貝淡寧：政治尚賢制的問題何在？
從理論上來講，政治尚賢制聽起來是個不錯的主意。當然，這種制度生來就是為了挑選擁有高超能力和美德的領袖。誰願意被無能和腐敗的領袖管理呢？但是好的想法如果在一個由不完美的人組成的世界裏被實踐的話，可能造成災難性的後果，因為這些擁有不同價值觀和利益追求的人在激烈爭奪稀缺的資源。大躍進似乎是個好主意——讓我們跨越競爭性的、充斥着個人主義的資本主義，直接進入物質豐富、人人平等的世界——但它造成了導致數千人死亡的饑荒。“文革”似乎也是個好主意——全民參與的、沒有任何等級差別的、自下而上的民主——但它導致了長達 10 年的浩劫。所以問題在於是否可能在不出差錯的情況下實行政治尚賢制。
選舉民主或許不能保證領導人有高超的能力，但是至少選民能夠在發現他們做出錯誤的選擇之後把這些領導人趕下台。如果沒有設計出強大的反制措施來防止統治者做壞事，限制民主而支持旨在選拔為了民眾利益管理國家的、擁有高超能力的領袖的政治制度，其風險似乎過大了。
本文作者貝淡寧
柏拉圖的《理想國》或許是有關西方政治理論的書籍中被閲讀得最為廣泛的一本，但是他主張哲學家國王統治的論證是如此極端，以至於當今很少有人會閲讀此書並從中尋找選拔政治領袖的靈感。或許最怪異的論點是，一個公正的政權必須要求廢除私人財產和家庭，以便讓“監護人”階級確保統治者服務於政治共同體的利益，而不是自私的、個人的利益。在有關《理想國》的一篇影響很大的文章中，阿蘭·布魯姆（Allan Bloom）猜測，柏拉圖的觀點“是喜劇詩人最荒謬的幻想，他提出這種建議只是為了嘲諷他們”。通過論證烏托邦式的政治尚賢制的不可能性，柏拉圖（在布魯姆看來）試圖為民主進行微妙的辯護，因為它是一種切實可行的次佳選擇。甚至哲學家也能從民主中受益：他們或許沒有政治權力或者很高的社會地位，但是至少他們有言論自由，這可以讓他們去追求真理。
20世紀影響力最大的論述尚賢制的英語著作是一本滑稽的社會諷刺小説。在 1957 年首次出版、名為“賢能政治的崛起”（The Rise of the Meritocracy）的書中，社會學家邁克爾·楊（Michael Young）提出，任何將根據功績（由智商加上勤奮得來）獎勵人的做法制度化的嘗試都將帶來一個美麗新世界。在這個世界中，智識精英享有更多的權力與財富，並能自圓其説，認為這個結果是公平的，因為他們比別人更優秀，從而為其權力和成功辯護：“如果有錢有勢的人得到普遍文化的鼓勵從而相信他們完全配得上所擁有的一切，他們將變得多麼傲慢自大，在追求自身利益的時候將多麼殘酷無情。如果（普通民眾）認為自己低人一等，如果他們認為自己的功績只配得到比那些少數人更少的世俗財富和世俗權力，他們的自尊將受到破壞，從而變得消極低沉。”楊的書賣了成千上萬本，讓賢能政治這個詞成為後來幾代政治理論家眼中的貶義詞。
從20世紀60年代開始，理論家的主要議題是，如何推動人人平等的社會。等級差異或許在現代的複雜社會中是必要的，但是西方世界的理論家們普遍認為，我們應該將所有等級差異都視為在道德上有問題的東西，因此絕對不可能嘗試在政治體制中將等級差異制度化。
更具體地説，楊的著作指出了進行政治尚賢制嘗試可能會涉及的三大問題：（1）基於高超能力選拔出來的政治領袖可能濫用權力；（2）政治等級體系可能固化，破壞社會流動性；（3）很難向權力結構之外的人論證該制度的合法性。我將討論在龐大的、和平的、處於現代化進程中，並且旨在將政治尚賢制度化的國家所存在的這些問題。我將以當代中國為背景，我假設選舉民主在可以預見的將來不具有現實可能性；因此，我將探討是否有可能在不實行選舉民主的情況下，糾正政治尚賢制中存在的問題。
腐敗問題
任何政治尚賢制面臨的最明顯的問題都是選賢任能選拔出來的官員可能濫用權力。如果統治者不是由民眾選出來的，如果民眾不能更換統治者（除非採用暴力反抗的極端手段），那麼，什麼才能阻止統治者為自己的利益服務而不是為共同體的利益服務呢？
無論我們想出何種論點反對選舉民主，它都是一種很好地制衡統治者權力的手段，因為腐敗高官可能在選舉時被趕下台。因此，在中國出現廣泛的權力濫用現象並不令人吃驚。或許最嚴重的問題是官員腐敗——以權謀私。腐敗的總體程度在過去30年已經出現了爆炸性的增長，而腐敗本身在過去幾年因為社交媒體的曝光和政治精英的炫耀性消費已經變成了看得見的政治問題。習近平主席一上台，就認識到腐敗威脅到了整個政治體制的穩定性，因此將反腐敗作為政府的頭等大事。顯然，腐敗不僅破壞了共產黨執政的合法性，而且破壞了建設由具有公共服務精神的統治者組成的政治尚賢制度的整個目標。在沒有終極制衡手段即競爭性選舉的前提下，尚賢制可能控制官員腐敗嗎？
事實上，選舉民主不一定是遏制腐敗的利器。按照透明國際組織（Transparency Internation）的報告，印度尼西亞和印度等民主國家被認為比中國更加腐敗；在印度尼西亞，腐敗似乎在政治民主化之後變得更加嚴重。在中國台灣地區，權威的國民黨領袖蔣經國讓世界歷史上最腐敗的體制變得清廉了，但是在李登輝治下的民主化之後腐敗反而變得更加嚴重了。
李登輝
真正能夠控制腐敗的是經濟發展程度。富裕的國家，包括像新加坡、卡塔爾和阿拉伯聯合酋長國等沒有通過充分的、自由的、公正的選舉選拔國家領導人的國家，也往往存在更少的腐敗現象。在《中國現代化》（China Modernizes）一書中，裴文睿（Randall Peerenboom）認為，東亞地區的政府治理水平，包括腐敗控制程度在內，都隨着經濟發展水平的提高而有所改善。在中國國內，像上海等更富裕的地區往往比內地貧困地區的腐敗程度低一些。其他因素的確會影響腐敗的程度——一項研究發現，反腐力度更大的省份、更高受教育程度、英美教會大學的歷史影響、更高的開放程度、更多接觸媒體的機會和政府工作人員更高的工資水平以及立法機構中婦女代表人數的增加都可能意味着更少的腐敗現象——但是高人均國內生產總值仍然是反對腐敗的最佳防波堤。為什麼不等幾十年（假設樂觀的經濟增長比例）後中國變成一個富裕國家時再説？換句話説，中國領導人為什麼現在如此擔心腐敗問題呢？畢竟，在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的工業化過程中，美國的腐敗程度也很高，但政治領袖並不擔憂整個政治體制會遭遇垮塌的威脅。
中國擔憂的主要原因與尚賢制有關。在民主國家，領導人的合法性源於民選，民眾若不滿意，可以在下次選舉中把糟糕的政府官員趕下台。但是如果下屆領袖仍然腐敗，在某種程度上，民眾就要怪罪自己了。民主社會中的腐敗並不意味着政治體制是不民主的。但是，在中國這樣的尚賢制國家，這個體制期望被用於選拔具有高尚品德的領導人，這意味着選拔出的領袖應該使用權力為政治共同體服務，而不是為自己服務。換句話説，政治腐敗程度越高，政治制度的尚賢性質就越低。從另一個角度説，如果領袖被視為腐敗分子，這個政權就失去了存在的合法性。因此，中國領導人認為腐敗會威脅整個制度的存在就不是沒有道理了。
這種觀點不僅僅是理論上的猜測。中國共產黨在與國民黨的內戰中贏得多數中國民眾的支持和擁護，至少部分是因為民眾認為它沒有國民黨那麼腐敗。從政權生存的觀點看，中國大陸的腐敗似乎已經達到了與革命勝利前國民黨統治時期相似的程度，這的確令人震驚。過去20多年，大部分中國人的不滿都集中在基層幹部的腐敗問題上，但是薄熙來和周永康案件顯示，腐敗已經蔓延到了高層，這會直接威脅到政治體制的根基。簡而言之，尚賢制領導比民選領袖有更多的積極性去清理腐敗，這是非常顯而易見的，因為政權的生死存亡就取決於官員是否清廉。但問題依然存在，依靠民主選舉之外的手段有可能治理腐敗問題嗎？要回答這個問題，我們需要明白中國政治腐敗的根源，這樣才能考慮解決這個問題的方法。
