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毅夫張維迎激辯：產業政策到底是好是壞？

【觀察者網 綜合】11月9日，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教授、新結構經濟學研究中心主任林毅夫，與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教授、市場與網絡經濟研究中心主任張維迎，就產業政策這一當下最熱門的經濟話題之一進行了一場面對面的深入交流與討論。

圖片來自騰訊視頻

幾個月前，中國新能源車騙補事件吸引了公眾的關注，該事件之外，有關政府產業政策的爭議引起了各界的廣泛討論。

8月，市場派經濟學家代表人物北京大學教授張維迎，在多個論壇上發表演講，炮轟產業政策，並以光伏等行業為例稱，“產業政策是穿着馬甲的計劃經濟”，並且主張，“廢除任何形式的產業政策，政府不應該給任何產業、任何企業吃偏飯”。演講文字9月8日發出後，一時間在微信上傳播甚廣。

8月21日復旦大學召開的研討會上，林毅夫在演講中提出產業政策是經濟發展的必要條件，而後張維迎在“亞布力中國企業家論壇”上以“為什麼產業政策註定會失敗”為題針鋒相對，繼而兩人又在不同的場合再次強調論述各自的立場和觀點。

林毅夫曾經撰文指出“維迎和我的觀點就內部邏輯來説都是自洽的”，而從表面上看，似乎還會讓人產生一種錯覺，就是兩者的理論甚至有的時候可以“互補”，比如在關於產業政策的爭論中，林毅夫説政府應該對某些產業第一個“吃螃蟹的人”進行引導和補貼；但張維迎則指出這樣做的後果就是誘使許多人假裝吃螃蟹，但實際不過是拿出吃螃蟹的姿勢啃饅頭，而在林毅夫看來，確有不成功的產業政策，所以經濟學家的責任在於研究原因，提高成功的概率。

9月13日，北京大學教授林毅夫發表文章，觀點旗幟鮮明針鋒相對，“至今還沒有看見一個成功追趕的發展中國家，或者持續發展的發達國際，不用產業政策的。”“作為經濟學家的責任不是因為怕產業政策失敗而凡產業政策都一概反對，而是要研究清楚產業政策成功和失敗的道理，以幫助政府在使用產業政策時，減少失敗，提高成功的概率。”

此後，雙方又以寫文章的方式，就產業政策相關問題進行了多輪激烈的辯論。在他們兩個人的身後，各有持不同觀點的擁躉，也紛紛發表言論，對各自支持的專家觀點進行聲援和進一步的詳細解讀。

目前，林、張兩位教授針鋒相對的觀點，已經發酵成為一場關於產業政策理論與實踐問題的全民大辯論。

兩者的“恩怨”已經斷續上演了20多年，不管當事人是否認可，外界將他們之間的交鋒簡化為“市場派”與“政策派”的對壘，堅決捍衞市場自由的張維迎被稱之為“市場先生”，而強調“有為政府”的林毅夫則被很多人指為“官方經濟學家”。

政府究竟是否應該實施產業政策？經濟學家能否提出更好的理論框架來指導產業政策的實踐？

對於上述兩個問題，社會各界的看法存在着相當大的差異，很多討論的參與者也都是各説各話，缺乏交鋒。

林毅夫曾經撰文指出“維迎和我的觀點就內部邏輯來説都是自洽的”，而從表面上看，似乎還會讓人產生一種錯覺，就是兩者的理論甚至有的時候可以“互補”，比如在關於產業政策的爭論中，林毅夫説政府應該對某些產業第一個“吃螃蟹的人”進行引導和補貼；

但張維迎則指出這樣做的後果就是誘使許多人假裝吃螃蟹，但實際不過是拿出吃螃蟹的姿勢啃饅頭，而在林毅夫看來，確有不成功的產業政策，所以經濟學家的責任在於研究原因，提高成功的概率。

今天下午，兩位教授就產業政策等相關內容進行了面對面的思想交鋒，整個過程中所迸發出的智慧火花，讓在場聽眾受益匪淺。

觀察者網特別在第一時間對雙方的發言及辯論內容進行了詳細地整理，以下為今天下午雙發對話的全部內容：

14:05 張維迎、林毅夫進入會場坐定

14:10 主持人、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副院長黃益平教授講話

黃益平：這可能是盤古開天闢地以來第一次大規模的“產業政策”大辯論。

主持人黃益平宣佈辯論流程：林毅夫、張維迎兩位教授各演講四十分鐘，然後各自回應，並回答觀眾問題，最後總結髮言。

14:15 林毅夫進行主旨演講。（以下直播內容來自財經網）

林毅夫：我要特別感謝張維迎教授，我們倆是三十多年的老朋友了……我們兩人其實可以做到不同而合，我們在生活中是朋友……

林毅夫：我在網上看到很多話説是我講的，我自己都不相信。

林毅夫：美國目前在全球領先的產業，在早期研發階段都是政府支持的。

14:35 林毅夫：尚不見不用產業政策而成功追趕發達國家的發展中國家，也尚未見不適用產業政策而能繼續保持領先的發達國家。

林毅夫：我希望既要有政府，也要有市場，市場政府都很重要。大家説維迎是市場派，我是政府派。維迎説經濟發展靠市場，我説靠政府。哪有經濟發展單靠政府的。

林毅夫：很多人説，我一講政府，就認為市場不重要，不重視市場建設，這是不對的。從我的理解，經濟發展是一個結構不斷變化的過程來講的話，只強調市場建設的那些政策建議是不充分的。

林毅夫：要技術創新、產業升級，必須有第一個吃螃蟹的企業家。如果他成功了，後面就會有一羣跟風的競爭者，這樣就得不到壟斷的利潤，這跟他付出的成本是不對稱的。發達國家要用站立保護來鼓勵第一個吃螃蟹的人，讓他們不怕後面的競爭者。這就是產業政策的作用。

林毅夫：如果第一個吃螃蟹的企業家選擇的行業基礎設施不完善的話，即使他有企業家精神，他也無能為力。這個時候，就需要政府因勢利導，來解決這個問題。

林毅夫：政府的錢有限，不可能所有的基礎科研都要支持，必須有選擇地使用資源，這就是產業政策。（因為窮，所以買東西必須挑着買，這一點相信大家都懂……）

（林曾經的文章——“在技術創新和產業升級過程中，必須要有“第一個吃螃蟹的企業家”，如果沒有其他必要的安排，第一個吃螃蟹的企業家倘若失敗，將承擔所有成本，並讓後來者知道螃蟹不可吃，不去犯同樣的錯誤；倘若成功了，後來者將會隨之湧進，第一個吃螃蟹的企業家不會有壟斷利潤。也就是如果沒有其他必要的安排，對於第一個吃螃蟹的企業家而言，失敗的成本和成功的收益是不對稱的；而從社會的角度看，不管失敗或成功都給後來者提供有用的信息。”

“因此，政府需要給第一個吃螃蟹的企業家一定的激勵，企業家才會有積極性去冒這個風險。發達國家的專利制度發揮的就是這種功能。發展中國家的技術創新和產業升級，一般是在國際的技術和產業鏈內部來進行，多數情況下不能給予專利，但是，仍然需要給第一個吃螃蟹的企業家以必要的激勵。當然，這種激勵需要找到其他合適的替代方式。”

“其次，第一個吃螃蟹的企業家成功與否，並不完全決定於企業家個人的勇氣、智慧和企業家才能。例如，要進入一個新的產業，所要求的從業人員的技能，和以往的產業不盡相同，第一個吃螃蟹的企業家如果完全靠自己培訓員工，後來的企業可以以稍高的工資聘走擁有新技術的員工，而使第一個吃螃蟹的企業家蒙受損失。”

