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察者網專訪| 錢軍：中國將在20年內全面趕超美國
【採訪整理/ 觀察者網 王一鳴】
近年來，美國作為世界唯一超級大國的道路似乎越走越難，而一個崛起中的中國正在不斷趕上。中國到底會不會超越美國？何時能超越美國？成為縈繞在很多人心頭的疑問。在最近的一次“源”俱樂部的活動上，上海高級金融學院錢軍教授和著名財經媒體人秦朔就“中國能否在20年內全面趕超美國”這一話題展開公開辯論，錢軍認為中國可以“趕超”，秦朔則持反方態度。
錢軍教授（右）和秦朔在辯論中
辯論結束後，秦朔先生在其個人微信公眾號“秦朔朋友圈”三次刊文，分經濟、法治和綜合等幾個部分，詳細論述了其在這次辯論中的觀點。
作為反方，秦朔先生對於中國經濟總量超越美國並不存在異議，但他認為“規模意義上接近或超過美國”並不重要，他提出在衡量一個經濟體持續健康發展，以及社會制度包括文化等等方面，這個差距還非常大。
就秦朔先生的觀點，觀察者網專門採訪了持正方觀點的錢軍教授，教授詳細描述了雙方此次辯論的背景，從經濟、價值觀、增長源動力、人才和創新等方面表達了自己的看法，並針對秦朔先生的一些觀點進行了回應，觀察者網在此刊登。
錢軍教授
經濟
體量
其實“中國20年能不能全面趕超美國”這個題目是我想的。為什麼我要定在20年，還是有點原因的。首先從經濟體量開始算，按照官方匯率折算，中國的GDP（美元計算）現在是美國的70%不到，但官方匯率肯定是低估了中國的經濟體量，這一點是毫無疑問。另外一種算法就是購買力平價（PPP），這個數字世行和IMF的稍微有點區別，但兩個按照購買力平價計算的中國GDP都已經在2015年與美國持平了。
中國每一年的增長率都比美國要快，而美國危機以後的長期增長率很可能在3%以下。如果以世行2014年底按照購買力平價計算中國的GDP和美國打平為基準，再往前看，只要中國的平均年增長率是美國的兩倍或更高（也就是説中國年增長率是6%或更高，而美國年增長率在3%或者更低）的話，到2035年中國的經濟體量，按照PPP計算，就是美國的2倍了。
不過經濟總量以平價購買力計算也有點爭議，有人説可能高估了中國、印度這樣的發展中國家。為什麼會高估呢？比如實際通脹率以及某些行業的成本被低估等等。我雖然不是這方面的專家，但是我認為購買力平價計算的值比官方匯率計算的GDP更精確的描述了中國的體量。即使現在中國經濟總量還不如美國，那差距應該也是非常小的。總而言之，20年內中國的體量是美國的2倍應該是大概率事件。
當然體量只是一個方面，其他比如人均GDP的差距還很大。我説的全面趕超，包括經濟增長的質量，領先世界的創新技術和創新性的企業等都要趕上美國，而人均收入也要大大縮小差距。這就是我説中國20年能全面超過美國的背景。
人均
在這個前提條件下，再看別的，很重要的一個指標就是人均GDP。在研究全世界富裕程度時，我和我的合作者往往都剔除那些很小的，城市性的國家。美國目前在大國裏面排在人均GDP的第一位，而新加坡、卡塔爾這類國家雖然人均GDP更高，和中國與美國都不可比。微小國的經濟結構非常簡單，往往就一個產業，像卡塔爾就一個（石油），新加坡可能有兩個，一個金融一個旅遊。這樣的單一的小經濟體發展比較容易。而中國、美國、印度這種國家不好弄，國土大、複雜，而且地域差異非常大，這樣的國家要全面發展是不容易的。
