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之後：美式全球化消逝後的世界-簡練
2016年11月8日的美國大選，將會被歷史銘記為90年代興起的美式全球化時代的終結標誌。
什麼是美式全球化時代？是指從90年代初冷戰結束起，以美國的克林頓-戈爾政權上台為起始，以自由貿易和資本自由流動為導向，由美國主導的為期20多年的歷史時期。這個時期的特點是：美國是世界唯一超級大國，是世界領導，倡導經濟上的自由放任主義，國家主義和國家利益被視為異端學説，同時伴生有大量貌似美好的政治理念和行動，比如多元文化、歐洲統一、環保運動等，這個時代孕育了一大批“全球化精英”，他們説類似的語言，用類似的方式思考，贊同類似的主張，在2016年選舉中大多支持希拉里。這個時代在十年前，也就是2005-2007年達到它的巔峯，之後，經歷了八九年的搖擺、掙扎，它終結的徵兆終於在2016年美國大選中表現無遺。
三天後，美國大選的結果就有可能揭曉（但不排除糾紛的可能）。無論特朗普是不是新任總統，一個時代已經劃上句號——本號堅定的認為特朗普有極大可能當選美國總統。那麼，2016之後的世界會是一個什麼樣的世界？什麼將取代美式全球化？
強人時代重新降臨
在美式全球化期間，世界在政治上的特點是倡導由非強人型的精英領導，代表是“第三條道路”，也就是美國民主黨和歐洲改革後的左派政黨（社民黨、工黨及綠黨）。2001-2008年執政的小布什及其新保守智囊並沒有改變這個特點。這個集團和主張自由放任的華爾街集團聯繫在一起，為過去二十多年的經濟政策制定了整套框架。
由於美式全球化巔峯階段中國經濟的崛起，這套體系為自己製造了掘墓人。為了排斥中國，這批精英試圖炮製把中國開除在外的新體系，這就是拿TPP和TTIP來取代世界貿易組織的由來。但這一圖謀被西方體系和發展中國家體系內部的急速變化擊破。
西方和發展中國家湧現出一批強勢領導人，本質比較淳樸，在國際政治上主張現實主義——也就是不主張和中國對抗，甚至主動和中國合作。由於他們的能力比較強，在恰當的政策組合下可能造成一批國家“中興”的局面。這批政治人物無一例外被全球化精英羣體斥為“民粹主義”、“反民主”分子，但實際上這些人能力比較強，視野深遠。它們包括：
美國的特朗普、菲律賓新總統杜特爾特、印尼總統佐科，印尼雅加達市長鍾萬學；盧旺達總統卡加梅、印度總理莫迪、韓國總統朴槿惠（她最近麻煩挺多）；匈牙利總統/前總理歐爾班、土耳其總統/前總理埃爾多安、斯洛伐克總理菲佐等。俄羅斯總統/前總理普京也是類似的人，不過他的長項主要是政治、外交，經濟上能力一般。
當然，我們的領導人和上面的這批政治家氣質是相通的。
過去20多年美國的全球化的前提是美國一家獨大，所以美國的主張成為世界的唯一標準。自由貿易、民主化、環保主義、歐洲統一、“世界大同”等美國及歐盟贊同的理念（這些理念內部起始本不相連，乃至有的還互相沖突）就成為政治經濟的標準答案。既然這種全球化的政治基礎不存在了，世界的政治格局也會變。
其實這種美國一極化，理念只有一種方向的局面只是最近幾十年的情況，形成於二戰以後（二戰後有40年冷戰，但顯然蘇聯一極不如美國一極有吸引力）。現在要回到二戰以前的情況，美國在新強人（特朗普）的主張下主動退縮，世界各地強人紛起，有點19世紀後期的味道。當時，英、德、俄、法、奧匈、意六大國主持了歐洲（那時的世界重心）的均勢和平。也就“5-6極”。由於現代經濟的規模效應，2016年以後的世界不太可能有5-6極，但3極（美中俄）的結構是必然的，三極中間有各種中型國家，找三極中的某家投靠或合作。目前美國勢必收縮，中國有實力但沒有國際政治經驗，俄羅斯沒經濟能力但國際經驗老到，所以很多國家試圖靠向中國，但只能“摸着石頭過河”。而中國也需要識別其中誰是揩油的誰是真正的潛力股。
華爾街的鼎盛時代終結