“新產業所需的資本規模和風險也通常會比原有的產業大，需要有新的能夠動員更多資本、有效分散風險的金融制度安排和其匹配，這也不是第一個吃螃蟹的企業家自己可以解決的問題。隨着技術創新、產業升級，資本密集度和規模經濟的提高，市場的範圍和交易的價值會不斷擴大，交通、電力、港口等硬的基礎設施和法律、法規等軟的制度環境，也必須隨之不斷完善，這些完善顯然超出第一個吃螃蟹的企業家的能力之所及。”

“隨着一個國家的發展，技術和產業會越來越接近國際的前沿，新的技術創新和產業的升級需要與這些新技術和新產業相關的基礎科學的突破，基礎科學的研發屬於公共產品範疇，其發現不能申請專利，企業家不會有積極性持續地從事這方面研究。凡此種種困難，均需要一個“有為的政府”來協調不同的企業，加以克服，或是由政府自己直接提供相應的服務。只有這樣，技術創新和產業升級才能順利進行。”）

林毅夫：發展中國家產業政策失敗的一個很重要原因就是，想要趕超的目標定到和發達國家一樣，與自身發展水平不適宜。

林毅夫：為什麼大部分產業政策失敗呢？除了執行能力不行，很多發展中國家太心急，容易好心幹壞事，比如我們50年代所講的“十年超英，十五年趕美”。這也是社會主義國家計劃經濟失敗的主要原因。

林毅夫：發達國家的產業政策也常常出現不成功的情形。

林毅夫：歸根結底，無論是發展中國家還是發達國家，失敗的原因都是因為沒有利用好比較優勢。

15:05 張維迎進行主旨演講。

首先，張維迎對產業政策進行了定義。

張維迎：林毅夫對產業政策的定義太寬，好像所有的政府政策都是產業政策，反對它就是無政府主義者，這個太可怕了。

張維迎：首先澄清兩個概念。1、產業政策的概念。產業政策是指出於經濟發展或其他目的，政府對私人產品領域進行的選擇性干預和歧視性對待。（其手段包括市場準入限制、投資規模控制、信貸資金配給、税收優惠和財政補貼、進出口關税好非關税壁壘、土地優惠等。）

張維迎：關鍵詞是“私人產品”和“選擇性干預”。政府在公共產品上的投資不屬於產業政策（儘管對什麼是公共產品存在意見分歧）；普遍性的政策也不屬於產業政策，如統一的公司所得税不是產業政策，但扶植性的所得税減免屬於產業政策。專利保護是知識產權問題，不屬於產業政策。地區政策也不屬於產業政策（儘管經常與產業政策伴隨）。

張維迎：2、目標模式與改革過程林毅夫經常把有關政府與市場關係的定位與從計劃經濟到市場經濟的轉軌路徑混淆在一起。在他看來，主張市場主導、贊同新自由主義就是主張“休克療法”，主張漸進主義改革等同於政府主導。所以他把“休克療法”的惡名戴在新自由主義頭上。這是完全錯誤的。

張維迎：在林毅夫眼裏，我大概屬於“新自由主義者”，這一點我不會否認，儘管我更願意稱自己為“古典自由主義者”。但我也是改革的漸進主義者。1984年春我提出的雙軌制價格改革思路，就是一個漸進主義的改革思路（林毅夫也經常強調雙軌制的漸進性質）；1993年我和易綱合寫了“中國漸進式改革的歷史視角”一文，分析為什麼漸進改革在中國是一種必然；2008年我也寫過漸進改革的文章。我的漸進主義觀點一直沒有改變。它不僅與我的自由市場理論不矛盾，而且正是我的自由市場理論的延伸。

張維迎：講5個問題一，關於市場的理論範式；二，我為什麼反對產業政策；三，外部性和協調失靈不構成產業政策的理由；四，林毅夫“比較優勢戰略理論”在邏輯上是不自洽的；五，林毅夫“增長甄別法”的謬誤。

張維迎：關於漸進改革的補充事實上，絕大部分古典自由主義者和新自由主義者是不贊同“休克療法”的。因為，按照哈耶克的觀點，制度是自發演化的結果，不是人為設計出來的。演化一定是一個漸變的過程。儘管我不贊成休克療法，但我覺得林毅夫對前蘇聯國家改革路徑的否定還是太武斷了。他完全忽視蘇聯1990年前的歷史現實，沒有認識到實行了70年計劃經濟的蘇聯和只有20多年計劃經濟的中國相比，改革的初始條件有很大不同。蘇聯解體之前戈爾巴喬夫並沒有選擇休克療法，葉利欽時期的休克療法更像是搶救式治療，因為葉利欽主政前，蘇聯已經休克了，已經沒有走漸進改革的可能。歷史不是一塊白板論者，我不認為一個模式可以適用於所國家。

張維迎：一，市場理論範式的分歧我和林毅夫有關產業政策的分歧，其實是有關市場理論的兩個不同範式的分歧。林毅夫信奉的是“新古典經濟學範式”，我信奉的是“米塞斯-哈耶克範式”。（新古典範式是“設計範式”，米-哈範式是“演化範式”。）新古典經濟學把市場理解為資源配置的工具。為了證明市場的有效性，它需要做出一些非常強但不現實的假設。反過來，當這些假設不滿足時，就出現了所謂的“市場失靈”，包括外部性導致的市場失靈，不完全競爭導致的市場失靈和信息不對稱導致的市場失靈。林毅夫所有的理論都是以新古典經濟學的市場失靈為基礎的。這一點他自己也不否認。

張維迎：林毅夫是如何評價新古典經濟學的針對劍橋學者張夏準説他“太忠實於新古典經濟學”，“不能把自己從新古典經濟學的桎梏中解放出來”的批評，林毅夫辯護説：“新古典經濟學針對這一切來説是一個有用的工具，而不是一個制約因素。它很靈活，足以用模型分析外部性、動態性和協調失靈這些讓政府扮演着重要角色的要素；同時還提供了一個標準，來判斷政府是否過於偏離比較優勢產業。沒有前者，發展中國家可能會缺乏應有的智慧去抓住發展優勢產業機遇，併為可能的產業升級和發展奠定基礎。但是，如果沒有後者，如歷史記錄所強調的，政府可能會犯下許多代價高昂的錯誤，…”（《新結構經濟學》第130頁。）顯然，在林毅夫看來，新古典經濟學簡直是萬能的靈丹妙藥，既能告訴政府應該做什麼，又能告訴政府不能做什麼！

張維迎：林毅夫批評“照搬西方主流經濟學”我不理解的是，一方面，林毅夫把自己的理論建立在西方主流經濟學市場失靈理論的基礎上，另一方面，他又公開高調地批評別人“照搬西方主流經濟學是行不通的”。為什麼別人信奉新古典理論是“照搬”，他自己信奉新古典理論就是“創新”？為什麼新古典理論在他手裏是戰無不勝的“神器”，在別人手裏就變成了不堪一擊的“神話”？我本人對新古典主流經濟學的評價沒有林毅夫那麼高，我認為，新古典經濟學並不是一個好的市場理論，至少不像林毅夫説的那麼好。新古典經濟學家所謂的市場失靈，其實是市場理論的失靈，不是市場本身的失靈。

張維迎：關鍵區別——如何看待企業家新古典經濟學的市場是沒有企業家的市場，因為新古典的假設使得企業家根本沒有存在的價值。（偏好給定、資源給定、技術給定，完全信息，沒有不確定性，每個人同等聰明。）在米塞斯-哈耶克範式裏，企業家是市場的主角，發現和創造交易機會是企業家的基本功能；正是通過企業家發現不均衡和套利，市場才趨向均衡；正是企業家的創新，使得市場不斷創造出新的產品、新的技術，並由此推動消費結構和產業結構的不斷升級。信奉新古典範式的經濟學家有時也使用“企業家”這個詞，但他們説的企業家不過是一個計算器：給定目標和手段，按照“邊際收入等於邊際成本”的基本規則計算出最優投入和產量；制定這樣的決策不需要想象力，不需要機敏，不需要判斷力。但對真正的企業家來説，想象力、機敏和判斷力才是最重要的。我和林毅夫有關產業政策的爭論，與我們對企業家精神的不同理解有關。