目前如果按照官方匯率，中國還比較低，8000美元，美國人均GDP是5.5萬美元，雙方差距還很大。如果用購買力平價計算，中國大概是14000美元，全球排名在79到85位，應該説剛剛跨入中等收入國家，按此計算中國的人均GDP大概是美國們的1/4（PPP計算方法以美元為基準，所以美國的PPP值不變）。從20年的跨度來看，如果中國的人均GDP相對美國翻一番，也就是説20年後中國的人均達到美國的一半，而中國的總量至少是美國的2倍，如果能到這樣的人均水平，中國絕對就是世界第一經濟強國了。
再用韓國為例子，二戰後的1950年韓國的人均GDP是非洲水平，也就是處在世界最窮國家之列，60年過後，以購買力平價計算，韓國的人均GDP已經和法國一樣了，它用60年從最窮國家跨入到最富國家的行列。這也應該是我們中國下一步發展的目標：走出中等收入陷阱，跨入世界富裕國家之林。
我國改革開放剛剛開始的1980年，GDP不到美國的10%，花了不到35年現在是跟美國一樣了。這是人類歷史上獨一無二的的經濟發展奇蹟。如果再花20年我們體量是美國的2倍、人均是它的一半，我覺得這將同樣是非常偉大的20年的發展。這也就是我提出20年全面趕超美國的背景。
價值觀
個人與團隊
應該説美國是西方歐洲文明的延續，一幫在英國在歐洲大陸混不下去的人跑到美國去造了個國家。它的價值觀是西方文明的衍生，大致來講是一樣的，説白了就是個人主義，強調個人權利，強調個人的價值，價值最大化。這幾百年來這個核心價值觀確實推動了西方文明的發展，包括髮現新大陸、工業化革命，經濟增長、個人財富增長等等，當然也有保障個人權利方面的進步。我不覺得這個有什麼錯，但是現在中國的發展也好，美國的發展也好，都是要融入全球發展，因為全球資源共享，大家都分不開。
而我們居住的這個地球現階段的大局面是人多資源少；我們可能可以跑到火星造個新家，但更現實的發展還是在地球上。這跟西方文明萌芽和繁榮的幾百年不一樣——那時地球上有幾乎無盡的資源可以開發，所以自我利益最大化可以讓個人、團體和國家迅速積累財富。現在全世界發展的模式的核心就是要共享，這是受資源限制所決定的，不可能説一個國家、一個團體能夠把資源獨吞掉。
既然要共享，中華民族和傳統文化，怎麼講呢，很多方面吧，核心之一是我們的文化比較重團體，也講究為了團體利益犧牲個人利益。在美國和中國都有這個説法，就是努力工作能夠改變人生。 而兩個國家都有很多談論財富不均的情況。作為一個金融經濟學的教授，我不覺得財富分配是最核心的問題：如秦朔所言，在美國很多富豪——像比爾·蓋茨、巴菲特、小扎等等，都把自己創造的絕大部分財富捐給社會；而很多美國人常説個人掙的錢交給政府管理效率很低。對社會穩定和經濟發展最重要的是機會，只要絕大多數人能夠通過教育和努力工作改變人生，那麼多勞多得不但不是財富分配不公，反而是一個有效的激勵機制。這也是美國為什麼比歐洲出的富豪多，經濟發展更好的重要原因。總的來講中國人是可以通過努力工作改變人生的，當然全社會還是應該重視保護弱勢羣體，給他們提供更多的機會。
中美兩國關鍵的區別是團體精神和個人犧牲精神。我在美國學習生活了20多年，我覺得他們過度宣揚個人權利，而共享和犧牲在價值觀裏講的不夠。我們不是説一定要某些人去犧牲生命，但是價值觀裏面，不應該只有絕對的平等和絕對的權利，事實上做不到絕對的平等和隨時隨地維護與生俱來的權利。 從這一點上講，我覺得中國傳統的價值觀更適合現階段中國乃至整個世界的發展。
政治正確背後的問題
講到美國，我在跟秦朔的辯論中列舉三個人：一個是民歌手Johnny Cash、一個是蘋果公司創始人Steve Jobs，還有一個是喜劇演員Bob Hope。美國人自己説，最近15年這三個名人去世，各自帶走了一樣東西，那就是現金財富（Cash）、工作（Job）和希望（Hope）。財富是指美國中產階級財富積累停滯，而相對於頂層而言廣大中下層家庭的財富佔比縮小；工作是指金融危機以後，很多藍領甚至一些白領的工作沒有回來；而財富和工作的缺失讓人們看不到希望。
