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飛岸:美國大選呼喚民主觀念的更新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張飛岸】
由於特朗普和桑德斯這兩個反精英建制者的參與,2016年美國大選從一開始就註定要上演一出不按常理出牌的年度大戲。這一常理是什麼?就是大選的參與者要遵守不泄露底牌的遊戲規則。而這個底牌就是美國不是一個真正的民主國家,而是一個精英經民主之名統治的國家。
不幸地是,因為希望從美國自開國之父就開始精心設計到一代代政商學精英層層建構包裝的“精英民主”體制內突圍,兩個體制外的競選者必須要迎合美國民眾的民主需求,通過揭精英之短、暴體制之弊,應多數之需,藉助羣眾路線登頂美國總統的寶座。於是,我們看到了一場從民主黨黨內大佬攔截桑德斯到精英媒體一邊倒支持希拉里的精英們自發抱團、開足火力、集齊待命的自衞反擊戰,這一反擊戰最終以特朗普的當選徹底暴露了美國精英與民眾之間的裂痕,也將美國從民主的起訴方送上了民主的被告庭。
沒有多數的民主不是民主
對於2016年美國大選過程暴露出的美國製度精英本色的弊病,我們看到來自學界精英的幾種非常有代表性的辯護性回應。
第一種回應指出,美國大選雖然揭示了民眾與精英之間的裂痕,但特朗普的當選恰恰證明了精英沒有能力攔截民眾真正支持的領導人,這正是美國民主性的表現。
第二種回應認為,美國大選中希拉里和特朗普互黑雖然有失體統,但充分證明美國的民主性,我們能在一個非民主國家看到領導人被黑的體無完膚嗎?
第三種回應非常機智地對民主和民粹進行了區分,説美國大選只是一次民粹主義的發作,民粹不是民主,它最終會走向民主的反面。美國的民主是多元式民主,多元式民主會在制度層面用民主制衡民粹,特朗普靠民粹上台,但並不會使美國真正走向民粹主義,因為美國的多元民主制度會讓特朗普的民粹政策無所作為。
以上幾種辯護性回應存在着一個共同的問題,那就是用美式精英民主(或叫自由民主、多元民主、多頭政體)的經典定義去衡量美國的民主性,如果我們換一個民主定義,即將民主看做對多數需求的回應,那以上提到的幾點對美國政治民主性的證明就難以自圓其説了。
第一,特朗普的當選不是多數的勝利,而是多頭政體用少數牽制多數的勝利。無數調查數據和研究顯示,全球化和自由化在各個國家尤其是美國造成了財富向少數精英羣體的聚集。這種財富的聚集在美國製造了1%和99%的分裂。但奇怪的現象是,這99%為何沒能形成一個統一的多數,反而再次陷入桑巴特“美國沒有社會主義”的魔咒,將真正代表99%的,聲稱要把美國帶到丹麥的民主社會主義者桑德斯淘汰出局,而將僅僅代表WASP(White Anglo-Saxon Protestant)白人中下層的特朗普推上了總統之位呢?

