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睿：同樣是“統派”，還要分為幾個流派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王睿】

台灣島內的政治鬥爭紛紛擾擾，恐怕大陸讀者當觀眾的熱情都已經大大消磨。但不管怎麼説，“台獨派”與“統派”的存在是事實，關心統一的大陸讀者還是有必要認識這兩派到底是怎麼回事。

“台獨”源頭與“反共”分不開

“台獨派”是兩岸分斷體制的直接結果，兩岸分斷體制是上世紀中葉以來的“雙戰構造”(陳映真語)使然。也就是説，“台獨派”肇因於上世紀中葉形成的“島國體制”，不論這個體制的稱號為何，其核心就是“反共體制”。這個基本核心支撐着“台獨派”的生存框架60餘年，至今沒變。反過來看，60餘年前台灣既不存在“獨派”，也沒有“統派”；只有“反共體制”或“島國體制”的瓦解，才能帶來統獨話語的終結。

不過現象似乎背反本質，過去扈從或擁護“反共體制”的文人政要，反而容易在“反獨促統”的兩岸聲浪中走紅。其中有些人的著作文章還被廣為傳頌，甚至進入大陸中小學的教材，有些人則成為深受大陸學生歡迎的演講常客。再如2014年9月聽到習主席重提“一國兩制”後，某“統派”大員返台即刊文表示“中華民國不是香港”。那麼，“統派”在島上的台獨政治中，是不是作為一種成就“民主多元”的道具而存在？

如果説是出於“愛國不分先後”的統戰需要，而將“反獨促統”改變為“化獨成統”，那麼人們應該怎樣看待“反共體制”下的歷史人物？其對於今後的統戰工作，又有什麼意義或啓發？

統獨問題如果脱離或無視“反共體制”來討論，那恐怕是一種歷史虛無主義，後者是“一中各表”的温牀，也是“台獨派”在當下存活所需要的政治語境。因此，“統派”、“獨派”的分類在島上更多的是一種政治標籤，而沒有哲學或倫理的意義。無怪林濁水所説的“民主化和台獨化是無可切割的一體兩面”，能成為台灣的政治邏輯──即“反共”＝“民主”＝“台獨”。

這一脈絡似乎很清晰，但仔細分析卻能得出看似荒誕的結論。比如，作為台灣“反共”第一人，蔣介石豈不成了“台獨”先鋒與“民主”舵手？綠營的“去蔣化”，難道應該受到島內外“統派”的歡迎？又如某些人物也談“中國人”，也否認“台獨”；但他支持“反共”學運與台式“民主”。再如某“反獨”又“反共”的大佬，既不好説他是“統派”，也不好説他是“獨派”，估計只好叫“蔣迷”吧。

荒誕的結論正提醒我們要注意實質：“獨派”、“統派”的白熱化、標籤化、庸常化，是台灣最近30年來的歷史路徑，與台灣的“民主化”同步。所謂的“統獨”和“民主”構成一種均衡存在，而成為台人眼下的“維持現狀”。

但台灣政治學者胡佛認為：國家統一是政治體系中最根本的思考層次。美國的例子可以印證胡佛的看法：相較於黑奴人權的解放，國家統一是林肯最根本的思考層次。但是，美國統一戰爭卻和台海統一戰爭沒有可比性，前者的地緣、資源、技術、人口和外援條件，支撐雙方進行戰爭4年；後者的相關條件則無法也不必支撐雙方戰爭那麼久。美國更有實際意義的政治參照是：先有國家統一，才有民主富強。

“反共”的人真能成“統派”嗎？

然而輿論界定所謂少數的台灣“統派”，其內部還是紛雜的，甚至矛盾的。

比如有“統派”大員主張台灣“以中華民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共議統一、合作統一”，以避免“屈辱被統”。這問題是台北有沒有150年前“美利堅聯盟國”那樣的條件和可比性？即便有，聯盟國仍在合眾國發動的統一戰爭中“屈辱被統”不是？否則，北京不跟進“共議統一”又如何？

現實是，台北放棄了通過談判為自己爭取更大權力的歷史機遇，也就是拒絕在兩岸實力差距相對較小時和談統一，這就意味台北和北京“共議統一”的籌碼越來越小。與此相反，北京因為自身條件和時勢使然，日漸取得觸動東亞和全球政經秩序重組的相應權力，籌碼和時間都握在手，也就不存在“屈辱被統”的焦慮。

當然，台北過去的棄權不全然是主動的，其中包含外力因素；但這反而凸顯台北作為政治主體的正當性不足，“共議統一”從而是超乎條件的想像。換言之，無視體制壁壘的“統派”往往是反效果，當“獨派”用“自己的國家自己救”來笑納“中華民國”時，“統派”話語似乎沒有招架之力。

另一方面，北京建構的經濟戰略全球佈局，明顯是有序的安排，“兩個百年”從小康社會邁向共同富裕的大局成敗關乎中共執政的正當性。正如台灣學者朱雲漢所説，全球過去300年來的歷史事件中，只有英國工業革命、法國大革命、俄國十月革命和美國崛起，可與中國崛起相比。那麼在客觀上，“議統論”、“合統論”如果沒有超克“反共體制”或“島國體制”的遺緒，其中就不免包含“獨派”的政治元素。

其實台北越“親中”，美、日越緊張，越任台北在某種程度內予取予求。所謂“賣台”，不過是因應“民主”對立所需要的政治修辭，但那反而讓台北的能見度淹沒在自己的恐嚇中，畢竟現在美日誰也買不下台灣，而台灣卻無法自絕於兩岸交流。只不過，60餘年來的體制壁壘，已構成一般人深固的政治心結，這時候便凸顯台灣另一類“統派”的歷史和現實意義。