張維迎：為主流經濟學説幾句公道話儘管新古典經濟學並不是一個好的市場理論，但仍然是一個有用的分析工具。特別是，公共選擇學派用新古典經濟學範式發展出來的政府失靈理論，在一定程度上矯正了市場失敗理論的謬誤，從而使得市場失靈不再構成政府幹預經濟的充足理由。林毅夫一方面對市場失靈濃墨重彩，另一方面，對政府失靈輕描淡寫。在他的理論裏，政府官員就是無所不知、無所不能、毫不利己專門利人的人！他沒有告訴我們，為什麼政府官員比私人企業家更有能力和激勵判斷未來。

張維迎：二，我為什麼反對產業政策？我對產業政策的關注由來已久。80年代中期一些中國經濟學家非常崇拜日本的產業政策。1987年夏天我訪問了日本半個月，我得出的一個基本結論是：國內流行的觀點至少有兩點不切實際之處：一是對日本產業政策的作用估計過高；二是對其作用的方式估計錯誤。日本早期的產業政策之所以沒有產生災難性的後果，是因為錯誤的產業政策總會受到企業家的抵制。汽車產業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如果沒有本田宗一郎等人的抵制，也就沒有日本汽車產業的今天。80年代之後，日本產業政策的失誤比比皆是：第五代計算機，模擬技術，移動通訊。90年代之後有關日本產業政策的研究，得出的一個基本結論就是：日本產業政策總體上講是失敗的。邁克爾·波特等人用翔實事實證明：在日本最成功的20個產業，基本沒有產業政策，即使有，作用也微乎其微；反倒是，最失敗的7個產業，都受產業政策的嚴重影響。

張維迎：中國的產業政策改革前中國實行的是計劃經濟。改革後，產業政策代替了計劃指標，是穿着馬甲的計劃經濟。（劉鶴、楊偉民：“計劃就是產業政策，產業政策就是計劃，二者都體現了政府對經濟生活、資源配置的干預。”《中國產業政策：理論與實踐》）產業政策失敗的例子比比皆是，成功的例子鳳毛麟角，這一點也林毅夫本人也不否認。中國經濟持續存在的結構失調、產能過剩，哪一個不是政府產業政策主導的結果？我一直試圖從理論上尋找產業政策失敗的原因。我發現，產業政策失敗的原因和計劃經濟失敗的原因完全一樣。

張維迎：產業政策為什麼會失敗？概言之，產業政策之所以失敗，一是認知能力的限制，二是激勵機制扭曲。通俗地講，一是由於人的無知，二是由於人的無恥。認知能力的限制比激勵機制更根本。

張維迎：產業政策為什麼會失敗？概言之，產業政策之所以失敗，一是認知能力的限制，二是激勵機制扭曲。通俗地講，一是由於人的無知，二是由於人的無恥。認知能力的限制比激勵機制更根本。

張維迎：創新和新產業是不可預見的擁護產業政策的人的一個基本假設是：技術進步和新產業是可以預見的，因而是可以計劃的。這個假設是完全錯誤。新產業總是來自創新，歷史證明：創新和新產業是不可預見的，這是因為：創新過程充滿了一系列的不確定性，創新沒有統計規律可循。創新的不確定性使得我們沒有辦法預見求索的結果並預先制定一條通往特定目標的路徑；我們既不知道目標在哪裏，也不知道道理在哪裏，只能在不斷的修正錯誤中前行。如果能提前預測創新，那它就不是創新了！人們對創新和產業發展的分析都是“事後諸葛亮”。30年前沒有人預見到今天的主導產業（互聯網、新能源、生物製藥等）。今天也預測不了30年後。創新的不可預見性意味着，實現創新的唯一途徑是經濟試驗的自由，即哈耶克講的具有不同知識和不同見解的“眾人的獨立努力”，而不是將自己鎖定在預定的路徑上。

張維迎：創新和新產業是不可預見的擁護產業政策的人的一個基本假設是：技術進步和新產業是可以預見的，因而是可以計劃的。這個假設是完全錯誤。新產業總是來自創新，歷史證明：創新和新產業是不可預見的，這是因為：創新過程充滿了一系列的不確定性，創新沒有統計規律可循。創新的不確定性使得我們沒有辦法預見求索的結果並預先制定一條通往特定目標的路徑；我們既不知道目標在哪裏，也不知道道理在哪裏，只能在不斷的修正錯誤中前行。如果能提前預測創新，那它就不是創新了！人們對創新和產業發展的分析都是“事後諸葛亮”。30年前沒有人預見到今天的主導產業（互聯網、新能源、生物製藥等）。今天也預測不了30年後。創新的不可預見性意味着，實現創新的唯一途徑是經濟試驗的自由，即哈耶克講的具有不同知識和不同見解的“眾人的獨立努力”，而不是將自己鎖定在預定的路徑上。

張維迎：企業家精神與產業政策這就是分散化決策優點：每個企業家按照自己的警覺、想象力、判斷決定做什麼、不做什麼；市場競爭決定成敗：成功的創新帶來利潤，不斷得到複製和擴散，成為新的增長點；失敗的試驗停止。產業政策是集中化決策，意味着將社會資源集中投入到政府選定的目標，這是一種豪賭！成功的可能性很小，失敗的代價巨大。（如果每個人有90%的可能性犯錯誤，10個人分別決策的話，同時犯錯誤的概率只有34.9%,至少一個人成功的概率是65.1%，只要有一個人成功了社會就有了這個產品。相反，如果集中做一個決策，成功的概率就只有10%。）政府官員並不具有企業家的警覺性和判斷力；即使有，也沒有企業家那樣的激勵；專家也沒有能力制定產業政策。專家不是企業家，他們也許有創新所必須的硬知識，但並沒有創新所必須的軟知識；靠企業家制定產業政策也不可能成功。過去的成功不是未來的指路燈；對經濟發展產生重要影響的創新通常來自名不見經傳的創業者，而不是功成名就的商界領袖。

張維迎：TD-SCDMA以電信業為例，在TD作為3G標準上馬之前，幾個運營商的老總和兩任信息產業部部長（吳基傳和王旭東）都反對上TD，因為技術上根本不成熟;2006年十幾個院士聯名上書最高領導，拍板上。TD成為“創新型國家”樣板後，所有的反對意見一律封殺，直到2014年，《財新》才發表“TD式創新”一組文章，開始揭露真相。掩蓋TD決策錯誤的辦法是加快上4G。中國移動上4G的積極性最大，因為只有它用了TD標準，而中國電信和聯通的3G遠沒有飽和。因為上TD和過早淘汰3G浪費了數千上萬億元資金，但不會有人對此承擔責任。

張維迎：激勵機制的扭曲產業政策通過對不同產業在市場準入、税收和補貼、融資和信貸、土地優惠、進出口許可等方面的區別對待，創造出權力租金；這必然導致企業家和政府官員的尋租行為。從實際看，無論是產業政策的制定過程，還是產業政策的執行過程，都充滿了一系列的尋租活動。一項特定產業政策的出台，與其説是科學和認知的結果，不如説是利益博弈的結果。結果是，得到政策扶植的企業家可能並不是真正的創新企業家，而是套利者和尋租者。新能源汽車騙補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不難理解，大筆從政府拿錢的企業並沒有做出像樣的創新來！創新的不可預見性意味着產業政策一定會出現錯誤。但政府官員一般不願承認自己的錯誤，因為錯誤會暴露自己的無知；掩蓋錯誤的一個辦法是對失敗的項目提供更多的支持。結果是，錯誤一個接着一個！自由市場上的企業家沒有辦法掩蓋自己的錯誤，他們也沒有權力阻止別人證明自己錯了！

