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文木：“尼克松主義”與中國發展機遇
（文/ 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張文木）
【編者按：據BBC中文網11月17日報道，美國候任總統特朗普當天在紐約特朗普大廈會見了前國務卿基辛格，同基辛格討論了涉及中國、俄羅斯、伊朗和歐盟的對外政策問題。這使人想起“尼克松主義”。2008年張文木教授曾提出做好迎接美國“尼克松主義”再次到來的準備。他曾在《全球視野中的中國國家安全戰略·上卷》（山東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403-423頁）全書的結尾部分預測“尼克松主義”將再現美國外交，提出要從新的歷史起點出發，抓住和用好重要戰略機遇期。現將這部分內容選編如下，閲讀這篇文字或許對理解今後中美關係的走勢，有所禆益。****】
一、預測：“尼克松主義”將再現美國外交
（一） 美國“越戰”惡夢重現
有人説，尼克松主義是美國的戰略收縮期，這話膨脹了美國人們的戰略意識並導致美國小布什上台後全球擴張衝動再次復活，由此帶來的結果是美國在中東地區再次重温越南戰爭的“惡夢”。
就在20世紀快要結束之際，美國加快對俄羅斯及中國的圍堵：先是科索沃戰爭、北約東擴，後有中亞“顏色革命”；新世紀初又直抵阿富汗，佔領伊拉克。在太平洋西岸，美國更是啓動日本擴軍修憲的步伐，繼續出售台灣軍火，恢復與菲律賓、澳大利亞的軍事盟友關係。歷史好象又向冷戰的起點回歸，美國的對華政策好象又向麥卡錫時代迴歸，不同的只是那時是以“反共”劃線，這時是以“反恐”劃線。
接踵而至的就是美國“越戰”惡夢。
自2003年3月伊拉克戰爭爆發截止2006年底，美國已有3200多名美軍士兵在伊拉克身亡[1]；65.5萬伊拉克平民傷亡，已有160萬人逃出伊拉克；
自2003年伊拉克戰爭爆發以來，美國軍費開支如滾雪球般不斷增大，至今已達3520億美元，並且仍以平均每天增加2.8億美元的速度繼續膨脹。扣除通貨膨脹因素，伊戰幾年來的費用已經超過朝鮮戰爭。2007年２月，布什總統向國會提交鉅額軍費申請，其中1800多億美元將直接用於伊戰。這樣，到2008財政年度結束時，伊拉克戰爭直接總費用將達5320億美元，從而超過越南戰爭的費用，成為美國歷史上僅次於二戰的經濟代價最高的戰爭。哈佛大學教授比爾姆斯在一份報告中指出，與以往戰爭相比，駐伊美軍更容易受傷。越戰時，陣亡者與受傷者的比例為１比2.6，而伊戰是１比16。與2000年相比，2006年美國老兵向政府申請傷殘賠償的人數增加38%。據預計，美國為伊戰要支付的軍人醫療和傷殘賠償將達到3500億至7000億美元，成為一筆沉重的財政負擔。[2]
與越戰中美國國內政治的反戰主題相似，2007年3月29日，美國國會參議院以51票贊成、47票反對的表決結果，通過了含有從伊拉克撤軍時間表的緊急戰爭撥款法案。根據這項總額為1217億美元的法案，國會將為美國本年度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軍事行動增撥900多億美元的經費，要求布什政府在法案成為法律後120天內開始從伊拉克撤軍，並爭取在2008年3月31日以前撤出美軍作戰部隊。[3]此前一週，美國眾議院表決通過了一項緊急戰爭撥款法案，要求布什政府在2008年8月31日前從伊拉克撤出美軍作戰部隊。參議院多數黨領袖、民主黨議員哈里•裏德表示，當天的投票結果使國會在改變伊拉克戰爭方向，使美國變得更加安全方面邁出了重要一步。投票結果向布什總統傳遞了一個強烈信息，即現在已是徹底改變政府對伊拉克政策的時候了，改變對伊政策應首先從撤軍開始。他還説，總統必須改變伊戰方向，參議院正在討論的緊急戰爭撥款法案給總統提供了一個機會。[4]
與朝鮮戰爭後期美國經歷的“失道寡助”的結果相似，目前隨同美國參與戰爭的盟友開始陸續以種種理由完全撤出、部分撤軍或出現信念動搖。當初參與伊戰的38個國家中，截至2005年年底就已有14個國家完全撤出。2006年，美國的盟友仍然在不斷“縮水”，對美國打擊最大的是英國與日本的動搖。2006年7月，日本軍人全部撤出伊拉克。同年11月，英國陸軍總參謀長丹納特公開表示，英軍在伊拉克的存在致使當地安全局勢惡化，呼籲政府將駐紮在伊拉克南部的7000名官兵儘快撤出。美國最終將會落到比朝戰還難堪的孤家寡人的境地。
另一方面，美國從印度洋上發動的阿富汗、伊拉克戰爭，引起了中國、俄國及印度的警覺，印度在明修聯美“棧道”的同時，也在暗渡通華“陳倉”。美國壓力導致中俄印三國靠近。1999年俄國外長普里馬科夫呼籲中印俄三方聯合，2007年2月14日，中國外交部長李肇星、印度外交部長慕克吉和俄羅斯外交部長拉夫羅夫在新德里會晤。三國外長積極探討三邊合作重點領域，達成重要共識，發表了《中印俄外長會晤聯合公報》。[5]中俄印三國接近，是近半個世紀以來世界政治中的一件大事，也是21世紀初中國周邊合作關係的重要變化，而促成這個重要變化的不是別的國家而正是美國，尤其是小布什時期的美國的所作所為。
不僅如此，美國花費了這天大的代價卻遠沒有在伊拉克實現其戰略目標：中東恐怖事件越來越多，美國在伊拉克越陷越深，問題越來越難以解決；不僅如此，現在阿富汗塔利班又殺將回來，以至小布什在中東捉襟見肘，併為此怪罪於伊朗。現在又嚷着要向伊朗開戰。果真如此，那美國將從在阿富汗的“一鼓作氣”、到伊拉克的“再而衰”，最終會在伊朗進入“三而竭”。
目前美國國內政治主題與尼克松上台前面臨的關於“越戰”的政治主題十分吻合，這是因為美國外交正在犯着尼克松之前美國追逐高目標而使國力嚴重透支的同樣的錯誤。而正是這樣的錯誤又促使美國外交中的尼克松主義再次到來。
歷史的經驗告訴我們，所謂“尼克松主義”並不是什麼“戰略收縮”外交，而是被校準了的美國外交，從某種意義上説也是美國式的“科學發展”的外交。遺憾的是美國人並沒有把它當作美國的常態外交，而是把他當作非常態外交；這正如日本把明治以後的外交當作常態外交一樣。從這個意義上説，美國之累，累於“老子天下第一”心態。
（二）“尼克松主義”與中國發展機遇
20世紀70年代，美國出現尼克松主義後，亞洲瞬間出現巨大的戰略真空，印度、越南都試圖利用這個機會盡量擴大本國的地緣政治利益。1972年，印度依仗蘇聯的支持肢解了巴基斯坦，在“東巴”地區扶持並建立了孟加拉國，擴大了印度東北邊界的安全空間。越南共產黨則在尼克松訪華之後，以“宜將剩勇”的精神，迅速完成了國家統一；在統一國家後越南又得寸進尺，於1978年底迅速出兵柬埔寨，但這又在中國和美國的抵制下敗北。日本則利用美國在尼克松時期的戰略收縮迅速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外交關係，並在此後緊隨美國擴大了日本在中國的市場份額。相反，由於這一時期的中國面臨的主要是來自北方的幾乎是迫在眉睫的安全壓力，[6]所以，毛澤東才沒有——事實上當時也沒有南北兩面着力的力量——在北方壓力日重而中美戰略合作關係尚未確立的情況下南向解決台灣問題，但中華人民共和國還是恢復聯合國常任理事國的位置，繼而在20世紀90年代中國南面香港、澳門迴歸，北面蘇聯解體。中國安全壓力大為減輕。
這裏值得研究的是，即將出現於21世紀初的尼克松主義對中國的意義。
