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魯鄭：民粹的幽靈在西方傳染，德法能守住最後防線嗎？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宋魯鄭】

英國脱歐和特朗普勝選之後，捍衞西方秩序和價值觀的責任就落到歐洲大陸肩上了。

11月20日，歐洲大陸最重要的兩個國家法國和德國同時發生了世界矚目的政治大事件：法國前總統、共和黨主席薩科奇黨內初選被淘汰；德國總理默克爾在沉默數月後宣佈競選四度連任。

菲永、朱佩、薩科齊在初選中的得票率

對今年以來屢被重擊的西方來説，這兩個信息是少有的好消息。薩科奇被淘汰，增大了傳統政黨擊敗極右政黨的可能性，後者乘脱歐和特朗普之勝意欲衝擊總統大位。而默克爾仍然是迄今為止德國支持率最高的政治人物，她的出馬將有助於穩住岌岌可危的西方局勢：假如歐洲再被極右民粹領導人物掌控，整個西方恐將難有寧日。

以本人對歐洲的觀察，至少在選舉上，法國和德國都有可能保住西方最後的防線，但是否能夠拯救西方則是另一回事。

法國之所以能夠頂得住極右政黨國民陣線的挑戰，原因有二。

法國的國民性

一是法國的國民性。縱觀歷史，法國這個國家不到撞南牆的一刻是不會醒悟的。遠的例子不説，二戰之後，民族英雄戴高樂鑑於第三共和的動盪和無能，提出修改憲法，強化總統權力。結果卻被否決，以至於戴高樂不得不辭職，賦閒在家十餘年。直到第四共和到了窮途末路之時：軍事政變、鎮壓政變的武裝力量倒戈、民眾遊行抗議席捲全國、財政破產靠全球借債度日、國家完全失控。此時，戴高樂才被重新啓用，並被授權進行了重大的改革，把法國從動盪中解救出來。

今天的法國雖然問題不少：長期經濟增長低迷、失業率高企、債務佔經濟總量的比重超過100%、貧富差距擴大、治安嚴重惡化、恐怖襲擊常態化。但仍然沒有嚴重到山窮水盡之時。一方面法國仍然能在全球以較低成本融資，另一方面經濟增長期間建立的社會保障體系還沒有崩潰，簡而言之，老百姓只是強烈不滿，但還沒有到必須革命的程度。

——這一點和盎格魯薩克遜的英國、美國不同。不管英國脱歐和特朗普上台對西方衝擊、否定多麼猛烈，但這兩個國家確實很敏鋭地對挑戰做出了迅速而決絕的反應。**對於英國而言，雖然代價沉重，但至少減少了主體民族和信仰受外部衝擊的風險。**其實早在退歐之前，英國首相卡梅倫就已經公開冒天下之大不韙，宣佈多元文化政策已經失敗。留歐派都是如此觀點，脱歐派可想而知。特朗普是否能夠解決面對的挑戰還需要時間檢驗，但至少提供了改變的可能性。

浪漫的法蘭西民族好享受，小資情調濃厚，對危機反應遲鈍，不到最後絕境時刻無法改變。這就是傳統政黨仍然可以勝選的決定性背景。

法國“科學”選舉制

第二則是法國“科學”的選舉制度。法國幾乎所有的選舉都是兩輪制：不管是議員、大區還是總統。第一輪如果有人直接選票過半就直接當選，如果不過半，前兩名得票最高的候選人進入第二輪。由於政黨和候選人眾多，一輪直接勝選的可能性極小。而一旦進入第二輪，傳統左右兩大政黨就可以聯手絞殺極端勢力。2002年，極右的國民陣線候選人勒龐擊敗傳統左翼社會黨進入第二輪。結果左右聯手，令右派的希拉剋獲得罕見的80%以上的支持票。2015年法國大區選舉，第一輪“國民陣線”在13個大區中的6個大區均處於領先地位，但在第二輪卻全軍覆滅。這和社會黨為了遏制“國民陣線”的勢頭，宣佈在“國民陣線”領先的幾個大區，支持率處於第三的社會黨候選人自動退選直接相關。傳統左右政黨不是通過民意戰勝了極右，而是通過算不上公正（當然合法）的選舉手段。

法國極右政黨國民陣線領導人 瑪麗娜·勒龐

假如法國採用台灣一輪選舉制度，那麼2017年極右政黨獲勝的可能性極大。事實上，連續四年來的選舉：不論是國內選舉還是議員選舉，極右政黨得票率都是第一。

相對於美國落後的選舉人制度，法國模式不僅形式上更民主——是唯一民眾可以直選國家領導人的西方大國，在遏制極端勢力掌握權力上效果也更佳。

至於議會制德國，在難民處理問題上備受指責的默克爾勝選的機會仍然很大。一是由於歷史原因，德國舉國上下十分警惕並反對極右勢力，極右勢力在德國出現的時間並不長，也長期缺少成長空間。這和法國極右勢力長期存在，並有穩定且不斷增長的支持是不同的。

