感，用一名記者的評述，“他們的關係像硬木頭一樣，極其緩慢地生長，一年又一年”。
如果説韓國存在“八神女”，默克爾的身邊也有一個十餘人組成的“女孩營”，她們緊密簇擁着默克爾、鮑曼和克里斯琴森組成的“玫瑰金三角”，在這個極其封閉沉默的小圈子裏，一條條政策甚至可以繞開外交部傳達到布魯塞爾和紐約。這是實實在在的“閨密治國”。
對男性而言，“基友治國”同樣屢見不鮮。克林頓政府時期，整個內閣最重要的幾次人事操控不是掌握在兩院或是白宮，而是由克林頓最為信任的朋友弗農·喬丹親自操刀完成。他兩次主導了國務卿的任免，在關鍵時期勸服克林頓辭退國防部長阿斯平，從而儘可能抹去索馬里危機給克林頓本人帶來的不利影響。
克林頓和他的好基友弗農·喬丹（Vernon Jordan)
整個國家都知道他和克林頓有多麼親密，然而他並沒有權力位置，他只是喜歡呆在總統身邊，是總統的高爾夫球伴，是常常在運動前後和總統在更衣室裏聊天的人。他非常明智，曾經拒絕過司法部長的提名，他知道要保持和克林頓的密友關係，只有不在克林頓手下工作。
在克林頓最為引以為豪的國內經濟政策上，另外一個角色洛埃·本森則深刻地堅定了克林頓削減財政赤字的決心。在至關重要的會議上，克林頓總是站在他的旁邊，每當會議行將結束時，克林頓就會轉向他，“洛埃，你認為呢？”本森通常只用一兩句話應答，而接下來便一定會按着這兩句話展開行動。在一些觀察人士看來，“本森對克林頓的掌控幾乎不可思議，他們之間的相互影響差不多值得寫下一本小説”。
克林頓是如此相信身邊的朋友，在其整個執政歲月的最後幾分鐘，他看似隨意般為自己的朋友，昔日的法律顧問傑克·奎因做了最後一件事——特赦有案在身的金融逃犯馬克·裏奇。這件事情乾的如此的草率而魯莽，事先沒有與任何檢察官通過氣，完全不顧後果，其深遠的效應直到現在仍在發揮決定性的影響力。
就在11月2日，FBI一個不常用的Twitter賬號，同樣以看似隨意的方式提醒大家在《信息自由法案》的頁面已經上傳了一份從未公開過的有關這次特赦案件的長達129頁的調查檔案。這與幾日前剛剛宣佈重新啓動對希拉里郵件門的調查消息連在一起，繼續重創民主黨在最後幾日的選情。
那次特赦以來，民主黨和克林頓的形象遭到了極大的毀損，如果克林頓事先知道這場苦難可能漫漶超過十五年，從他的任期直至到他妻子的競選，他應該無論如何不會再信任任何朋友。
絕不是天方夜譚，這些《紙牌屋》中描繪的塔斯克式的角色事實上就是存在，甚至每屆總統身邊都會有那麼幾個人，而總統之所以願意信任他們，並且與之分享很多核心憂慮，完全是因為這些人多半是自己舊時的同學或是幼時的夥伴，這種情感是經得起歷史考驗的。
站在朋友的立場上，他們所處的角度更為客觀、獨立，溝通的方式更為簡單、真誠。他們能被納入幕僚班子是最好，比如希拉里與阿伯丁；如果不能，在法律界限的邊緣傾聽他們的建議也是可以的，比如克林頓與奎因。而結果則大致相同，如果交友不慎，都會付出慘痛的代價。
所謂的“閨蜜治國”本質上沒有什麼可怕，這最多反映出女性幕僚地位的提升，已經可以在領導人周圍搭建出一個女性政策班子。遺憾的是這中間難免有各色信息的進進出出，難免觸碰到或明或暗的法律禁區，常常容易不小心就忽然僭越了。特別是在強社會、弱政府、高民主的美國、韓國和台灣政治生態裏，這種僭越有時的確是致命的。
“政界女性的皮膚需要像犀牛皮一樣厚實”
接連的折衝警醒了全世界的女性從政者。很多時候，她們或許傾訴的太多、親和的太多、依靠的太多，或許太過在意那些加註到她們身上的類似民主、傳統和智慧等等閃爍着光芒的價值意象。
作為或許是當代最早的女國務家，羅斯福夫人早在上個世紀就曾給出過建議，“政界女性的皮膚需要像犀牛皮一樣厚實”，然而在真刀真槍的政治實踐中，這一點有時真的很難做到。
現在看來做的比較好的應該是默克爾。她的思想裏從來沒有無緣故的感性、同情濫觴的空間，她保留了德意志最為寶貴的品質，審慎、節制、緩慢甚或乏味的推行着自己認為的國務上應有的一切帕累託改進，這場工程已經持續了三屆政府，並且永遠不會止息。
在希臘債務危機的早期，一個穩重的默克爾敢於冒着讓希臘窒息的危險，堅持只有取得改革的成效才肯放款，甚至連2/3的德國國民都認為那項財政節約方案太過嚴苛，而默克爾就是不慌不亂地親自研究希臘爛到根的養老金制度，一條一條拿出來和希臘總理亞歷克西斯·齊普拉斯討論。
在難民問題上，一個審慎的默克爾可以在面對巴勒斯坦小姑娘裏姆·薩維爾眼中的淚水時做到如此無情，“我們不能乾脆地説，你們都可以來，非洲的所有人也可以來，我們應付不了這麼多人”。她從未替自己的難民政策做過任何過多的宣揚、辯解和註釋，換作在美國，這本將成為一個標準的富有偉大個人成就的情感範本。
