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君達：民主黨的苦日子還在後頭
2016年的美國總統大選基本上塵埃落定，民主黨及其支持者此時沉浸在一片悲痛之中；雖然時有針對新任總統特朗普的抗議、甚至各式各樣試圖“逆天改命”的請願，但絕大多數人還是會選擇向前看，畢竟黨爭不是生活的全部。然而對於民主黨高層而言，他們今後的日子只怕更加難過，本次選舉的大挫敗可能在兩年後的中期選舉、甚至更遠的美國政治中繼續輻射對民主黨不利的影響。普通美國民眾和看熱鬧的國人可以藉着大選餘興討論一下美國選舉制度的公正性，然而民主黨高層和擁有投票權的左派精英此時應該清楚意識到，制度並不是大問題，真正的大問題就在美國民主黨黨內。
四年之前，筆者在華府的約翰·霍普金斯大學讀書期間，親眼見證了民主黨同學們指點江山的豪氣。有人信誓旦旦地宣稱共和黨即將長期成為少數黨；按照他們的説法，共和黨在美國政治話語中已經等同於“受教育程度低的美國男性白人”。相比起向來支持民主黨的、不斷壯大的移民人口，共和黨的傳統票倉呈現逐年萎縮之勢，因此許多民主黨人直到總統大選中佛羅里達飄紅之前還意氣風發。
希拉里發表敗選演説，一度落淚
然而曾經兩次支持奧巴馬的鐵鏽帶各州紛紛拋棄了希拉里·克林頓，連帶着導致民主黨輸掉了兩院和未來數年裏2-4位大法官的提名權（取決於最高法院大法官退休情況）。2018年的中期選舉中，兩黨2012年入選的參議員（民主黨居多）位置成為角逐對象，藍營可能會丟失更多的選票。
如果特朗普總統的第一任期相對成功，共和黨方面爭取2020年連任也不會太困難。帶來長遠影響的是2016到2020年間共和黨能夠提名的保守派大法官，這些法官將使得美國行政、立法、司法三大權力分支都被共和黨勢力掌握。
幾乎是一夜之間，志得意滿的民主黨發現自己才是少數黨，而且隨着希拉里、拜登等人退出政治舞台而面臨羣龍無首的窘境。那麼，美國民主黨為何走到今天這一步，未來是否能走出困境、使美國的兩黨權力鬥爭保持平衡？
筆者個人的簡短回答是，民主黨的票倉過於寬泛，導致該黨的競選政策無法真正爭取關鍵選民。相比之下，特朗普更有着希拉里不能企及的強大動員能力，因此贏得了大選。要想東山再起，民主黨需要提出旗幟鮮明的左翼主張，至少切實爭取動員美國中低收入羣體。
首先需要明確，美國大選的競選方式使得部分選民比其他人更重要。民主黨的支持者雖然眾多，其中卻有許多是“不那麼重要”的選民；共和黨的勝利，在於抓住了五大湖等地的關鍵選民。
美國選舉人制度的優點是它照顧人口少的州，使得少數人的聲音得到重視，避免總統選舉人將目光集中在大城市而忽略鄉野農村。然而在實踐中，這種制度使得中部工農手裏的選票遠比大城市居民重要；雖然美國每隔十年會通過人口普查調整選舉人分配，每州至少三票的選舉人制度（眾議院至少1票+參議院2票）仍然對“小”州更為有利。
當美國的年輕人離開底特律等破落城市、走向燈紅酒綠的紐約和洛杉磯，那些留在五大湖舊工業區的工人就漸漸變得舉足輕重；雖然城市人控制着媒體和政治議題走向，鄉村和舊城市裏那些無法發聲的人民訴求才決定着選舉成敗。
本次選舉中的民主黨對這一點沒有清醒的認識，希拉里團隊直到投票前數週時才開始親自到威斯康辛、密歇根等中西部鐵鏽帶州拉票，甚至完全忽視了其中幾個州；相比之下特朗普、彭斯等人則在這些州下足功夫，昔日的共和黨初選對手克魯茲不計前嫌為特朗普拉票，整個團隊廣泛發動居住偏遠地區的選民出來發聲。回頭看來，民主黨在中西部各州的失利，實在是情理之中。
美國各州選情圖，藍色為民主黨，紅色為共和黨
那麼，為什麼向來替工會站台的民主黨被工人唾棄？鐵鏽帶各州在先前的兩次選舉中支持奧巴馬，這次卻選擇了特朗普，是因為民主黨及其工會未能解決這些州居民的生存問題，相反還增加了他們的生活負擔。其他州的中下層百姓，也或多或少地面臨同樣的壓力，因此更多人倒向特朗普或拒絕為民主黨投票。