張維迎：只需要一個激勵機制！如果政府要實現某個產業政策，就應該讓贊成該產業政策的政府官員和專家把自己的一部分家產拿出來投入，或者做抵押物。既然你認為這個投資是好的，那就給你個賺大錢的機會吧！拿納税人的錢搞投資，總會有嚴重的逆向選擇和道德風險。當然，最好的激勵機制也只能緩解人的無恥，不能解決人的無知。

張維迎：三，外部性和協調不構成產業政策的正當性理由林毅夫為產業政策辯護的主要理由是“外部性”和市場的“協調失靈”。但這兩個理由都是站不住腳的。林毅夫認為，由於技術的外部性，如果沒有政府的資助，企業家沒有積極性從事創新。這種説法在理論上是不成立的，也與經驗不符。理論上講，林毅夫錯誤地理解了企業家如何做決策，這與他信奉的新古典範式有關。在新古典範式中，所有決策是基於邊際分析。邊際分析對日常管理決策是重要的，但在真實市場中，創新不是邊際上的問題，而是生與死的問題（或者如楊小凱講的“超邊際問題”）；企業家有關創新的決策，主要不是基於邊際收益和邊際成本的比較，而是基於對市場前景和技術前景的判斷，基於競爭的壓力和壟斷利潤的誘惑。當年比爾•蓋茨預見“每個家庭、每個辦公桌上會有一台電腦”的時候，他是通過邊際收益和邊際成本計算出來的嗎？越是大的技術創新，越不可能是邊際上的決策。一個創新給企業家帶來10的預期回報，給社會帶來100的回報，不意味着企業家就不會從事這樣的創新。只要預期成本不超過10，企業家就會從事這樣的創新。當博爾頓投資瓦特發明蒸汽機的時候，他想的是如何把蒸汽機賣給全世界，而不是他能否獲得蒸汽機帶來的全部的正外部性；當比爾•蓋茨創辦軟件產業的時候，他想的是每個人桌子上的電腦安裝的都是他的軟件，而不是他能否獲得軟件帶來的所有好處。

張維迎：外部性不成立：創新的例子按照外部性導致的市場失靈理論，技術進步在自由市場一定是最慢的，如果不是完全不可能的話。但過去200多年的經驗證明，自由市場下的技術進步是最快的。沒有政府的資助，瓦特和博爾頓仍然發明和生產出了蒸汽機；沒有政府的資助，斯蒂文森父子也發明和生產了火車；沒有政府的資助，卡爾•本茨和戴姆勒發明了汽車，萊特兄弟發明了飛機，愛迪生髮明瞭電燈，亞歷山大•貝爾發明了電話；沒有政府的資助，IBM發明了計算機，比爾•蓋茨生產了視窗平台軟件；沒有政府資助，馬化騰仍然給我們提供免費的微信系統，馬雲給我們提供淘寶交易平台；如此等等，不勝枚舉。林毅夫大概不會否定這些都是最具社會外部性的創新吧。這樣重大外部性的創新企業家都願意自己做，我不知道還有哪些創新沒有政府補貼就沒有人做。

張維迎：補貼“第一個吃螃蟹者”？林毅夫栩栩如生地把創新者比喻為“第一個吃螃蟹的人”，認為政府應該補貼第一個螃蟹者。我沒有考察過人類吃螃蟹的歷史，但我相信，第一個吃螃蟹的人一定是因為自己想品嚐美味的冒險衝動，而不是因為政府和其他什麼人補貼才吃螃蟹的。林毅夫完全低估了企業家的冒險精神。企業家承擔風險，是出於信念和願景，而非計算。凡要靠政府補貼才願意去創新的人，充其量只是個尋租者，根本就算不上企業家！補貼這樣的人會導致南郭先生們“濫竽充數”。為了激勵創新，我們需要的是專利制度和知識產權的有效保護，而不是政府補貼！進一步，創新的不可預測性意味着，政府根本不知道誰是第一個吃“螃蟹”的人，因為你連螃蟹長得什麼樣都不知道。政府不應該阻止任何人吃螃蟹，但也沒有必要為吃螃蟹買單，因為那會誘使許多人假裝吃螃蟹，但實際上不過是拿出吃螃蟹的姿勢啃饅頭，甚至吃蒼蠅。從啃饅頭和吃蒼蠅中得到的經驗對吃螃蟹沒有什麼意義。

張維迎：市場協調失靈？林毅夫產業政策辯護的另一個理由是：如果沒有政府協調，市場會出現協調失靈。這裏也表現出他對市場機制和企業家精神的誤解。所謂的協調失靈，不過是市場不均衡的表現。但不均衡意味着存在套利機會；越是大的協調失靈，糾正它帶來的利潤越大。企業家的重要功能之一就是發現市場中的不均衡，然後進行套利，使得市場趨於均衡。也就是説，協調是企業家的職能。現實中，成千上萬的企業家做的就是協調供給和需求，協調能力決定企業家的賺錢能力！讓我舉幾個例子。

張維迎：協調舉例馬雲的阿里巴巴協調了數以億計的買方和賣方，所以才能賺大錢；弗裏德里克•史密斯當年創辦聯邦快遞公司就是因為郵遞由政府的郵政公司主導，存在協調失靈，儘管受到美國政府郵政公司的阻礙，他還是取得了成功，並且創造了新的物流模式；順豐快遞也是企業家解決協調的一個例子。再想一下今天的代孕市場吧！據説現在中國每年有數十萬的代孕嬰兒出生。一箇中國婦女買到美國男人的精子，然後僱傭印度女人代孕，這是多麼複雜的協調！但自由市場做到了。計劃經濟的歷史證明，政府是最差的協調者。計劃經濟下計委和經委整天慢得團團轉，仍然是生產企業時時告急，消費品到處短缺，市場經濟下我們要什麼有什麼，我不知道林毅夫為什麼認為政府比市場更有能力協調經濟活動？以我的觀察，凡是協調失靈嚴重的市場，一定是企業家精神受到了政府管制的壓抑！

張維迎：林毅夫論證產業政策的邏輯有問題林毅夫説：“至今還沒有看見一個成功追趕的發展中國家，或者持續發展的發達國家，不用產業政策的。”林毅夫講的這個命題或許為真，這也不奇怪，因為在任何國家，總有雄心勃勃政府官員和專家想指導甚至主導經濟發展，政府官員也要為自己創造尋租機會，也有既得利益者需要產業政策保護。但由此引申説“沒有產業政策就不可能成功”，則是個偽命題。“沒有一個長壽的人不曾得過病”，難道由此就能推論説得病是長壽的原因嗎？為什麼不看看那麼多病死的人？難道產業政策導致失敗的國家還不夠多嗎？沒有一個發達國家不曾有過專制政體，現在仍然有不少國家實行專制政體。難道由此就可以證明專制是發展的提前條件，專制是正當的嗎？林毅夫説“作為經濟學家的責任不是因為怕產業政策失敗而凡產業政策都一概反對，而是要研究清楚產業政策成功和失敗的道理，…”我按照林毅夫的建議研究的就是產業政策必然失敗的道理，但林毅夫沒有能告訴我們為什麼產業政策不會失敗。

張維迎：四，林毅夫“比較優勢戰略”的自相矛盾“比較優勢戰略”是林毅夫新結構經濟學的核心，也是他得到產業政策的理論基礎。但它在邏輯上是不能自洽的，經驗上是不符合事實的。丹尼•羅德里克：“林毅夫似乎希望同時支持和反對比較優勢”；在我看來，他是想用李嘉圖的自由貿易理論證明李斯特的國家主義。在亞當•斯密和李嘉圖時代，英國政府實行的是重商主義的貿易保護政策。無論斯密的絕對優勢理論，還是李嘉圖的比較優勢理論，其目的都是證明，不受政府管制的自由貿易對交易雙方都是有好處的，貿易保護政策是損人不利己。從此，比較優勢理論成為自由貿易的理論基石。