台灣還有這種“統派”

“獨派”或“現狀派”通常不正視這類“統派”，或許正是出於不願凸顯他們的緣故。他們試圖減低李光耀所預言的痛苦，也就是消除台灣民眾在統一實際發生時的精神焦慮。陳明忠、勞動黨、夏潮聯合會、中華兩岸和平發展聯合會、台灣地區政治受難人互助會、……等等，都屬於這一序列。這些不證自明的“統派”分別在歷史、經濟、社會、政治、學術、教育、思想各方面堅持耕耘，深刻揭示兩岸何以如今，中國又何以走向如今的科學性解釋。

2016年10月22日午後，雨中秋祭人民英雄於台北馬場釘紀念公園。

他們承接上世紀20年代以來兩岸共同的社運和學運傳統，其基底是廣大的民眾路線乃至人類路線，因而其特徵是穿越“斷代”制約，以致“憲法”、“國號”之類的話語都不是他們的興趣。相反，他們在孤立的處境中試圖解構抵制兩岸民眾深化交流的體制性障礙，統一運動在他們看來是人民運動，是民生和民本運動。在這個意義上，統一和中國文化相通；也在這個意義上，統一和中國現代化建國的歷史相通。

四書五經的喜好可以凝聚中國人的古典價值，但如何轉化為現代化建國的正面元素又是另一回事。在農耕文明領先遊牧文明的時代，四書五經唐詩宋詞可以發揮“夷狄入中國則中國之”的功能，因此朝代更迭而中國存在。但西方工業文明及資本主義文明的先進性和掠奪性，則讓那些農耕文明的產品沒有招架之力；英法聯軍和八國聯軍劫掠北京時，清朝宮女們都會背誦經典詩詞，可那些洋兵就不需要讀過莎士比亞了。

由於中國人走到亡國滅種的歷史大關，因此，號稱兼容幷蓄的中華民族勢必在現代化的路徑上融鑄更具優勢的文明模式，或能免於像非洲黑人和美洲印第安人那樣的命運，儘管這可能不是供文人品味或應酬用的中華文明。

對兩岸而言，致力於此的“統派”更在少數，又不討喜各方，還不摻和選舉，權、錢、人俱乏。他們的統戰顏值或許更低，但他們也是“獨派”或“現狀派”最不願正視的存在。

然而，如果他們得不到應有的重視，而只是一種理所當然的存在，甚至遠不如爭取“反共體制”和“島國體制”的擁躉來得重要；那麼，兩岸除了權力、金錢和暴力，也就越來越缺失歷史和文明的對話，而只有機會主義和虛無主義。如此一來，“統一”會不會成為貧乏的語言，而走向“文明崛起”的對立面？

“獨派”也愛“統戰”？

“獨派”或“現狀派”喜歡拿“中共統戰”恫嚇台灣人。現實是，島內外各類“軍事合作”、“安全合作”、“民主同盟”、“南方聯盟”……乃至“台灣共識”，無不是台灣朝野熱衷的“統戰”工作。空想的TPP、畫餅的“新南向”或不得其門而入的RCEP，也無非是台北的被“統戰”渴望——只不過不是大陸主導。全球化本身就是個無遠弗屆的“統戰”網絡，差別在於進步力量與保守力量主導的不同。

可是，“獨派”或“現狀派”僅以歷史舊頁的“統戰”修辭，就輕易驅策部分台人的反中拒統意識，甚至宣稱可以倚賴外援的第三代戰機升級來對抗大陸自研自制的殲20。這類罔顧現實的言語存在，正説明島內對“統戰”兩字的迷惘，但也有人很懂——畢竟在當前的體制壁壘下，台北無論誰當家都是渴望並把持台美軍火交易的權力。

過去台北向美國軍購的條件來自大陸經貿的讓利，利益除了滿足一部分台灣高層之外，多數流去美日高層和20幾個小國高層的口袋；餘剩的兩岸交流好處沒普及到台灣基層民眾。這樣一來，大陸越強，讓利越多，台灣民眾反而越苦悶，對大陸越沒好感，“獨派”的內部機會就在這裏，而島內真正反對軍購的聲音卻無法普及化。

鑑於政治限制跟經濟規律上的排擠和磁吸效應，兩岸差距顯然日益加大。而北京目前也不可能直接干涉台北對於利潤的分配，例如台灣的税源主要來自個人所得，而遺產税率僅10%，遠低於美國的35%，更低於法國的60%，遑論長期偏低的財產交易所得税率和有名無實的土地“漲價歸公”。在這種右傾制度下，陸客來台的高消費、陸生來台的高學費和高健保費、兩岸政商經貿的高壟斷，反而有助台北將民眾對分配正義的失望轉化為對大陸的憎恨，這至少在情緒上平添“島國體制”的條件。

現在北京惠台不對台，而偏向照顧赴陸台青與台商，並實施藍綠差別待遇的策略。這對於兩岸體制壁壘的解構有多少成效，仍待觀察。不過應該認識到，作為中國人而赴港、台串聯，走向反中道路的人沒少過。也就是説，身份表態與政治選擇未必是同一回事。凡志在兩岸發展中華復興的人，或應將眼光轉向下一個歷史階段的工作，特別是在教育宣傳和思想啓蒙方面。畢竟體制壁壘的解放，並不僅止於一場有形的戰爭那麼簡單，甚至還可能因為一場戰爭而加大解放壁壘的難度，而後者正是“獨派”的最終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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