比較而言，本世紀美國外交將要出現的尼克松主義與20世紀70年代的尼克松主義相比，會給中國提供更加充餘的拓展戰略利益的空間。首先，與上次不同，這次促成美國尼克松主義出現的是中東地區，中國不僅不是目前造成中東問題的當事人，而且還是國際社會解決中東問題必須依賴的槓桿；其次，也是最重要的，21世紀初中國面臨的安全壓力已與20世紀70年代大大不同。新中國成立之初，中國安全壓力多來自中國東部西太平洋海上，60年代初，中國西南中印邊境出現不穩定，60末始至70年代，中國安全壓力由南向北轉移，蘇聯在中國北疆大兵壓境，虎視眈眈。現在中國北、南、西三面的安全壓力已大為緩解，而東面以“台灣問題”為牽引的安全壓力卻日現升級，但同樣也因美國深陷中東戰場，這種升級又得了某種制約，不僅如此，它還給了中國解決台灣問題更加從容的條件。
我們必須明白，美國人“綁架”台灣的目的並不是要“領養”台灣，而是要敲詐中國政府。只要中國政府堅守得住“一箇中國”的原則，不接受綁匪敲詐，那綁匪也無法將台灣“劫走”，更不能“撕票”。為了從中國換取更大的戰略利益，美國最終也只能以尼克松“亞洲是亞洲人的亞洲”的美辭，在挑撥日本與中國為此衝突之後，還台灣以“自由”，即將台灣拋給中國大陸而不是日本。這是因為在西太平洋地區日本是離美國最近的完全海洋型並以海權為生命的國家，而中國則是離美國本土較遠的陸海兼容型國家。
美國人明白：日本現在也在利用美國與中國的矛盾，但如果日本再次打倒中國，那它必然也會與當年美國先利用日本再打倒日本的策略一樣，再出手打倒美國。美國曾利用日本充當了美國西太平洋地區的“戰略清道夫”，那難道日本就不會“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讓美國也當一次日本的“戰略清道夫”嗎？100多年前美國國務卿海·約翰就意識到這一點，他“希望有一個穩定的中國”並“反對一切可能削弱中國的建議”；他認為“一旦中國崩潰並被瓜分，美國就要面臨一個不愉快的任務：在中國各地保護自己的權益，而它的對手則遠比中國人難對付。此外，這場角逐的不可知的後果很可能就從毀滅中國所造成的真空中開始，這將比現存的不穩定具有更大的威脅性。”[7]
美國目前在中東深陷不能自拔及由此美國外交必然出現的尼克松主義將再次為中國提供解決台灣問題的歷史機遇。天予不取，反受其咎。我們一定要學習毛澤東及其戰友們的戰略智慧，抓住這次機會，為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化解“台灣問題”這道最後的“堅冰”。
這裏需要提醒的是，美國人雖然常常在最輝煌的時候犯最弱智的錯誤，但是美國人的反省能力也比較強。在巨大的危機之後，美國通常會產生巨大的思想飛躍，正如美國深陷越南沼澤之際出現尼克松主義一樣。
當然，我們也要預見到另一種結局，即美國尼克松主義推遲到來或根本沒有到來。如果真如此，那麼隨之而來的結果是美國衰落的加速。與英國的衰落加大了美國崛起面臨的挑戰的道理一樣，今後美國如果過度衰落，也會加大中國崛起需要獨立應付全球性危機事件的負擔，尤其是在東海海區因美國控制力突然減弱而面臨的外交壓力。
二、從新的歷史起點出發，抓住和用好重要戰略機遇期[8]
（一） 北平方式、西藏方式、香港經驗及其對解決台灣問題的啓示
我們在戰略上藐視困難的同時，更要從戰術上重視我們面臨的挑戰，尤其是當前來自台海的挑戰。“堅持一箇中國原則，是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政治基礎”[9]，也是選擇解決台灣問題方式的客觀依據。在這方面我們應有和平與非和平的兩手準備：在台灣當局承認“一箇中國”即“世界上只有一箇中國，台灣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央政府在北京”[10]的原則的條件下，台灣問題解決將會更多地表現出雙向和平的特點；如果台灣當局放棄甚至拒絕“一箇中國”的原則，那麼，台灣問題的解決將不以人們意志為轉移地表現出雙向非和平的特點。但不管台灣問題解決方式如何，其結果都要有利於祖國統一進度越來越快而不是越來越慢、有利於台海兩岸的政治距離越拉越近而不是越拉越遠，有利於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人氣越聚越旺而不是越來越散。
實現祖國和平統一，既是全體中華兒女的共同心願，也是中央政府在“一箇中國”原則前提下的優先選擇。在這方面，毛澤東同志在1949年和平解放北京城時採用的“北平方式”會對我們提供有益的思路。
1948年12月中旬，人民解放軍攻克新保安、張家口，截斷了傅作義西逃綏遠的退路之後，又迅速進擊，掃清了盤踞在北平外圍沙河、昌平、南口、密雲、懷柔。通縣、廊坊、門頭溝、石景山、宛平、大興、豐台和南苑的國民黨軍隊，將困守北平的傅作義20萬軍隊團團包圍。再加上強大的政治攻勢，1949年1月15日，駐守北平的傅作義派鄧寶珊、周北峯出城前往解放軍平津前線司令部與羅榮桓政委、聶榮臻司令員等商談和平解放北平有關問題，表示願令所部出城聽候改編。1月16日，傅作義在中南海宴請北平院校十餘位教授，大家一致主張和平解放。1月22日下午公告和平解放北平協議，正式宣佈北平和平解放。1月31日清晨，擔負北平城防警備任務的中國人民解放軍入城接防。3月5日，毛澤東在中共中央七屆二中全會上將北平解放的方式稱作“北平方式”。他説：
遼瀋、淮海、平津三戰役以後，國民黨軍隊的主力已被消滅。國民黨的作戰部隊僅僅剩下一百多萬人，分佈在新疆到台灣的廣大的地區內和漫長的戰線上。今後解決這一百多萬國民黨軍隊的方式，不外天津、北平、綏遠三種。[11]
他還具體解釋了這三種方式的含義：
用戰鬥去解決敵人，例如解決天津的敵人那樣，仍然是我們首先必須注意和必須準備的。人民解放軍的全體指揮員、戰鬥員，絕對不可以稍微鬆懈自己的戰鬥意志，任何鬆懈戰鬥意志的思想和輕敵的思想，都是錯誤的。按照北平方式解決問題的可能性是增加了，這就是迫使敵軍用和平方法，迅速地徹底地按照人民解放軍的制度改編為人民解放軍。用這種方法解決問題，對於反革命遺蹟的迅速掃除和反革命政治影響的迅速肅清，比較用戰爭方法解決問題是要差一些的。但是，這種方法是在敵軍主力被消滅以後必然地要出現的，是不可避免的；同時也是於我軍於人民有利的，即是可以避免傷亡和破壞。因此，各野戰軍領導同志都應注意和學會這樣一種鬥爭方式。這是一種鬥爭方式，是一種不流血的鬥爭方式，並不是不用鬥爭可以解決問題的。綏遠方式，是有意地保存一部分國民黨軍隊，讓它原封不動，或者大體上不動，就是説向這一部分軍隊作暫時的讓步，以利於爭取這部分軍隊在政治上站在我們方面，或者保持中立，以便我們集中力量首先解決國民黨殘餘力量中的主要部分，在一個相當的時間之後（例如在幾個月，半年，或者一年之後），再去按照人民解放軍制度將這部分軍隊改編為人民解放軍。這是又一種鬥爭方式。這種鬥爭方式對於反革命遺蹟和反革命的政治影響，較之北平方式將要保留得較多些，保留的時間也將較長些。但是這種反革命遺蹟和反革命政治影響，歸根到底要被肅清，這是毫無疑問的。
毛澤東所説的“北平方式”是從外圍戰役即地區性勝利入手，做好“詩外功夫”，最終由面及點，最後達到不戰而和平接管北京城的目的。沿着這一思路，我們可以體會出1959年炮擊金門時，毛澤東最終形成“金、馬、台、澎是一起的，現在統統歸蔣介石管，將來要解放一起解放”[12]的一攬子解決台灣問題的方案中，就透露出運用“北平方式”從外圍即中美關係着手解決台灣問題的思考。