腐敗的最明顯原因是缺乏對政府權力的獨立制衡力量；沒有法治，怎麼能遏制腐敗的政府官員的權力呢？雖然這麼説，妄言中國官員擁有無限的權力或者是在肆無忌憚地進行獨裁是不準確的。漢朝設計了旨在分散、制衡和控制皇帝權力的制度，它塑造了後來皇權時代中國的歷史，包括培養儒家學者的獨立機構。比如限制官員在家鄉當官的迴避制度就是要避免地方紐帶與追求公共利益之間的衝突。政務官職一般不能直接交給下一代，除非他們成功通過科舉考試。當然，皇帝仍處於政治權力的頂峯，但是他並不能不受任何約束地進行統治。諫官被賦予監督各級政府首腦的權力，防止濫權和腐敗。他們有時候還將批評的矛頭直接對準皇帝本人。科舉制也起到了制衡皇帝權力的作用。甚至在象徵意義上，可以説，皇帝也並不是第一號人物：考試中提及皇帝的語句必須使用比正常文本大兩倍的字，但皇帝的父母和祖先被認為更加重要，用來指代他們的字必須比正常文本大三倍。天子少時，要接受儒家美德的教育，朝廷史官會監督皇帝的一言一行。呂公著在1085年給宋神宗的上奏中寫道：“人君一言一動，史官必書。若身有失德，不惟民受其害，載之史策，將為萬代譏笑！故當夙興夜寐，以自修為念。以義制事，以禮制心，雖小善不可不行，在小惡不可不去。”當代政治理論家認為，可以修改這種儒家監督機制以適應當今政治體制中的政府結構，雖然不至於讓統治者成為道德高尚的楷模，但至少能避免他們濫用權力。
但是，應該認識到的是，皇權時代的中國皇帝並沒有正式的分權限制。因此，皇帝可能會而且有時候也的確會忽略非正式的約束和規範，如果這樣做符合其利益的話。正像弗朗西斯·福山所説：“對於那些任性的、不稱職的君主而言，他們被賦予的龐大權力常常會破壞行政系統的效率。女皇武則天罷黜官僚系統中的官員，往裏面塞進不稱職的支持者；明太祖皇帝廢除宰相，使繼位者處於尷尬的境地，皇帝完全忽視官僚系統，從而使政府分崩離析。中國人認為這是‘壞皇帝’的問題。”福山補充説，“當今中國的情況並沒有多大差別”，但中國現有的政治體系已經開始採取措施解決“壞皇帝”的問題。集體領導原則、任期限制、引入強制退休年齡等都防止領導人會像從前的皇帝那樣干擾政治體制的正常運轉。尤鋭解釋説：“這些安全措施或許排除了高層官員在身體或心智衰退後仍然掌權。現在的高層領導都是經過了招聘、培訓和社會化的漫長選拔過程才登上頂峯的，這讓他們比從前的大部分領導人能更好地適應管理國家的任務。”
雖然如此，基本問題並沒有改變：沒有獨立的法律和政治機構擁有正式的權力制衡和調查集體領導層的權力。當倡導反腐和透明的博客作家和積極分子被關進監獄時，很難否認該政權關心的是統治者自身的利益而非民眾的利益。單個“壞皇帝”的問題或許已經解決，但是，如何避免在腐敗制度頂端產生“壞皇帝”的問題依然存在。今天，沒有諫官、皇家史官或者儒家教育家給統治者施加壓力去做正確之事。
在當今中國，中國共產黨已經嘗試用自己的方式反對腐敗。中國的管理系統中有兩個平行的系統——一套黨的系統，一套國家系統——在整個體系的 5 個層級運行（中央、省、市、縣、鄉鎮）。國家系統有三個不同的分支——行政、司法和議會（人大和政協），它們理應相互制衡。中國共產黨統一領導各級政府，同時監督國家權力的實施，以防濫用。在任何一級，中共委員會都與國家系統的相應機構平行設置。在實際運作中，黨做出重大戰略和人事決策。負責決策制定的官員（尤其是高層）通常都是黨員。因此，一個重要問題是如何制衡擁有最大權力的黨員幹部的濫權。中共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以下簡稱中紀委）是反對黨員腐敗和瀆職的最重要機構，但光靠中紀委是不夠的。最近一些年，中紀委的態度一直很堅定，僅2011年就進行了137859個案件的正式調查，對違法亂紀的黨員幹部進行紀律處分和司法處理，這是1989年以前案件數量的將近4倍。現在，人們認識到黨的腐敗程度越來越嚴重。紀律檢查機制已經經過調整，他們有獨立的權力調查地方官員的濫權，反腐敗工作的職權分配也更加明晰。但是，如果控制後的腐敗仍會威脅政權的生存，我們該怎麼辦？政治制度需要更具實質性的變化。
但是，如果沒有一人一票選舉國家領袖的全面政治民主化，政治制度能產生變化嗎？事實上，當今社會的經驗顯示，即使沒有能讓領導人對民眾負責的民主選舉，也有若干方法能夠遏制腐敗勢頭。中國香港依靠強大和獨立的廉政公署、法治和相對自由的媒體；新加坡依靠高薪和獨立的反腐機構確保了政府的廉潔。就腐敗問題而言，民主國家也依靠全面的監督機制監督民選領袖的權力的行使，如“廉政委員會、司法能動（judicial activism）、地方法院、工作場所特別法庭、共識會議、少數派議會、公共利益訴訟、公民陪審團、公民大會、獨立的公眾調查、智庫、專家報告、參與式預算、監視警戒、博客和其他新興社交媒體審查模式等。”
顯然，中國有必要從這些實踐和機構中汲取經驗。利用社交媒體曝光官員瀆職的獨立反腐鬥士的出現是個令人鼓舞的現象，但是揭發者也面臨着遭到打擊報復的嚴重威脅。包括財政透明在內的預算改革也有助於反腐，儘管它還有改進的空間。另外一個鼓舞人心的跡象是，中國的不同省市也越發願意參與到建立反腐機制的實驗之中：比如，廣東省一些地方政府啓動實驗項目，強制公示官員的個人財產。但是，這些措施遭到了實質性的抗拒，而且它們也沒能涉及官員家人利用政治關係以半合法的方式積累的財富。影響最為深遠的措施可能是，建立類似於香港廉政公署的覆蓋全國的獨立反腐機構。
建立國家層次的高效反腐機構更加困難（因為在龐大的、多樣的國家之中監督官員更加困難），但是，政府能夠嘗試在基層建立獨立反腐機構。解決地方層級腐敗，尤其是防止在基層和貧困地區更加盛行的買官賣官現象的更激進的辦法，就是像萬曆皇帝做過的那樣，根據抓鬮決定官職的任命。至少，選拔官員的過程應該更加透明。所有這些措施將幫助遏制腐敗和化解民怨，這些都可以在沒有民主選舉中國領導人的情況下實施。
腐敗的第二個原因與經濟發展程度和市場經濟轉型期有關。一方面，私有化產生了尋租：在公私混合性經濟體中，官員有權力批准或者否決徵地和建設工程的申請。另一方面，國家對經濟的控制也同樣會產生尋租機會：國有企業竭力維持其壟斷權力，動用數十億美元的資金來推動自己的議程，存在意見分歧而且常常相互扯皮的政府各部門則過於熱衷地滿足國有企業的種種要求。而且，國有企業的封閉性破壞了經濟領域的優勝劣汰原則，正如鄭永年所説：“從上到下的國有企業管理層都充斥着官員的親屬和朋友。一個普通人無論能力多麼出眾超羣，都很難打入國有企業的關係網中。”
那麼，該怎麼辦呢？政府已經通過強化選賢任能的公務員系統、改善預算和審計制度、財政去中心化、加強對地方政府活動的監督以及在反腐規定和執行方面取得的進步等，成功地減少了監管過程中的腐敗案件數量（貪污和挪用公款）。與此同時，中國的腐敗問題已經完成了從行政管理問題向公私交往問題的轉變，涉及公共部門和私營部門的行賄受賄案件數量迅猛增長。顯然，有必要減少公私雙方的相互依賴，在兩者之間劃定更加清晰的界限。
皇權時代的中國或許能提供一些教訓：唐朝法律限制商人和手藝人與官員的社會交往，禁止高層官員進入都城市場，禁止商人和手藝人蔘加科舉考試，擔任公職。這些嚴厲的措施或許很難在如今實施，但是，對官員和私人老闆之間的社會交往進行一些限制肯定是有幫助作用的：比如，張鷺建議，中國可以學習韓國在2001年通過的反腐法律，禁止官員和商界人士一起打高爾夫。在中國，這些措施還可以擴展到有可能導致腐敗發生的其他社交場合，如卡拉OK 歌廳。
最重要的是，提升商業和政治市場中的競爭性的政策有助於減少腐敗。2013年11月，十八屆三中全會明確市場要在資源配置中發揮“決定性”作用，如果行動真的能跟上口頭承諾，腐敗現象將得到實質性的大幅減少。而且，“政府和公民社會的公私合作，比如在設計和實施反腐政策時，讓非政府組織和私有機構參與就可能會在遏制賄賂方面很有幫助”。最後，可以將有些看似腐敗的做法合法化。在美國，商業利益能夠通過選舉獻金和遊説等方式合法地影響民選官員。大部分美國人相信這種行為破壞了公共利益，還有一些美國人認為，這破壞了整個憲政體制的價值觀。在非民主制度（如中國）內，將系統性的政治腐敗合法化不能解決合法性問題。雖然如此，將一些涉及數額較低的腐敗行為合法化還是有幫助作用的：如韓國政府在2011年通過法律，禁止官員接受價值超過人民幣180元的禮物，因而確定了界定賄賂的標準。送給公共官員這樣的小禮物，在中國背景下不會被視為道德敗壞，尤其是在被合法化之後。最後，在嚴格劃定公私界限的前提下，可以考慮赦免所有的腐敗官員，有條件地允許他們重新做人。而所有這些措施都不需要一人一票的民主形式。
腐敗的第三個原因是官員的工資太低。有研究表明，與其他國家相比，中國同級別高級官員的工資明顯偏低。