因為與歐洲相比,美國的多數早已被精英們精心建構的取代階級理論的利益集團理論和選舉期間揀選的圍繞族裔、種族、宗教、槍支、同性戀、墮胎等喧賓奪主的“低政治”議題衝的七零八落,當多數意識不到自己作為資本的受害者是一個整體時,他們就很容易被精英揀選的議題分裂和操控,特朗普的當選不是證明美國精英沒有能力攔截自己不喜歡而民眾喜歡的領導人,而是他們已經成功地讓白人和其他族裔的中下層民眾分裂,從而意識不到誰是有可能真正代表大眾99%去制衡1%精英的有效候選人。
從特朗普獲勝後發表的勝選演説我們可以看到,他這個1%的局中人已經開始迴歸體制,向反對他的精英伸出橄欖枝了。至於在選舉時開出空頭支票爭取選民支持而在任期內不去兑現它,早已是體制內外精英駕輕就熟的把戲。在這個意義上,希拉里的支持者不必如喪考妣,他們應該對美國體制的精英性有短期內的絕對自信。
第二,美國大選中媒體對領導人的揭短和領導人之間的互黑是自由主義中言論、出版自由的表現,它僅僅能夠證明美國是一個自由國家,而真正的民主則要體現為政治影響力的平等化和利益分配的公正化,做到這一點僅僅總統代表資本家捱罵是遠遠不夠的。
第三,對於民主和民粹的區分只有在將民主等同於自由民主時才能夠成立,如果將民主看做多數利益的代表,那民主其實就是精英口誅筆伐的民粹,當民主不侵犯精英利益時叫民主,當民主侵犯精英利益時通通叫民粹。
民主要代表多數
以上對美國民主性的質疑是為了重申民主的多數性質,將美國的精英體制與民主進行區分。從根本上,美國是一個自由政體而不是民主政體,而自由政體很大程度上就是為了制衡多數。
真正的民主如薩託利在《民主新論》中所言,是一種與自由主義相區別的制度。“自由主義是要設法限制國家權力,民主則在國家權力中嵌入人民的權力”。“前者特別關心政治約束、個人首創精神以及國家形式問題,後者則對福利、平等以及社會凝聚力特別敏感”。 “因此,隨着時間的推移,在自由主義者和民主主義者之間會形成一種角色劃分,前者有着較多的政治關切,後者有着更多的福利關切。我們在談到社會民主的時候仍然用民主來指稱,反之,如果我們談論的是政治民主,就應當稱其為自由主義,或者至少是自由主義民主”。
薩託利特別強調了單純的民主應該是社會民主。社會民主是一種由於歐洲近百年社會主義運動將社會權利嵌入到公民身份中去的民主。社會權利是指“從某種程度的經濟福利到安全到充分享有社會遺產並依據社會通行標準享受文明生活的權利等一系列權利。”這些權利不是按照人的商業價值,而是作為公民的基本權利分配給公民的。
所謂基本權利,指的是社會權利需要像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一樣被看做民主國家公民所享有的天賦權利,這一權利不是如現在自由民主一樣提供一個博弈平台給需要的人討價還價。基本權利不是一個可以討價還價的問題, 在一個將最低生活工資視為一種社會權利的社會中,不得不為最低生活工資而討價還價顯然是荒謬的,就好比在一個將投票權視為一項政治權利的社會中不得為投票而討價還價一樣。
如果我們在民主概念中重新嵌入了社會權利,那將意味着現有民主評估標準中的公民權利將從政治領域擴展到日常生活領域,從話語權領域擴展到物質領域。這意味着民主的目標指向這樣一種前景:為少數人壟斷的,文明的、有教養的生活要素要逐漸惠及大多數人。福利問題,並不是一個隨着經濟發展到一定水平自然會隨着政治權利一起兑現的問題,它是一個與政治權利不同的權利問題,它需要人們民主觀念的調整和實際行動的轉向。
為何要重申民主的多數特徵
自由民主對多數民主的拒絕不是因為它不認可民主事實上應該代表多數,而是它擔心民主的多數會形成多數的暴政。因而它特別通過建構新的民主概念和制度設計將民主中多數的影響力壓到最低程度。
為什麼我們今天要重申民主的多數特徵呢?因為歷史發展到今天,自由民主能夠解決的問題已經遠遠少於它製造的問題。
我們時代面臨的最重大問題有兩個:第一,社會財富的嚴重分佈不公。這種財富分配的不平等不僅存在於美國也存在於中國和世界上其他地方。資本主義的貧困與資本主義之前的貧困有本質的不同。
在資本主義之前,由於生產力不發達,人們創造的物質財富非常有限。那個時候雖然也存在精英與大眾之間的階級分化,但大眾的貧困並不以精英的富有為前提。也就是説,由於生產力低下導致的社會整體物質財富有限,即使把精英佔有的財富和地產均分給大眾也解決不了大眾貧困的問題。