美式全球化時期，居於世界利益金字塔頂端的，是美國兩個羣體：華爾街和硅谷。金融和互聯網是過去20多年利益最集中的區域。但也正是這種勾結，最後造成了人類技術的“大停滯”。因為它們濫用了市場經濟的遊戲規則——從賺錢（利潤）競賽變成了“造”錢比賽（市值）。
華爾街的再興盛起源於80年代——KKR等財務投資公司（PE）崛起，不過很難説這是當時里根-撒切爾政府的本意。華爾街爆炸式發展啓動於90年代：克林頓時代的牛市和互聯網泡沫給投行業務及新興的對沖基金大量的機會。21世紀初泡沫破滅後，經過短暫的調整，2003-2007年成為華爾街的黃金時代。
那個時代的特點是：全球經濟看起來很好，全球化進展神速，每年世界貿易額增長率都大幅超越經濟增長率。很多華爾街的投資銀行（高盛、雷曼）和綜合性集團（花旗、JP摩根、德銀）都變成交易為導向的金融機構，從交易中“賺錢”或乾脆説是“造錢”。這個黃金時代，美國隱藏的貨幣總量實際上是激增的，只是它們使用了隱蔽的手法——主要通過抵押品回購的方式創造了大量的純粹用於“金融自循環”的“流動性”，實際上就是一種準貨幣，只不過不統計在M2裏面，矇蔽了一批對美國有仰慕之心的中國經濟學家。
2009年之後，華爾街的鼎盛時期逐漸消褪。多德富蘭克法案是有真正威力的，其中最重要的一點就是限制華爾街主要金融機構進行自營交易，這把21世紀華爾街巔峯時期的主動力給抽掉了。這樣華爾街就只能回到“傳統業務”中去，比如IPO承銷、財務顧問等。這一轉變主要發生在2011年以後，一副瑞士銀行的交易大廳今昔對比（2007vs2015）很生動的説明了這一點。當然，這種下滑會伴隨一些新的較小機構的崛起，比如2010年興起的貝萊德，2010年以後逐漸興起的高頻交易基金、2012年以後興起的線上經紀公司等，但這些機構相對於美國和世界的影響力遠沒有90年代末-2007年的華爾街那麼大。
同理中國也會發生調整。中國的金融“黃金時代”比美國晚，是在金融危機爆發之後，集中在2011-2015年。因為中國需要時間成長出可供金融行業挖掘的實體經濟材料。這在2008年以後大體成形。2009-2010年的四萬億是後來幾年“黃金時代”的引子。
中國的金融黃金時期其實是“高利貸時代”，比美國的情況要簡單一些。主要以房地產和部分過剩產能、政府融資平台為基礎盤剝利息，同時以高速增長的信貸（貨幣）規模支撐本金的滾動。金融和實體經濟之間對比鮮明。這個輪子到2016年就逐漸滾不下去了。未來中國總體走向低息社會，中國真正的麻煩在於：這些銀行接下來能做什麼業務？現在消費貸、校園貸都在短期內做的比美國還出格。看起來，撇脂瘦身不可避免。
硅谷“印鈔機”時代終結
過去30多年，歐美在大量物質技術領域出現了大停滯，只有在通信-信息技術領域實現了大普及。90年代到21世紀初的通信技術繁榮，實際可以認為是已經儲備很長時間的通信技術的集中釋放，是紅利和既有動力慣性的結果。
但是到21世紀之後，這個物質技術動力逐漸消失了。信息技術的紅利被集中到互聯網行業，這實際上成為大停滯時代的主要表現。互聯網行業相比早先的通信、信息（軟件）行業，技術成分減少、媒體成分急速增加。最後變成媒體人主導。媒體人在原本的工業社會里只是輔助角色，而且因為迎合大眾的行業基因，有喜誇大、吹牛的本性。美國互聯網行業的奧妙在把媒體羣體和華爾街造富機器（主要是證券化）綁定在一起。這樣公司估值（valuation）就成了公司定價（pricing）。於是背後的風險投資就成了這樣一種紙面財富遊戲：一羣人定期給某互聯網公司添點錢，報個價，後一次和前一次的報價之差就成了“創造的財富”。
這套遊戲從美國硅谷發端，在90年代末玩過3年，2001-2007年全球化鼎盛時期還不那麼繁榮，但到2008年以後尤其是2012年以後，成了支撐美國繁榮的主力，這就是移動互聯網泡沫。當然這種財富模式是要有貨幣水龍頭來源的——這就是伯南克QE支撐的2009-2015長牛。這套遊戲有很鮮明的特點：