為什麼政府官員常常對低工資感到不滿呢？在革命年代，當政治領袖及其追隨者完全投身於理想時，腐敗是微不足道的。但是，這種情況不可能持續太久，如果物質利益不足以滿足官員及其家人的基本需要，腐敗就不可避免。隨着經濟的發展，腐敗可能變得更加嚴重，尤其是市場改革帶來了私有財產，並在公共服務與私人財產之間產生了巨大差距。體制中有了更多的錢，公共官員在與私有領域的成功者相比時往往覺得自己比不上他們。而且，生活成本快速增加，可憐的是，照顧需要關照的家人的成本常常是官方工資難以負擔的。因此，如果官員的工資仍然很低的話，當官員有動機以權謀私（個人或家人的利益）時，懲罰少數腐敗官員就不大可能起到多大幫助作用。低工資和高腐敗率之間的關係是研究中國歷史的人都很熟悉的現象：明朝時，官員的工資最低，反腐也最嚴厲，但腐敗程度依然最高。
然而，解決辦法是很明顯的，宋朝的王安石（1021—1086）提出過此類解決辦法：“方今制祿，大抵皆薄……人之情所願得者，善行、美名、尊爵、厚利也。”
世界上工資最高的官員
這些年，隨着新加坡經濟的發展，政府發現吸引和留住部長和高級公職人員在政府工作變得越來越困難。他們開始探索和實施縮小私營領域和公共部門薪水差距的各種政策。1994年，新加坡政府決定參照私營部門高管的薪金水平確定部長及高級公務員的薪金水平。這個標準在2007年得到修改，將部長和常務書記的薪水限定在六大專業領域前8位高收入者平均薪水的2/3。按照政府的説法，經濟全球化造就了單一的世界範圍內的人才市場，政府獎學金的獲得者都是全球頂尖公司如麥肯錫公司和高盛集團等迫切蒐羅的對象。薪水改革後，部長和常務書記的起薪從120萬美元提高到160萬美元，而總理的薪水從250萬美元提高到310 萬美元。在公共服務委員會工作的、業績突出的32歲公務員的年收入可以達到36.1萬美元。
參照私營部門高管的薪金水平確定政府官員薪金水平的優勢是非常明顯的，正如波士頓諮詢公司所説：“它確保了有才華的政府官員不會因為選擇在公共服務部門工作而遭受經濟利益損失，減弱了參與腐敗的誘惑。”當然，政府也很清楚，這種政策在政治上是非常敏感的，在“純粹的”選舉民主國家可能沒有可行性，因為在這些國家中存在着批判性的媒體以及被選民趕下台的可能性。在2000年的國慶羣眾大會上，當時的新加坡總理吳作棟説：“許多西方領袖私下裏告訴我，他們羨慕我們部長的薪水制。但他們也説如果試圖在自己的國家實行這種制度，他們將被趕下台。”
前新加坡總理吳作棟
雖然政府堅定地為這種政策和不那麼民主的政治機構辯護，以市場為基礎的薪水體系在新加坡仍然具有高度爭議，尤其是在貧富差距急劇增大，以及人人機會平等逐漸被新加坡弱勢羣體看作根本不能實現的神話之後（更不要提李光耀家族的若干成員在經濟和政治權力部門擔任要職的事實）。在2011 年的大選中，這個政策成為主要議題（尤其是在社交媒體網站上），執政黨“僅僅”贏得了60%的選票，失掉了6個議會席位。作為回應，政府宣佈削減部長40%的薪水，獎金不僅將與經濟業績聯繫起來，而且也與最貧窮的新加坡人的經濟狀況聯繫起來。執政的人民行動黨也承認，政治家至少部分被“政治服務和犧牲精神”驅動，而不僅僅是自私的物質利益。但是，即便在薪水削減之後，新加坡部長的工資仍然是全世界最高的。
就中國而言，很明顯，需要大幅度提高官員的薪水以便減少腐敗的誘惑。解決辦法之一是將官員的工資與市場水平掛鈎。為了進一步打擊偏袒或濫權的誘惑，大部分的勞動報酬應該是以現金而不是以津貼或者福利的方式支付（在新加坡，除了最低限度的健康津貼之外，所有的勞動報酬都是以現金支付的）。與新加坡相比，中國還不富裕，不可能提供像新加坡那樣高的薪水。而且，中國的人才庫龐大，不需要像新加坡那樣過分擔心人才流失到私有領域。中國還有為公眾服務的悠久傳統以及根深蒂固的民族身份認同意識，為政治共同體服務的道德情懷在激勵官員方面也應該發揮很重要的作用。薪水需要增加，但不必增加到新加坡那樣的水平。
無論如何，金錢不足以遏制腐敗。這讓我們看到中國腐敗的第4個原因：缺乏道德約束。嚴酷的法家和功利主義思想家對這種想法不屑一顧，正如一位當代哲學家所説：“法律和強制的倫理規範能夠比任何普通的道德規範都更容易也更有説服力地管理行為。”只要獎懲分明，官員就會做正確之事。但是，依靠外部因素確保官員總是盡職盡責是困難而且昂貴的。法律不能對在所有場合的道德行為是什麼做出具體規定，所以某些不那麼盡職盡責的官員就可能在不直接或明顯地違背法律的字面意思的基礎上犧牲公共利益為自身利益服務。
即便法律是清晰的，執行起來也並不一定容易。目前還沒有辦法在任何時候以及任何地方監督一個人：在沒有人監督的時候，只有內心的自我監督能夠限制不良行為。儒家經典《中庸》強調判斷一個人是否為君子，最重要的是看他或她在私下裏做的事。換句話説，也需要自我監督。甚至以懷疑政治權力聞名的美國政治文化的分析家也認識到，濫用公共信任的終極約束必須來自內心：“約束總統不逾矩的制衡因素主要是內心而非外在因素。他的良心和教養，他的歷史意識以及對於後人認可的渴望，他審時度勢、避免功虧一簣的意識——所有這些都會阻止他做出可能毀掉總統聲望和權力的行為。”最終來説，中國的腐敗只能在它被視為可恥之事，清廉被視為官員的最高榮譽的情況下才能被大幅度地控制。誇梅·安東尼·阿皮亞（Kwame Anthony Appliah）説，榮譽感“促使人們行為規範，無論是否有人監督，因為有榮譽感的人關心的是要配得上別人的尊重，而不僅僅是被人尊重”。纏足雖然在中國有悠久的歷史，但在一個世紀前就被迅速地廢除了，因為這種行為被涉事者甚至整個國家視為可恥之事，它使整個國家蒙羞。腐敗若被視為類似的可恥之事，將會怎樣呢？
中國共產黨人是共產主義者，黨員幹部應該受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的支配，正如習近平主席所説：“黨的幹部必須堅定共產主義遠大理想、真誠信仰馬克思主義、矢志不渝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而奮鬥，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求真務實、真抓實幹，堅持原則、認真負責，敬畏權力、慎用權力，保持拒腐蝕、永不沾的政治本色……幹部的黨性修養、思想覺悟、道德水平不會隨着黨齡的增加而自然提高，也不會隨着職務的升遷而自然提高，而需要終生努力……認真學習馬克思主義理論特別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問題是馬克思主義在當今中國作為激勵人的意識形態作用已經減弱，相比之下，為官員道德行為提供指南的與其説是馬克思主義倒不如説是儒家。那麼，為什麼不直接復興儒家傳統作為官員道德教育的主要來源呢？一些有影響力的中國知識分子長期以來都在呼籲採取這些措施。事實上，習近平主席在論述黨員道德培養和標準的演講中引用了儒家價值觀，也指明儒家、道家和佛家思想作為傳統文化，可以一起幫助填補導致腐敗氾濫的道德真空。儒家文化的發祥地曲阜正在開展教育實驗項目，在公立學校強調儒家經典的學習。而且黨校也常常給官員講授儒家經典。
濫用政治權力的方式有很多，但我討論的焦點集中在腐敗問題上，這是因為它是中國政治制度面臨的最嚴重威脅，無論是政府、民眾，還是學者都這樣認為。在民主國家，腐敗不會威脅整個制度，然而對政治尚賢制來説，那可是生死存亡的大問題。好消息是，對尚賢制政府來説，並不需要通過一人一票選舉領導人就能遏制腐敗的方法有很多：確立獨立的政治權力制衡、減少公私領域之間的相互依賴、提高官員的薪水、實行更加系統的儒家道德教育工程，所有這些都能幫助消除腐敗。現在讓我們轉向嘗試實現尚賢制的第二個關鍵挑戰。
僵化問題
按照尚賢理想，一種政治制度應該旨在選拔擁有高超能力和美德的領袖。在戰國時期，政治人才的市場基本上是國際性的。士人們從一國跑到另一個國，希望説服明君，被選為謀士或宰相。正如孟子所説：“尊賢使能，俊傑在位，則天下之士皆悦而願立於其朝也。”而且，政治制度應該旨在挑選最優秀的人，不看他的階級背景。荀子説：“賢能不待次而舉，罷不能不待須而廢……雖王公士大夫之子孫也，不能屬於禮義，則歸之庶人。雖庶人之子孫也，積文學，正身行，能屬於禮義，則歸之卿相士大夫。”在同一時期，在世界的其他地方，柏拉圖將尚賢原則延伸到另外兩個羣體。第一，最高首腦也應該根據賢能選拔（荀子沒有把尚賢原則推廣到國家統治者的任選）。第二，女性也應該有機會成為君主。簡而言之，尚賢理想意味着人人都有平等機會成為政治官員，無論其社會背景如何，這個政治制度應該旨在在所有競爭者中選拔最有才能和美德的人。