為什麼這次美國大選這麼多人選醜聞不斷的特朗普當總統，為什麼英國會脱歐，實際上裏面同一個核心是：很多中產階級包括藍領和白領，尤其是中老年的白人，對現實不滿，對現有制度和政府不滿，他們覺得從全球化裏面不但沒有拿到什麼，而且還失去了很多。在這種情況下，人不爽的時候，不太會先責備自己，而是先責備別人，他們會理解為全球化、貿易以及移民政策把他們的工作，把他們能夠獲取的財富拿走了。這是一個西方國家的普遍問題，也是關係到全球經濟發展的問題。
我再説一個問題，在美國講權利，保護弱勢全體，但因為沒有絕對的平等，你強調了某些人的權利，同時就會傷害另外一批人的權利。舉個例子，美國現在照顧少數族裔的最重要的一項政策是給這些人羣教育的機會，最明顯的體現是公立大學在招生的時候不能只看成績，其實就是要招一些成績相對差一點的少數族裔。但是亞裔都不是照顧的對象，為什麼呢？因為亞裔在名校裏的學生人數已經遠遠超過人口的比例，所以不在照顧對象。在這類政策的影響下，亞裔的學生要進名校，不管是私立的還是公立的，成績和考試分數上面要遠遠高於所有別的族裔，比白人要高，比其他少數族裔就不知道要高多少了，你覺得這公平嗎？我作為一個亞裔孩子的父親，而且我以後説不定也要把我孩子送到美國去讀大學，我覺得很不平等。
我不是美國公民，但是現在很多美國的華人和亞裔，在這一點上是支持共和黨的，包括特朗普接下來要提名的最高法院的大法官。因為共和黨認為不應該有這種所謂的招生政策中的‘平衡’，放低標準來招某個族裔的學生就是不對的。所以在任何一個社會里，如果過度地去強調平等，到最後就沒有所謂的平等。我們只能説，最大可能地保證每個人的基本的權利和基本的機會，這是社會和政府的職責。
還有一個很大的問題，就是福利問題，很多美國人到最後不用工作，按照家裏的人口數量，就可以領多份福利，這也是個社會問題。中國也要注意這一點，一方面要保證每個人的基本權利，但是提供福利的同時要有個激勵機制，就是努力工作改變人生，只要有工作機會並且努力工作，温飽應該不成問題，而且有發展的機會，這個我們要保證。但不是説你一生下來，社會或者政府要養你一輩子。這在美國是個很大的問題，歐洲就更不用説了，一個移民問題，一個福利問題，是制約和阻礙很多歐洲國家的發展，而且目前來看沒有什麼好的解決辦法。
增長的源動力
內需
很多人問我，中國是否會重蹈日本上世紀80年代後期開始的“逝去的20年”的覆轍。我認為我們跟日本不一樣，我們增長的源動力來自於內需，具體來説中國經濟發展的最大動力是億萬中國老百姓要過上更富裕更好的日子。改革開放30年完成的偉大業績就是讓3億到6億人脱貧，接下來的30年如果這中間很多人的人均收入再翻個番，我們就走出了中等收入陷阱。我們的企業、我們的服務只要是滿足這幾億人消費方面的需求，中國的經濟就可以持續高增長，這個就是所謂的內需拉動的發展。這一點上我們相對印度、俄羅斯等其他新興經濟體也是有優勢的：印度的製造業規模很小，因為發展的基礎設施和構架沒搭起來，而俄羅斯的經濟非常單一，連很多日常用品也必須依靠進口。我們有非常完整的製造業，也有足夠多的服務業，而且發展的非常快。
自從英國脱歐以後，尤其現在特朗普即將上台後，美國以及整個發達世界對我國的出口是不利的。我們要做好思想準備，今後三五年的貿易環境可能不會那麼好。但這也是個機會，讓我們的經濟更快轉型成為內需，尤其消費、服務業和科技拉動。短期內出口雖然還很重要，但我們已經不依賴出口拉動增長了。所以我不同意中國會走日本的路，因為日本必須靠出口，而且它的人口老齡化問題基本無解（外來移民非常少，也很難融入日本社會），而我們可以完全可以靠自己。
