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蘭·巴迪歐：對美國大選的反思
【本文為法國著名哲學家阿蘭·巴迪歐於2016年11月9日在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UCLA）的演講內容。本活動由UCLA實驗性批判理論項目（the program in Experimental Critical Theory）和歐洲俄羅斯研究中心聯合舉辦。】
阿蘭·巴迪歐
事實上，我想到拉辛（Jean Baptiste Racine，法國劇作家，1639年-1699年）一齣戲劇裏有一句法語詩。這一句非常、非常優美。原文是：“C’était pendant l’horreur d’une profonde nuit.”，意思是：“此刻深夜驚魂時（It was during the horror of a profound night.）”也許拉辛寫的時候想到了特朗普的當選，此刻正值深夜驚魂時。因此，我不得不討論這件事，因為在諸位面前我們很難用學術話語講述一些有趣的事。
我認為我們有必要思考、討論昨天發生了什麼。特朗普當選，這對我以及很多人來説，在某種程度上是令人震驚的。震驚之餘，我們經常受到害怕、失望、憤怒和驚恐這類情感規律的支配。但我們明白，從哲學上來説，這些感情都不是好的反應。因為在一定意義上來説，我們在敵人面前展露了太多的感情。
我認為我們有必要在這些感情、害怕和失望等等情緒之外去思考，思考我們今日之處境、世界今日之處境。在這個世界，像特朗普這樣的人會成為美國總統，類似的事情也都是可能的。所以今晚我的演講打算闡明——不完全是解釋——這些事為何發生，我也會指出以後我們必須做什麼。我們必須要做的事不應嚴格地被負面情感支配，而是建立在思考、行動和政治決心等層面之上。
我先從大處着眼，不談美國現狀，而是整個世界的現狀。在特朗普當選總統這種事情得以發生的世界，它又是什麼樣的呢？首先最重要的一點是全球資本主義的歷史性勝利。我們必須正視這個事實。從上世紀80年代到今日，這大約半個世紀間，多種因素促成了全球資本主義的勝利。首要原因自然是社會主義國家徹底的失敗——蘇聯——更廣義的來説是集體主義經濟和這些國家社會規律的失敗。這點非同小可，不僅改變了今日世界的客觀處境，也同樣改變了世界的主觀認識。
在超過200年的時間裏，民意總認為人類有兩種命運。我們可以説，在上世紀80年之前，在普遍的主觀層次上，人類命運有兩種可能性。一種是經典形式的自由主義。自由有很多含義，不過我討論的是它最原始的含義。它認為本質上私有制是建構社會的關鍵，不過需要以巨大的不平等作為代價。最終自由主義認為社會結構的核心，必須是私有制。而在另一邊，我們有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版——還有很多其他的形容詞——的人類命運。抽象地説，人類政治活動最根本的目標是消滅不平等。為了消滅不平等，甚至不惜要訴諸暴力革命。
所以，一邊是歷史和平發展的前景，長期存在的私有制作為社會結構的關鍵持續發展；而另一邊是某種新興事物，大概開始於法國大革命，認為人類有另一條路。從人類源遠流長的歷史中，我們必須承認在一系列集體存在的規律——不平等、私有制等等——和人類所謂美好命運之間，存在着巨大的隔閡。最重要的問題是平等與不平等。而經典意義上的自由主義也和名號眾多的新思想——無政府主義、共產主義、社會主義等等——之間存在衝突。這些都在19世紀和20世紀大部時間中具有重要意義。