究其原因，民主黨政府推行的強制保險、高税收政策加重了中低收入人羣的負擔，他們的收入沒有低到有資格領取福利的程度，卻需要用自己的薪水為福利政策買單。西方左翼的社會福利本質上是一種“人人為我、我為人人”的經濟制度設計，然而對於部分生活拮据到終日工作、節衣縮食卻還沒有銀行存款的美國選民而言，這種制度必然不受歡迎。
筆者見過有的美國人在身體健康時支持共和黨（取消福利）、身體患病後突然轉向的情況，然而仍有許多身體健康的美國選民自認為不能從民主黨的福利制度中獲益。雖然特朗普的重振製造業未必能夠實現，他的減税主張卻是這些選民迫切需要的“急救藥”。
此外，特朗普的其他政策雖然聽起來大多聳人聽聞，卻抓住了民眾極其關心的幾個議題；而民主黨的太多精力放在所謂的“進步主義”議題上，力爭討好少數族裔，反而給普通民眾造成了誇誇其談、不接地氣的印象。
例如在控制極端宗教勢力和非法移民的問題上，特朗普團隊的官方口徑集中在“極端”羣體上，在保持政治立場不出大錯的情況下開始討論解決措施；希拉里團隊及其支持者站在道德高地批判特朗普為“種族主義者”，然而並不能提出吸引人的替代方案。
例如在奧蘭多酒吧槍擊案之後，特朗普首先重申了自己的觀點，而民主黨自奧巴馬、希拉里以下則努力淡化嫌疑犯的特殊身份、強調要“用愛化解仇恨”；長此以往，民主黨的言行不免有不正視問題之嫌。
另一個讓民主黨始終無法打進美國鄉村的關鍵政策是禁槍，這與上文提到的城鄉分化緊密相關。在定居城市的民主黨精英看來，第二修正案是過時的殖民地時代法律；然而對於許多居住在偏遠地區的農村居民而言，槍支仍然是生活的“必需品”。
在這些政策上，保守派的政策雖然顯得“政治不正確”也未必可行，卻呼應了選民的需求，因此得到了擁護。合法定居在美國的少數族裔，也不得不認真考慮這些與生存息息相關的話題；相比之下，民主黨以特朗普上台後的“納粹化”“種族清洗”來警告這些人不要支持特朗普，通過批評特朗普而非明確自己政策拉票，結果收效不佳。
應該指出，特朗普在競選時所描述的許多政策未必可行，他也在訪談中屢次自相矛盾，表現出經驗不足的缺點。對於鐵鏽帶工人而言，即使重振製造業他們也很難回到黃金時代；反移民的美國人很快會發現墨西哥移民在低端崗位上的重要性；仇恨政客資本家的造反派恐怕最後也會失望，雖然特朗普公開招聘部分崗位，其內閣候選名單上卻仍羅列着數名臭名昭著的“體制內”政商精英。目前已經有一派美國精英開始幻想特朗普政策失敗的嚴重後果，並因此指責搖擺區選民“短視”。
問題是，自認為先覺者的美國自由派，為何不能在選舉之前説服特朗普的支持者？
大多數希拉里支持者恐怕並沒有選擇與“老古董”們有效溝通，部分義務“説客”甚至選擇了非常過激的羣眾運動手法，向反對者大扣帽子。“不支持希拉里就是歧視女性”“投票給特朗普就是支持種族歧視、性別歧視”甚至“特朗普就是三K黨、希特勒”，這樣的激進口號對交流看法毫無意義，反而使得部分選民“不敢言而敢怒”；他們雖然不在民調上和朋友圈裏表態，卻默默投了特朗普的票。
政治遊説領域向來是誰主張誰舉證，不努力説服對方又不尊重分歧，以“愚眾”等字眼羞辱對方，這種策略對拉幫結派有百害而無一利。在本次選舉之後，不少人已經開始呼籲左右翼和解、有人意識到“白人也可能是受歧視的族羣”，這種認識對民主黨重回正軌也是必要的。
當然也應看到，美國的白人民粹和左翼“進步人士”缺乏溝通的交集，這種情況隨着特朗普當選而愈演愈烈。左翼“進步人士”當然也可以選擇不溝通，然而該黨至少也需要做好黨內動員工作，發動支持者以踴躍投票與“種族主義”作鬥爭。本次大選中民主黨的基本票倉仍然大於共和黨；與其説特朗普是被美國羣眾用小推車抬進白宮，不如説是厭惡希拉里的羣眾選擇沉默，聽任特朗普及其擁躉（少於選民人口四分之一，不能簡單概括為“沉默的大多數”）發動一場“農村包圍城市”的“革命”。
希拉里通過超級代表和人脈淘汰了人氣頗高的社會民主主義者伯尼·桑德斯，其團隊又被維基解密連續曝出醜聞，自己隱瞞疾病的不誠實行為也隨着9·11紀念日當天的意外而曝光，這些行為傷害了許多桑德斯支持者和中間偏左選民的感情；他們即使不支持特朗普，也很難繼續投票給希拉里。