當然，將“北平方式”運用於台灣問題也是有條件的，這就是當時毛澤東分析蔣介石“他這個人是親美派，但是親美親到要把他那點東西搞垮，他就不贊成”的特點。[13]毛澤東將“一箇中國”原則作為選擇1959年處理台灣問題方式的依據。在“一箇中國”原則下，解決台灣問題的方式將以民族矛盾即中華民族與西方敵對國家的矛盾為優先，反之，台灣問題的解決則要以國家內部的階級——這在現今已轉化為國家統一與分裂——的矛盾為優先。
那麼，今天的台灣是否還具備1959年炮擊金門時的特點呢？結論是悲觀的。
我們知道，李登輝被蔣經國推上國民黨主席台後，他就卸下“統派”面具[14]，日益與“一箇中國”原則漸行漸遠。1990年5月就任台灣“總統”後，台灣地區的“台獨”意識迅速放大。1999年5月17日，李登輝發表《台灣的主張》，提出分裂中國的“七塊論”；８月29日，台灣國民黨十五屆全會正式將李登輝“特殊的兩國論”載入政策文件，決定以“特殊的國與國關係”定位兩岸關係。 李登輝治下的台灣，“統派”意識逐漸邊緣化，“獨派”幹部隊伍悄然聚集在他的周圍，最終於2000年5月20日將台灣前途交與主張“台獨”的民進黨黨魁陳水扁手中。此後，台灣分離主義迅速全面掌控台灣政權機關。2004年陳水扁連任“總統”，此後台灣強力行政部門逐漸為有“獨派”背景的幹部所掌握。2006年2月27日，陳水扁公開放棄曾承諾過的“四不一沒有”[15]，宣佈“國統會”[16]終止運作，“國統綱領”[17]終止使用。2007年7月24日，陳水扁發表“入聯”演講，稱：“台灣是我們的國家，不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部分或一省”。[18] 7月25日， 陳水扁表示:台“總統府”強力推動以台灣名義加入聯合國及入聯“公投”。[19]2007年11月23日，台軍宣佈準備從蔣介石曾決心誓死“保衞”的金門島撤兵，從現有萬餘兵力裁減後可能剩下5000至7000人。[20]12月4日，陳水扁在高雄高喊“台灣國萬歲”，並表示全民“入聯公投”聯署之後，還要發動“眾神護台灣，加入聯合國”運動，請媽祖婆、王爺公、天上聖母等台灣守護神，護持“台灣加入聯合國”。[21]
難道台灣走到今天這一步真是所謂“民意”選擇？其實不然。
正如當年日本佔領台灣可以製造出“親日民意”，蔣介石治下的台灣也可以製造出“反攻大陸”的“民意”，那麼，在“台獨”派掌控台灣強力軍政部門下的台灣，出現“台獨”的“民意”也就不足為奇了。還是馬克思説得好：“統治階級的思想在每一時代都是佔統治地位的思想。這就是説，一個階級是社會上佔統治地位的物質力量，同時也是社會上佔統治地位的精神力量。”[22]今天盤踞並日益上升的所謂“台獨民意”，正是其“統治階級的思想”和“佔統治地位的物質力量”在台灣推行“台獨”政策的掩蓋形式。
事實表明，從1990年李登輝被迫以“國統會”和“國統綱領”以及2000年陳水扁以“四不一沒有”虛假承諾上台，到2007年底醖釀的“入聯公投”，已説明目前陳水扁當局的“台獨”主張已從原來的被動和偽裝的行為轉為與民進黨“台獨”綱領一致的自覺選擇；今天的台灣政治已與國民黨時期的一箇中國原則為主導意識形態的政治大相徑庭。台灣政局與蔣介石時期相比已發生了質變，即由蔣介石時期的國家內戰問題延伸為國家分裂問題，由蔣介石時期的由於外部壓力導致的被迫與國家暫時和相對分離，演變為台灣當局主動推動國家分裂的問題。由此得出的結論只能是，1959年毛澤東與蔣介石“一箇中國”原則下的政治默契條件暫告停止。目前的陳水扁已不再是以中國統一為己任的台灣地區領導人，而是以“台獨”為“使命”的國家分離主義分子。
這個轉變過程及其結果與20世紀50年代達賴集團及其引發的“西藏問題”十分類似，與此相應，我們也能從我們曾成功運用的“西藏方式”中找到解決類似問題的思路。
我們知道。1949年11月23日，毛澤東責成西北局討論“經營西藏”問題並擔負於1950年“秋季或冬季完成之”的解放西藏的任務。[23]1950年1月毛澤東又電告西南局“如果沒有不可克服的困難，應當爭取於今年五月中旬開始向西藏進軍，於十月以前佔領全藏”[24]。8月23日，毛澤東提出以軍事手段為依託即“於十月佔領昌都”以“求得和平解決”西藏問題的設想。[25]5月27日，中央同意由鄧小平起草的與西藏地方政府談判十項條件。其中頭一條就是“西藏人民團結起來，驅逐英美帝國主義侵略勢力出西藏，西藏人民回到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大家庭中來”[26]。但西藏地方政府不僅不與中央政府真誠合作，反而還對中央進藏部隊無故進行有武裝的阻攔。這迫使中央不得不考慮用非和平的方式解決問題，10月6日至24日發動昌都戰役，殲滅藏軍5700餘人，共俘高級官員20餘名，此後，藏軍主力基本殲滅。
軍事勝利使西藏政治形勢發生很大的變化，藏人上層熱愛祖國的力量加強。阿沛·阿旺晉美等西藏軍政官員及達賴上書中央，請求派代表赴京與中央人民政府談判。迫於內外壓力，特別是軍事失敗的壓力，達賴地方政府終於1951年5月23日在北京簽訂了《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關於和平解放西藏辦法協議》（“17條協議”）。“可以説，在西藏問題上，20世紀50年代初黨和政府的方針已藴含了‘一國兩制’的原則”，其後，“在一個相當長的時間內，西藏地方的政治制度基本上是在這種格局下展開的。”[27]協議簽訂標誌西藏和平解放，解放軍和平進駐西藏。時任西南局第一書記、西南軍區政治委員的鄧小平同志在這一時期“經營西藏”的實踐為他後來成功解決香港問題、實現香港迴歸後平穩過渡提供了豐富的有益經驗。
但是，“藏獨”勢力並不願就此罷休。1952年3、4月，西藏拉薩發生了反對“17條協議”的“人民會議”非法活動。以西藏地方政府兩個司曹魯康娃·澤旺饒登、本珠倉·洛桑扎西為首的分裂分子，於1951年底在拉薩支持一些人以非法“人民會議”的名義出面，反對“17條協議”，要求人民解放軍撤出西藏、要求西藏“獨立”。1952年3月11日，這些人包圍中央人民政府駐藏代表張經武的駐地和中共西藏工委機關，4月1日，槍擊西藏地方政府噶侖（委員）、西藏軍區第一司令員阿沛·阿旺晉美的住宅。他們阻止西藏地方政府和上層人士賣糧給進藏人員，妄圖乘糧食補給困難驅逐解放軍。與此同時他們向拉薩調集藏軍，準備武裝“起義”。後在中共西藏工委強大政治攻勢下，達賴不得不撤銷魯康娃和洛桑扎西的代理司倫職務。5月1日，中國人民解放軍西藏軍區和西藏地方政府分別發佈告，宣佈“人民會議”為非法組織，予以取締。