反觀美國，已經老大自居多年，所謂大美國主義的經濟含義就是美國的一切都是最好的，別國照搬其經驗就可以了；這樣一來，它內生的創新動力可能是有限的。而中國仍然處於高速發展和變化之中，可以借鑑美國和別的很多國家的經驗，最終可以追上去並且趕超。
制度評估
經濟制度也好，政治制度也好，我認為有兩個方面很重要，一個是調動資源，其實就是資源的配置；第二個是人，如何把人的資源用好。衡量一個制度的好壞的關鍵是能否把最合適的人選放在最合適的崗位上，而不應該只是看如何把人與崗位匹配的過程；簡單來説，結果比過程更重要。人才與崗位匹配好了，要有個合理的激勵機制充分發揮光和熱，同時要有個監督機制。如果這些都做好了，這就是個好制度。如此説來，我們已經走了跟美國不一樣的路，接下去我們還會繼續走跟美國不一樣的路。
從資源調配來看，我們的機制肯定是有優於美國的方面的。美國現行制度的一個很重要的問題就是政府不作為，兩黨均衡而政黨可以被持極端意見的官員綁架，導致政府什麼也做不了。幾年前美國政府由於無法達成債務水平的協議就關門了，導致全世界的債務以及金融市場陷入混亂和僵局。在一個負責任、很有效的政府機制下是不應該產生這種問題的，而且全世界都知道不是美國政府沒錢或者不能借錢，是制度問題導致了政府無所作為。現在特朗普上台的同時，共和黨也控制了國會兩院，這給政府推進總統的政策創造了很好的條件，讓我們拭目以待美國接下來會有哪些政策出台並執行。
反觀我國，很多時候以政府為核心可以統籌和調動資源去做一些事。如果調動的資源去做的事情是有利於長期經濟增長和民生的，比如説高鐵、航天、基礎建設、基礎到高等教育等等，這些都會有效的長久推動經濟增長。
這裏我要多説幾句。 我們目前的經濟可以分為兩大類，一方面是政府可以做並做得很好的，另外一方面是市場可以做得更好的。在經濟發展剛剛起步時談不上什麼市場，所以市場的作用也比較小，政府靠調配資源可以解決很多問題。但現在很多市場已經建立起來了，在經濟中的作用應該越來越重要。從這點來看，不管從經濟增長的源動力還是從制度的評估，我們還是可以從美國那裏學到很多，而美國經濟最核心的就是完善的市場體系和合理的市場機制。這個市場體系包括資源市場，資本市場，也包括人才市場；同時，建立好了市場之後，尊重市場。
在現階段和未來中國的經濟發展中，政府仍然可以做很多事，但現在政府要繼續做的事應該是市場尚未建立或者市場不能做好調配的事，這些方面我們有很多很好的經驗，我相信會繼續做的很好。另一方面，但凡市場能夠做的事情，政府的作用就應該從弱化到退出。在這些領域，政府的工作是制定好法律法規，然後做好裁判就行。一場足球比賽之所以讓人賞心悦目，不僅球員踢得好，裁判也要好，而裁判好的一個標誌是整場球結束後觀眾並不知道誰是裁判。所以這裏我要強調一下，中國如果能把包括資源市場在內的市場體系完善並尊重市場，做到這兩點可以極大的增加我們趕超美國的可能性。
最近經濟學家討論的一個熱點問題是產業政策。對一個學習研究美國金融體系出身，同時關注研究中國金融和經濟的學者來説，我覺得這個問題不難回答。第一，市場不能做好的產業，政府的產業政策是可以有正面效應的。基建、航天高科技等需要大量長期風險投資的行業，這些行業完全靠市場，哪怕有最發達的美國市場也不能完全搞定，當然可以依靠政府的計劃、統籌和資源調配來推動發展。這些行業中的國企可以繼續起到帶頭作用。像環保和大健康，這些行業也可以有一個產業政策，但執行中的一些事，比如工廠的污染指標或者配額，通過由市場為主體的交易來做到總量的逐漸減少，會是一個更合理的發展方向。