2016年2月，希拉里上台階時已經需要幾位助手攙扶
此外希拉里將過多的精力放在攻擊競爭對手上，全然不顧自己因為相同策略輸掉2008年初選的教訓，沒有用足夠淺顯易懂的言語突出自己的特點；當特朗普在集會上突出愛國、硬漢、“重振美國”等符號時，希拉里的團隊只能提出抽象的進步主義口號，導致兩人的競選集會人數相差懸殊。
而主流媒體一邊倒支持希拉里，先是抨擊桑德斯，又在兩黨選舉中鋪天蓋地地攻擊特朗普，某電視台甚至在直播中掐掉想要批評克林頓醜聞的嘉賓；在網絡自媒體高度發達的時代，媒體的欺騙行為又加深了普羅大眾對精英集團和暗箱操作的仇恨情緒，甚至（在部分羣眾眼裏）將“希拉里vs特朗普”演化為“腐敗官僚vs反腐鬥士”、“叛國者vs愛國者”。出於不為人知的原因，左翼媒體努力渲染希拉里“勝券在握”，這種阿諛奉承行為客觀上麻痹了希拉里團隊，也對激發選民的危機感起到了南轅北轍的作用。
上面所有對選舉的反思，都是源於民主黨的選民結構變化。昔日的民主黨能夠囊括從藍領工人到白領知識分子的人羣，然而在全球化時代，部分知識分子開始成為高科技產業和金融業的領軍人物，部分左派政客、律師、學院派知識分子和學生則形成了以進步主義意識形態為核心的文化圈子；這兩個集團相互拱衞，不但掌握了話語權，而且在經濟上大獲成功。製造業的工人，特別是人到中年、難以轉業的低端工人則被全球化浪潮拋棄；正如歷史所示，這些人一旦受到鼓動很容易倒向排外的保守主義，即使少數族裔的工人也面臨着相同的吃飯問題。
事實上藍營的重要據點（西海岸、新英格蘭和其他大城市）的税收的確在“補貼”紅區，然而這種間接的反哺遠不如經濟政策的影響直接，很難説工人會因為加州繳的税支持民主黨。民主黨精英被自己媒體營造的世界包圍，帶着道德優越感居高臨下地對反對者加以批判，同時一廂情願地認為工人和少數族裔會給自己投票，這種脱離羣眾的幼稚行為無法捏合本來就缺少利益交集的“潛在票倉”們；在兩個“票倉”團體發生衝突的時候（例如同性戀酒吧恐怖襲擊、歧視亞裔的SCA5法案等），該黨精英則採取息事寧人的和稀泥手法，妄圖以口號調和利益矛盾，事實上損害了一方並將選民推離自己。
特朗普能贏，民主黨也有一定功勞
在這種情形下，民主黨很難找到能夠滿足所有羣體的領導人，雖然桑德斯在學生等人羣裏魅力非凡，他對其他羣體的吸引力則遜於希拉里。在最理想的情況下，如果從全球化中受益的左翼精英能夠向工人團體讓利、切實平等地調解羣體矛盾，民主黨還會回到昔日的多數大黨。
然而在反建制民粹主義大行其道的今日美國，倘若左翼民粹運動能夠激勵某個特定“票倉”真的投票，集中爭取民主黨羣眾中的某些團體或許是比較貼近實際的選擇。桑德斯近日來表達了對數位民主黨左翼政客，如非洲裔穆斯林眾議員吉斯·愛立信（Keith Ellison）的鼎力支持，然而該黨內也有不少聲音認為這些左翼將進一步激怒工人，也不能為民主黨獲取贊助。
另一方面，民主黨建制派的官僚作風在大選中暴露無遺；倘若繼續走精英路線，民主黨則有可能成為右翼民粹勢力的靶子。倘若該黨精英繼續首鼠兩端、繼續以説教為拉票策略、繼續以最大的惡意揣測異見者、繼續推出高高在上的官僚主義候選人，恐怕就只能指望政治對手頭腦發熱、走上法西斯道路了。
為什麼筆者會站在局外人的角度上對美國人民的政治生活出謀劃策？雖然美國民主黨的興亡與中國國民沒有直接相關，但它是美國政治中的重要平衡器；如果它不能正常發揮制衡作用，一個完全右傾、超出特朗普總統控制的美國對我們而言也是危險的。另外，雖然中國不實行美國式的兩黨競選制度，但中共同樣面臨着構建“統一戰線”、調節不同利益集團矛盾衝突的政治任務。民主黨在2016年美國總統選舉中的失敗，向我們揭示了執政聯盟無視底層利益、脱離基層羣眾的危險性，也在前蘇聯、烏克蘭等“活體案例”後再次給中國敲響了一記警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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