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成、尹伊文、宋魯鄭：華盛頓學者眼中的中美製度

【文/美國布魯金斯學會約翰-桑頓中國中心主任李成、前世界銀行諮詢顧問尹伊文、觀察者網專欄作家宋魯鄭】

在華盛頓期間，有機會和多位學者就中美製度、此次大選面對面地交流看法。雖然都是個人看法，但都頗有啓發。

第一個拜會的學者是西方非常著名的漢學家李成先生。他是全球第一智庫美國布魯金斯學會約翰-桑頓中國中心主任，主要研究中國政治制度及其發展。其新書《習近平時代的中國政治》（副標題是：集體領導的再評價）剛剛出版，我們便從這裏談起。

宋魯鄭和李成先生合影

他認為西方一些學者和媒體對中國並不瞭解，而且有不少偏見，對六中全會的評價也比較偏頗，比如只看到“核心”的提法卻忽視對集體領導的強調。實際上中國的政治日益制度化，非常有韌性。他認為中國政治模式是可持續的，未來有可能會有更大的開放度和包容性。

李成先生對十八大後走上歷史舞台的習近平四年來的表現非常讚賞，甚至認為他“拯救”了共產黨，重新建立了民眾對共產黨的支持和信心。對於敏感的人事問題，他認為黨內民主和制度化的方向不會改變。

在談到西方的民主制度時，我們共同的看法是西方政治道德感欠缺、過於強調契約。道德和習俗是寫在人的心裏的，而契約和法律則是寫在紙上的。以中國為例，孝做為一種價值觀根深蒂固，雖然沒有法律的強制力，但人人皆會認同發自內心的服從。另一方面法律對各種犯罪行為有着強大的懲罰機制，但違法之人比例在各國都不低。所以僅僅按契約來運作的國家，難説穩定，治理成本也會很高。雖然美國有着長久的民主傳統，也有着相對完善的選舉機制，但仍然無法避免特朗普的脱穎而出。李成先生認為，這次大選確實暴露了美國製度的許多漏洞。

我們也都認為一個社會肯定存在多種價值理念，而且每種價值理念之間會有衝突，比如自由和安全之間就存在張力。因此一方面避免某種理念的絕對化，另一方面則需要尋求一種微妙的平衡。西方現在的問題是把自己的理念絕對化，推到置高無上的地步，這種極易導致問題。目前出現的各種政治正確就是如此。而一向有中庸傳統的中國則可以探索出一條更平衡的體制。

李成先生認為西方確實面臨種族結構變化和中產階級縮小的挑戰。當然這兩者都是動態的，現在下結論還過早。

中美關係也是我們關注的重點。和我不同的是，他認為中美可以實現雙贏，比如在經濟領域。另一個不同之處在於他認為中美之間的衝突主要是因為誤會、誤解。我承認這只是一個因素，比如美國用修昔底德陷阱的邏輯來看待中國的崛起。這修昔底德陷阱是西方的傳統，並不適合中國。不過考慮到中美有上百個不同層階的交流渠道和平台，誤會應該已經減到最小。我還是感覺利益衝突是最根本的，比如誰是第一大經濟體，誰是世界貨幣，誰的制度更好，誰擁有制訂規則的權力。

關於這次大選，李成先生有一個很新穎的看法：特朗普的崛起也可以看作是美國幾十年來強勢的民權運動的反彈，但這或許是逆流，而非代表美國社會未來發展的趨勢。

第二位學者也是華裔：牛津大學社會人類學博士、曾任世界銀行諮詢顧問的尹伊文女士。

她認為美國利用負債消費來拉動經濟增長的模式有重大缺陷，因為人們的很多消費是非理性的，只顧眼前享樂，不顧未來利益，而且追求利潤最大化的生產商還千方百計地刺激人們的消費慾望，更是讓人們非理性地去買很多無用甚至有害的東西。這樣的消費拉動會把大量資源配置給對未來發展無用甚至有害的東西，而對未來發展有利的東西，譬如醫療教育等等，卻不能在這種市場消費拉動的模式中得到足夠的資源。這種模式不能實現對未來發展有利的資源配置。

我們共同的興趣是西方的民主。她的一個觀點非常令人共鳴：西方一人一票的選舉制一方面賦予民眾權利，但另一方面卻沒有要求相對應的責任，出現了不負責任的濫行權利現象。

她舉例説：一個人想開車，就需要考駕照，必須承擔起社會安全的責任。在社會上，進入很多行業、從事很多事業都是有門檻和條件的，以達到權利和責任的統一。但涉及社會重大利益的國家領導人選舉，卻只有權利沒有責任，這實在不是一種理性的制度安排。

很多人蔘與選舉的時候，對候選人和選舉內容缺乏瞭解，一無所知也可以去投票。所以才會出現英國退歐、2005年法國公投否決里斯本條約的事情來。許多選民並不瞭解歐盟，也不瞭解里斯本條約的內容，僅僅是因為對現政府不滿就投票反對。或者僅僅是出於自身短期眼前的利益而否決。

