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佩爾鮑姆:國際貿易額趨於停滯,發達國家正在背棄全球化?-本雅明·阿佩爾鮑姆
【《紐約時報》駐華盛頓記者賓亞明·阿佩爾鮑姆(Binyamin Appelbaum)10月31日撰文,闡述了全球化趨勢正在遭遇深層的結構性問題,集中表現為國際貿易額下降和國際間貿易壁壘的增加,各種區域化的貿易組織阻礙了全球經濟的優化整合。作者在論述發達國家背棄全球化的種種跡象後,提到了中國與印度,認為中國用很傳統的的方法加入了原來由發達國家組成的“分羹俱樂部”,但印度不太可能成為第二個中國**。**】****
韓國韓進海運公司申請破產之後,曾導致公司的數十艘貨輪困在公海上,使得從亞洲接連不斷地運往美國的貨物流一度中斷。
這一時刻鮮明的描述了全球化進程正遭遇重大挫折的事實。
國與國之間的貿易增長是近幾十年來最重要、也是最有爭議的經濟發展形式。然而儘管有關的辯論十分激烈,並在這次美國大選期間達到了新的高度,但人們不太注意的一個事實是,貿易量很難再上升。據掌握着最好數據的荷蘭統計學家,全球貿易量在2016年第一季度持平,而後在第二季度下降0.8%。
美國的情況也不例外。美國去年的進出口總值下降了2000多億美元。在2016年頭9個月裏,貿易額再次下降了4700億美元。
這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在沒有經濟危機的情況下,美國與其它國家的貿易首次出現下降。
全球經濟增長放緩既是全球貿易額徘徊不前的原因,也是結果。在經濟景氣時,市場的繁榮和貿易量呈良性循環。目前的情況正相反。消費和投資的減少拖累了貿易,繼而導致經濟增長放緩。
但也有跡象表明,貿易減少也有結構性的原因。發達國家似乎在背棄全球化進程。

無論在理論還是在實踐層面,經濟全球化都走在一個十字路口處
世界貿易組織最近一輪全球貿易談判去年以失敗告終。太平洋沿岸國家試圖建立的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區域貿易協議(TTIP)也在走向破產。美國兩大黨的總統候選人都反對這個協議。同時,新的貿易障礙在增加。英國正在離開歐盟。世界貿易組織今年7月表示,其成員國自從2008年以來共實施了2100多項新的貿易限制措施。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總裁克里斯蒂娜·拉加德(Christine Lagarde)最近在一篇文章中呼籲各國重新開啓貿易承諾,她寫道:“自由貿易過去數十年給世界帶來前所未有的福祉,對它的抑制將會嚴重破壞全球經濟增長的引擎。”
反自由貿易的潮流而行,歐盟與加拿大於週日簽署了一項新的貿易協議。
但是,激發美國和其他發達國家的公眾對貿易的熱情可能很難。全球化的好處已不成比例地讓富人變得更富,而其代價卻落在了失業的工人身上,政府則未能緩解他們的痛苦。
“沃爾瑪革命”結束了。在20世紀90年代,全球貿易的增長速度是全球經濟增長速度的兩倍以上:歐洲一體化,中國成了世界工廠,關税和運輸成本也跟着下降,這就是著名的“沃爾瑪”時代。
但是,這些變化的負面後果已經出現。歐洲正在分崩離析;低關税和低運輸成本不能再往下降多少。中國在全球經濟中的作用正在改變。中國正在為國內消費製造更多的東西,也在消費更多本國製造的東西。另外,中國的工業日益成熟,也在越來越多地生產自己的零部件。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在去年的一份報告中説,**“**中國製造”的產品中使用的進口零部件份額已從1990年代的60%下降到35%。
IMF的研究計算出來的結果是,在20世紀90年代,全球經濟每增長1%能為貿易帶來2.5%的增長,而近年來,同樣經濟增長只能帶來0.7%的貿易增長。
與其他大型海運公司一樣,韓國海進把賭注下在全球貿易將繼續快速增長上。2009年,世界上的貨運公司有運送1210萬件標準集裝箱的充足能力,這些集裝箱在全球貿易增長上起了至關重要的作用,雖然人們很少知道這點。截至去年,這些貨運公司有運送1990萬件集裝箱的能力,但很大一部分都用不上。
**印度不太可能成為第二個中國。**大多數國際貿易由發達國家主導參與。據麥肯錫全球研究所計算,15個國家佔全球貨物和服務貿易的63%,它們在全球金融投資上佔的份額更大。
中國用很傳統的的方法加入了原來由發達國家組成的“分羹俱樂部”:中國的工業化塑造了一箇中產階級。但是,製造業的自動化讓其他國家走這條路變得更難。哈佛大學經濟學家丹尼·羅德里克(Dani Rodrik)的計算表示,印度和其他發展中國家的製造業就業已經達到了頂峯,他稱這種現象為“過早去工業化”。
全球經濟的疲軟正在加劇這個趨勢。據聯合國的數據,跨國公司的基礎設施投資在2015年連續第三年下降。聯合國預計這種投資今年將進一步下降。但是,即使經濟增長反彈,自動化也降低了對低勞動力成本的發展中國家進行投資的動力,從而減少這種投資為發展中國家居民帶來的好處。
政治的反彈也是全球性的。經濟學家布蘭科·米拉諾維奇(Branko Milanovic)曾在2012年發表過一條曲線,該曲線有時被稱為“大象曲線”,因為兩者有一定的相似性。該曲線顯示,在1988年至2008年期間,世界上大多數人口的實際收入大幅上升,但美國和其他發達國家的大多數居民的收入沒有上升。
這條曲線常被理解為作為全球化的一種負面效應。雖然現實更復雜,但這種看法不可否認。發達國家的選民們越來越認為自己是本國與發展中國家貿易的受害者,一種政治反彈正在形成。
唐納德·J·特朗普(Donald J. Trump)的總統競選就是這種反彈的一個明顯表現,希拉里·克林頓(Hillary Clinton)也改變了自己對TTIP的支持。今年4月發表的一項研究發現,失業率最高的國會選區選民傾向於選擇採取更極端立場的候選人。經濟停滯也讓歐洲選民對自由貿易持反對態度。
羅德里克教授説,自由貿易者犯的錯誤是,誇大了貿易帶來的好處,低估貿易的代價。他説:“由於他們沒有做出這些區別和警告,儘管都可以找到某些原因為其辯護,但是全球貿易量下降和世界經濟放緩的問題同病相憐。有兩類人習慣性的抨擊自由貿易,一個是搖唇鼓舌的政客,一個是本土經濟保護主義者,問題是如果他們的抨擊能得到民眾的廣泛贊同的話,那麼自由貿易者們對此負有一定的責任。”
(翻譯:《紐約時報》中文網Cindy Ha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