張維迎：比較優勢是個人的事情李嘉圖把國家作為分析單位帶來的一個不好後果是，似乎比較優勢是國家的事情。其實比較優勢是個人的事情，企業的事情，不是國家的事情。國際貿易本質上是個人之間的貿易、企業之間的貿易，因為國家不會做交易，除非是計劃經濟國家。因此，分析比較優勢的好處完全沒有必要涉及國家。比較優勢就是管理學家的核心競爭力，遵循比較優勢是市場交易者的一個基本行為準則，根本不需要國家的戰略。如亞當•斯密所言，市場競爭意味着每個人都專門從事自己最擅長的工作以使收益最大化，同時讓他人去完成他們自己更擅長的工作。任何企業家，如果不按照比較優勢選擇生產和交易，一定會失敗。只有傻子才會違反自己的比較優勢。瞎子説書、盲人按摩，就是利用比較優勢的典範。我和林毅夫今天在這裏不論產業政策，而不是什麼量子衞星通訊，就是因為我們倆人在經濟學方面有比較優勢，在物理學和通訊方面沒有比較優勢。這樣的決策不需要別人教給我們。

張維迎：比較優勢與要素稟賦關係不大林毅夫認為比較優勢是由要素稟賦決定的。但看看各國的進出口結構，絕大部分具有比較優勢的產業與要素稟賦沒有關係。要素稟賦決定論假定資本和勞動力（包括人才）在國家之間是不流動的。在資本和人才流動的情況下，要素稟賦的重要性即使不會消除，也會大大降低。按照要素稟賦決定比較優勢的理論，18世紀的英國絕對不應該發展棉紡織業，因為英國的土地不適合生產棉花，英國種植的棉花質量很低；1950年代的日本也不應該發展鋼鐵業、汽車和電子產業；1960年代的韓國也不應該發展汽車產業；高科技和農業也不會成為以色列的優勢產業；浙江的義烏也不會成為世界小商品集散地。

張維迎：比較優勢是企業家創造的要素稟賦之所以不重要，是因為現實中的比較優勢是動態的，是一個學習的過程。這就好比林毅夫和我今天被稱為經濟學家，並不是我們的先天稟賦決定的，而是我們自身學習的結果。至少對我是這樣。進一步，動態比較優勢主要是企業家創造的。或者説，企業家才是最重要、最稀缺的資源。但林毅夫完全忽略了企業家在決定比較優勢上的重要性。英國沒有棉紡織業的資源稟賦，但棉紡織業成為英國工業革命的主導產業，這是英國企業家從無到有創造出來（包括髮明飛梭的約翰•凱，發明紡紗機的約翰•懷亞特，發明多軸紡紗機的哈爾格里，發明機械紡紗機的理查德•阿克萊特，發明走錠精紡機的塞繆爾•克朗普頓，等等）；當然，這裏應該給英國政府記上一“功”。英國政府1700年頒佈禁令，禁止從印度、中國和波斯進口棉織品；1719年禁令進一步禁止一切住在英國的人買賣、穿戴或擁有棉織品，如有違犯，對私人科以5英鎊罰款，對商人科以20英鎊罰金。禁令的目的是保護毛紡織業，不是保護棉紡織業！但歪打正着，保護出一個強大的棉紡織業！

張維迎：“正確的產業政策”？林毅夫等人認為，儘管許多產業政策是失敗的，但不能由此就認為政府不能制定正確的產業政策；關鍵不是要不要產業政策，而是制定什麼樣的產業政策。這種觀點很類似上世紀80年代有人捍衞計劃經濟的觀點：不是計劃經濟本身不好，而是我們沒有把計劃經濟搞好！只要尊重價值規律、尊重科學，計劃經濟是可以搞好的。我希望我有關產業政策失敗的兩個原因已經證明，林毅夫所希望的“正確的產業政策”，過去沒有過，現在沒有，今後也不會有。還有必要就政府官員的激勵機制講幾句。

張維迎：激勵機制能解決尋租行為嗎？林毅夫似乎認為，政府官員的尋租行為是可以通過激勵機制的設計解決的。這種認識如果説不是過於天真，也是對激勵理論的誤讀。政府官員是多任務、多目標的代理人。如果我們能夠獲得所有行為後果的有關信息，當然可以設計一個激勵機制，使得他們沒有尋租的空間。但無論在理論上還是實際看，獲取這樣的信息是不可能的。沒有辦法對政府官員的投入和產出進行有效的度量，也就沒有辦法對他們進行有效的激勵。對政府官員，我們只能進行程序性的監督和控制，儘量讓他們管的事情少一點，明確只能做什麼不能做什麼。這就是“有限政府”含義。就產業政策而言，激勵機制的設計還有特殊的困難：一項政策的後果需要很長時間才能展現出來，短期內看上去好的政策，長期看可能是壞的；政策後果的好壞不僅依賴於政策的制定，也依賴於政策的執行。但政府官員像走馬燈似的換來換去，要界定每個官員的個人責任是不可能的。每個官員都有充足的理由為自己的決策辯護，我們很難區分究竟是經錯了還是和尚唸錯了！3G的錯誤誰應該負責？光伏產業呢？

張維迎：只需要一個激勵機制！如果政府要實現某個產業政策，就應該讓贊成該產業政策的政府官員和專家把自己的一部分家產拿出來投入，或者做抵押物。既然你認為這個投資是好的，那就給你個賺大錢的機會吧！拿納税人的錢搞投資，總會有嚴重的逆向選擇和道德風險。當然，最好的激勵機制也只能緩解人的無恥，不能解決人的無知。

張維迎：三，外部性和協調不構成產業政策的正當性理由林毅夫為產業政策辯護的主要理由是“外部性”和市場的“協調失靈”。但這兩個理由都是站不住腳的。林毅夫認為，由於技術的外部性，如果沒有政府的資助，企業家沒有積極性從事創新。這種説法在理論上是不成立的，也與經驗不符。理論上講，林毅夫錯誤地理解了企業家如何做決策，這與他信奉的新古典範式有關。在新古典範式中，所有決策是基於邊際分析。邊際分析對日常管理決策是重要的，但在真實市場中，創新不是邊際上的問題，而是生與死的問題（或者如楊小凱講的“超邊際問題”）；企業家有關創新的決策，主要不是基於邊際收益和邊際成本的比較，而是基於對市場前景和技術前景的判斷，基於競爭的壓力和壟斷利潤的誘惑。當年比爾•蓋茨預見“每個家庭、每個辦公桌上會有一台電腦”的時候，他是通過邊際收益和邊際成本計算出來的嗎？越是大的技術創新，越不可能是邊際上的決策。一個創新給企業家帶來10的預期回報，給社會帶來100的回報，不意味着企業家就不會從事這樣的創新。只要預期成本不超過10，企業家就會從事這樣的創新。當博爾頓投資瓦特發明蒸汽機的時候，他想的是如何把蒸汽機賣給全世界，而不是他能否獲得蒸汽機帶來的全部的正外部性；當比爾•蓋茨創辦軟件產業的時候，他想的是每個人桌子上的電腦安裝的都是他的軟件，而不是他能否獲得軟件帶來的所有好處。

張維迎：外部性不成立：創新的例子按照外部性導致的市場失靈理論，技術進步在自由市場一定是最慢的，如果不是完全不可能的話。但過去200多年的經驗證明，自由市場下的技術進步是最快的。沒有政府的資助，瓦特和博爾頓仍然發明和生產出了蒸汽機；沒有政府的資助，斯蒂文森父子也發明和生產了火車；沒有政府的資助，卡爾•本茨和戴姆勒發明了汽車，萊特兄弟發明了飛機，愛迪生髮明瞭電燈，亞歷山大•貝爾發明了電話；沒有政府的資助，IBM發明了計算機，比爾•蓋茨生產了視窗平台軟件；沒有政府資助，馬化騰仍然給我們提供免費的微信系統，馬雲給我們提供淘寶交易平台；如此等等，不勝枚舉。林毅夫大概不會否定這些都是最具社會外部性的創新吧。這樣重大外部性的創新企業家都願意自己做，我不知道還有哪些創新沒有政府補貼就沒有人做。