政治尚賢制的早期辯護者思想很超前。但是今天，政治尚賢制仍然認為政治制度應該從儘可能寬泛的人才庫中選拔人才（除了將高等官職留給公民去選擇）。考慮到社會中人才的廣泛分佈，人們可能期待像中國和新加坡這樣尚賢制國家的政治領袖應該擁有多樣化的社會背景。但是，實際上，政治等級體系中官員的社會背景越來越單一。這導致了一個問題，即政治選拔過程或許漏掉了其他領域的人才；政治尚賢制並不如理想中那麼好。但是，將政治領袖侷限在狹隘的社會圈子內將導致更加嚴重的問題，甚至威脅整個制度的可行性。
首先，政治精英輕視社會背景和運氣在他們的成功中起到的作用，很容易相信自己天生的優越性，以至於瞧不起在所謂的爭奪高位的公平競爭中失敗的人。對此，新加坡的一個案例很好地説明了問題。曾任建屋發展局兼中央公積金局主席的嚴崇濤曾經注意到：“新加坡的精英團體中不知不覺出現了一種特有的傲慢。某些公務員的行為似乎表明他們有無尚的授權。我們覺得自己就是小李光耀。”聰明的政府獎學金獲得者逐漸覺得，他們在激烈的競爭中勝出理所當然，因而常常產生一種蔑視普通人的態度。一個引起軒然大波的案例是，名牌初級學院（新加坡的高中）的文科獎學金獲得者在 2006 年寫的博客中批評一名曾對外國人的競爭以及年長工人缺乏工作機會表示過擔憂的年輕管理者。“我們的國家由聰明能幹者主導，其他階級都是補充……如果你不夠優秀，生活會給你顏色瞧瞧。人生就是這樣子……拜託，從我這個不屑理你的精英面前滾開。”這篇博客公開之後，馬上引起了公眾的口誅筆伐。該博客作者的父親（一名國會議員）不得不出面代表女兒發言：“如果忽略語言中表達的冷漠，她的基本觀點是有道理的，即為跨國公司工作的、受到良好教育的大學畢業生不應該向政府哭訴，而應該迎接人生的挑戰，不管怎樣，我已經教導她要從中吸取教訓。有些人無法接受殘酷的真相和那樣的語言。”但針對這位父親的採訪發表後引起了更廣泛的不滿，因為他暗示他繼續相信“殘酷的真相”。在民眾心裏，賢能政治已經成為那種一心贏得勝利以及將贏家利益最大化，同時限制、弱化弱勢羣體的競爭機會的精英主義的代名詞。
在於 1957 年出版的諷刺賢能政治的著作中（故事背景設定在 2033 年），作者邁克爾·楊預測，尚賢制選拔出來的領袖將變得傲慢自大和脱離社會：“賢能政治體制中的某些成員，正像大部分温和的改革者承認的那樣，已經陶醉於自己的重要性，以至於喪失了對他們管理的民眾的同情，甚至讓下層民眾感到冒犯和不快。”他還預測瞭解決辦法，“中學和大學要竭力灌輸一種更加適當的謙卑意識”。面對民眾的支持率不斷下降，新加坡政治領袖已經重新將其執政的意識形態描述為“仁慈的賢能政治”。與李光耀不那麼謙卑的政治話語相反，他的兒子李顯龍強調，政治領袖必須“謙遜地為人民服務。讓我們做正確的事，把事情做好，但永遠不要自以為是和傲慢。謙遜也意味着政府並不是對所有問題都有答案”。簡而言之，政府領導人應該謙遜和同情民眾，而不是瞧不起民眾。但是，光同情就夠了嗎？
法國的政治精英主義
法國國家行政學院（ENA）是在1945年由戴高樂創辦的，初衷就是要實現政治尚賢制。該學院的目標是挑選全國範圍內的思想政治精英，不管其社會背景如何，都培養他們為民眾服務。想要獲得法國國家行政學院的錄取需要通過世界上最嚴格和最折磨人的考試。考生需要參加5場筆試（內容包括公共法、經濟學、公共知識、有關歐洲法律和政策或社會法與政策的文件概述以及由考生從數學到語言等各科中任選的一門學科）；成績優異的考生將繼續參加5場口試（內容涉及公共金融、國際政治、歐洲或社會議題、外語，最後一場是時長45分鐘的面向公眾的口試，公眾可以提出任何問題，包括個人問題），以及一項檢驗身體素質的考試。每年選拔的人數不足100人。在經過了長達兩年的競爭超級激烈的教育和培訓後，畢業生會根據學業成績排定名次。他們通常會被保送到公務員系統，排名進入前15名的人幾乎都會選擇進入三大行政機關：最高行政法院、財政總監察局和審計法院。原因很簡單：這些機構是行政、商業和政治領域令人豔羨的職業平台。
與英國和加拿大的議會制體系不同，法國公務員系統和政治領袖之間的界限是流動性的：當選或者被任命擔任政治職務的公務員無須辭去在公務員體系中的職位；而如果他們沒有重新當選或者被任命新職務，可以要求回到公務員隊伍中。因此，若干著名政治人物都是法國國家行政學院的畢業生，如法國總統（吉斯卡爾·德斯坦、雅克·希拉剋、弗朗索瓦·奧朗德）和總理（洛朗·法比尤斯、米歇爾·羅卡爾、愛德華·巴拉迪爾、阿蘭·朱佩、利昂內爾·若斯潘、多米尼克·德維爾潘）等。典型的情況是，自20世紀60年代以來法國曆屆內閣中1/3到一半的人（除了薩科奇政府之外）都是法國國家行政學院的畢業生。雖然這麼説，法國國家行政學院的校友中只有3%的人進入政界，80%的校友在公務員系統工作，剩下的人則進入私營領域。
法國國家行政學院的教育旨在培養能夠勝任行政管理、政治和企業工作的通才。他們應該擅長解決問題，無須擔憂引發媒體的關注。在校期間，他們學習了諸如公平對待所有公民、忠誠於民主政府、符合道德要求地使用公共資金等價值觀。他們應該是有能力處理異常複雜的管理問題的技術型官員，同時並沒有忘記那些政策是要應用在有血有肉的人身上。總之，一個完美的法國國家行政學院的畢業生應該既是個懂技術的官員，又具有人文情懷。法國國家行政學院的成功在於，其畢業生常在權力部門擔任職務，並從為民服務中獲得自尊心的滿足。
不幸的是，法國國家行政學院畢業生的公共形象並不那麼正面。他們越來越多地被看作傲慢自大、脱離民眾，更關心自己的利益而不是為民眾服務。現實情況是，越來越多的法國國家行政學院的畢業生出身於特權家庭。在2011年的畢業生中，50%的人的父親或母親在國民教育領域工作，而全部81名畢業生中只有3人出身於工人階級家庭。一開始，法國國家學院的畢業生來自不同社會背景（包括出身於農民家庭的前總統希拉剋）。但是，後來出身貧寒的人就越來越難擠進該學院了：竭力保持自身特權利益的富人和白人精英會為自己的孩子提供通過考試所需要的社交技能、經濟支持和文化知識。為準備考試，考生會在預科學校經過額外兩年的深入學習。結果就是畢業生的相對同質化，而法國國家行政學院現任院長伯納德·波考特（Bernard Boucault）一針見血地指出這對於國家管理意味着什麼：“為了清楚瞭解社會的需要，行政機構的人員必須來自整個社會的不同領域。我認識到，這是一個會引起爭議的觀點，但無論一個人思想多麼開放、才華多麼橫溢，總有一些東西是隻能從個人親身經歷中才能獲得的。”
一個基本的問題是，表達對民眾同情的謙卑政治話語無論多麼真誠，都不足以驅使決策者站在民眾的利益，尤其是弱勢羣體的立場上制定政策。也就是説，代表民眾利益制定政策不僅取決於同情，而且取決於社會背景。政治決策的制定，尤其是政府高層的決策制定涉及不同利益間的權衡和取捨，政治家在面對競爭性的考慮時，很有可能為與他來自同樣背景的民眾
羣體爭取利益。這樣説並不是要否認有些人能夠超越自己的階級背景，甚至卡爾·馬克思都不否認存在資本家（比如恩格斯）會站在無產階級一邊的可能性，但讓整個社會羣體都這樣“背叛”自己的階層是不大可能的。如果政治精英團體是由來自某個特定社會背景的人組成，即便他們會做出特別的努力幫助其他社會背景的人，統治者或許仍會缺乏執行有利於其他
族羣的政策所需要的知識。即使由傑出的政治顧問提供詳盡的介紹，出生於富裕和特權家庭的領袖仍將缺乏在特定社會背景下從親身體驗中獲得的知識。因此，政治精英由越來越狹隘的富裕特權家庭子弟組成的事實是個令人擔憂的現象。無論對弱勢羣體的同情等話語説得多麼動人，這樣的領袖常常缺乏足夠的動機和知識去為這些人爭取利益。簡而言之，政治領袖的社會背景越多樣，政策制定的質量就越高。
那麼，怎麼辦呢？在民主國家，問題並不是很難解決，至少在表面上如此。比如，在法國，民眾不會投票支持被認為是特權精英的法國國家行政學院的畢業生，因為他們既沒有動機也沒有知識為民眾的利益服務。尼古拉·薩科奇當選總統的至少部分原因是，他被視為是與法國國家行政學院的政治精英不同的人。人們渴望看起來更像他們自己的領袖，希望他們擁有高情商而不是單純的高智商。更加令人擔憂的是，極右翼國民陣線領導人瑪琳·勒龐（Marine Le Pen）在選區選舉中利用充滿敵意的民粹主義發言打敗了法國國家行政學院畢業生讓–弗朗索瓦·科傭（Jean-Francois Cope）：“何其蔑視！何其傲慢自大啊！科傭先生，這種傲慢自大將葬送你的政治前途。法國人民會轉身離去。國民陣線的候選人是學生，是失業者。他們也是為家庭辛勞的母親和工人。這些都是你拋棄的人。當然，他們不是法國國家行政學院的畢業生。我們更願意與該校畢業生和高級管理者為伍。啊，所有這一切都結束了。”無論人們是否傾向於讓極右派的民粹主義者而不是法國國家行政學院的畢業生統治國家，似乎很有可能的情況是，進入政界的該校畢業生將會越來越少。