因此在幾乎兩個世紀的時間裏，我們都面對一個重大的抉擇，不僅事關本國的政治事件、民族義務、戰爭等等，也事關人類的歷史命運，人性建構的歷史命運。我們所處的時代，上世紀80年代迄今，是這一抉擇表面上的終結。這一抉擇不斷發展，漸漸消失。
今天的主流想法是認為不再存在什麼全球性的抉擇，正如撒切爾夫人所言：別無他途（no other solution）。除了自由主義，或者按今天的話來講，新自由主義，別無他途。這點很重要，因為撒切爾夫人並沒有説這條道路很好。這不是她的問題。問題在於自由主義是唯一的道路。
所以，你會發現當今宣傳話語裏，重點不在於全球化資本主義有多完美，因為很明顯它並不完美，大家都知道。大家都知道巨大的不平等不可以成為人類歷史命運的未來。但適用的觀點反而是，“是的，它並不好，但是隻有它才是有可能的。”依我之見，我們時代就是一個在世界範圍內，把一個觀點強加於人類的一個時代。這個觀點就是人類歷史只有一條發展方向。沒有説這條路多麼完美，多麼優秀，而是説沒有別的道路。
所以我們可以認為當今時代被自由主義古典思想統治，它認為私有制和自由市場是人類唯一可能的命運。這也是對一個人類主體（human subject）的定義。在這種視野下，什麼是人類主體呢？一個人類主體是一個乞丐、一個消費者、一個所有者或者什麼都不是。這是如今對人類最嚴格的一個定義。以上是當今世界的大概情況、主要問題和總體規律。
在政治生活層面，這些思想有着怎樣的政治影響呢？這種認為我們只有一條道路的世界觀會有什麼後果嗎？所有政府都不得不承認事實正是如此。今日的世界，國家間若不能就一條共同道路的前景達成共識則難以前進。如今各國政府並未提出異議過。為什麼？
如果我們考察一下“社會主義”立場的法國政府、美國政府、日本政府和印度政府等，就會發現大家説的話都一樣——全球化資本主義是人類生存的唯一道路。在國家層面上，我認為今天所有的政治決策都嚴格依賴一個“怪物”：全球化資本主義和它帶來的不平等。
從一定意義上來説，今天沒有一個政府是自由的。它們一點也不自由。它們處在全球性共識之下，它們必須確保自己的所作所為都遵從這一全球性共識。這個怪物變得愈加強大。我們必須瞭解真實的不平等情況。
我們知道，資本存在根本的集中化現象。今日資本集中化已經達到空前程度。我們必須知道，當今最富的264人掌握了和剩下中30億人一樣多的財富。這比君主制最早出現之時及之後的情況要嚴重多了。今日的不平等是人類有史以來最為嚴重的。這種歷史怪物作為人類存在的唯一道路，正在產生越來越大的不平等，而不是越來越多的自由。
各國的看法也都是一樣的。這條規則被法國政府、俄羅斯的普京與敍利亞的伊斯蘭國所接受，當然這也自然是美國總統所接受的規則。所以漸漸地所有政治寡頭、所有政治階層在全世界融合為一個集體——這是特朗普當選最為重要的後果。這羣人只是抽象地被區分開來：共和黨人和民主黨人，社會主義者和自由主義者，左派和右派等等。這些區分完全只是抽象的，並無實際含義，因為它們都擁有相同的政治、經濟背景。
今日西方的政治寡頭越來越失去對資本主義機制的控制——這是事實。通過危機和錯誤的解決方法，所有政府都會引發人民心中的挫敗、誤解、憤怒和朦朧的反抗。政治界人士提出的反抗這個唯一道路的方法其實大同小異。