媒體是其中的主要要素，甚至很大比重的創業明星是媒體人出身（而他們參與的領域很可能並非媒體領域，而是像互聯網醫療這樣的專業領域），在中國更為明顯；
它主要發生在美國和中國等人口大國；
移動互聯網成了超級印鈔機，在很短的時間裏幾十億幾百億的創造“紙面財富”；
大部分互聯網公司是不盈利的，實際經營虧損，甚至收入都很有限，但在價值評估上被説成價值幾十億上百億美元。決定互聯網公司“價值”評估的不是盈利，而是“想象”，尤其決定於風投小圈子及配合放風的科技-財經媒體圈是否看到該公司的“樣板服務”（在硅谷或北京國貿推出樣品是很重要的，保證你被有話語權的人看到！），這再次説明了互聯網財富圈是被媒體操縱的；
它造成劇烈的貧富分化，上面紙面財富遊戲極大有利於成功初創者，但初創者只有極小部分成功；
它的衝力在5-6年內被耗盡（實際全民熱潮是3年左右），因為它的門檻總體不高。
在牛市5-6年後，這個“印鈔機”會導致一系列麻煩：
當物質基礎被耗盡時，如何進行下一批信息基礎設施的投資會成為大問題。靠谷歌、FB來做行不行？它們能不能做氣球、太陽能飛機基站？
它讓人們的雄心變小了，60年代人們走向太空，現在（西方）人們在虛擬現實中“走向太空”。同時年輕人變得浮躁了。
它根本上破壞了市場經濟的規則，不是通過努力經營賺錢，而是通過自己説“我值多少錢”來“變出”那麼多錢（先是虛錢，有待西方央行造錢填實）。
大量不行但裝作很行的人被媒體吹捧成英雄（比如已經破滅的女版喬布斯）。歷史上的強人往往是有硬功夫（從技術起家，或者能發掘組織人才），結合管理才能、統帥才能歷經辛苦崛起，不行當裝作很行的人主要靠媒體包裝起家，他可能有嚇唬、綁架技術人員的能力，但他的人生往往是兩面派。
關於這方面的奧妙，可以參考中信出版社出版的《資本的真相——互聯網時代的資本市場》
企業主推的全球化可能取代國家主推的全球化
金融和互聯網是美式全球化發展到巔峯階段的兩個最大的造富領域和利益集團。但是簡單的終結、取反不會是未來的走向。因為如果沒有新的技術進步和規模經濟，那麼回到割裂狀態的封閉強人國家不會有什麼空間。比如現在的匈牙利，把立國之本建立在1956年匈牙利事件上，結果就可能成為眼界日益狹隘的中歐小國（如果中國不介入的話，若中國大舉進入，則可能成為新中歐間的商道節點）。
美式全球化結束之後，可能意味着新的一種全球互聯開始出現，這種互聯在政治層面可能會弱一些（政治上裂為三極），主要是在經濟和技術層面上出現。
所謂企業主推的全球化取代國家主推的全球化，指的是全球化的執行實體不再是各國政府（90年代全球化的主要國際組織是WTO，由各國政府參加），而是各個大型企業和關鍵企業。
自從中國崛起後，本在90年代建立的全球化治理體系如WTO組織就遭遇了政治上分裂的挑戰，美中之間政府層面經濟合作的意願減弱，衝突加強。此時有中國的企業家提出企業為主角的新版全球化。比如馬雲，比如有家叫億贊普的公司，它們是這一概念的先鋒隊伍。這批企業家內部也可能有區別。其中最重要的一點是，這批人想的事情是不是和中國政府傾向的“中國引領的新全球化”相一致。
眾所周知，2013年中國啓動了一帶一路，2015年中國又接過G20的大旗，但G20在“去美式全球化”的背景下形式多於實質。現在中國還沒有能力提出有吸引力的話題把G20中較多成員吸引過來，因為這是中國第一次系統性主動參與國際事務，沒有經驗，不老到。尤其是2015年811匯改後，中國的外匯形勢顯得被動，人民幣在貿易方面的國際化有所放慢。企業推動的，以中國為領導的全球化是有可能出現的，但很可能要在當前的動盪局面塵埃落定後，在幾次樣板案例的推動下實現，比如，人民幣和當地國貨幣的直接貿易兑換、支付、結算等，需要在危機後的貿易復甦中逐漸實現（不排除也存在“危機倒逼創新措施”的可能）。
另外，當前已經浮現的中國大量互聯網人羣湧入海外各個地區，以及新一輪中國工程團體在各省商務廳帶領下到世界各國找飯吃，會形成大量新的商業需求，為上述“中國企業帶動的全球化”的實現提供商業環境。