張維迎：補貼“第一個吃螃蟹者”？林毅夫栩栩如生地把創新者比喻為“第一個吃螃蟹的人”，認為政府應該補貼第一個螃蟹者。我沒有考察過人類吃螃蟹的歷史，但我相信，第一個吃螃蟹的人一定是因為自己想品嚐美味的冒險衝動，而不是因為政府和其他什麼人補貼才吃螃蟹的。林毅夫完全低估了企業家的冒險精神。企業家承擔風險，是出於信念和願景，而非計算。凡要靠政府補貼才願意去創新的人，充其量只是個尋租者，根本就算不上企業家！補貼這樣的人會導致南郭先生們“濫竽充數”。為了激勵創新，我們需要的是專利制度和知識產權的有效保護，而不是政府補貼！進一步，創新的不可預測性意味着，政府根本不知道誰是第一個吃“螃蟹”的人，因為你連螃蟹長得什麼樣都不知道。政府不應該阻止任何人吃螃蟹，但也沒有必要為吃螃蟹買單，因為那會誘使許多人假裝吃螃蟹，但實際上不過是拿出吃螃蟹的姿勢啃饅頭，甚至吃蒼蠅。從啃饅頭和吃蒼蠅中得到的經驗對吃螃蟹沒有什麼意義。

張維迎：市場協調失靈？林毅夫產業政策辯護的另一個理由是：如果沒有政府協調，市場會出現協調失靈。這裏也表現出他對市場機制和企業家精神的誤解。所謂的協調失靈，不過是市場不均衡的表現。但不均衡意味着存在套利機會；越是大的協調失靈，糾正它帶來的利潤越大。企業家的重要功能之一就是發現市場中的不均衡，然後進行套利，使得市場趨於均衡。也就是説，協調是企業家的職能。現實中，成千上萬的企業家做的就是協調供給和需求，協調能力決定企業家的賺錢能力！讓我舉幾個例子。

張維迎：協調舉例馬雲的阿里巴巴協調了數以億計的買方和賣方，所以才能賺大錢；弗裏德里克•史密斯當年創辦聯邦快遞公司就是因為郵遞由政府的郵政公司主導，存在協調失靈，儘管受到美國政府郵政公司的阻礙，他還是取得了成功，並且創造了新的物流模式；順豐快遞也是企業家解決協調的一個例子。再想一下今天的代孕市場吧！據説現在中國每年有數十萬的代孕嬰兒出生。一箇中國婦女買到美國男人的精子，然後僱傭印度女人代孕，這是多麼複雜的協調！但自由市場做到了。計劃經濟的歷史證明，政府是最差的協調者。計劃經濟下計委和經委整天慢得團團轉，仍然是生產企業時時告急，消費品到處短缺，市場經濟下我們要什麼有什麼，我不知道林毅夫為什麼認為政府比市場更有能力協調經濟活動？以我的觀察，凡是協調失靈嚴重的市場，一定是企業家精神受到了政府管制的壓抑！

張維迎：林毅夫論證產業政策的邏輯有問題林毅夫説：“至今還沒有看見一個成功追趕的發展中國家，或者持續發展的發達國家，不用產業政策的。”林毅夫講的這個命題或許為真，這也不奇怪，因為在任何國家，總有雄心勃勃政府官員和專家想指導甚至主導經濟發展，政府官員也要為自己創造尋租機會，也有既得利益者需要產業政策保護。但由此引申説“沒有產業政策就不可能成功”，則是個偽命題。“沒有一個長壽的人不曾得過病”，難道由此就能推論説得病是長壽的原因嗎？為什麼不看看那麼多病死的人？難道產業政策導致失敗的國家還不夠多嗎？沒有一個發達國家不曾有過專制政體，現在仍然有不少國家實行專制政體。難道由此就可以證明專制是發展的提前條件，專制是正當的嗎？林毅夫説“作為經濟學家的責任不是因為怕產業政策失敗而凡產業政策都一概反對，而是要研究清楚產業政策成功和失敗的道理，…”我按照林毅夫的建議研究的就是產業政策必然失敗的道理，但林毅夫沒有能告訴我們為什麼產業政策不會失敗。

張維迎：四，林毅夫“比較優勢戰略”的自相矛盾“比較優勢戰略”是林毅夫新結構經濟學的核心，也是他得到產業政策的理論基礎。但它在邏輯上是不能自洽的，經驗上是不符合事實的。丹尼•羅德里克：“林毅夫似乎希望同時支持和反對比較優勢”；在我看來，他是想用李嘉圖的自由貿易理論證明李斯特的國家主義。在亞當•斯密和李嘉圖時代，英國政府實行的是重商主義的貿易保護政策。無論斯密的絕對優勢理論，還是李嘉圖的比較優勢理論，其目的都是證明，不受政府管制的自由貿易對交易雙方都是有好處的，貿易保護政策是損人不利己。從此，比較優勢理論成為自由貿易的理論基石。

張維迎：比較優勢是個人的事情李嘉圖把國家作為分析單位帶來的一個不好後果是，似乎比較優勢是國家的事情。其實比較優勢是個人的事情，企業的事情，不是國家的事情。國際貿易本質上是個人之間的貿易、企業之間的貿易，因為國家不會做交易，除非是計劃經濟國家。因此，分析比較優勢的好處完全沒有必要涉及國家。比較優勢就是管理學家的核心競爭力，遵循比較優勢是市場交易者的一個基本行為準則，根本不需要國家的戰略。如亞當•斯密所言，市場競爭意味着每個人都專門從事自己最擅長的工作以使收益最大化，同時讓他人去完成他們自己更擅長的工作。任何企業家，如果不按照比較優勢選擇生產和交易，一定會失敗。只有傻子才會違反自己的比較優勢。瞎子説書、盲人按摩，就是利用比較優勢的典範。我和林毅夫今天在這裏不論產業政策，而不是什麼量子衞星通訊，就是因為我們倆人在經濟學方面有比較優勢，在物理學和通訊方面沒有比較優勢。這樣的決策不需要別人教給我們。

張維迎：比較優勢與要素稟賦關係不大林毅夫認為比較優勢是由要素稟賦決定的。但看看各國的進出口結構，絕大部分具有比較優勢的產業與要素稟賦沒有關係。要素稟賦決定論假定資本和勞動力（包括人才）在國家之間是不流動的。在資本和人才流動的情況下，要素稟賦的重要性即使不會消除，也會大大降低。按照要素稟賦決定比較優勢的理論，18世紀的英國絕對不應該發展棉紡織業，因為英國的土地不適合生產棉花，英國種植的棉花質量很低；1950年代的日本也不應該發展鋼鐵業、汽車和電子產業；1960年代的韓國也不應該發展汽車產業；高科技和農業也不會成為以色列的優勢產業；浙江的義烏也不會成為世界小商品集散地。

張維迎：比較優勢是企業家創造的要素稟賦之所以不重要，是因為現實中的比較優勢是動態的，是一個學習的過程。這就好比林毅夫和我今天被稱為經濟學家，並不是我們的先天稟賦決定的，而是我們自身學習的結果。至少對我是這樣。進一步，動態比較優勢主要是企業家創造的。或者説，企業家才是最重要、最稀缺的資源。但林毅夫完全忽略了企業家在決定比較優勢上的重要性。英國沒有棉紡織業的資源稟賦，但棉紡織業成為英國工業革命的主導產業，這是英國企業家從無到有創造出來（包括髮明飛梭的約翰•凱，發明紡紗機的約翰•懷亞特，發明多軸紡紗機的哈爾格里，發明機械紡紗機的理查德•阿克萊特，發明走錠精紡機的塞繆爾•克朗普頓，等等）；當然，這裏應該給英國政府記上一“功”。英國政府1700年頒佈禁令，禁止從印度、中國和波斯進口棉織品；1719年禁令進一步禁止一切住在英國的人買賣、穿戴或擁有棉織品，如有違犯，對私人科以5英鎊罰款，對商人科以20英鎊罰金。禁令的目的是保護毛紡織業，不是保護棉紡織業！但歪打正着，保護出一個強大的棉紡織業！