法國前總統尼古拉·薩科齊
在政治尚賢制中，如何對付相對封閉而且要求維持自身特權利益長存的政治精英這一問題並沒有確切答案。避免統治階級基本上由來自特權家庭的人組成的唯一方法是，提升政治精英中代表不同社會階層的代表比例。在新加坡，民主過程存在諸多的限制，政府在可以預見的將來不大可能失去政權，但執政黨已經針對民意支持度下降做出了反應，如頒行了限制以家庭背景為基礎的學校錄取以及將獲得政府獎學金的機會擴展到非名牌學校，覆蓋更加多樣化的學生羣體等政策，目的是讓機會變得更加平等，並最終增加政治精英中來自非特權階級的代表比例。2002年，中國共產黨實行了旨在改善黨內社會階級多樣性的重大舉措：允許私營企業主入黨。（如果馬克思得知，肯定會死不瞑目。）這個舉措的要點在於共產黨已經認識到私營企業主能夠幫助政策制定滿足市場改革的要求。不過，其他社會階層還沒有這樣的機會。
中國共產黨旨在從多樣的社會領域中選拔傑出才俊，可它選擇的農民和工人越來越少，佔總體比例越來越高的是那些受到良好教育的優等生。（近幾年，情況已發生了改變。）問題是，那些沒有經濟來源支付家教或者補習班費用的家庭，很難在競爭超級激烈的大學入學考試中提升成功的概率。因此，在主要為進入政治領域提供關鍵切入口的名牌大學的學生中，擁有特權背景的家庭的子弟越來越多。解決這個問題的短期辦法是實行配額制，為弱勢羣體家庭的孩子提供配額。這些措施可能會引起爭議，因為它們與根本不看社會背景出身的選賢任能的尚賢原則發生了衝突，但是，少數民族的考生可以在國家大學入學考試中享受加分政策，這種規定也可以適用於經濟上處於不利地位的學生。
在提拔過程中，人口中的弱勢羣體也需要有配額。在中國，中國共產黨已經實施了制度性的規定，系統性地提拔少數民族進入領導崗位，但是，越往黨的上層走，少數民族幹部的比例也就越低。在政府最高層，可以專門為不同宗教和經濟弱勢背景的人預留崗位，即使他們並不是通過政治體系提拔上來的（當然，他們也必須是有參與高層政治決策才能的人，如擁有高超的分析能力）。就宗教羣體來説，代表權問題非常清晰：只有真誠的宗教信徒才真正知道什麼對其宗教最好。來自經濟弱勢背景的人也往往對擁有同樣背景的人的需求和想法有特殊的見解。他們在體制中應該有更多的代表。最好的解決辦法是，縮小收入差距，同時減少社會上廣泛存在的機會不平等，這樣富裕家庭和特權家庭的子弟在爭取政治權力的尚賢制競爭中就不會享受那麼多的優勢。換句話説，相對平等的社會更不容易被來自特權家庭的人所組成的政治精英團體統治，政治領袖應該是依據根本不看社會背景的尚賢方式選拔出來的。政治尚賢製取決於高度的經濟平等。
但是，這些措施仍然不足以對付政治等級體系的僵化和不靈活。即使政治領導人來自不同社會階層，但如果他們是依據死板的、並沒有適應當下情況的賢能標準選拔出來的話，就仍然存在問題。新情況要求不同類型的領袖擁有不同的品德。在邁克爾·楊的反諷意義的賢能政治中，社會背景的影響已經被最小化，但是，因為領袖是根據狹隘的賢能標準——智商加後天努力選出來的，結果是統治階層往往缺乏社交能力和公共服務精神。在法國，受馬克思主義啓發的社會學家認為，對於像數學這種抽象能力的重視將稀釋家庭和社會出身對學生成績的影響，於是形成了名牌大學重視數學能力的招生選拔制度。而在眾多考生之中只有數學成績頂尖的5%的人才有機會進入名牌大學。結果就是，法國精英的分析能力很強，但是在團隊協作、傾聽他人意見、實際問題解決能力等方面比較弱，而且往往很傲慢，因為他們逐漸相信，自己的成功歸功於自己優秀，不是因為好運氣或強大的社會背景。相較於朝鮮、中東等傾向於家族專權的地區，中國的政治精英更加多樣化，這種多樣性是其成功的關鍵。過去幾十年，中國共產黨黨內選拔幹部時一直以經濟增長作為衡量標準，同時也會注重個人的人際關係處理。因此，有人會認為這樣的人才選拔模式會打擊敢於冒險者的積極性，相對具有創造性和思想獨立的人可能很早就被淘汰了，因為他們可能會得罪了人或者挑戰了“通行的做事方式”。
我曾提出應該制定更加多樣的高層領袖選拔標準，這將有利於形成更具多樣性的領導層，包括更平衡的性別比例。但是，這個建議的標準可能仍然過於死板：在當今飛速變化的世界，任何選拔過程都需要留下定義新的賢能標準的空間。並且，這種論證並不是無根據的猜測。在戰國時期，秦國的成功要部分歸功於其有能力維持多樣的社會和政治升遷機會，但是在統一中國並建立了第一個封建王朝後，這種多樣性的喪失加快了秦朝滅亡的步伐。尤鋭為此提出了中國共產黨應該吸取的教訓：“只要個人升遷的多樣途徑維持下來，人們就可以期待該體制更加公平、更加充滿活力，而且與太過完美的組織制度相比，這種體制也更容易適應變化，因為太過完美的體制總是趨於僵化。”入仕通道的多樣性將保持彈性，而彈性對當今飛速變化的世界來説特別重要。
因此，中共不僅需要尋求擴展範圍，吸納當今被邊緣化的羣體中志向遠大、成績卓著的代表，而且應該建立基於不同賢能標準的多樣化晉升途徑，以便提拔經歷更加不同的人才。這並不是否認建立在公開透明的賢能標準基礎上的相對穩定的選拔制度的優勢，尤其是對於政府高層來説。但是，少數地方——包括政治局常務委員會——應該給在主流選拔體制外成功的優秀人才，甚至黨外人士留有機會。比如，高級領導階層應該包括一個精通現代技術、瞭解其社會影響的年輕人，一個在國外呆過相當長時間的外國文化專家，以及一名商業成功而且善於做慈善的私營業主和一名軍事問題專家等。正如尤鋭提到的那樣，清朝政府將旗人納入官場被證明是很成功的嘗試，在只能通過參加科舉考試走向仕途的背景下，它讓人才庫多樣化，讓管理機構比明朝時期更加有效。而在明朝，參加科舉考試是唯一的官員升遷之路。
但是，如何知道什麼樣的人才是對將來的政治決策制定最有幫助的人呢？換句話説，如何辨認出政治賢能的新源頭？對此，穆勒論證言論自由的功利主義觀點非常有幫助。言論自由之所以重要不僅因為它能夠幫助辨認出什麼是重要的，還因為它能夠幫助我們辨認出誰是重要的人。穆勒認為，言論自由會允許出現眾多選擇，這些選擇讓我們可以選擇我們中聰明和高尚的人。人人都會從少數人的“生活實驗”中受益，如果某些“怪異者”願意自己冒險，去尋找可能存在的、新的、更好的生活方式，我們對這些人應該感到感激而不是怨恨。穆勒假設的背景是民主社會，受過教育的公民將在民主選舉中挑選統治精英團體的新成員，但是他的觀點—言論自由是辨認出適應新環境的非傳統賢能來源的必要條件，也同樣適用於政治尚賢制背景。
同樣重要的是，賢能的新源頭和衡量賢能的新方法能夠在中央政府層級以下的實驗中辨認出來。這裏，中國的政治體制若與憲政民主相比，就會表現出清晰的優勢，因為憲政民主中不同層次政府的權力被嚴格區分開來，權力之間相互制衡。比如，在聯邦制國家，如果憲法沒有賦予中央政府這樣做的權力，那麼在一個行政區行之有效的事不一定能夠推廣到國家的其他地方。但是，中央政府有權力將可取的地方革新推廣到全國，這是中國式政治尚賢制的重要優勢。正如《中國實驗》（China Experiment）的作者解釋的那樣：
地方實驗是中國在20世紀70年代後期毛澤東時代結束以來進行的種種改革的標誌。中國過去 30 年的大轉型是眾多層次遞增變化，而非自上而下的休克療法式改革的結果……這種實驗主義者的做法有顯而易見的好處：考慮到國家的規模和政府機構相對不發達的本質，推行一項政策卻做錯了，它產生的反響可能是巨大的，也是不容易糾正的。各地區社會經濟發展水平的差異，也要求靈活而不是“一刀切”的政策。去中心化的、實驗性的戰略讓中央能夠確定總體目標，但也讓地方可以通過不同地區的試點工程檢驗觀點的可靠性，從實地獲得經驗。最後被推向全國的試點工程是首先得到中央認可的，隨後通過其他地方前來取經交流與官方宣傳、媒體發佈會以及舉辦會議等方式推廣開來。