有硬實力的新技術羣體將崛起
如特朗普成為美國總統。美國國內的產業政策將發生重大調整。表現在：
扶持華爾街和硅谷的政策將轉向。過去三十年，美國的特點是紐約、東北一小部分地區和加州繁榮，受到政府的讚美和支持；而中部的傳統工業州、能源州受到壓制（小布什時期搞玉米乙醇的特殊時期除外）。特朗普已經説了，他覺得硅谷的創新不像是創新，他更青睞於兩洋之間的傳統工業家的創造。因此，過去三十年壓制美國工業發展的很多限制會被移除，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在環保主義方面的民主黨意識形態（主要是在氣候問題的真實性方面，不幸的是中國趕了個晚集，把美國即將扔掉的旗子接到手中）。
頁岩氣可能會爆炸式發展。
頁岩氣是金融危機以來唯一一個沒有得到任何美國官方支持，仍然自己站起來的科技行業，這個行業是美國傳統開拓精神的最好代表。2014年以來，兩年的國際石油低迷都沒能把頁岩氣（頁岩油）行業給打垮，這個行業正在完成急速的優勝劣汰和技術進化。頁岩油氣產業的存活將給國際油氣行業帶來根本性變革，新興公司、技術公司將取代傳統油氣公司成為國際油氣能源的主角。
中國軌道交通在城市交通領域的應用。
除了眾所周知的高鐵之外，最近兩個新聞值得重視，分別是比亞迪的“新能源”雲軌和中國中車的“新能源懸掛式空中列車”。這兩家企業，一民營一央企，趕上了好時候，會在總裝產品層面的技術選擇上發生競爭。他們的競爭會成為中國健康產業競爭式升級模式的樣板。
通信行業正在發生深刻變革。
經過2011-2016年這一輪移動互聯網的洗禮，通信行業的基礎設施及產業生態已經發生重大變化。目前取得先手的中國移動和中國電信都已經變成數據傳輸企業。當前這個行業有幾個變動：設備技術企業和運營企業之間界限開始模糊，華為基本法可能會鬆動，華為參與網絡的運營，而運營商可能向內容拓展變成綜合性企業；以華為為龍頭的對圖像等大數據的傳輸、分析的戰役正在打響，這是信息技術裏面的真正“硬骨頭”，真正的大數據業務。雲計算在喊了七八年之後，正在全面鋪開。新的大規模通信基礎設施的建設正在展開，而它的投資、運營主體將不再限於中國聯通、電信等運營商。
半導體、顯示科技等行業成為泛在信息網絡的重要推動者
上面通信行業的深刻變革，對應的正是從2010年以前的語音傳輸為主體的業務，向2010年以後以豐富形態多媒體信息傳輸為主體的業務演變。中國移動、電信等走在前面的運營商，在業務總量緩慢上升的同時，內部收入結構發生了重大變化。未來通信指向充斥大規模數據、非標準格式的信息，而它的輸入輸出端正是形形色色的感應芯片（半導體）和無所不在的顯示終端。
在中國2014年啓動國家集成電路產業基金以後，本死水一潭的國際半導體產業也掀起了一圈圈波瀾。2015年起世界半導體產業進入大規模換股併購時代。半導體產業普遍認為汽車電子和物聯網（IoT）將成為新一次十幾年一見的行業革新的需求來源。在中國，一方面，國家基金支持下的中國本土半導體產業的骨幹開始出現，如武漢存儲等，另一方面，在顯示領域，京東方在五年內從三星顯示公司（SDI）產值的7%成長為76%，而且大膽暢想“泛在顯示”的時代，成為拉動中國適應新大數據時期的科技巨人。考慮到中國的龐大市場和行動能力，這一物聯時代很可能率先由中國拉動。
回到供給側，擯棄陳舊意識形態
當前中國進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關鍵階段。在這個階段，最忌基於意識形態形態劃分的“非左即右”的選擇。
左、右是八九十年代以來一直貫穿中國經濟思想界、政策界的一條時隱時現的線索。這種思維往往把本來沒有必然關聯的東西綁在一起。比如説，這種陳舊的見解把經濟上的“右”等同於“市場為主”，就是政策放鬆，就是“金融深化”、自由貿易、資本賬户放開、外匯自由買賣、人民幣國際化，擁抱（美國主導的）全球化，就是主推民營經濟（媒體主推的民營企業家以房地產+互聯網為主），最近幾年又綁上了“消費主導經濟”、“第三產業主導經濟”、“支持互聯網經濟”等新成份。那麼所謂“左”呢，就一下子全取反，做大做強國有企業尤其是央企成了“左”，金融監管、資本賬户謹慎放開、外匯管制成了左，最近幾年又把“投資推動”和左聯繫在了一起。更有甚者，把這種意識形態延展到更遠的領域。
