約肯·比特納：特朗普和馬克思有何相似之處？

【觀察者網翻譯/青年觀察者Max Hu】

德語有一個詞叫“Wutbürger”，意為“憤怒的公民”。這個詞和德語裏許多其他合成詞一樣，很難準確地翻譯出來，就像我們很難組織語言來描述美國大選一樣。

這是個比較新的詞，略帶貶義。“Wutbürger”形容的那一類人會抗議建造新火車站，抨擊使用風力渦輪機。在德國政府決定出手援助希臘、接受近100萬難民的時候，他們也會跳出來抗議。

**“Wutbürger”中有右翼人士，是政治運動團體“德國的選擇（A.F.D.）”的成員；也有人加入激進左翼黨（Linke Party）。**左翼勢力在德國政治史上一直舉足輕重，而激進左翼黨更是與前東德的執政黨有着盤根錯節的關係。二戰以後，德國的右翼勢力雖然比較薄弱，但是新興右翼政黨“德國的選擇”的民粹主義憤怒有着更為豐富的內涵：反正統、反歐盟、反全球化。要知道，四年前，“德國的選擇”還不存在，而如今卻有18%的德國人會考慮支持這個新興激進勢力。

不僅在德國，歐洲其他地區也有“Wutbürger”的身影：許多英國“Wutbürger”支持英國脱歐，法國的“Wutbürger”推舉勒龐國民陣線上台執政，而****當今全世界最富有權力的“Wutbürger”非唐納德·特朗普莫屬。

特朗普競選時與支持他的小女孩合影

那麼問題來了：“Wutbürger”的憤怒情緒是如何被操縱的？

如果單獨來看這種情緒，憤怒是引發改變的重要助力。試着想象一個沒有憤怒的世界。在德國，如果沒有工人運動的狂怒，那麼我們可能仍生活在按階級區分的政治體制下。富有的人享受特權，而工人每天卻要工作16個小時，缺乏養老金保障；英國和法國可能還受着封建君主的奴役；鐵幕仍籠罩在歐洲上空；美國還只是英國的一個殖民地，生活在其中的奴隸們只能靠想象在11月8日的總統大選中投上神聖的一票。

卡爾·馬克思就是一名“Wutbürger”，孟德斯鳩、威廉·威爾伯福斯和馬丁·路德·金也是，另外還包括成千上萬1989年參與推翻柏林牆的東德抗議者們。

接下來就讓我們來比較一下歷史上這些“Wutbürger”和現在宣稱要引發變革的“Wutbürger”們。以特朗普和馬丁·路德金為例，我們就能看到現在“Wutbürger”運動的領導人們沒有理解這個詞的真正內涵，他們分不清什麼樣的憤怒是出於追求正義，而什麼樣的憤怒僅是源於仇恨。

仇恨就像汽油。如果你能有理智和教養來駕馭它，那麼你就能改變整個世界。這被稱為“進擊”（progress）。如果你只是打翻油桶並點燃，那麼除了爆炸你什麼也得不到。這被稱為“激進”（arson）。

很不幸地，不成熟和草率不僅僅存在於新興的民粹主義人士中，還滲透進了政治系統。統治階級需要認清事實，雖然普羅大眾苦悶又多疑，但這並不意味着他們看不清現實情況。越來越多的人認為政治家們，甚至包括記者們，看不清人民切身感受到的現實。而這一點讓他們陷入深深的不安之中。

誠然，從歷史的角度來看，他們眼中的不公正比起馬克思和馬丁·路德金時代的不公正要更少、程度更低。當今時代的不公平雖減少了，但是卻更為複雜了，因此顯得更加駭人。

如果約翰·斯坦貝克不是在20世紀30年代穿越美國西部，寫下那部著名的《憤怒的葡萄》，而是在今天踏上同樣的征途，遠離公路去探訪那些被遺落的村莊，他的所見所聞可能和80年前相差無幾。全球化和它的受益者們增大了東西部之間的經濟差異，而受益者們獲得的利益是建立在其他人利益損失的基礎上的。

上層階級從貿易和金融國際化中的獲益遠勝過工人階級，其手段往往為人所不齒。銀行家們做出錯誤決策，導致人民的巨大損失，其個人卻能獲得獎金紅利。許多商業巨頭例如Facebook和蘋果公司上繳極少的税金，而他們僱傭的藍領工人的工作強度卻只增不減，有時甚至需要身兼數職來維持生計。這一情況不僅發生在美國的俄亥俄州或佛羅里達州，同樣的事情也發生在德國、法國和奧地利。

在德國，大約60%“德國的選擇”的支持者認為全球化“弊大於利”。正如英國自由主義歷史學家蒂莫西·加頓·阿什所描述的那樣，我們正生活在這樣一個世界，“馬克思看着我們，幸災樂禍地揉搓着雙手”。

大西洋兩岸教育水平偏低的白人總是憤憤不平的樣子，我們傾向於將其簡單歸結為排外情緒或地域優越感。但是這樣的概括太過籠統。作為推動歐洲社會變革中堅力量的社會民主主義者似乎就不能理解。當希拉里·克林頓把許多特朗普支持者歸類為“可悲的一羣人”，她這樣冷漠的態度，讓人不得不想起瑪麗·安託瓦內特（路易十六的王后）那句著名的“人民沒有面包，就吃蛋糕嘛”。德國社民黨副主席拉夫·施泰格納在指責“德國的選擇”支持者為“種族主義者”和“下流胚子”時也展現了同樣的傲慢。

最新的民調顯示，只有14%的德國民眾信任政治家。在德國這樣一個在戰後通過進步、民主的政府實現和平的國家，這一數據無疑充滿警醒意味。同樣，合理的憤怒也應該被認可。如果對民主政治的信念動搖了，那麼德國民主的基石也就動搖了。

民粹主義者和建制派政黨互相指責，但是雙方都沒有意識到自己濫用了民眾的憤怒。不是把這些憤怒轉換為仇恨從而變得適得其反，就是忽略或者不重視它們。希拉里女士可以帶領民主黨來認真審視和引導人民的憤怒，而不是製造或者忽略人民的憤怒，如此這般才有改變的可能。如果她真的這樣做了，那麼我們真誠希望歐洲能夠再次向美國看齊，向美國的民主看齊。

（青年觀察者Max Hu譯自《紐約時報》，觀察者網馬力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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