二是德國選民並不能直接選舉總理，而是由選出的議員投票產生總理。一般是哪個政黨贏得國會最多席位，哪個政黨的領袖就能成為總理。相對於法國極右只要推出一個領導人就有可能贏得大選不同，德國極右政黨必須推出數量眾多的候選人競選議員，而且必須還要贏得國會多數才能統治這個國家。發展歷史並不長的極右勢力推出一個候選人不難，但要推出如此之多的候選人則十分困難。畢竟人才的培養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

所以德國極右可以贏得比過去多得多的國會席位，但卻無法達到過半，哪怕默克爾的政黨也過不了半，但她卻可以和其他傳統政黨聯手。就如同現在，她就是和社會民主黨組成的聯合政府。

歐洲能拯救西方嗎？

然而，法國、德國傳統政黨雖然可以贏得大選，但卻無法拯救西方。根源在於傳統政黨無法解決面對的挑戰。

法國無論誰上台，都需要進行必要和痛苦的改革。但目前民眾沒有撞到南牆，不認可改革，那再好的制度只能以失敗告終。二十多年前，希拉剋一上台就要進行改革，卻引發抗議示威，導致整個國家癱瘓。自那時起，沒有哪個政治人物能夠改革這個國家。哪怕是2008年的經濟危機，哪怕是現在第一輪得票率最高的菲永——他在任總理時坦率承認法國國家財政已經破產，結果卻引來一片責罵聲，大眾拒絕面對現實。

所以傳統政黨執政的後果只不過是推遲危機的爆發並讓危機繼續積累到極其危險的程度。到了那個時候，法國就只能兩種命運：一是傳統政黨出現強人，比如當年的戴高樂，一是極右政黨席捲法國。只是今天的法國已經不是二戰後的法國了。那個時候法國還有戰爭期間建立起威望的戴高樂，法國也沒有極右勢力——極右勢力都已經隨着納粹的毀滅而走進歷史。但今天法國傳統政黨已經沒有崇高威望的強人，極右勢力早已在法國建立起雄厚的實力，只要那一刻來臨，極右上台幾乎是鐵板釘釘的事了。到了那個時候，代價將更為高昂。

德國和法國不同。德國這個民族務實理性，政治人物也更有魄力和犧牲精神。2000年之時，施羅德總理就進行了痛苦和不受歡迎的改革，哪怕下台也不改初心。默克爾上台後，也是繼續堅持施羅德不受歡迎的痛苦改革。再加上德國人勤勞、儲蓄率高，德國經濟是整個西方最好的。

也就是説德國的問題不是在經濟，而是在種族和價值觀——法國也有同樣的問題，只不過經濟是迫在眉睫的第一要務罷了。

根據出生率，法國和德國將很快面臨中東裔人口暴增的可能。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默克爾卻迅速的決定接受一百萬來自敍利亞和利比亞以穆斯林為主體的難民。這個決定為極右派在德國的迅速崛起創造了條件。這也是為什麼特朗普批評默克爾此舉將毀滅德國。

默克爾與難民自拍

科隆性侵案後，德國民眾抗議默克爾難民政策

確實從人道的角度，每個國家都應該對難民伸出援助之手。但前提條件是這個國家得有這個能力，而且不能影響到本民族的未來存亡。但顯然在默克爾看來，價值觀和理想高於一切。所以只要是默克爾執政，德國就不可能象特朗普一樣，會遣返非法移民。當種族問題隨着出生率的差異而繼續激化，隨着默克爾的政策而日益嚴重，當達到臨界點時，救亡圖存必然成為德國民族的首要任務。在這個時候，傳統政黨就必然被拋棄，而極右政黨勢將登上歷史舞台。

當德國極右勢力成功之時，經濟問題和種族問題同時爆發的法國也無法獨善其身。歐洲不但不能承擔起拯救西方的歷史任務，相反還成為問題的一部分。也就是説，2017年法國和德國傳統政黨贏得選舉，只不過把危機延遲爆發。至於危機有多嚴重，不妨聽聽西方自己的聲音。當特朗普勝選時，一份德國報紙驚呼“啊！我的天呀！”，還有一家乾脆説“我們在沉痛哀悼”。《德國之聲》則驚呼這是劃時代的災難。另外一位德國部長形容美國大選結果是“我們醒不來的一場噩夢”。英國《金融時報》的文章則是“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無異於《現代啓示錄》成真”。美國的媒體則早在選舉之前就把特朗普和希特勒劃上了等號。著名的學者福山則説：“選了特朗普，民主做為美國象徵也告終”。

今天的西方，很像1976年的中國，原來的模式已經不可持續，必須進行痛徹心扉的改革。但不同的是，當時阻礙發展的價值觀如絕對公有制、計劃經濟等都不是中國文明的產物，而是學習蘇聯的結果。所以中國仍然有能力在不影響自己文明的前提下進行一百八十度的變革。**但今天阻礙西方發展的價值觀都是西方文明內生組成部分，根本無法切割。**如果西方不能自我變革，不管世人是嘆息還是興奮，都改變不了這一頹勢。如果將來的人類回顧歷史，將會永遠記得2016年和201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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