今日的政治運作在同一條全球性道路上只存在細微差別，但對人民則造成許多影響。**方向迷失的影響，生活方向的完全缺位和對人類未來毫無願景，逼迫許多人追求虛妄的新奇，非理性的看法，迴歸早已死去的傳統等等。因此政治寡頭之外，出現了新的活動家，出現了暴力性、庸俗性煽動的支持者。比起有教養的政客，這些人更願意站在匪幫和黑手黨那邊。**結果就是人民合法地選擇了新型的政治庸俗（political vulgarity），支持帶有暴力色彩的政治主張。
在某種程度上，這個新的政治人物——特朗普，也包括其他許多人——和上世界30年代的法西斯主義者接近。他們身上有相似的地方。現在的是一種民主法西斯主義，換言之，這些人在一個民主框架之下，位於民主機器之中，但是他們做的事情不一樣，演奏着不一樣的樂章。
因此我認為特朗普不僅是種族主義者、大男子主義者（machiste）、暴力的，也具有法西斯主義者的特徵，不具有任何邏輯或理性的思考。因為民主法西斯主義的演講、説話方式是一種語言的錯亂，可能説任何事，也可能與之相反。他們的語言不是解釋性的語言，而是煽動感情的語言。這種煽情的語言能夠創造一種虛假但卻實際存在的聯合。
我們説的是特朗普，但這和之前意大利的貝盧斯科尼是一樣的。我認為貝盧斯科尼是這種民主法西斯主義的第一個代表人物，他們擁有一樣的特徵：庸俗，與女性之間擁有病態的關係，公開説一些和做一些大多數人都不可接受的事情。匈牙利總理歐爾班、法國的薩科齊，我認為都是這樣。印度、菲律賓甚至波蘭或者土耳其也越來越有這種傾向。
特朗普、貝盧斯科尼、薩科齊、歐爾班
的確，在全世界都出現了一種新的政治人物，代表新的政治決心。他們通常處在民主憲政之下，但也可以説同時也處在憲政之外。我認為我們可以把他們叫做法西斯主義者——因為上世紀30年代就是這樣的。畢竟，希特勒也是依靠選舉勝利掌權的——所以我把這種既處在民主政治內部，也在一定程度上處在民主外部的人叫做法西斯主義者。同時在內部又在外部，但最終從內部走向外部。
這是一個深深鑲嵌在當今世界內部的新鮮物，因為對於很多人來説，在民主政治裏，它不是一個解決辦法，但確實是一個新的運作方式。畢竟傳統的政治寡頭們之間毫無區別。特朗普造成的主要效果確實是新鮮事物才能帶來的。但從細節上來説，事實上並沒有什麼新奇的，一個種族主義者、大男子主義者是新鮮的嗎？非常老套。但是在傳統寡頭政治語境下，這種老套的事物似乎成了新鮮的玩意。當特朗普説既原始又絕對老套的話語時，他想表達的是，新鮮的是他自己，“特朗普”。因而，我們也處在一箇舊瓶裝新酒的時代。這也是新型法西斯主義的一個特點。
我認為以上都陳述了我們政治的現實情況。必須意識到，我們正處在一個至關重要的辯證法之中，它由四個層次所組成。
第一層：今日資本主義徹底的殘酷和盲目的暴力。誠然在西方世界我們一點也看不到這種殘酷和暴力，但如果你在非洲的話就可以發現情況屬實，中東也是，亞洲也是。所以它是當今世界的一個階段，一個本質的階段。它復歸到資本主義的本質，即為了統治而野蠻征服，進行一切人反對一切人的野蠻戰爭。
第二層：傳統政治寡頭統治的解體。傳統的政黨——民主黨、共和黨和社會主義政黨等——分崩離析，取而代之則是一類新型法西斯主義的幽靈遊蕩。我們並不能預知這個幽靈的未來：特朗普未來會怎麼樣呢？我們確實不知道，也許特朗普本人也不知道。幽靈只在夜晚顯現。
特朗普掌權之後也許會變得有些畏懼，有些不滿，因為他知道他不能像上台之前那樣隨便説話了。而隨便説話恰恰是特朗普之前的優勢，但現在他和政府、行政分支、軍隊、經濟學家和銀行家這些人一起工作的話，情況就不一樣了。我們在夜幕當中見證特朗普從一幕戲轉戰到另一幕，從一家戲院演到另一家。在第二家戲院，他就不像之前那麼得心應手了。但是我們確實不清楚成為總統之後他會做什麼。不管怎麼樣，我們看到了傳統政治寡頭統治解體的信號，和一種新型法西斯主義人物的誕生。未來雖不可知，但我確信，對大家來説不會是一個美好的未來。