中國活力的真正源頭是，政府在處理地方事務時採取放手策略。除非地方政府在處理社會問題時體現出革新精神並且能夠明顯提升效率，這時中央政府將在條件允許的情況下將這種做法向其他地區推廣。實驗性的實踐從經濟改革開始，最近中國政府開始了處理棘手管理問題的實驗。為了防止建立在賢能基礎上的政治等級體系出現固化，省級政府以下、直到鄉鎮政府的實驗能夠，並且也應該包括評估賢能的不同標準，成功的試點實驗將會向更高一級政府推廣。
簡而言之，我已經指出了與政治等級體系固化有關的三大問題，並提出了在沒有民主選舉高層領袖的情況下做出可能反應的若干建議。容易變得傲慢自大的政治精英應該竭力保持謙卑和對民眾的同情。傾向於從自身所在社會羣體中選拔幹部的政治精英應該竭力保持政府代表的多樣性。容易根據單一賢能標準選拔人才，並認定自己是最傑出人才的政治精英應該留出空間，容許不同賢能標準的存在。最後，政治精英需要抗拒自我欣賞的傾向。他們為什麼應該注意我提出的這種觀點呢？中國歷史上的教訓異常清晰：政治尚賢制的固化對該制度的威脅就像系統性腐敗那樣，是致命性的。不過，還存在對體制更大的威脅。
合法性問題
按照讓–馬克·夸克（Jean-Marc Coicaud）的説法，政治合法性“被定義為民眾承認管理者的領導權，並在一定程度上，承認他們享受特權的權利”。簡單地説，一個政府之所以擁有合法性就是因為它被民眾看作在道德上是合法的。衡量合法性並不容易：依靠與不同社會階層的人進行定性訪談嗎？還是依靠調查數據或選舉？什麼可以被算作是合法的：受教育的民眾的觀點，或者大多數民眾都支持的，還是必須人人都同意？或許當統治者缺乏合法性的時候，它會表現得更明顯——在革命中被推翻，或必須使用殘酷的武力鎮壓民眾的反叛。事實上，“通常，只有當合法性缺失或者不足時，它才進入人們的視線。只有在政權遭遇公民、臣民或是受益人的公然挑戰時，政治科學家才會轉向合法性作為解釋其危機的原因。在政權運行良好之時，合法性問題就退居幕後。那時人們會理所當然地認為，當權者的行為是‘適當的’、‘正常的’或‘合理的’。”
就中國而言，合法性研究開始於20世紀90年代初期，原因再次是政治性的。很顯然，擁有合法性的政權不大可能求助於暴力手段。一個政權的合法性越高，也就是説在民眾眼裏越具有道德合理性，它就會越少地依靠強制性威脅的方式行事。
尤其是對於西方分析家，似乎很清楚的是，這個政權註定要垮台。就像蘇聯解體後俄羅斯和東歐的情況（和最近中東出現的情況）那樣，人們遲早會要求組建政黨的自由和投票選舉政治領袖的權利。短期內，或許存在類似於軍事政變的“民主的逆轉”（如埃及），但非民主的選擇肯定無法長久存在。正如弗朗西斯·福山所説，自由民主是“歷史的終結”。在現代社會或走向現代化的社會，其他任何政權形式都不可能擁有合法性。馬克斯·韋伯同樣著名的三種合法性權威類型的區分似乎也指向自由民主。第一種——傳統權威，已經隨着 1911 年清王朝被推翻而灰飛煙滅了；第二種——個人魅力型權威，也隨着毛澤東和中國革命的其他英雄的過世而不復存在；第三種——理性的合法性權威，隨着中國的經濟現代化似乎是必然結局，根據理性的合法性權威結構運作的自由民主是唯一可靠的政權形式。經濟發達的、擁有儒家傳統的東亞社會的政治歷史，似乎進一步支持了這個觀點，即自由民主終將在中國取得勝利。日本、韓國和中國台灣地區的實踐已經證對於政治言論自由和結社自由的限制，採取了一人一票選舉政治領袖的民主，因此為中國的現代化指明瞭道路。
但是，中國的一黨執政國家體制並沒有崩潰。非但沒有崩潰，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反而越發鞏固了。一個又一個民意調查顯示，中國共產黨執掌的政權贏得了眾多民眾的支持。正如王紹光所説：“自從20世紀90年代以來，西方學者（或者出生於中國但在西方工作的學者）進行了很多有關中國政治權力合法性的大規模調查。到現在為止，熟悉這個領域的學者事實上都得出了一個共識——中國政治體制的合法性程度非常高。”王紹光補充説：“政權接受程度很高被許多西方學者解釋為受訪者害怕説出真相。因此，後來的調查補充了各種機制防止人們在接受訪問時撒謊（如提供其他選擇：‘不知道’或‘不回答’）。但是，每次調查的結果總是一樣的。”無須質疑的是，大部分中國人認為現有政治制度是適合這個國家的。事實上，在最近的亞洲民主動態調查中，中國公民對自己政治機構的信任程度甚至超過參與調查的8個社會中的任何一個，其中就包括日本、韓國、菲律賓和中國台灣等國家和地區。
但這並不是否認，中國存在社會不滿情緒的事實，但是，這種不滿基本上指向地方政府。託尼·賽奇（Tony Saich）解釋説：“公民將國家‘分解開來’，雖然他們表達了對中央政府的高度滿意，但滿意度隨着政府層級往下也依次降低。2009年，95.9%的人對中央政府比較滿意或非常滿意，但這個滿意度到了地方政府那裏就只有61.5%了。”何包鋼用更加生動的語言描述了民眾眼中的現象：“用民眾的話説，中央政府的官員是救星，省政府的官員是親戚，縣政府的官員是好人，鄉政府的官員是惡棍，村幹部是敵人。”
一個明顯的悖論是，中國公民表現出對民主的信心，同時認可非民主的統治。但正如史天健和盧傑所説：“普通中國人心中所想的民主或許並不符合自由民主話語中對民主的定義，相反它是建立在監護人話語基礎上的。”簡單地説，民主意味着為民服務的政府（民享政府，由精英負責），而不是由民眾管理的政府（民治政府）這一觀點被廣泛接受。所以，如果中國政府“為人民服務”，它就是民主的。調查的確顯示，民眾支持選舉，但那些選舉不應該伴隨着圍繞競爭性利益組織起來的多黨政治。“雖然84%的受訪者同意或者強烈贊同選舉國家領導人，但只有16.3%的人同意或者強烈同意多黨競爭。”西方分析家或許抱怨説，中共最近談論的“黨內民主”並非真正的民主，因為它排除了多黨競爭政治，但大多數中國人或許在使用不同的標準來評價“民主”的進步。
簡而言之，即使並沒有採取自由公平的競爭性選舉來挑選領袖，中國政府也已經成功地獲得了很高程度的政治合法性（即人們認為政府具有道德上的合法性）。那麼，政府究竟是如何贏得合法性的呢？換句話説，中國政府合法性的重要來源是什麼？中國共產黨通過以下三個來源獲得了合法性：民族主義、政績合法性和政治尚賢制。雖然在一定程度上，合法性的這三個源頭在不同時期都很重要，但民族主義在政權初期最重要，政績合法性在改革開放的最初幾十年非常重要，而政治尚賢制正在變成越來越重要的合法性來源。
合法性的重要組成部分是我們所説的“意識形態合法性”：國家或政權試圖通過它體現的某些觀點或者在教育體系、政治演説和公共政策中表達的觀點，成為民眾眼中在道德上具有合法性的政權。中國共產黨當然是建立在被列寧和毛澤東修改和重新解釋的共產主義或馬克思主義原理的基礎之上，它的合法性大部分源自其是否能踐行這些原則。現在的問題是，許多中國人對於馬克思主義的信仰有所動搖，尤其是年輕人。這並不是否認某些社會主義價值觀如需要為民眾謀取物質福利的觀念在人們心中仍有認可度。但是，它們之所以被認可，至少部分是因為這些觀念類似於從前的傳統政治觀點（見下文）。我們也不否認存在一些值得提及的當代地方改革實驗，至少部分是受到社會主義價值觀的啓發。但是，也可以説即便沒有官方的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中共也能夠成功地獲得政治合法性。這個“意識形態合法性”的很大部分來自於向民族主義的轉向，即中共作為於中國民族主義的主要傳播者和保護者。
通過戰爭贏得支持和民心
民族主義是舶來品。傳統的中國政治文化受到更加全球化的政治視野的影響，其理想是賢德的聖王統治下的沒有疆域邊界的世界大同。在皇權時代的中國，政治精英往往將其國家視為世界的中心。但是，當中國在19世紀中期受到西方列強和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之後，一切都改變了。在將近100年的時間裏（百年國恥）中國遭受了一次又一次軍事失敗，國家陷入貧困和內戰的深淵。中國精英陷入痛苦的現實之中，意識到中國的政體在不斷擴張的威斯特伐利亞國際秩序中處於邊緣位置。如果中國要生存，它就必須適應這個新體系。在現實中，這意味着不惜犧牲任何代價也要讓國家強大。正如蔣介石在1947年所説：“回想百年來，全國國民在不平等條約束縛之下，以雪恥圖強為一致的要求。”我們知道，是中國共產黨成功地洗雪了“國恥”，是毛澤東在 1949 年發表的著名的《中國人民站起來了》這一宣言，象徵着中國被外國列強欺負和奴役的屈辱歷史走向終結。