1955年2月，阿樂羣等非法“人民會議”頭目召集反動頭人商議，決定在康區組織“起義”以達到“驅漢獨立”的目的。該地叛亂很快被解放軍平息。4月22日，在拉薩舉行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成立大會。籌委會51名委員中，除5名中共黨員委員外，其餘46名均為藏族。即使如此，“藏獨”分子仍在煽動叛亂。11月叛亂活動擴大到昌都以南，但很快就為解放軍平息。1956年11月，達賴訪印，恐中央對藏實行改革，有不歸之意。為了減少達賴不必要的擔憂，1957年2月，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上鄭重宣佈中央對藏“六年不改”的方針；3月，中共西藏工委系統的漢族工作人員精簡了92%，駐藏人民解放軍減少了70%，駐藏部隊從5萬減到2萬。但中央政府的善意忍讓和等待反使藏獨分子視之為軟弱並更加肆無忌憚，藉機策動更大的叛亂。1958年5、6月間，西藏地方政府中上層“藏獨”集團指示叛亂分子竄擾昌都、丁青、山南等地，並於1959年3月10日公開撕毀“17條協議”，在拉薩發動武裝叛亂。3月11日，叛亂集團非法召開“西藏人民代表會議”，公開亮出“西藏獨立”的旗幟。3月23日，達賴一行逃抵子宗，召開“羣眾大會”，由噶倫索康代表達賴宣佈西藏“獨立”，成立“西藏臨時政府”。3月31日，達賴一行越過“麥克馬洪線”進入印度。達賴出走後，留在藏區的“藏獨”分子破釜沉舟，發動了全區性的武裝“獨立”活動。3月20日，西藏軍區司令員張國華、副司令員阿沛·阿旺晉美、政委譚冠三等共同簽署《中國人民解放軍西藏軍區佈告》，宣佈反擊。3月22日，拉薩叛亂平息，3月24日，拉薩市成立軍事管制委員會。3月28日，周恩來總理簽署國務院命令，解散西藏地方政府，對有重大罪行的叛國分子按國家法律予以懲處，11月，叛亂活動在全藏範圍基本平息。1965年9月1日，西藏自治區首屆人民代表大會在拉薩召開，宣佈西藏自治區正式成立。自此，中央政府“經營西藏”中藴含着的“一國兩制”模式自然轉入“民族區域自治”形式，西藏地區的行政權力從形式到內容上更加與中華人民共和國融為一體，西藏完全回到祖國大家庭中來。
正如20世紀90年代香港經驗是50年代“經營西藏”的經驗在國家統一實踐中的創造性的運用的道理一樣，50年代的“西藏方式”成功運用，可以説本質上也是毛澤東在解放戰爭中創造的“綏遠方式”在解放西藏實踐中的進一步發展。今天研究這一段經驗也將從下面幾方面對我們思考目前的台灣問題的解決及其方式選擇有所裨益：
1. 毛澤東將軍事鬥爭準備作為保證“和平解放西藏”的基本手段，這是後來西藏問題和平解決的有力保證，也是中國共產黨順利實現和平解放西藏實踐中的重要經驗。
軍事鬥爭不僅始終是解決國家統一問題的根本保證，而且國家統一的程度與國家武裝力量進駐的深度相一致。比較香港問題的解決，《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簽訂後，由於中央政府實現在香港駐軍，儘管迴歸後出現一定程度的動盪，但與西藏“17條協議”簽訂後的數次武裝叛亂相比，其迴歸過渡進程還是要平穩得多。同理，自從1959年中央政府完全進駐西藏後，西藏發展才基本進入平穩軌道。
我們知道，西藏和平解放進程充滿着非和平的衝突，而化解這些衝突的政治攻勢，正是基於強大的武裝力量的存在和全國基本解放的事實。1949年11月23日，毛澤東在提出“經營西藏”的任務時就指出：“解決西藏問題不出兵是不可能的”，估計“打西藏大概需要三個軍”。[28]1950年1月2日，毛澤東告訴西南局：“西藏人口雖不多，但國際地位極重要，我們必須佔領，並改造為人民民主的西藏”。[29]1月10日，毛澤東又電告西南局“現在英國、印度、巴基斯坦均已承認我們，對於進軍西藏是有利的”[30]。
儘管毛澤東提出“首先希望不經戰爭進入西藏”即和平解決西藏問題，但毛澤東仍是將“人民解放軍必須進入西藏”[31]、“中國軍隊是必須到達西藏一切應到的地方”[32]作為與西藏地方政府談判的前提條件。
可以説，1951年的“17條協議”的順利簽訂是以1950年10月昌都戰役的勝利為前提的。昌都戰役的勝利為和平解決西藏問題奠定了全局勝利的基礎。而後來能夠保證“17條協議”的順利執行，也是以有充足的駐藏或圍藏部隊存在為前提。1950年6月9日，在中共七屆三中全會上，毛澤東將“人民武裝”深入西藏的程度作為決定西藏改革成敗的重要條件之一，他説：“沒有羣眾條件，沒有人民武裝，沒有少數民族自己的幹部，就不要進行任何帶羣眾性的改革工作。”[33]1951年底，西藏發生了反對“17條協議”的偽“人民會議”事件，事件平息後毛澤東説：“橫直我們已集中了軍隊，不管反動派用文的和武的方法和我們作鬥爭，我們都能戰勝他們。”[34]曾擔負“經營西藏”主要領導工作的鄧小平同志在收回香港談判中不僅非常重視這條基本經驗，而且還創造性地提出“一國兩制”的構想。他還汲取當年改編藏軍久拖不決的經驗教訓，一步到位且斬釘截鐵地提出和堅持“在港駐軍”的原則。1984年4月在審閲外交部《關於同英國外交大臣就香港問題會談方案的請示》時寫道：“在港駐軍一條必須堅持，不能讓步。”[35]由於有了中央政府在港駐軍，才有了香港在《基本法》的基礎上更加——較1951年的“17條協議”後的政局而言——平穩的政治局面。鄧小平又將這條經驗用於思考台灣問題，1979年1月6日，鄧小平會見美國民主黨參議員薩姆·納恩説：
我們不能承擔不使用武力解決台灣問題的義務。我們如果承擔了這個義務，等於自己的手捆起來，蔣經國、台灣當局就有恃無恐，可能導致根本不同我們談判，導致和平解決台灣問題成為不可能。所以我們不能把自己的手捆起來，捆起來不利於用和平方式解決問題。[36]
1984年10月22日，鄧小平在中顧委第三次全體會議上指出：
我們堅持謀求用和平的方式解決台灣問題，但是始終沒有放棄非和平方式的可能性，我們不能作這樣的承諾。我們要記住這一點，我們的下一代要記住這一點。這是一種戰略考慮。[37]
毛澤東解決西藏問題和鄧小平解決香港問題的成功經驗表明，在國家統一問題上軍事手段準備得越充分，和平解決的幾率就越大；軍事力量運用得越深入，國家統一的進程就越平穩。在未來解決台灣問題“我們要記住這一點，我們的下一代要記住這一點”。
2.在解決西藏問題的提法上，毛澤東較上使用與西藏整個上層對立的“解放”概念，也沒有使用幾乎與全藏對立的“統一”或“反分裂”的概念，而是使用更多藏人可以接受的“經營”概念，這就將入藏任務的性質規定在實現主權共識的任務之中。這使進軍西藏形式具有和平的色彩，解放西藏的工作也更顯得從容，手段的選擇也更富有彈性。這有利於在藏區達到最大限度地團結羣眾和最大限度地孤立反動分子，以實現國家統一的目的。
**3. 政治優先，用最少的軍事手段達到最大的政治效果。**昌都戰役勝利後，中央政府與西藏地方政府達成“17條協議”。在雙方承認“一箇中國”的原則下，中央事實上允許西藏地方政府在一定時期保留未經改編的軍隊，與此相應，中央還將中國人民解放軍駐藏部隊由5萬減為2萬；在政治上還承諾將民主改革推遲到全藏上下可以接受的時候。[38]但所有這些承諾都是以“一箇中國”原則和“西藏地方政府應自動進行改革”[39]為前提的。毛澤東也估計到，西藏遲早要實行的民主改革和藏軍改編的政策必然激化藏族內部的階級鬥爭，而即將失去特權利益的部分貴族遲早要公開他們的政治旗幟。但這樣就可以教育羣眾並有利於中央在打擊面最小的條件下推進問題的解決。毛澤東説：“西藏至少在兩三年內不能實行減租，不實行土改。新疆有幾十萬漢人，西藏幾乎全無漢人，我軍是處在一個完全不同的民族區域。我們惟靠兩條基本政策，爭取羣眾，使自己立於不敗。”[40]毛澤東試圖通過爭取藏區基本羣眾迫使上層“不敢進行暴亂”並“可能會覺得只好實行協定和只好改編藏軍。” 同時毛澤東也充分估計到“壞分子認為我們軟弱可欺”可能舉行暴亂，而這些暴亂“又均被我軍反擊下去，則我們改編藏軍的理由就愈多”。[41]最後毛澤東提出以退為進的策略：“我們目前在形式上要採取攻勢，責備此次示威和請願[42]的無理（破壞協定），但在實際上要準備讓步，等條件成熟，準備將來的進攻（即實行協定）”。[43] 最終達到“爭取達賴及其上層集團的大多數，孤立少數壞分子，達到不流血地在多年內逐步地改革西藏經濟、政治的目的”。[44]幾天後，毛澤東再囑西藏工委：“為了完成軍事準備及利於持久，你們要加緊儲糧集彈、築工事，此外油鹽及柴火也要儲集，至要至要。”