第三層：許多人，尤其是窮人、窮鄉僻壤的居民、許多國家的農民和失業的工人等在心中出現了挫敗感，一種隱隱約約的無序感。當代資本主義逐漸將大眾剝奪得一無所有，生存希望渺茫。在某些地方，大眾沒有工作、一文不名、毫無方向、不知道該如何存在。這是全球局勢的第三層面。生活方向的缺乏、穩定性的缺乏、舊世界崩塌卻沒有新世界誕生，這是一種毫無意義的摧毀。
第四層：其他戰略方向的完全缺乏。這一方面並不缺乏政治經驗，相反政治經驗有很多。新的暴亂，新的佔領行動，新的動員，新的生態決心等等層出不窮。所以，我並不是説我們缺乏各種形式的社會抵抗、社會保護運動。但是我們缺乏其他的戰略方向，缺少另一條與“資本主義是唯一出路”這種思想相對抗的道路，對另一條道路的堅信不疑缺乏力量。我們所缺乏的東西，我叫它一個思想，一個偉大的思想。這個偉大的思想能夠在全球範圍將所有形式的社會抵抗力量和社會創新聯合起來。這種思想將成為溝通個人主體與集體性歷史政治任務的橋樑。不同的主體有可能在同一思想下一起行動。
我認為這四點——全球性資本主義整體性、戰略性的統治，傳統政治寡頭統治的解體，大眾的迷失感和挫敗感，其他戰略方向的缺乏——構成了當今的危機。我們可以用一場全球危機描繪當今世界。這場危機不僅僅只是近年的經濟危機，它更是一次主體（subjective）的危機，因為人類的前途愈發昏暗。
分析之後，我們該怎麼辦？這是列寧提出的問題。我認為就特朗普當選一事，我們必須承認特朗普成功的一個原因是因為真實存在的一個矛盾。最重要的矛盾不會在一個世界的兩種形式間產生。這個矛盾存在於一個全球化資本主義、帝國主義戰爭的世界和缺乏任何有關人類前途的思想的世界之間。
我明白，希拉里和特朗普截然不同。我們不該把這兩人視為一類，他們之間的差異才是至關重要的。在某種層次上，他們的差異是新型法西斯主義和傳統政治寡頭統治之間的差異——所有政治寡頭統治都沒有新型法西斯主義那麼可怕，所以可以理解我們最後更傾向於希拉里·克林頓。
但我們也不能忘記這些差別其實還是在同一個世界內部的差別。兩者並不是兩種世界觀。我認為特朗普的成功只是因為他和希拉里的敵對，並不能代表這世界上真實存在的矛盾。希拉里和特朗普是一個世界的人——儘管在這個世界中差異很大。
在競選過程中，在初選中，真正的對立在於特朗普和桑德斯之間。他們之間的對立是真實的。在他們對立之中，我們可以思考我們想要的是什麼。我們可以認為特朗普是一種有點過頭的新型法西斯主義，而桑德斯則有社會主義色彩。
最終，桑德斯不得不支持希拉里，但在重要的象徵層面上，特朗普和桑德斯的對立代表着我們世界的真正對立，而不是他和希拉里的敵對。為什麼這麼説呢？因為在桑德斯的主張之中，我們可以看見超越社會的一面，而在希拉里的主張中則看不到。就這樣我們上了一堂辯證法的課，主要是矛盾論的內容。希拉里和特朗普的矛盾更像是相對矛盾而不是絕對矛盾，因為他們是建立在同一套參數，同一個世界建構上的矛盾。而桑德斯和特朗普則代表一個真正矛盾的產生——一個世界和超越這個世界的矛盾。特朗普代表一種應激（reactive）、模糊的大眾主體，而桑德斯代表一種理性、主動和清晰的大眾主體，指向對世界的超越。即使後者存在不清晰之處，但確實超越現世。
選舉的結果具有保守色彩，純粹的保守。因為它是一對虛假矛盾的結果，並且這個矛盾縱穿整個選舉，貫穿現實危機的始終，也始終伴隨我之前解釋的危機的四個層次。