絕大部分女性國務家習慣於擁有一個比照的對象，無論是來自父親、丈夫還是曾經的女性前輩。希拉里的國民經濟增長邏輯充滿了克林頓的影子；珍妮特·耶倫僅僅上台三年，語言風格已經從簡單清楚的伯南克模式無障礙切換到了模糊晦澀的格林斯潘模式；特蕾莎·梅在英國獨立的征途中必將不斷回望撒切爾夫人挽救帝國經濟的塵封舊事。
而朴槿惠心中將永遠不會忘卻射向父親的子彈，不會忘卻他一手締造的經濟奇蹟，不會忘卻那些對於大國政治和韓國角色的深刻囑託，這使得她的戰略神經極其敏感，戰略空間太過缺乏彈性，稍有波動就急切做出過於認真的戰略回應，導致現今東西兩端外交上的被動。
這種或明或暗、或有或無的模仿與比照將給女性國務家帶來很大的個人束縛，很多時候，這種束縛不是自己添加的，而是在媒體的高頻關注和刻意對比中被動塑造的。
默克爾的獨立精神此刻很值得學習。他的頭腦裏沒有先驗的戰爭記憶；也不會刻意的對法國和俄國的舊有關係表達出任何的懷念和眷戀；在自己的導師前總理科爾被獻金醜聞圍困的時候，她甚至在《法蘭克福廣訊報》寫下了決裂信，踩着他的政治遺產朝着黨主席的方向邁進；當被問及政治上的典範時，她從來都是拒絕和撒切爾夫人進行對比。在她看來，不需要站在另一個人的陰影之下，也能顯出自己的樣貌。
這是幼時在民主德國35年的生活裏培育的品質，秩序、計劃、方案才是更為重要的東西，不要大笑、不要流淚、不要説過多的話，即便失去驚喜，也要保持有序；寧可面色嚴肅，也不要左右逢源。甚至一個新動詞已經為之誕生——“Merkeln”——什麼也不説，什麼也不做。她的任何決定、任何表態都是沉默的。正如她自己所説，“沉默，對我來説是非常美的東西”。
默克爾得到了同儕的認可。特蕾莎·梅上台伊始，首個出訪地就選擇了德國；希拉里也不止一次地表示，她最欣賞的領導人是默克爾，在她看來，她們對長褲套裝擁有相似的迷戀。
女性意義上，這或許才是比較接近成熟的國務家範本。希拉里笑的太多了，朴槿惠哭的太多了，昂山素季離民主價值的標籤太近，蔡英文的貓太過頻繁地出鏡，這些映像在某種意義上使得我們更為親近，但一旦陷入民粹的泥淖，不小心跌倒，很難再爬起來。
Lock her up?
今天，當我們談及“她世紀”，我們更多想説的是上個世紀單一、獨立的女性政治映象是如何在本世紀初期形成鮮明而規模性的脈絡。
在克林頓政府時期，美國歷史上的首位女國務卿曾經被稱為“攻克男人堡壘的奧爾布萊特號快車”，那時戲謔的人們不會想到，她真的徹底把男人的堡壘攻破了。
在其以後的不長時間裏，美國政壇接連出現了兩位女國務卿和兩位女國家事務安全助理，種種鋪墊已經足夠；從《白宮女總統》、《女副總統》到《女國務卿》，連美劇都開始為這場性別對抗的終極盛筵造勢。
然而特朗普“Lock her up！”(（把她關起來！）的口號很可能結束這一切，如果《紙牌屋》第五季的劇本已經寫好，至少克萊爾幹掉安德伍德入主白宮這個橋段目前來看應該緩緩。特朗普現在Lock掉的不僅僅是希拉里，很有可能是這個星球上整個一種性別的仰望。
在韓國，人們呼喊着大致相同的口號，正如一屆屆政府反覆印證的那樣，當總統必然不會有善終。朴槿惠深知這一點，她本想仰賴自身的勤勉與家族的映像推行一場革命，不僅僅是為自己，更是希望去改變這個國家由於民主過剩已經明顯暴露出來的深刻問題。然而堂皇轉眼凋零，革命是短命的別名，不小心已經來到了結束時分。
與男性世界的政治邏輯不同，女性國務家的出現是需要在政治池塘中累積醖釀、緩慢造勢的。如果沒有“美麗島事件”後的“妻子軍”，沒有呂秀蓮、陳菊、洪秀柱，就不會有蔡英文。沒有馬德琳·奧爾布賴特、康多莉扎·賴斯、蘇珊·賴斯，也不會有今時有可能立於山巔之城的希拉里·克林頓。
這些還都是民主發展極為充分的區域，放眼整個世界，其實很多國家的女性候選池十分羸弱，在性別歧視最為嚴重的阿拉伯世界，女性議員的比例只有10%。搏出一個，下一個就要等好久；失去一個，後顧很可能無人。離開了希拉里、朴槿惠們這一輪的標籤意象，“她世紀”的下一波暗湧還不知道在哪裏。
1979年，當撒切爾夫人身承大英帝國的餘輝站在唐寧街10號的門前，她感受到了歐洲聚合的腳步，感受到了遠在馬爾維納斯羣島邊緣殘喘的帝國權勢，也感受到了一種性別意義上的孤獨。
30年過後，歷經了一個輪迴，這樣的孤獨或許有可能重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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