[45]1955年西藏康區發生叛亂，1956年11月15日毛澤東在八屆二中全會上説：“我們總不要先攻，先讓他們攻，然後來一個反攻，把那些進攻者狠狠打垮。”[46]12月16日，毛澤東在審閲中共中央關於西藏可能發生暴亂的對策給西藏工委等的電報稿時，就西藏改革時間選擇問題補充道：“中央認為第二個五年計劃時期是不能實行的，第三個五年計劃時期也還要看情況才能決定。但如果受外國指揮的反革命分子不通過協商而一定要通過反叛和戰爭破壞十七條協議，把西藏情況打爛，那就有可能激起勞動人民起來推翻封建制度，建立人民民主的西藏。”[47]這時毛澤東充分估計到西藏貴族因怕改革而進行大規模武裝暴亂的可能性，但毛澤東認為“但這並沒有什麼不好，反而是一件好事，因為有可能最後用戰爭解決問題”，那時徹底解決西藏問題的時期就已成熟。1959年1月22日，毛澤東估計“總決戰”的時候將要來臨，在西藏大規模叛亂爆發前夕發出指示：
幾年之後，例如三四年，五六年，或者七八年之後，總要來一次總決戰，才能徹底解決問題。西藏統治者原有兵力很弱，現在他們有了一支鬥志較強的萬人叛亂武裝，這是我們的嚴重敵人。但這並沒有什麼不好，反而是一件好事，因為有可能最後用戰爭解決問題。但是（一）必須在幾年中將基本羣眾爭取過來，孤立反動派；（二）把我軍鍛鍊得很能打。這兩件事，都要在我軍同叛亂武裝的鬥爭中予以完成。[48]
3月10日，達賴集團公開撕毀“17條協議”，在拉薩發動武裝叛亂，公開亮出“西藏獨立”的旗幟。3月20日，中國人民解放軍實行反擊。3月22日，拉薩叛亂平息， 11月，叛亂活動在全藏範圍基本平息。1965年9月，西藏自治區正式成立。至此，西藏問題才得到徹底解決，而這又是中央政府對西藏地方武裝的“總決戰”勝利後的結果。
由上看到，毛澤東注意軍事鬥爭，但在運用軍事力量時又非常策略。“17條協議”簽訂後藏軍一直拖延改編，特別是在1956年中央撤出三萬部隊出藏後，藏軍戰鬥力反而加強了。這時，毛澤東只是適時即等到對立面的力量一次次成熟並“爆發”時再分批分階段地使用軍事力量。這時處理的矛盾性質單一，不致過多地牽連人民內部矛盾，解決起來也比較簡易；軍事打擊面相對集中，時間不拖延，震動面較小。最終當不斷失敗迫使敵對分子必須聚集起全部力量並公開挑明“藏獨”目的時，這樣中央政府就可以使用軍事力量畢其功於一役，總體上解決問題。“17條協議”後西藏和平解放進程拖了八九年，而使用軍事手段的時間卻非常短，所用軍事力量也非常少，[49]其餘的時間都是在等待矛盾性質的轉化和解決時機的成熟。1959年3月，西藏達賴集團叛亂矛盾總爆發，與此相應，西藏問題此時解決得也最徹底。此後，西藏才完全融入中華人民共和國之中。
**4. 在主權問題上，不給任何外國以置喙餘地。**1950年10月21日，印度駐中國大使潘尼迦向中國外交部副部長章漢夫送交印度政府關於西藏問題的備忘錄，雙方舉行了會談。潘尼迦認為，在聯合國有可能准許中國加入的時候，在西藏不會有任何強力反抗的情況下，中國在西藏採取的軍事行動是不值得的。毛澤東在這份談話記錄上批語指示：“西藏為中國內政問題，任何外國無權過問，簡單地答覆之。”[50]10月28日，毛澤東在中國駐印度大使袁仲賢10月26日給周恩來呈報的關於印度外交部次長梅農約請中國駐印度大使館政務參贊申健談話內容上批語道：“申健答得很正確，態度還應強硬一點。應説中國軍隊是必須到達西藏一切應到的地方，無論西藏地方政府願意談判與否及談判結果如何，任何外國對此無置喙的餘地。”[51]當時，新中國建立不久需要國際社會較大幫助，但毛澤東同志仍不以獨立自主原則作交易，這是西藏問題順利解決的前提。這一經驗也體現在鄧小平解決香港和思考台灣問題的實踐之中。
1978年，是時正值中國改革開放之初，中美即將建交，中國對西方技術資金有較多的需要之際，但鄧小平同志並不因此以主權原則做交易。6月22日，鄧小平會見美國當前危險委員會主席尤金·羅斯托，直言中美建交的障礙就是台灣問題，他説“我發現有相當數量的美國政治家不理解別國的民族感情，中國人不解決台灣問題會死不瞑目的”。[52]1981年6月13日，鄧小平同志在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討論建交不久的中美關係時指出：“對美國一定要有最壞情況的打算。不要怕中美關係倒退，更不要怕停滯。對在停滯、倒退的情況下如何同美國交往，要認真準備。中美關係中突出的問題是台灣問題。對美國向台灣出售武器，我們不能含糊其辭。”[53]6月16日，鄧小平將這個準備告訴美國國務卿亞歷山大·黑格並補充道：“我講的這些話不是外交辭令，是把我的真正心裏的話都講了。”[54]1984年5月25日，鄧小平針對“將來不在香港駐軍”的傳言，直言説“既然香港是中國的領土，為什麼不能駐軍！英國外相也説，希望不要駐軍，但承認我們恢復行使主權後有權駐軍。沒有駐軍這個權力，還叫什麼中國領土”；中國“有權在香港駐軍，這是維護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土的象徵，是國家主權的象徵，也是香港穩定和繁榮的保證”。[55]
正是毛澤東及其戰友們在國家主權問題上堅定的獨立自主的原則，才有可能在國家統一的實踐中探索出上述富有中國特色的成功經驗；換言之，在國家統一問題上，如果失去了堅定的獨立自主的外交原則，那國家統一的任何探索都不可能走向成功。
比較20世紀50年代前後全中國解放進程中的“北平方式”和“西藏方式”及其經驗，我們會發現，1949年傅作義是在無力反抗的條件下等待和選擇開城門的時機，與此相應，毛澤東選擇“北平方式”完成了北京城的順利交接。而1951年後的西藏上層由被迫簽訂“17條協議”到1955年叛亂，再到1959年公開打出“西藏獨立”的旗幟並非法建立“西藏臨時政府”，毛澤東面對不同的形勢，選擇了介於完全和平的“北平方式”和大規模軍事決戰的“遼瀋方式”之間的“西藏方式”：在“一箇中國”原則下始終堅持和平協商手段，反之，則以非和平手段化整為零，分批分階段地“把那些進攻者狠狠打垮”[56]。
再比較20世紀蔣介石、蔣經國治下的台灣，我們還會發現，21世紀初的李登輝、陳水扁時期的台灣政治已與蔣介石時期南轅北轍。蔣時期的台灣當局與佔據北京城的傅作義一樣，只是在等待和選擇“開城門”即回國的時機；而現在台灣當局卻與當年的達賴集團一樣，將中央政府採取的更為特殊的對台政策和中央政府最大限度的忍耐視為軟弱，目前他們在等待和選擇的已不是中國統一，更不是迴歸祖國的時機，而是與當年的達賴集團一樣在等待和選擇公開拋棄“一箇中國”原則，分裂中國領土，實現“獨立”的時機。面對這種與20世紀炮擊金門時完全不同的台灣形勢，我們在思考台灣問題時不能不想到毛澤東同志及其戰友們“經營西藏”的經驗及其解決西藏問題的“西藏方式”。1960年10月22日，毛澤東在中南海會見美國進步作家埃德加·斯諾時説：
解決台灣問題是中國的內政，這點我們是要堅持的。雖然如此，我們不打。美國人在那裏，我們去打嗎？我們不打。美國人走後，我們就一定打嗎？那也不一定。我們要用和平的方法解放台灣問題。我國好多地方就是用和平方式解決的。北京就是用和平的方法解決的，還有湖南、雲南、新疆。[57]
“北平方式”、“西藏方式”，及其成功經驗，已對中國順利解決香港問題產生了積極影響，無疑，它們也必將為我們——不管以和平還是非和平方式，乃至最後萬不得已採用作為北平方式和西藏方式基礎條件的“天津方式”——解決台灣問題，尤其是在台灣當局明確放棄，甚至拒絕“一箇中國”原則的條件下解決台灣問題，提供有益的啓迪。