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建立起來的比較強大和安全的國家，意味着中國已經不用再擔心國家的生存問題。但是，朝鮮戰爭、少數民族地區的不穩定、與蘇聯的決裂（更不要提統治精英中的重重疑慮）持續培育出一種建立在憤恨基礎上的民族主義。中國共產黨對於“外來干涉”的敏感，促使它進一步在學校開展“愛國主義教育”，不停地提醒國人曾遭受過的外國列強欺負的“恥辱”，以及只有強大和中央集權的中共領導才能保護中華民族不受外來勢力的干涉。這種“愛國主義教育”一直持續到今天。在擔任國家副主席的時候，習近平強調説“我們遭受了一個世紀的虛弱、壓迫和羞辱”，在擔任國家主席後不久，他就呼籲實現“民族復興的偉大事業”，這與在爭議島嶼的領土主權主張方面採取更加咄咄逼人的姿態似乎不謀而合。
值得思考的問題是，充滿怨恨的民族主義是否能夠持續下去。中共當權的風險之一是，如果政府在應對外國干涉的時候表現得不夠強硬的話，接受過愛國主義教育的民眾會轉而反對政府。像《中國可以説不》（China Can Say No）這種暢銷書就比較直白地批評中國政府在對待日本、中國台灣和西方的時候過於“軟弱”。像《環球時報》這種大眾化報紙被外人視為是“民族主義的”，但是它的審查工作大部分其實針對的是強硬而好戰的民族主義言論。反日示威遊行受到政府的約束就是因為中共擔心局面失控。好戰的民族主義幾乎遭到中國知識分子的普遍反對，但在大眾（和軍方）層面上卻引起共鳴，而且或許已經遠遠超出了政府的意料。政府或許能夠控制民眾的不滿情緒，但人們也可以想象可能對政權產生威脅的情況，如動用武力對付台灣及其“羞辱”了中國大陸的外國保護者。
除去道德的考慮之外，從政權生存的角度看，最好的情況是中國打贏戰爭。比如，英國在馬島戰爭中戰勝阿根廷，戰爭勝利能夠幫助發動戰爭的政權。另一方面，民眾最終還是放棄了對瑪格麗特·撒切爾保守黨政府的支持，這也説明建立在軍事成果基礎上的民族主義的合法性並不能持久。在和平時期，人們往往能夠更清晰地區分什麼是國家利益，什麼是執政黨的利益，政府通過發揮道德威力而不是武力能夠更容易地獲得民眾的信任。這並非表明，民族主義在和平時期將不能夠再作為支撐合法性的有力武器。民族主義將採取更“温和”的形式，在文化和歷史中激發自豪感而不是在戰爭中取得勝利或引發對外國人的怨恨。中共的確認識到和平時期“軟”民族主義的重要性。正如高玉麒所説：“傳統和歷史已經成為中國共產黨用來塑造其合法性而精心挑選的工具。該黨試圖用從傳統思想流派尤其是儒家那裏挑選出一些價值觀來修復已經生鏽的精神意識形態上的裂縫。”政府一直在政治演講中強調如和諧和孝道等儒家價值觀。2008 年北京奧運會突出顯示了儒家主題，在開幕式上引用《論語》。上海新建的共產黨幹部學院的領導驕傲地告訴參觀者，其主樓就是根據儒家學者的書桌設計而成的。在海外，中國政府通過開辦孔子學院推廣儒家思想，這種學院類似於德國的歌德學院，是學習漢語和中國文化的中心。
但是，政府不能單靠自己成功地推廣這種“軟”民族主義：中國的知識分子也試圖提出自己對國家利益的理解，並聲稱如果在此過程中他們被排除在外的話，政府無論説什麼都不能令人信服（無論是國內還是國外）。像蔣慶和康曉光等學者已經在呼籲政府正式擁抱儒家，但是政府礙於官方堅持的馬克思主義而一直抗拒這些呼籲。辯論不僅限於儒家，最近，一羣“熱愛中國這片土地，忠於人民”的具有自由主義、新“左”翼、新儒家和基督教研究等不同學術或思想背景的中國學者在牛津聚會，並發表了署有他們簽名的文件——《關於中國現狀與未來的若干共識》，這一舉動旨在就中國未來發展的價值觀達成共識。
這裏的問題是，獨立知識分子和政府之外的其他羣體將國家利益和執政黨的利益區分開來，他們試圖提出自己對國家利益的定義；一黨壟斷國家利益的想法是陳舊過時的觀念。簡而言之，為中共辯護的“硬”民族主義建立在經過多年的貧困、混亂和外國列強欺負之後統一中國的軍事勝利的基礎上，但它不能永遠贏得民眾的支持。民族主義在有限的程度上將繼續成為和平時期合法性的來源，但政府必須留出更多的空間，形成一個開放的社會，允許更多聲音參與什麼才是國家利益的討論。民族主義不會消失，但它不會像從前一樣給中共帶來很大幫助。
如果民族主義在中國的歷史很短，政府有義務改善民眾的物質生活這一觀點則有着更深厚的根源。按照《論語》所説，政府有義務為民眾提供維持生存以及實現思想道德發展所需的基本條件。但是，如果兩者發生衝突，前者會佔據優先地位：“子適衞，冉有僕。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但這並不意味着要盲目追求更高的國內生產總值。政府的主要職責是幫助需要幫助的人：“君子周急不濟富。”幫助窮人的一個重要原因是貧窮容易產生消極情緒，而財富會讓人更容易做出符合道德要求的行為。孔子曾説：“貧而無怨難，富而無驕易。”
孟子提出了類似的觀點。人們必須受到教育才能培養道德品質。但是，政府首先應該為他們提供基本的生存條件，以免他們走上邪路：
若民則無恆產，因無恆心，苟無恆心，放辟邪侈無不為已。及陷於罪，然後從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為也！是故明君制民之產，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飽，凶年免於死亡。然後驅而之善，故民之從之也輕。
如果人們需要擔心下一頓要吃什麼，教育人們向善是不會有結果的。因此，政府的首要責任是保證民眾獲得基本生活條件。如果政府成功地做到這一點，讓民眾脱貧，就能贏得民心（即擁有了政治合法性）。這種合法性依賴於政府的政績，而不是選拔政府官員的程序或民眾參與政府管理的程度。
政府有義務為國家所有成員提供最基本的生存條件這一觀點是政府制定政策的指南，這也解釋了為什麼只要王朝這麼做就能持久生存下去。按照童燕齊的説法：“災害預防，尤其是防洪和救災的責任就落在政府的肩上，因為工程規模巨大。夏朝第一個皇帝（公元前 210~ 前 160 年）——大禹，因為治水有功成為傳奇人物。”大禹的成就至今仍然被當今人們用來説明政府應該發揮的作用。“每個中國人從童年時期開始就知道，大禹專心治水三過家門而不入的故事。”
明清時期，國家會通過開放地方糧倉賑濟饑荒中的災民。王國斌（R. Bin Wong）説：“地方糧倉的思路很清晰——把創建和維持這些機構的責任交到地方民眾手中。國家對於依靠鄉賢和其他人推動地方糧食儲備的意願建立在一個基本的共識之上，即最低生活保障是社會穩定的基本要素。”一旦發生災禍，政府就開倉放糧，國家也會給連棺材都買不起的災民提供救濟款，甚至幫助那些賣兒救窮的災民“贖回”自己的孩子。政府有義務負責災後重建，通過給災民減免税賦、撥款修復災區交通要道，讓民眾能夠返回被毀壞的家園，為農民提供糧食種子和其他資金幫助他們恢復生產。在清朝，刑法明文規定嚴厲懲罰那些不能為窮人提供救濟的地方官，從而保證災民獲得食物的權利。
作為1978~1990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主要領導人之一，鄧小平認識到，民族主義和革命熱情不足以維持民眾對中國共產黨的信任。結合如何贏得民心和支持的傳統觀點，政府需要讓民眾過上幸福的生活。因此，鄧小平開始了旨在改善經濟表現的市場改革（包括大幅度減少軍隊開支）。馬克思本人也認為資本主義是發展生產力的必要條件。改革開放的結果盡人皆知：
30多年裏，中國成為世界上經濟發展最快的地方之一，而人們在後改革開放時代已經看到了人類歷史上最引人注目的脱貧成就。
但是，問題在於政績合法性是否能夠持續。如果情況出現異常，該怎麼辦？這裏，歷史提供了一些借鑑。在傳統中國，人們判斷國家的政績不僅僅看其經濟發展狀況，而且看它應對危機的方法，當今同樣如此。考慮到中國政府在比如亞洲金融危機（1997年）、汶川地震（2008 年）、全球金融危機（2007~2008年）等危機中的表現即便不是令人欽佩但至少也説得過去這一得到普遍認同的觀點，若説該政權的合法性在過去幾年逐步增加，我們並不應該感到吃驚。上述情況也適用於中國應對台灣危機的方式：如果與台灣的緊張關係緩和，中國政權的合法性就會增加。沒有理由僅僅依靠經濟增長速度或脱貧來定義政府的政績。