資本主義的貧困是一種豐裕的貧困,它是在人類創造的物質財富已經足以滿足社會每個人需求並使每個人都過上體面生活的條件下,由於資本主義財產私有制的限制和財富分配的不合理,人為造成了多數的貧困。這種豐裕的貧困在道德上是不合理的,也是人類的恥辱。
從人道主義的角度而言,人類應該為創造一個更公平的世界創造各種條件,而不是通過理論和制度限制去阻止這樣一個世界的到來。所以,我們今天最需要的民主理論不是去強調多數的暴政,而是應該去反思這種可能引發多數暴政的財富分配的不合理性和改進它的可能性。
第二,無論在美國、歐洲還是發展中國家,無論是多數大眾還是少數精英,目前都面臨着宗教原教旨主義復興和恐怖主義的威脅。宗教原教旨主義和恐怖主義從何而來?來源於美國在宗教和族羣衝突中扮演的不公正角色,源於美國精英階層的狹隘自私、唯利是圖。
馬克思曾經非常深刻地指出,“宗教裏的苦難既是現實的苦難的表現,又是對這種現實的苦難的抗議。宗教是被壓迫生靈的嘆息,是無情世界的心境。宗教是人的本質在幻想中的實現,因為人的本質不具有真正的現實性。因此,反宗教的鬥爭間接地就是反對以宗教為精神撫慰的那個世界的鬥爭”。按照馬克思的觀點,文明的衝突、宗教的衝突本質上還是利益的衝突,而這種衝突的解決也只能求助於現實利益衝突的解決。
今天我們世界的現實是,由於少數人的貪得無厭,拒絕利益的合理讓渡,他們寧可將這種利益衝突轉化為不可調和的文明衝突、族羣衝突和宗教衝突。相對於文明衝突、族羣衝突和宗教衝突而言,利益之間的衝突其實是好理解也可以調和的,因為它是世俗化的東西。與世俗利益相反,宗教理念的衝突和族羣衝突是難以調和,從這個意義上講,美國民主黨的精英階層一方面不願意犧牲自己的利益,一方面又以包容的姿態去擁抱各種移民和族羣意義上的政治正確是非常虛偽的,並且這種虛偽現在已經到了美國民眾不可忍受並尋求體制內外變革的程度,這種變革的呼聲就是民主的呼聲。
民主應該走下神壇
當我們把民主等同於多數利益的實現時,多數的暴政問題就從自由民主之下的偽問題變成真問題。自由民主對多數暴政問題的解決是拒絕多數,拒絕真民主,它所做的事情是把民主置換為自由然後將民主請上神壇。所以我們看到美國社會目前存在着一個非常荒謬的現象,明明黑人族裔、女性羣體、勞工羣體實際上是社會中的弱勢羣體,但它們卻在政治上被架的很高,被賦予一種話語層面的虛假權利。這種由精英階層操控的政治正確維持着美國政治的遊戲規則,這次大選中特朗普對政治正確的無視事實上也是對精英操盤的遊戲規則的無視,而精英選擇性支持希拉里也不過是希望能夠維持這種被虛假權利掩蓋的真實權益。
當民主突破自由民主轉變為多數對政治權力和公共政策的影響力時,多數暴政的問題就開始變為真問題。在這種條件下,多數暴政問題的防範就有賴於我們將民主請下神壇。
首先我們承認民主應該而且必須代表多數,這意味着不代表多數的民主無論它叫什麼名字都是偽民主,也意味着民主的首要價值就是民享,民主要惠及多數。
其次我們也要承認民主不一定在任何時候都是對的,都是社會的首要價值和國家治理的首選方案。當民主被等同於多數並請下神壇之後,我們可以在需要民主的時候將民主深入到政治、經濟、社會的各個領域,不能用自由妨礙民主的實現。
我們也可以在不需要民主的時候提出反對民主的理由,不能讓民主損害國家能力、威脅民族團結、妨礙經濟增長。民主不應該成一種宗教,而是一種進步的價值和有助於善治的工具。
只有形成正確的民主觀,我們才既不會使民主超載,成為經濟發展的桎梏;也不會使民主滯後,成為維護既定製度和阻礙多數分享利益的工具。然而,目前處於主導地位的自由民主,既沒有在經濟發達國家(如美國)為社會改革和公平分配提供動力,也沒有在經濟尚需發展的國家為發展提供穩定環境和有效政府,這是一種由虛假意識形態塑造的無效民主。
2016年美國大選以大眾與精英撕裂的方式宣告了民眾對這種無效民主的不滿,它作為精英選拔機制不僅無法有效選出最優,甚至還會選出最差;它作為民主實踐模式,製造了民主三要素民有、民治、民享的無一在場;它作為國家治理模式,形成了否決性政體,妨礙了公共政策的輸出和公共利益的實現。這是一場真正意義上的自由民主危機,它不應該等同於民主本身的危機,而應該成為人們思考民主概念、民主功能和民主模式的新起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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