（二）世界形勢正在發生有利於中國的變化，“新的歷史起點”已經出現
解決台灣問題的困難來自它有複雜的“國際背景”。但我們要全面而不是偏面地看待這個“國際背景”，不僅要看到困難的方面，同時也要看到它對於我們解決台灣問題的有利方面。對此毛澤東早有説明，他將戰後中國與德國比較説：
我們説德國是戰敗國，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是我們的敵人，按照波茨坦協定的規定分為兩個。中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是個同盟國，按照丘吉爾、羅斯福、蔣介石參加的開羅會議的規定，台灣從日本手裏歸還中國。[58]
這就是説，台灣主權迴歸中國，是雅爾塔和平條約體系確定的併為中國政府正在實施的合法權利。對此，目前日本右翼和“台獨”分子仍不能直接否定。這迫使他們只能用間接的目標替代其從中國分離台灣的直接目標。
台灣統一，懷“揉”為上，即將台灣抱回祖國懷中的同時，更要以我們強大的海上軍事力量揉碎極少數“台獨”分子及其幕後支持者的一切分裂中國的企圖。如果將台灣比作當年的北平，台灣經濟相當於北平城內的故宮珍藏，如果要使台灣儘可能完整地迴歸到祖國和人民手中，我們就必須解決台海及其周邊的制海權問題，而解決台海制海權的突破口在於切斷“台獨”勢力與其“國際背景”接榫的關鍵部位及其外圍地區。日本20世紀末提出“周邊事態法案”，範圍主要指向台灣和東南亞一帶，其中釣魚島是日本“周邊事態”所涉區域的關鍵環節，更是日本列島與台灣之間最關鍵的接榫部位。2005年7月，日本授予民間企業對東海“中間線”以東的油氣試採權，這其實就是對“周邊事態”所涉關鍵地區進行的戰略性試探。
然而，人算不如天算，世界形勢正在發生有利於中國的變化，“新的歷史起點”已經出現。
2007年9月13日晚，美國總統布什在白宮對伊拉克政策發表電視講話，宣佈逐步削減駐伊美軍人數。根據布什宣佈的撤軍計劃，2007年年底前美國將從伊拉克撤出5700名士兵，到明年7月美軍在伊拉克駐軍規模將為13.2萬人左右。9月28日，美國軍方女發言人帕梅拉·馬歇爾在華盛頓宣佈，首批2200名美海軍陸戰隊員已從伊拉克撤離，啓程回國。這是美國從伊拉克撤出的首批部隊。據悉，美軍計劃12月中旬再從伊拉克撤出一個約4000人的作戰旅，隨後將再撤出4個旅和兩個營的士兵。[59]
這已讓人感受到了中東“尼克松主義”來臨前——對美國人來説——的寒意。
此前，即8月28日，伊朗總統艾哈邁迪－內賈德説：美國和其他在伊拉克駐軍的國家已用完了所有手段。“他們正陷入自己犯罪造成的泥潭裏，他們在伊拉克再呆50年情況也不會有所改善，只能更加惡化。”伊朗已經是一個“核國家”，它將繼續推進其和平利用核能的計劃。他排除了美國對伊朗動武的可能性。他説：“即使他們想這樣做，也沒有能力這樣做。”他還表示：“佔領者的政治力量正在迅速崩潰，不久我們就將看到本地區出現巨大的權力真空。在地區朋友和伊拉克的幫助下，我們準備填補這個真空。”他表示，在此問題上，沙特阿拉伯就是伊朗準備與之合作的國家之一[60]。9月17日，沙特阿拉伯國防部宣佈，沙特同英國政府已簽署了從英國購買72架“颱風”戰鬥機的協議，交易金額高達44．3億英鎊[61]。
**“新的歷史起點”正在從中東發生。**2003年筆者在文章中寫道：
我們眼前發生的歷史事件正在為中國崛起提供難得的歷史機遇。布什外交已脱離自老羅斯福經尼克松到老布什的現實主義的大陸均勢路線，轉而步入二戰後自杜魯門到約翰遜單槍匹馬地介入亞洲地區矛盾，並試圖通過改變這些地區的意識形態來解決地區矛盾的理想主義外交誤區，其結果必然是美國以哈姆萊特“扭轉乾坤”的勇氣，獲得的卻是唐·吉訶德“挑戰風車”式的結果。阿富汗戰爭之前，塔利班政權與伊朗及中亞獨聯體國家之間均勢對立是有利於美國的，但塔利班垮台後，卡爾扎伊政權與伊朗、中亞獨聯體乃至俄羅斯的關係反得到改善；繼而，美國“搗伊”戰爭及其後果反使兩伊長期對立的均勢格局驟然和緩，並使美國盟友科威特、沙特阿拉伯處於尷尬境地。可以肯定，如果美國外交不及時調整到尼克松路線上來，美國強力改造伊斯蘭的後果將是中東伊斯蘭牴觸美國的情緒持續上升、伊斯蘭國家聯合持續加強、反美恐怖活動進一步增多，這將使布什外交進一步捉襟見肘，並喪失前幾屆美國政府在中東建立的有利於美國的均勢格局及由此已獲得的戰略利益。“9·11”前，布什曾將其矛頭指向中國，中國避其鋭勢；“9·11”後，美國將軍事力量投向阿富汗，中國又守拙內斂；現在美國陷在伊拉克，鋭氣初挫，國內經濟又長期低迷不振；美國已從“一鼓作氣”進入“再而衰”階段，此間我國如能在與美國搞好關係的同時，積極做好以防不測的軍事準備，特別是海軍現代化的準備，中國關於21世紀頭20年“戰略機遇期”的判斷可落實處，中國崛起將不可阻擋。[62]
四年過去後，美國傳統基金會2007年5月17日發表由該會資深研究員，曾任美國國務院情報研究局主管的John J. Tkacik. Jr 提交的戰略分析報告認為：
美國是一個正在衰落的太平洋大國，這可能被證明是有先見之明的。即使美國領導人對由他們主持的美國在亞太地區大撤退視而不見。但是，很明顯，中國日益成為亞太地區首屈一指的大國。[63]
John J. Tkacik. Jr.的結論可能有些言過其實，但他對美國的判斷則是明白無誤。那麼，如何“從新的歷史起點出發，抓住和用好重要戰略機遇期”，實現毛澤東、鄧小平同志囑託給我們完成祖國統一大業的任務，則是當代中國人需要積極應對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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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釋
[1] 美聯社2007年4月1日報道，統計顯示，伊拉克戰爭開始以來，美軍陣亡總數為3242人，其中2007年1月陣亡人數為83人，２月為80人。“駐伊美軍3月陣亡人數兩倍於伊軍”，http://world.people.com.cn/GB/1029/42355/5548613.html。
[2] “美國為伊戰“失血”到何時”， http://world.people.com.cn/GB/14549/5485917.html。
[3] “美參議院設定明年3月31日為從伊撤軍最後期限”，
http://world.people.com.cn/GB/1029/5540296.html。
[4] http://trans.wenweipo.com/gb/news.wenweipo.com/2007/03/28/IN0703280038.htm。
[5] “中印俄三國外長會晤新德里”，http://world.people.com.cn/GB/1029/42354/5401087.html。
[6] 1969年8月21日，美國國務院電報稱“蘇聯企圖摧毀中國核武器和導彈設施的可能性在此間正受到越來越密切的關注”；“最近收集的關於蘇聯軍事行動的一系列證據表明，莫斯科也許在準備於近期對中國採取行動……這項軍事行動的程度似乎遠遠超過任何可以看到的中國的進攻威脅……”；“8月18日，蘇聯大使館二秘達維多夫詢問國務院一位官員，如果蘇聯發動攻擊摧毀中國的核設施，美國將作何反應”。電報稱：“這是蘇聯官員第一次向美國官員提到摧毀中國核設施的可能性。”詳見：“國務院電報”（1969年8月21日），陶文釗主編：《美國對華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3卷下），世界知識出版社2003年版，第1030、1031頁。
