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博尼：美國大選都亂成這樣了，戰忽局為什麼還能發獎金？

【文/ 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洪博尼】

2016年美國總統大選已經進入到白熱化的狀態，作為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其總統選舉一直以來都是全世界矚目的焦點。但是，這個被很多政治學家乃至普通人看作民主政治制度樣版的國家卻陷入了巨大的危機。隨着大選最終日的來臨，兩位候選人的醜聞也層出不窮，無論是特朗普多次掀起軒然大波的不當言論，還是希拉里深陷“郵件門”事件，美國民眾對兩位候選人都開始失去信心。

2016年美國總統大選電視辯論中的特朗普和希拉里

對於一直以票決民主制度，尤其是美式民主制度作為世界先進政治制度標榜的諸多西方政治學家來説，現在的局面確實有些尷尬。自“歷史終結論”被提出以來，他們認為凡是沒有采用西式政治制度的，都應該被批判和改造，中國尤其是被最集中“圍剿”的國家。眼下，他們卻自顧不暇，只能以“防守”為主。

有些網友編段子時，把這類西方學者也歸為“戰略忽悠局”的成員，因為他們和年年炒作中國崩潰的章家敦“章副局”一樣，阻礙了西方世界對自己、對中國的認識。

但西方政治學家也並非鐵板一塊，有的人就敢於提出與西方“正統”政治思想不同的觀念。照理説，在美國大選亂象不斷的背景下，這些人應該砸了“戰略忽悠局”的飯碗，可現實並非如此。

最近的例子是加拿大政治學者貝淡寧（Daniel A. Bell），他在2015年出版了《賢能政治》一書，提出了不同於西方“正統”政治思想的“賢能政治”觀念。

所謂“賢能政治”，廣義上可以理解為“旨在挑選和提拔擁有高超能力和美德的領袖”，狹義上可以視為對當下中國政治制度的解讀，即“中國尚賢制”。中國尚賢制是基於基層民主和政治經驗，通過考試、政績評價等評估方式，一層層選拔最有能力、最有經驗、能夠給國家和民眾帶來利益的領導人。

2016年北京圖書博覽會沙龍活動中的貝淡寧教授和他的《賢能政治》

西方世界對中國製度普遍缺乏瞭解，貝淡寧對“中國尚賢制”的引介是很有價值的。然而有趣的是，無論在西方還是在中國，《賢能政治》一書中的觀念和貝淡寧教授本人都受到了強烈的質疑和批判。

英國牛津大學斯坦·林根（Stein Ringen）教授宣稱，該書的目的是“説服我們這些民主的辯護者，讓我們覺得自己錯了”，他認為貝淡寧在試圖“貶低民主，這本書也不會受到歡迎”。“貝淡寧是中國體制的崇拜者，在他看來，僅僅朋友成功還不夠，仇敵還必須失敗”。

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安德魯·內森（Andrew Nathan）教授指責這本書是“虛構的小説”，他認為貝淡寧寫這本書，無非是在為中國高層的政治理想而辯護。

實際上不只是貝淡寧，現在越來越多的西方學者和媒體人開始以較為客觀的眼光評價中國，但是他們也都受到了信奉“西式民主”的學者、媒體人和政客的攻擊。

英國倫敦政經學院教授馬丁·雅克（Martin Jacques）曾多次發表關於中國崛起和世界格局變化的客觀言論，在與香港“民主派”政客陳方安生的辯論中，陳認為雅克在為專制政權背書，在被有理有據反駁之後，依然叫囂中國必須要實現民主制，中國政府是不得民心的。

中央電視台第一位外籍主播，新西蘭著名主持人埃德温·馬爾（Edwin Maher）也曾因在中央電視台工作，並稱贊中國社會近年的開放，被西方新聞學者辱罵為“新聞叛徒”、“喉舌”。

被西方媒體人惡意攻擊的CCTV News主播埃德温·馬爾

“戰忽局”如此賣力圍剿，你説能不發獎金嗎？

當然，“戰忽局”畢竟只是玩笑，這些反對的聲音與西方對民主觀念的教條式依戀有着很大的關係。很多西方學者堅信，自己的票決民主制是唯一可為之辯護的國家管理形式，一人一票是挑選政治領袖唯一具有道德合法性的方式，其他的方式都是不正當的。

另一個原因在於西方對於中國教條式的偏見，許多西方學者從小接受的教育，就向他們灌輸着包括中國在內的非西方政治體制一定不如西方的觀念。比如簡單地把中國的政治體制臆想成蘇聯式的“壞”共產黨政權，這種政權不僅不是民主的，還給西方帶來了巨大威脅，所以越早垮台越好。

這種思維方式由來已久，早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美國著名政治學家塞繆爾·亨廷頓（Samuel Huntington）因為在數篇著作中批判了美國國內政治制度，反對美國在第三世界國家強力推行美式民主制而收到人身攻擊，被迫離開哈佛大學。

可現在美國大選如此糟糕，西方社會對自己政治制度的“迷之自信”就成了巨大的諷刺，而中國在近三十年來在經濟發展、社會穩定、政治開放方面取得了巨大的進步。更重要的是，觀察近幾年中國的社交媒體，可以明顯感受到越來越多的人開始認識到，擁有不同文化、歷史和國情的國家需要採取不同的政治制度。這種政治多元主義，明明很符合追求“多樣化”的“普世價值”，但在有些西方人眼中卻是“不民主”的象徵。

與此同時，中國國內的“戰忽局”成員還在兢兢業業地工作。比如今年9月《賢能政治》的中文版出版伊始，中國出版方在自己的媒體資源裏推廣了該書，立刻就遭到了有些媒體人的嘲諷。有的認為貝淡寧是西方社會的非主流，因為得不到認同而跑到中國來“尋求政治認同”“來騙一騙中國人的錢而已”，還有的甚至稱“中國人連自己都沒搞明白，還想向西方輸出自己的制度”“在搞二次‘文革’”。

蔑視也好，攻擊也罷，恰恰證明了有些中國人確實連自己都沒搞明白，卻狹隘地認為所有人都與之一樣沒明白。對於中國來説，至少從歷史和現狀來説，中國政治制度有着自我邏輯的合理性和合法性。所謂“道路自信”不只是一句口號，經濟發展、政治改革、社會開放確實能讓大部分人從實際的受益中，強化對政治合法性的認同，但總有人會視而不見，這便不一定是制度問題所在了吧。

美國大選雖然讓某些人陷入了尷尬的境地，但讓美國拋棄西方民主制，全盤照搬中國模式是不可能的，看好中國製度的學者，也沒人這樣主張。

在筆者看來，各國制度之間互有可借鑑、參考之處。中國和西方的政治制度並非對立，只是因為各自的基礎不同，都更符合自身的歷史和國情，但在許多細節上可以互相學習。實際上，英國的官員選拔制度就借鑑了中國的考試選拔方式，而中國的社會保障制度中能看到法國和德國福利制度的影子。

但是，如果中國人妄自菲薄，認為自己的一定不如別人，甚至是錯誤的，就會陷入誤區，甚至重蹈當年蘇東鉅變的覆轍。對於美國為代表的西方，如果陷入自我恭維的自滿情緒中不能自拔，也難以如特朗普所言，“使美國再次偉大”。

“戰忽局”寫文章、拿稿費是小事，影響西方世界的反思與改革，間接傷害西方民眾的利益，才是讓人“藍瘦香菇”的大事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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