張維迎：美國汽車業和韓國汽車業汽車不是美國人發明的，在1920年之前，汽車市場的領頭羊是德國和法國，但1933年全球汽車產量的73%來自美國，德國和法國分別僅佔4%和8%。美國之所以能超越德國和法國，很大程度上要歸功於亨利•福特發明的自動化生產流水線，與美國的要素稟賦沒有關係。韓國汽車業的比較優勢就是鄭周永（現代汽車）這樣的企業家創造的。林毅夫認為，韓國發展汽車是違反了比較優勢，因為韓國當時的要素稟賦結構不適合發展汽車產業。他的結論是韓國由此失敗了。他的文章寫於2001年，當時東亞金融危機後韓國的汽車業處於困難時期。但韓國現在是世界第四大汽車出口國，汽車出口佔到總出口收入的8%，不知他現在又如何解釋？他的基本論證方法是：如果成功了，就是因為利用了比較優勢；如果失敗了，就是因為違反了比較優勢。但他沒有預料到的是，那些在他寫文章的時候看起來失敗的例子後來又成功了。

張維迎：中國經濟的成功是“比較優勢戰略”的結果嗎？林毅夫認為，中國過去30年的經濟成功是因為中國從趕超戰略轉變為“比較優勢戰略”的結果。這與事實不符。中國過去30年的發展確實與利用比較優勢有關，但這是經濟自由化、市場化、民營化和國際化的過程中，企業家自發行動的結果，與政府發展戰略無關。但林毅夫恰恰是反對自由化、市場化和私有化的（“中國道路的成功秘訣，就在於打破新自由主義所謂自由化、私有化、市場化的神話。”（林毅夫））。就我所知，中國政府並沒有制定過什麼“比較優勢戰略”。鄉鎮企業是利用比較優勢的典型例子。到90年代初，鄉鎮企業生產的勞動密集型產品就成為重要的出口產品。但至1992年前，中央政府一直在打壓鄉鎮企業，國家計委明令禁止把重要生產資料賣給鄉鎮企業，禁止給鄉鎮企業發放貸款。外資出口佔到中國出口的一半。外資來中國就是利用比較優勢，這只需要開放，不需要產業政策。

張維迎：政府戰略總是反比較優勢的這些以及許多許多例子都證明：比較優勢是市場中的企業家創造的。天然的比較優勢幾乎可以忽略不計，因為只有地理是不可改變的，其他都在隨着發展變化。如果想利用比較優勢，自由市場加企業家就足夠了。利用比較優勢不需要國家戰略，除非每個人都是傻子。但如果每個人都是傻子，那制定戰略的官員怎麼能有聰明人呢？事實證明：凡是政府能看得清楚的，自由市場上的企業家早就看清了；凡是自由市場上企業家看不清楚的，政府更不可能看清。產業政策一是迷糊企業家的眼睛，二是勾引企業家尋租。如果想違反比較優勢，那倒需要國家戰略。看一下歷史，政府制定的政策都是違反比較優勢的。（日本）

張維迎：林毅夫判斷的比較優勢？解決“比較優勢戰略”邏輯矛盾的唯一辦法是，林毅夫講的比較優勢不是市場上表現出來的比較優勢，而是按他自己判斷的比較優勢。他理論中的比較優勢是由要素稟賦決定的。但他又説要素稟賦和比較優勢是通過市場價格表現出來的。如果不是他自己判斷的比較優勢，而是市場上表現出來的比較優勢，那他的戰略就是跟隨市場走。他既要政府引領市場，又要政府跟隨市場。林毅夫原話：“要想使企業自發進入和選擇符合要素稟賦結構的產業和技術，該經濟的價格體系就必須反映要素的相對稀缺性，而只有競爭性市場才能做到這一點。”（《新結構經濟學》P.23）除了政府有權力扭曲價格，還有誰有能力扭曲價格呢？既然競爭性市場決定的價格體系就能反映比較優勢，為什麼還要政府告訴企業家比較優勢是什麼？林毅夫是不是認為，在市場中的企業家讀不懂市場價格信號，只有政府官員和專家能讀懂價格信號？

張維迎：五，林毅夫“增長甄別法”的謬誤為了制定產業政策，林毅夫提出一個六步驟的“增長甄別法”。其中第一步，也是最關鍵的一步是：發展中國家的政府應該確定一份貿易商品和服務的清單。這些商品和服務應滿足如下條件：在具有與本國相似的要素稟賦結構，且人均收入高於本國約100%的高速增長國家中，這些商品和服務生產已超過20年。我按照林毅夫的標準找出了不同年份值得中國模仿的候選國家，這些國家的人均GDP是中國的1.8-2.2倍。

張維迎：按照當年匯率計算，比中國人均GDP高80%-120%的國家包括：1980年有科摩羅（400.3美元），貝寧（378.0美元），尼日爾（420.7美元），塞拉利昂（356.6美元），中非共和國（350.5美元），蘇丹（398.4美元），岡比亞（398.9美元），多哥（417.7美元），加納（411.5美元）1990年有印尼（630.7美元），亞美尼亞（636.7美元），阿爾巴尼亞（636.7美元），烏茲別克斯坦（651.4美元），科摩羅（602.3美元），吉爾吉斯（608.9美元）2000年有湯加（1926.7美元），秘魯（1967.2美元），赤道幾內亞（1979.3美元），阿爾及利亞（1757.0美元），約旦（1774.1美元），蘇里南（1855.8美元），馬其頓（1875.1美元），泰國（2016.0美元），納米比亞（2059.4美元）2010年有哈薩克斯坦（9070.7美元），馬來西亞（9069.0美元），蘇里南（8430.9美元），帕勞（8979.0美元），墨西哥（8861.5美元），加蓬（9312.0美元），羅馬尼亞（9069.0美元），黎巴嫩（8763.8美元）

張維迎：按照購買力平價計算，比中國人均GDP高80%-120%的國家包括：1990年有巴基斯坦（3057.0美元），尼加拉瓜（3019.9美元），喀麥隆（2768.3美元），洪都拉斯（3205.3美元），馬其頓（2763.1美元），哥斯達黎加（3220.5美元），馬紹爾羣島（3020.6美元），烏茲別克斯坦（3031.5美元），吉布提（3112.4美元），尼日利亞（3030.5美元），毛里塔尼亞（2815.7美元）2000年有厄瓜多爾（7387.6美元），斯威士蘭（6853.4美元），多米尼加（8048.6美元），約旦（7742.5美元），白俄羅斯（7299.6美元），埃及（7556.7美元），秘魯（6506.6美元），斐濟（7070.1美元），突尼斯（7727.9美元），伯利茲（6953.8美元），薩爾瓦多（6424.9美元）2010年有智利（19357.5美元），安提瓜和巴布達（20567.4美元），烏拉圭（17082美元），聖基茨和尼維斯聯邦（20478.7美元），拉脱維亞（17983.1美元），羅馬尼亞（17354.8美元），伊朗（17354.8美元），克羅地亞（19988.8美元），塞舌爾（20365.1美元），古巴（18433.9美元）

張維迎：中國應該向誰學？設想我們分別在1980、1990、2000和2010年為中國製定產業政策，這些候選名單中有哪些國家值得效仿？林毅夫可能會辯解説這些國家與中國的要素稟賦結構不同。按照要素稟賦結構的標準，中國的人口規模與印度最接近，但印度的人均GDP比中國還低，當然不值得學；中國的土地面積與美國和俄羅斯最接近，但美國人均GDP比中國高得太多，沒有辦法學，而俄羅斯在林毅夫眼裏已經是失敗的典範；按照文化稟賦的相似性，中國應該向日本和韓國學，但這兩個國家的人均GDP又比中國太高了。林毅夫説中國經濟應該“沿着新結構經濟學所指出的路線增長。”我不知道新結構經濟學給我們指出了什麼路線！