[7]孔華潤（Warrn I. Cohen） 著，張靜爾譯：《美國對中國的反應》(America’s Response to China ——An Interpretative History of Sino-American Relations)，復旦大學出版社1989年版，第49頁。
[8] “當今世界正在發生廣泛而深刻的變化，當代中國正在發生廣泛而深刻的變革。機遇前所未有，挑戰也前所未有，機遇大於挑戰。全黨必須堅定不移地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帶領人民從新的歷史起點出發，抓住和用好重要戰略機遇期，求真務實，鋭意進取，繼續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加快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完成時代賦予的崇高使命。”胡錦濤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為奪取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新勝利而奮鬥》（2007年10月15日），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2頁。
[9] 胡錦濤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為奪取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新勝利而奮鬥》（2007年10月15日），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48頁。
[10] 國務院台灣事務辦公室國務院新聞辦公室：“台灣問題與中國統一”，《中國台灣問題》，九洲圖書出版社1998年版，第253頁。
[11] 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第七屆中央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的報告”（1949年3月5日），《毛澤東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24頁。
[12] “毛澤東在民主黨派負責人座談會上的講話記錄”（1959年9月15日），轉引自逄先知、金衝及主編：《毛澤東傳1949-1976》（上），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版，第878-879頁。
[13] “毛澤東在民主黨派負責人座談會上的講話記錄”（1959年9月15日），轉引自逄先知、金衝及主編：《毛澤東傳1949-1976》（上），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版，第878-879頁。
[14] “在民國1983年10月間，台灣省李主席向第7屆省議會提出施政報告，並接受省議員對省政的總質詢，於經過連續若干次會期答覆質詢之後，輪到黨外議員（當時民進黨尚未成立）的聯合質詢，貿然提出‘台灣獨立’問題，要求省主席表示態度。如果想要避重就輕，省主席儘可以超越省政範圍為藉口不予答覆。但李主席卻面對問題，以鏗鏘有力、擲地有聲的兩句話明朗回答：‘中國歷史沒有拋棄台灣，台灣怎能脱離中國大陸’，鮮明顯示了他正確而堅強的國家意識。次日經國先生於閲讀此項剪報之後，頻頻點頭稱是，連説‘很好、很好’。這一經過，距離1984年3月中旬中國國民黨12屆2中全會，通過蔣主席提名李登輝同志為‘副總統’候選人，不到5個月。毫無疑問，（蔣經國這樣做）那段省議會的答詢詞，有了極大的關鍵作用。” 1994年李登輝和司馬遼太郎傾心交談時，坦承蔣經國之所以選他當了接班人，是因為他對蔣經國使用了“政治策略”。見“經國先生提名李登輝為‘副總統’之我見”，轉引自《李登輝簡介》，
http://www.huaxia.com/zt/rdzz/06-024/2006/00478989.html。
[15] 2000年5月20日，陳水扁上台未穩之時，曾作過所謂“四不一沒有”的承諾，即“不會宣佈‘台灣獨立’，不會更改‘國號’，不會推動李登輝的‘兩國論’入‘憲’，不會推動改變現狀的統獨‘公投’，也沒有廢除‘國統綱領’與‘國統會’的問題”。
[16] “國統會”全名為“國家統一委員會”，1990年10月7日，由台灣前“總統”李登輝宣佈成立。 其成立法源依據是台灣“國家統一委員會”設置要點，非法定機關，為隸屬台灣“總統府”的任務編組單位，設置目的在主導台灣海峽兩岸關係發展，依據“民主、自由、均富”原則，力促中國統一。
[17] “國統綱領”全名為“國家統一綱領”，經“國統會”在1991年2月23日舉行的第三次會議，以及同年3月14日召開的“行政院”院會，討論後通過。“國統綱領”闡明：依循大陸與台灣均是中國的領土，促成國家的統一，應是中國人共同的責任；其時機與方式，首應尊重台灣地區人民的權益並維護其安全與福祉，在理性、和平、對等、互惠等四大原則，分階段建立民主、自由、均富的中國。“國統綱領”明定，分近程、中程、遠程三階段目標，實現中國統一：近程─交流互惠；中程─互信合作；遠程─協商統一。
[18] “陳水扁談‘台灣入聯’：如果不爭取只有等死”，http://news.sina.com.cn/c/2007-07-26/034513528051.shtml。
[19] “陳水扁發表強硬談話:讓‘公投’決定台灣未來”，http://news.qq.com/a/20070726/001209.htm。
[20] 大公報：“金門撤兵一半？ 透析台軍險惡用心”，http://www.chinataiwan.org/plzhx/jshgch/200711/t20071123_489723.htm。
[21] “扁高喊‘台灣國萬歲’ 嗆新‘總統’也無法對話兩岸”，
http://tw.people.com.cn/GB/14812/14875/6613641.html。
[22] 馬克思和恩格斯：“費爾巴哈”，《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2頁。
[23] 毛澤東：“責成西北局擔負解放西藏的主要責任”（1949年11月23日），《毛澤東西藏工作文選》，中央文獻出版社、中國藏學出版社2001年版，第4頁。
[24] 毛澤東：“責成西南局擔負經營西藏的任務”（1950年1月2日），《毛澤東西藏工作文選》，中央文獻出版社、中國藏學出版社2001年版，第6頁。
[25]毛澤東：“佔領昌都，促使西藏代表團來京談判”（1950年8月23日），《毛澤東西藏工作文選》，中央文獻出版社、中國藏學出版社2001年版，第23頁。
[26]《毛澤東西藏工作文選》，中央文獻出版社、中國藏學出版社2001年版，第20-21頁，註釋（2）。