另外，利益集團的政治精英也會利用這種“不負責任的權利”來誤導大眾，發動伊拉克戰爭就是如此誤導的結果。

2003年4月7日，美國海軍陸戰隊第三工兵營的士兵大聲催促步兵快速通過受損嚴重的巴格達公路大橋

但是要想給選民設置責任門檻，從操作層面來看是相當困難的。我個人認為，只要是票選制度，這就是一個結構性、內生性無法解決的問題。

尹博士在美國生活多年，自然注意到在民主體制下無法選出最優人才的弊端。她從社會學的統計角度分析道：在任何社會中，大多數人的智商都是接近中位數的。所以用這種選票產生領導人的方式，其優點是不會讓智商很低劣的人當選，但缺點則是很可能也無法選出最優的人來，因此產生了民主制的“趨中化的自弱機制”。

她提出“優主主義”的新概念，以解決趨中化的問題，實現趨優、趨強的選擇。優主主義是要做趨優的選擇，以形成優者主政的優主集團。這需要遵循五大原則：一是優主集團的大門要敞開；二是要設立公平的擇優門檻，比如中國的高考、公務員考試；三是進入這個集團後，要有保持能力和道德優秀的機制，避免優秀人才的退化；四是要有機制既防止個人獨裁，又能使得最優秀的人才上位；五是優賢人才要有和民眾溝通的良好渠道，以瞭解民意。

其實今天中共的嘗試就頗有這個效果。像長期的培養、歷練，有任期制和年齡限制。所以我才一再撰文認為中國今天的制度優勢已經超過西方，這是東西方此消彼長的重要原因之一。至少，中國演變到今天的政治體制不會出現特朗普，也不會出現一意孤行的小布什，也不會像卡梅倫一樣為了解決黨內問題而拿國家命運去賭博，也不會如默克爾一樣非常衝動地接受一百萬難民。無論是小布什、卡梅倫還是默克爾，他們怎麼能如此輕易地做出如此重大、影響國家命運的錯誤決策呢？

第三位美國學者不希望公開其身份，我就簡要總結一下觀點：中國的制度有其優勢，比如黨內的效率高，精英選拔強調能力和經驗，不會出現特朗普這樣的政治人物。中美兩種制度可以並存。特朗普的崛起已經對美國的民主制度造成了巨大傷害，他的當選，更是將這種傷害從道德、理念的層面演變成實質的傷害。

就中美關係，他認為目前有三種觀點：中美是價值觀之爭、中美是利益之爭、中美存在誤會。每一種因素都會作用，但很難講哪一個是最根本的。

比如亞投行，美國學界和政界認為是美國的決策失誤，是奧巴馬被誤導，但卻極易造成雙方的誤會，尤其是民眾之間的。

我們還提到1999年美國轟炸中國大使館一事。美方到現在還認為是誤炸，也向中國道歉和賠償了，認為此事已經瞭解。但中國許多人不相信先進至此的美國在參與一場戰爭時會犯如此低下的錯誤：竟然憑藉一份舊地圖來制訂作戰計劃。我特別提出，就是法國出版的20世紀曆史也不相信美國的説法，認為真相可能永遠都不會知道。法國的立場令其很是驚訝。

會議現場

在華盛頓還遇到一位著名的自由派人士。在制度上雙方沒有共同語言，但經濟上還是很有的談。

我告訴他中國是真正的政治經濟學。政治不出問題，經濟總會有辦法。中國之所以不會發生經濟危機，有這麼幾個原因：一是民眾和國家都注重儲蓄，這和西方發生經濟危機時從上到下都赤字累累不同。這主要是文化的區別。二是國有企業的債主是國家，這種關係類似於家庭中的關係，債主絕不會逼債。三是美國發生經濟危機時，各大銀行爭相拋售，引發羊羣效應。但在中國的銀行都是國有，國家行政命令就可以決定它們的行動，至少絕不會發生西方這種“踩踏”現象。其實真要有危機，就是非國有企業也得服從國家需要。中國政治有這種能力。

幾天的訪問下來，還有一個感覺，中美關係之間的波動還和美國研究中國的力度不夠有關。我參加了許多場研討會，也查過各大機構的研討會主題，發現有關選後美俄關係的話題就有兩場，而且規模都相當大，參與的人也相當有層次，但卻沒有一場是涉及中美關係的。雖然從整個西方來講，美國對中國的研究已經是首屈一指，但卻遠遠落後於對俄羅斯的研究。

原因其實也不難理解，俄羅斯長期都是世界大國，冷戰時還成為兩個世界大國之一。現在雖然衰落了，但這個傳統優勢畢竟一直在。而中國自近代以來就積弱積貧，真正成為令全球不可忽視的政治、經濟、軍事世界級大國不過十年的時間，這對於學術研究來説時間過於短暫。

正如最後一位美國學者所笑談的：再過二十年，研究中美關係就會成為絕對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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