這種非黑即白的立場先行的方法早已過時。比如説投資推動，要看什麼樣的投資推動。如果以投資推動為名，降低利息，反而進一步創造熱錢進入一線城市的房地產領域火上澆油，那這恰恰和以“右”的面目出現但實際上依靠信貸滾動生存的那批人的利益相一致。
這種以意識形態劃界的思維，在國外也有根源。但這種思維無法適應2016年以後的世界。其中最尖鋭的矛盾凸顯在特朗普身上，這實際上關係到對美國過去發展歷程和未來道路選擇的解讀：
眾所周知，特朗普堅決反對克林頓夫婦，認為他們賣國，90年代以來美國國內的種種政治、經濟、社會問題都是是克林頓-戈爾集團政策的結果。同時，他視里根和更久遠的林肯為精神導師。可是在當代西方思想界體系中，里根-撒切爾集團和克林頓-戈爾集團屬於同一個時期，即西方70年代末以來的新自由主義時代，這個時代被認為主張經濟上自由放任，推進全球化，政治上西方自由民主一統天下，所向披靡，產業上去除管制，金融為王。如果里根-撒切爾和克林頓-戈爾-布萊爾是前後輩延承關係，那特朗普顯然就神經錯亂了。
然而特朗普並不是神經錯亂，他恰恰抓住了問題的本質。今天世界的問題根源來自克林頓-戈爾-布萊爾，而不是里根-撒切爾。產業上解除管制（今天特朗普也強調這一點）並不意味着在金融產業上放任自由，恰恰相反，產業上以解除細節管制鼓勵供給側創造，恰恰和金融上加強監管限制氾濫的投機信貸創造可以並存，而且是非常必要的搭配措施。這一點，本號會專文解釋。所以，今天終結的美式全球化，並不是從撒切爾-里根時代開始的，而是從克林頓-戈爾時代開始的。
誰該負責？
回到歷史，里根、撒切爾在80年代初面臨着高通脹、社會懈怠、經濟停滯等問題，他們進行大刀闊斧的改革，激勵供給側的思路是對的，保羅沃爾克用高利率的方法遏制住通貨膨脹也是對的。撒切爾在80年代有明確的產業振興計劃，而那時歐美也出現了李艾柯卡這樣把瀕臨破產的公司挽救回來的偉大人物。但是他們振興供給側的成就確實不明顯，這有歷史原因，但很難説他們要直接為後來的過度金融化和產業空心化負責。真正的過度金融化和空心化源自克林頓時代。
中國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也是在類似的歷史背景下提出的。這個名詞可能源自於賈康、滕泰等中國經濟學家的所謂“新供給學派”。然而，這個新供給學派組成駁雜，內部學者意見很不一致。最麻煩的是，新供給學派裏的經濟學者都是宏觀、財税方面的學者，沒有懂產業的。當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解釋，還主要聚焦於“三去一降一補”，這裏面四個是減量（去、降），只有一個是增量（補），而且增量還顯得比較保守，只是修補。事實上真正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必須以增量為主。這個增量就是產業升級，真正的產業升級，不是喊兩嗓子一擁而上的“升級”。這種產業升級是要走“三年儲備-一朝發力-三年增長”這樣鋸齒狀上升的路線的，是連續前進的，而不是整天琢磨“風口”在哪裏夢想自己變成“被吹起來的豬”的。
中美2016年的道路選擇問題，就是要繼續鼓勵社會走吹泡沫、表面互相吹捧、實則勾心鬥角、巧取豪奪的道路（美國走了20年，中國走了七八年），還是要回到傳統上比較樸實的篳路藍縷、開拓邊疆、自由聯合、不斷探索前進的道路。這才是問題的本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