[27] 引自冷容主編：《共和國重大決策和事件述實》，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6頁。
[28] 毛澤東：“責成西北局擔負解放西藏的主要責任”（1949年11月23日），《毛澤東西藏工作文選》，中央文獻出版社、中國藏學出版社2001年版，第4頁。
[29] 毛澤東：“改由西南局擔負進軍及經營西藏的責任”（1950年1月2日），《毛澤東西藏工作文選》，中央文獻出版社、中國藏學出版社2001年版，第6頁。
[30] 毛澤東：“關於進軍和經營西藏問題”（1950年1月10日），《毛澤東西藏工作文選》，中央文獻出版社、中國藏學出版社2001年版，第9頁。
[31] 毛澤東：“人民解放軍必須進入西藏”（1950年10月11日），《毛澤東西藏工作文選》，中央文獻出版社、中國藏學出版社2001年版，第31頁。
[32] 毛澤東：“對西藏問題任何外國無置喙的餘地”（1950年10月28日），《毛澤東西藏工作文選》，中央文獻出版社、中國藏學出版社2001年版，第34頁。
[33] 毛澤東：“少數民族地區條件不成熟不能進行改革”（1950年6月9日），《毛澤東西藏工作文選》，中央文獻出版社、中國藏學出版社2001年版，第17頁。
[34] “爭取達賴和噶廈同意將兩司曹撤職”（1952年4月15日），《毛澤東西藏工作文選》，中央文獻出版社、中國藏學出版社2001年版，第74頁。
[35]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鄧小平年譜（1975-1979）》2004年版，第972頁。
[36]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鄧小平年譜（1975-1979）》2004年版，第468頁。
[37]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鄧小平年譜（1975-1979）》2004年版，第1007頁。
[38] “十七條協議不實行可以不可以？不可以，一定要實行。但其中哪一條你們現在不願實行，可以暫時不實行，可以拖。因為協議上並沒有説哪年哪月哪天一定要實行。已經拖了三年，如要拖，可再拖三年。三年過去後，還可拖三年，拖它九年也可以。不能幹人家反對乾的事情，要等待人民的覺悟。我們相信人民一定會覺悟的。”“西藏自治機關的具體形式由西藏大多數人民的意願決定”（1954年3月23日）， 《毛澤東西藏工作文選》，中央文獻出版社、中國藏學出版社2001年版，第104-105頁。
[39] 見“17條協議”，詳見《毛澤東西藏工作文選》，中央文獻出版社、中國藏學出版社2001年版，第44頁。
[40] “關於西藏工作的方針”（1952年4月6日），《毛澤東西藏工作文選》，中央文獻出版社、中國藏學出版社2001年版，第61頁。
[41] “關於西藏工作的方針”（1952年4月6日），《毛澤東西藏工作文選》，中央文獻出版社、中國藏學出版社2001年版，第62、63頁。
[42] 指1952年3、4月間西藏拉薩發生的反對“17條協議”的“人民會議”非法活動。
[43] “關於西藏工作的方針”（1952年4月6日），《毛澤東西藏工作文選》，中央文獻出版社、中國藏學出版社2001年版，第64頁。
[44] “關於西藏工作的方針”（1952年4月6日），《毛澤東西藏工作文選》，中央文獻出版社、中國藏學出版社2001年版，第62頁。
[45] “西藏工委處理非法‘人民會議’的方針是正確的”（1952年4月11日），《毛澤東西藏工作文選》，中央文獻出版社、中國藏學出版社2001年版，第69-70頁。
[46] “要估計到達賴喇嘛可能不回國”（1956年11月15日），《毛澤東西藏工作文選》，中央文獻出版社、中國藏學出版社2001年版，第152頁。
[47] “關於西藏在六年內不實行改革的方針”（1956年12月16日），《毛澤東西藏工作文選》，中央文獻出版社、中國藏學出版社2001年版，第154頁。
[48] “爭取羣眾，鍛鍊軍隊”（1959年1月22日），《毛澤東西藏工作文選》，中央文獻出版社、中國藏學出版社2001年版，第164頁。
[49] 平息規模最大的1959年拉薩叛亂，解放軍“只用了十個連，兩天兩夜就把叛亂平息了。在山南，只用了四個團”。《毛澤東西藏工作文選》，中央文獻出版社、中國藏學出版社2001年版，第195頁。
[50] “西藏問題任何外國無權過問”（1950年10月22日），《毛澤東西藏工作文選》，中央文獻出版社、中國藏學出版社2001年版，第33頁。
[51] “對西藏問題任何外國無置喙的餘地”（1950年10月28日），《毛澤東西藏工作文選》，中央文獻出版社、中國藏學出版社2001年版，第34頁。
[52]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鄧小平年譜（1975-1979）》2004年版，第328頁。
[53]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鄧小平年譜（1975-1979）》2004年版，第748頁。
[54]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鄧小平年譜（1975-1979）》2004年版，第749頁。
[55]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鄧小平年譜（1975-1979）》2004年版，第978頁。
[56] “要估計到達賴喇嘛可能不回國”（1956年11月15日），《毛澤東西藏工作文選》，中央文獻出版社、中國藏學出版社2001年版，第152頁。
[57]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4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467頁。
[58] 毛澤東：“不能把台灣問題上的國際問題同國內問題混淆起來”（1959年10月5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外交文選》，中央文獻出版社、世界知識出版社1994年版，第382頁。
[59] “駐伊美軍開始撤離 首批2200人啓程回國”，
http://military.people.com.cn/GB/1077/52987/6332466.html。
[60] “伊朗想填補伊拉克權力真空 布什發出最嚴重警告”，
http://news.xinhuanet.com/newscenter/2007-08/30/content_6628692.htm。
[61] “沙特宣佈從英國購買72架‘颱風’戰鬥機”，http://www.chinadaily.com.cn/hqgj/2007-09/17/content_6113019.htm。
[62] 張文木著：《世界地緣政治中的中國國家安全利益分析》，山東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41-342頁。
[63] John J. Tkacik. Jr ：“中國軍力超級大國化”，譯載於《領導者》總第16期，第95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