第二，目前和今後拉動中國經濟增長的最強動力的消費服務行業以及很多轉型升級後的製造業，我們應該着手培養市場體系和民營企業。民營企業在各種不利條件下（比如從正規融資渠道的融資成本很高）已經為中國經濟發展做出了巨大貢獻，也為社會提供了大多數的就業機會。如果我們扶持和推動市場，有效的市場體系就會把更多資源調配給民營企業，這將讓他們如虎添翼。在這些行業裏就用不着自上而下的產業政策，有了也不會有太多用處。
十八大的核心是要讓市場起到調配資源的核心作用，所以我們扶持建立完整的市場體系，並尊重市場。同時釐清政府職能，該退出的退出，該管的管該投資的投；市場能調控的讓市場來，市場失效了政府再幹預直至修改規則。兩方面結合起來就是我們制度的優勢。
創新和人才
技術和研發正在迎頭趕上
我們現在常説，新常態下的經濟發展，或者要走出中等收入陷阱，不能只靠廉價產品和規模，要靠創新和人才。我相信這方面我們也可以全面趕超美國。 我認為創新有兩個很不同的方面，説得形象一點，一方面是高鐵、航天，另一方面是阿里和騰訊。上面説過，像高鐵、航天這一類需要大規模長期投資的，政府的投入是很重要的，而這方面我們相對於世界上任何一個發達或者發展中國家都是有絕對優勢的，包括基礎研究的投入。所以今後20年中國一定會出多個物理化學醫學的諾獎獲得者，這裏包括海外的（中國出生受過國內教育的）華人，他們可以是MIT和斯坦福的教授，也可以是我們的海外院士，以不同方式給國家出力，把這些華人算進去，肯定會有多個。而且現在政府對基礎研究的投資量是很大的，這個也非常重要。
我10月初帶領學院高管項目同學在美國學習期間，聽到奧巴馬説2030年美國人要登上火星。我不是個科學家，所以説出來的話可能很幼稚，但我覺得中國可以跟美國一拼，説不定我們中國宇航員先登上火星，種點中國菜過中國人的生活。現在美國搞航天政府沒錢，很多事是私人企業在做，類似特斯拉創始人MUSK（他也不是美國出生的）這樣的企業家的確很牛，但我覺得這個行業光靠私人企業是不夠的。這些領域我覺得是應該投入的，不光是一個面子工程，航天技術、高鐵技術，一方面可以提高生產力，而且這些技術可以民用化。
另外一個方面也很重要，應該來説對我們人均收入相對美國翻番的目標可能更重要的是我們要有一批能夠真正在國際領先的創新型企業，而且這些企業是能夠服務大眾，帶動一大批別的企業的標杆型企業，最好的例子就是阿里和騰訊。這兩個公司最近的市值（分別在美國和香港上市）都超過了中石油，成為市值最大的中國企業。阿里和騰訊的成長還是挺有中國特色的。成功的原因之一是有像馬雲和馬化騰這樣的創業者和企業家。用美國人的語言來説，他們都不是出身於所謂的名門望族，公司成功以前他們就是很普通的中國人。但事實上他們很聰明，也很有膽識，抓住機會再創造機會，結果他們的公司現在成了國際互聯網的龍頭企業。
我有一個做投行的朋友，不是中國人，他跟我説，做投行的一定要盯住互聯網行業，因為現在未來幾十年能帶來最多投行業務的就是這個行業。他問我，全世界能夠數得上號的大規模的互聯網企業，你能説出幾家？然後他説你想過之後，是不是全球數得上號的互聯網企業只在兩個國家，中國和美國。我點點頭，還真想不出一個日本或德國很牛的互聯網企業。騰訊和阿里的很多技術絕對不輸給美國的龍頭公司，而且在越來越多的方面領先於美國。
從阿里、騰訊這樣的在技術和規模上絲毫不亞於美國最領先的企業中，我看到了更多的希望。這樣的企業成長中的關鍵不是靠政府給資源或政策，也不是靠複製別人的成功經驗和產品，而是有遠見有膽識的創始人與一批志同道合的合夥人，抓住機會，用國際化的專業知識和經營模式長大的。歸根結底，他們成功的第二個因素是自下而上，依靠市場化的機制做大做強的。也就是説，我們是不能靠一個政府產業政策造出另外的阿里和騰訊的，不管制定政策的人多麼智慧。道理很簡單，這樣的創新型企業以前沒見過，沒見過就不可能自上而下設計，製造出來。政府可以做的，是提供更好的教育環境和人才環境，扶持市場和民營企業的環境，才會有更多的阿里和騰訊。兩個月前我有幸跟一位斯坦福大學的華人大咖物理學家交談，他提到即使是做基礎研究，也需要給包括在大學的人才創造很寬鬆的環境。不能説給一個科學家制定一個計劃，他就能研究出能夠拿諾獎的成果。很多時候靈感是在一個寬鬆的環境裏想別的事的時候激發出來的。