現在為了對抗特朗普，我們不能依靠希拉里或者類似的人物。若有可能，我們必須回到真正的矛盾上來。這就是這場噩夢給我們的教訓。即使在開頭不能以清晰的形式表現。開始並不代表完成。但是我們必須開始。我們必須開始！
特朗普當選之後，我們必須開始行動。不僅是抵制、否認等等，我們必須開始回到真實的矛盾之上，尋求一個真正的選擇，一個真實的事關人類命運的戰略方向。我們必須重拾信念，反抗資本主義帶來的巨大的不平等，反抗像特朗普這樣孳生於傳統政治之上的新型匪幫。
我們可以在政治領域再一次創造兩個戰略方向的局面。我們需要繼承19世紀和20世紀初期的偉大政治運動的遺產。如果我用哲學話語來説就是，我們必須超越“一”，奔向“二”。**不能只有一個方向，而是兩個方向。提出一個新的根本選項作為政治的本質。假如道路只有一條，政治只會逐漸消失，而特朗普代表着這種消失。**畢竟，特朗普的政治觀是什麼？誰知道。他更多代表一種形象而不是一類政治。因此迴歸於政治必然代表迴歸於一個真實的選項。在哲學上，這叫做超越“一”回到真實的“二”。我們也可以給這種迴歸取其他名字。
如你所知，我想把這個迴歸取名為：“共產主義”，這個被血腥歷史污染的名字，説它被玷污是因為血腥的歷史教訓。名字只是名字，你也可以取其他名字，這無所謂。但在這一古老而又被玷污的名字之下，它的原始含義是很有意思的。其原始含義包含四項原則。這些原則可以幫助我們建設一個嶄新的、擁有兩個戰略道路的政治領域。
第一點是，社會結構的關鍵不一定必須是私有制和巨大的不平等。我們必須承認這不是必要的。有限的經驗可以證明這不是必要的，可以證明永恆的私有制和巨大不平等不一定是人性的法則。
第二點是工人不一定非要要因做不同的工作而區分貴賤，就像從事智力創造、導演或政府幹部的算一邊，而人工和機器生產的被隔離在另一邊。社會分工的專業化並不是客觀真理。長期來看，尤其是體腦分工需要消亡。
第三點是人類不需要因國籍、種族、信仰或性別而分隔。平等必須超越這些界限而存在，因而差別是平等的阻礙。平等和差別是一對矛盾，我們得承認差別之中含有平等。所以無論你否定哪一方，界限都會消失。這不是自然法則。
最後一個原則是一個分離而又武裝的國家並不是必要的。
這四點可以總結為：用集體主義對抗私有制，用形態各異的工人對抗專門化，用具體的普世主義對抗封閉的身份認同，用自由聯合對抗國家。這只是原則，並不是計劃。但憑藉這四個綱領，我們可以評估所有的政治計劃、決策、黨派和意見。面對一項決策，我們就要思考它是否按照這四項綱領。這些綱領是判斷所有決策、意見和主張的標準。
如果一項決策、主張是按照這四個原則的話，我們就可以説它是一項好的決策或主張。我們還可以審視它是否是可行的。如果它很明顯地與原則牴觸，那麼它就是個壞決策、壞意見或壞計劃。這樣我們就擁有了一套在政治領域和新的戰略計劃構建當中下判斷的原則。這樣我們有可能在人類前進新的戰略方向上，擁有一個真實的視野。
桑德斯以**“我們的革命”**為名，提出構建一個新的政治羣體。特朗普的成功給這個提議開啓了全新的大門。目前我們可以相信桑德斯，我們可以自行判斷這個提議是否超越現世。我們可以判斷它是否和四項原則保持一致。我們可以有所作為。我們必須行動，因為如果我們什麼都不做，我們只會愚蠢地沉迷於特朗普那令人沮喪的勝利。面對他們的反動，我們會掀起一場革命，為什麼不呢。革命是一個好主意。無論如何，我站在革命這一邊。
（翻譯/女神讀書會翻譯組，文章轉載於微信公眾號“女神讀書會”，略有刪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