我們也不應該假想出現危機的時候，一切都必然會陷入混亂：這取決於人們認為政府應該為危機承擔什麼責任，以及政府對付危機的意願和能力。如果政府被認為應該為危機時刻的糟糕表現承擔責任，那政績合法性就會陷入困境。温州動車事件（2011年7月）中民眾之所以表現出普遍的憤怒，原因之一就是民眾為國家有能力在很短的時間內建造高速鐵路網感到自豪，後來卻發現某些政府在事故發生後竭力隱瞞真相。因此，政府被視為至少應該為災難承擔部分責任——一味追求政績工程。政府在應對災難時表現出的遲滯，進一步破壞了政府的信用。這種事件或許不至於導致災難性的後果，但經濟危機的持續存在破壞了民眾對政府管理經濟能力的信心，若再加上政府在應對社會危機或自然災害時的不及時，或許可能導致更加嚴重的後果。
還有另外一個原因讓我們對政績合法性能否持續感到懷疑。當領導和民眾對關心的重大事項擁有廣泛的一致意見時，比如過去30年一直在做的消除貧困，人們很容易為強大的政府辯護。但是，如果政府成功地提供了讓民眾獲得基本物質福利的條件之後，會發生什麼呢？那時，政府的工作將變得更加複雜，需要更多的社會力量融入進去，幫助制定政府政策。正如王紹光所説：“在當今中國，社會經濟兩極化、都市化，文化、教育和媒體水平的提高激發了民眾參與政策決策制定的熱情。如果社會羣體不能找到他們表達需要和利益的制度化渠道，他們被壓抑的不滿情緒就會以暴力的形式爆發出來。從長遠看，隨着利益的多樣化和複雜化，用競爭性的利益結構取代單一性利益集合體的結構是必然的。”簡而言之，政治領袖的良好政績不大可能確保中國的長期穩定。我們需要的是以制度化的形式把民眾更多參與政治的權利固定下來。
合法性的第三個來源——政治尚賢制也有古老的根源（這也是本書一直在強調的東西）。它是中共合法性的最新來源。一方面，為參與公共服務的官員確立嚴格的選拔和晉升制度在中國的歷史並不算長，它是從 20 世紀 90 年代初期開始的。而且，中共對宣揚將政治尚賢製作為理想一直非常謹慎，因為它與講究平等的共產主義意識形態不是那麼相符：毛主義強調工人農民對社會的貢獻，甚至超越知識分子和教育者。社會應該由政治精英管理的觀點顯然與馬克思主張的人人平等的“高級共產主義”——到那時，國家將逐漸消亡——理想社會格格不入。與之相反，儒家公然宣稱，即便是理想社會也需要由道德水平和政治才能高於平均水平的領袖來管理。漢朝時期根據更古老的材料編輯而成的著作《禮記》中的理想社會“大道”，被描述為一個“天下為公”的時代，緊接着這句名言的就是政治尚賢制的理想——“選賢與能”。但是，執政黨被稱為中國共產黨，而不是中國儒家黨。
然而，中國共產黨非常清楚，政治尚賢制能夠幫助它獲得統治的合法性。最近的調查數據顯示，在擁有能影響民眾對政府態度的儒家傳統的東亞社會中，存在着對於政治尚賢制的普遍支持。杜楚森（Doh Chull Shin）解釋説：“民眾對家長制賢能政治的依戀非常明顯地促成了人們從實質意義上理解民主，但卻對人們在程序意義上理解民主產生了同樣程度的消極影響”。如上所述，史天健和盧傑發現，大多數人認可“監護人話語”（guardianship discourse）而不認可“自由民主話語”（liberal democratic discourse），前者認為有必要選出“關心人民需求、決策時考慮人民利益、代表人民和社會制定適當政策的高水平政治家”，後者則強調可以確保人民參與政治、選擇領導人的權利的程序性安排。而且，史天健還提出，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中國人對儒家政治價值觀的依賴與日俱增。
就中共持續進行自我改造，成為更講究尚賢的政治組織的程度而言，它在中國人的眼中應該更加合法了。當然，尚賢體制也需要變得更加透明，這樣人們才能更好地理6解這個制度，尊重那些在競爭特別激烈的人才選拔中勝出的成功者。因此，無須感到吃驚的是，無論是官方還是獨立學者，在討論中國政治話語時，對賢能政治的關注越來越多。2013年10月，一組對比中國尚賢制和西方民主制的英漢雙語漫畫視頻在網上迅速傳播開來，短短兩個星期之內，觀看人次超過千萬。這或許是因為它在美國聯邦政府關門的時刻發佈，突出顯示了民主政治的糟糕一面。
雖然如此，僅僅（或主要）建立在政治尚賢制基礎上的政權的合法性是否能夠持久還是存疑的。雖然大部分社會不滿情緒的確是針對基層或低級政府的，但這些不滿也伴隨着一些委婉的請願活動——公民進京上訪，向中央政府提告地方官員的胡作非為等。孔誥烽（Ho-Fung Hung）注意到清朝中期出現過類似的情況，他認為這種抗議模式源於儒家的權威和正義概念。在此概念中，受到虐待的臣民指望愛民如子的皇帝為其申冤，就像孩子受到虐待後求助於爺爺奶奶的仁慈保護一樣。雖然這種做法保護了帝國中央政府免遭民眾反叛和重大社會危機的衝擊，但它也隱含着不穩定的種子。“只有在民眾普遍相信統治者是合法的和在道德上是正義的情況下，中央政府的這種‘安全閥’才能奏效。但是，這種信任很容易喪失，有時候因為皇帝淫亂生活的傳言，有時候因為皇帝在履行某些關鍵職能方面的所謂失敗。如果一些意外事件的發生，比如重大經濟失誤、涉及最高領導人的醜聞或者地緣政治衝突中的失敗突然使民眾喪失對中央政府的信任，並引起國家的崩潰，我們也不必感到過分驚訝。”
即使政府成功地治理了高層政治領袖的腐敗（或至少限制人們對高層腐敗的瞭解），考慮到民眾對領袖抱有很高的道德期待，政治尚賢制的合法性問題也不能完全解決。暗示比如政治局常委中有人陷入克林頓式的性醜聞可能從根本上破壞民眾對該政治體制的支持，這並不誇張。甚至涉及統治者家人的嚴重醜聞都可能顛覆一個政權，孟子曾説：“舜視棄天下，猶棄敝屣也。竊負而逃，通海濱而處，終身訢然，樂而忘天下”。這不僅説明家庭責任比政治責任更重要，而且説明家人的不道德行為可能讓君主的名譽受損，以至於讓他喪失當政的道德權威性。
純粹的政治尚賢制的最大問題是，很難向體制外野心勃勃的和具有公共服務精神的人論證其合理性。在為撰寫本書而進行的研究中，我發現肯定能得到對公務員考試的批評視角的方法就是詢問那些沒有通過考試的人（即大部分人）。在皇權時代的中國，科舉考試的失敗者在當地仍然擁有很高的社會地位，常常能夠在準備科舉考試的過程中獲得寶貴的就業機會。但
是現在，那些沒有通過公務員考試的人什麼也得不到。
所以問題是，如何向考試失敗者和更廣泛的雄心勃勃的公民論證尚賢制的合理性，這些人試圖通過其他方式而非官方的選拔和晉升途徑改善中國社會。其中一個方式是，強調成為專業性的公職人員不是改善社會的唯一途徑：農民、家庭主婦、體力勞動者、醫生和非政府組織中的積極分子等都可以為改善社會做貢獻。政府能夠，而且也應該突出強調政治體制之外的個人和社會團體的成就，如資助那些宣傳傑出社會貢獻的電視節目等。政治領袖應該謙恭且明確地承認，其他社會團體和公民在智慧能力和美德上比政府官員更優秀。或許，更重要的是，黨外社會貢獻者能夠也應該在經濟上得到獎勵，至少應該和官員的待遇一樣。換句話説，那些在高層沒有政治權力的人能夠也應該將自己視為“勝利者”，只要他們為公共利益做出了貢獻，不平等的政治權力無須破壞人們（平等）的社會價值意識。
雖然如此，在擁有儒家傳統的社會中，政治領袖繼續擁有最高社會地位的可能性似乎仍然很大。所以政府必須採取措施擴大政治參與程度。中國共產黨能夠繼續將各個社會羣體中充滿政治熱情的代表人物納入體系之中，但並非所有的潛在反叛分子都願意被“招安”。政府也能夠為非黨員參加政治活動提供更多的機會，尤其是在基層政府。但是，最大的問題是如何平息對於高層賢尚的批評。最終來説，唯一的方法是讓所有民眾支持政治尚賢制。換句話説，民主或許是為尚賢制的合法性辯護的必要條件。
在本文中，我討論了中國背景下政治尚賢制的三大主要問題，並提出了一些可能的解決辦法，它們都不需要通過民主選舉挑選國家最高領導人。腐敗問題能夠通過獨立的監督機構、提高官員的工資待遇、執政黨向多樣的社會羣體和更多言論自由開放，並根據不同賢能標準選拔不同類別的政治領袖等方式處理。但是，合法性問題只能通過民主改革的方式處理，包括某種明確的民眾認可。因此，問題是如何調和政治尚賢制與民主。
（本文摘自貝淡寧著作《賢能政治：為什麼尚賢制比選舉民主制更適合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