張維迎：談“國家比較優勢”有意義嗎？像中國這麼大的國家，各地差別很大，談某個地區的比較優勢也許有意義，但談整個國家的比較優勢沒有什麼意義。中國各地之間的差異甚至遠大於某些地方與外國的差異。即使一個省內，各地之間的差別也很大。如陝西省的陝南、關中和陝北就完全不同。中國土地稀缺？那你去西部看看。中國勞動力過剩？人口最密集的東南沿海地區勞動力不足，需要從內地招募。這就顯示了企業家的重要性。離開企業家談比較優勢是沒有意義的。

張維迎:“增長甄別法”的錯在哪了？林毅夫“六步驟增長甄別法”的錯誤在於，他把經濟增長和產業結構變化看成是一個完全線性的演化，每個國家的發展都只能沿着同樣的軌跡行進，不可能超越。就像一個人讀完小學讀初中，讀完初中讀高中，然後再上大學。基於這樣的認識，林毅夫認為政府有能制定產業政策也就不奇怪了！但全球化和技術進步決定了產業發展不是線性的，在任何時點上，一個國家究竟發展什麼產業，取決於企業家的判斷。甚至落後地區的一些產業也值得先進地區學。比如，當哥倫布發現美洲時，美洲大陸整體上比歐亞大陸要落後許多，但歐亞大陸還是從美洲大陸引進了玉米和土豆產業。幸運的是，企業家不會按照林毅夫提出的“增長甄別法”決定該做什麼。當然，如果政府一定要用產業政策主導發展過程，林毅夫的六步驟甄別法也許是有用的指南，儘管其後果可能是災難性的！

15:45 林毅夫和張維迎結束各自的演講部分，雙方開始進行激辯，首先是林毅夫對張維迎此前的批評進行反駁。

林毅夫：我所説的補貼是幫助企業解決基礎設施或者是幫助企業解決由勞動力供給上面的限制條件時才需要的，如果企業想要讓創新、驅動，風險資本出現，就要有那樣的政策環境。如果全國都是那種情況，是不需要補貼的。

林毅夫：張維迎教授似乎覺得只有企業家才有企業精神，其實熊彼得談有企業精神的人，可以是企業家、可以是學者，也可以是政府官員。要是我們沒有企業精神，也不會到北大來辦中國經濟研究中心，更不會把中國經濟研究中心升級為國家發展研究院。

張維迎回應林毅夫：你提供那麼多產業政策成功的例子，美國、日本，為什麼不説一點中國的？

林毅夫：我承認會有政府失靈，因此才會去研究，根據什麼樣的原則政府可以減少失靈的地方，有市場失靈，但是不能就因此説不要市場；有政府失靈，也不能説不要政府。研究是這樣的，有市場失靈我們來研究政府怎樣克服市場失靈，有政府失靈我們來研究怎樣減少政府失靈，我想這是比較正確的研究方式。

林毅夫：我説的產業政策沒有假定政府是全知全能，有相當大的程度都是企業已經要進去了，然後去了解企業有什麼困難，才幫助企業來解決他解決不了的問題。

林毅夫：張維迎教授説汽車產業的成功不是因為產業政策，他對日本的經濟研究不夠清楚，日本從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對汽車產業一直是高關税，還有很多針對日本國內的某些特性要求的標準。只要有關税，有這種進入的障礙，都是產業政策，是保日本的產業。

林毅夫：張維迎教授似乎覺得只有企業家才有企業精神，其實熊彼得談有企業精神的人，可以是企業家、可以是學者，也可以是政府官員。要是我們沒有企業精神，也不會到北大來辦中國經濟研究中心，更不會把中國經濟研究中心升級為國家發展研究院。

林毅夫：張維迎説企業家創新是為了壟斷利潤，但是這有前提，壟斷利潤存在必須要有專利保護。張維迎剝離了壟斷利潤存在的前提，然後説企業家不需要政府，沒有政府怎麼有專利保護呢？要是沒有專利保護，那技術發明了以後大家能夠馬上模仿，那還有企業家願意去做嗎？

林毅夫：強調企業家精神是很重要的，但是也要把企業家精神發揮作用的一些制度條件研究清楚。為什麼我主張在發展中國家給點税收優惠，因為在發展中國家我們大部分的技術創新、產業升級對自己來説是新的，但在世界上面是成熟的，沒有辦法給專利，所以給一點税收優惠，但這種税收優惠是非常少的。

林毅夫：我基本上是反對補貼的，我所有的產業政策裏面沒有一樣需要補貼的，除了對先行者的激勵機制者的補貼，基本上可能就是税收優惠幾年，量非常少。

林毅夫：維迎説產業政策必然失敗，中國政府有很多產業政策，所以中國必然失敗，按照這樣推論，中國怎麼能維持這麼長時間的穩定跟高速發展呢？如果維迎拋開書本到各個地方去走走看，就會發現政府幫助這些產業集羣的發展過程當中起到的因勢利導的作用是絕對不能忽視的。

林毅夫：中國是一個很大的國家，我同意維迎講的，我們現在有些地區、有些省份他實際上已經進入到高收入經濟體了，有些還在中低收入經濟體，因此這種狀況之下，我們不能有一個產業政策適應全國，應該根據各地不同的情形來制定產業政策。

林毅夫：我在因勢利導的框架裏面也非常重視企業家的精神，每個國家都有一些特殊的要素和資源，這些要素和資源讓企業家發現了機會，政府要幫助他把在擴張時的瓶頸和障礙排除掉，或者是有一些新的技術所帶來的機會，企業家已經進入到產業裏並且有獲利的空間了，政府幫它進一步做大做強提供條件。

張維迎：回應林毅夫教授剛才説的我覺得比較難，坦率地講我不知道他在講什麼。

張維迎：林毅夫在反駁我產業政策註定失敗的結論時説，因為我主張產業政策註定失敗，中國政府有很多產業政策，所以中國必然失敗，這是什麼邏輯？

張維迎：林毅夫講日本、韓國的成功經驗，為什麼不提供一些中國產業政策成功的經驗？我不是説政府不應該幫助企業解決問題，而是政府不要給企業設置障礙，政府幫助企業解決的好多問題是先設置了障礙，然後再幫助，等於説我把你的嘴封上，不讓你吃飯，每天給你輸營養液，每天維持，沒有我你命就沒了。

張維迎：我們今天談的主要是商界企業家，我曾經在我的《博弈社會論》最後一章也提出過制度企業家、政策企業家。林毅夫教授本身也具有一定的企業家精神，但是這是企業家延伸的説法，我們不要把這個東西替代，然後説每個人都有企業家精神，這個推理是有問題的。

張維迎：一個國家如果老百姓吃的雞蛋都是政府供應的，難道由此證明説沒有政府大家就吃不上雞蛋嗎？這就是問題所在，為什麼雞蛋必須由政府供應，因為你不讓企業家供應，只能政府供應，你反過來説，這就證明政府供應是最有效的，沒有這樣的邏輯。

林毅夫：中國改革的成功確實是往市場方向走，確實是越來越跟國際經濟結合。但是不是可以把中國改革轉型的成功簡單歸結為為市場化、私有化、自由化？我不這麼認為。90年代的時候其他跟我們處於同樣一個轉型階段的國家，他們“四化”上面推行的比我們徹底，但是他的經濟是崩潰的。

林毅夫：我再次強調，在我的“兩軌六步法”，以及“五種產業”的劃分當中，只有一種產業是政府選擇的，那是跟國防安全有關的產業，其他都是企業家主動選擇，政府是幫他解決他解決不了的軟硬基礎設施完善的問題。

（辯論到此全部結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