在辯論中秦朔説中國是一個研發大國，但不是強國。對此我的看法是，很多方面我們還是有差距，但只要我們以比美國高很多的速度增長，就能趕上。同樣是專利，中國最近的增長率是非常高的，接下來會越來越多。印度的專利數量也很多，但是還是缺乏政府在關鍵核心技術上的投入。只要我們有上面提到的兩方面的因素，我覺得我們在科創上全面趕上來的可能性是很大的。
搶人才很重要
最後再講講人才，以前有個説法，像中國這樣的發展中國家虧了，培養的大學生、研究生跑到美國讀個博士，工作後就在美國定居。這不僅僅是中國的問題，也是俄羅斯、印度等國家的問題。現在情況發生了很大變化。確實很多中國留學生在美國工作，為美國經濟做貢獻， 但是越來越多的人會回國來創業，只要他們回來創業，我覺得最後中國還是贏家。因為回國創業可以把美國的學習工作經驗帶回來，為中國的經濟發展創造更多財富。
所以人才政策就非常重要。美國現在一流大學讀理工科的碩士生和博士生裏面，應該2/3或者更多的學生不是生在美國的，很多是中國學生。説到吸引人才，秦朔在辯論中講到，北上廣深四座城市，海外移民很少，北京跟上海只有1%的海外移民，而硅谷的新創公司，至少有44%的移民。 我覺得中國其實不用去挖空心思搶外國人才，只要給從中國出去的能人創造好的條件，吸引他們回國，我們能趕超美國需要的人才就足夠了。 就拿我大學本科同系的在美國做過金融管理教授的幾個人做例子吧。跟我同班的金李原來在哈佛商學院做金融教授，現在北大光華做教授；長我們一級的曾鳴和陳龍先在歐洲和美國的名校做教授，回國後在長江做教授，現在都在阿里擔任高管。他們都在為中國的金融和經濟發展發揮自己的才能。我和太太朱蕾在美國學習工作20多年後，全家都搬回來了，兩個人都在高金任教。國外的工作穩定，生活舒適，但回國的主要原因是在國內可以更好的發揮個人的才能和價值，只要國內的環境合適，很多人都會有落葉歸根的感覺，先回來看看，然後回來更多次，呆更長的時間。
從中國出去的大量人才，只要離開美國或者別的國家，應該首選就是中國，去新加坡日本不能像國內那樣創業，實現自我價值，所以只要有足夠好的機會，再加上合適的生活環境，他們會首選中國的。 當然北上廣深，我在別的場合也講過，現在的一個問題是生活成本比較高，尤其房地產價格已經高過發達國家很多大城市了。從這點看，像杭州這樣的城市，房價比上海低，生活環境好，還有阿里這樣的核心企業，是絕對有競爭力的。
中國再能把生活條件，包括醫療、教育、空氣質量等再進一步提高，回來的人會更多。不但是中國人，外國人也會來的，現在美國好多中上階層的家庭的孩子學中文的很多，因為他們看到中國有機會。阿里和騰訊都是國際化的企業，全球招聘人才，我們高金現在學員教授也都是全球招聘錄取。只要生活環境有保障，中國有機會，人才就會回來。
最後總結一句，以上都是本人個人觀點，從幾個方面講述了為什麼我覺得中國可以在20年內全面趕超美國，歡迎大家批評指正。國家的發展和富強要靠每一個人的努力和付出，在有效的機制下，我們的付出就不但會給我們個人創造財富和美好生活，同時也會讓國家真正步入世界富強國家之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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