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成良：《紐約時報》6000字把廟廟湖村寫成“難民營”，我正好在那調研……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劉成良**】**
2016年10月25日，《紐約時報》記者黃安偉針對寧夏廟廟湖村“西海固”移民安置發表了一篇六千餘字的長文《無望的遷徙：中國的“生態移民”》。報道發出後，引起了各界高度關注。我們的團隊恰好在廟廟湖駐村調研，對於農民搬遷前後的生活狀態對比、政府的安置幫扶政策與實踐有着清晰的瞭解，廟廟湖村真的如《紐約時報》所言嗎？
《紐約時報》截圖
“西海固”，位於寧夏回族自治區南部，是黃土丘陵區的西吉、海原、固原、隆德、涇源、彭陽等六個國家級貧困縣的統稱，1972年被聯合國糧食開發署確定為最不適宜人類生存的地區之一——水土流失嚴重，生態脆弱，自然災害頻發。
根據《寧夏“十二五”中南部地區生態移民規劃》，“西海固”連同寧夏中南部的同心縣、鹽池縣、紅寺堡區被確定為9個扶貧開發重點區縣，國土面積達到了4.3萬平方公里，佔到了寧夏的65%；人口256萬人，佔到了全區總人口的41%。但是區域內人口、資源、環境與社會經濟發展極不協調，以2009年數據為例，該地區GDP是150億元，佔全區的11.3%；地方財政收入6.37億元，佔全區的5.9%，財政自給率僅為6.5%。因此，寧夏自治區政府把移民作為解決自然條件惡劣地區羣眾生存和發展的重要扶貧舉措。
一、外媒報道焦點
即便如此，在外媒看來，這一系列理所應當的舉措總是有些“不正常”。《紐約時報》的報道焦點主要有三個方面。
**首先，移民並非自願搬遷，他們當下遭遇生計問題，生活沒有希望，而過去的生活是田園牧歌。**為此，竟然用了一系列聳人聽聞的描述和對比，如“（移民村）更像是難民營，而不是有機的社區……這些曾經在廣闊的山丘地帶放牧綿羊和山羊的人們，現在感覺像是被圈起來的動物，沒有活力，對自己的未來毫無把握”。甚至還説，“和他弟弟在廟廟湖村的房子（移民村單家獨户的小院）相比，馬世雄的房子（老家的土坯房）簡直可以稱為皇宮。”
**其次，政府強勢搬遷，村民弱勢抵抗，官員毫不關心民生。**為了顯示報道的“客觀性”，記者通過外交途徑獲得採訪各級扶貧幹部的權限，但在報道中故意曲解官員話語，剪裁事實，極力塑造強勢的政府以及毫不關心民生的官員形象。如自治區扶貧辦官員為了説明移民搬遷後的生態變化，舉例説那裏現在連野雞都有了，而記者卻故意寫成，“現在那裏有更多的野生動物和野生植物。我們到那裏去的時候，有時還能吃到野雞。”與此同時，借用個別人物的話語故意誇大移民對新村的不滿，卻對絕大多數移民對新村生活環境的讚許充耳不聞。
然後，移民村規劃設計不尊重穆斯林生活習慣，甚至強調政府搬遷移民存在陰謀。“中國的安遷政策至少部分是為了控制少數民族人口，而官員們則可能利用環境原因作為一個幌子。”竭盡所能地美化移民過去生活，又絞盡腦汁地編造他們現在的困難處境，同時想盡一切辦法將其轉化為民族問題。
二、真相與謊言
《紐約時報》的記者雖然採訪了官員、移民等，但刻意剪裁事實，半真實、半虛假地呈現他們的話語，描繪出一副強勢政府壓迫少數民族的畫面，甚至刻意挑撥幹羣關係、抹黑幹部形象、製造民族問題。
記者着重採訪的是一名41歲的村醫，有六個女兒，一個兒子。村醫在老家經營村裏的衞生室，每年有近兩萬收入。到了新村之後，村裏有四名村醫，衞生院給每人發放500元/月的生活補助。由於還沒有形成一套如何讓四名村醫協作分工的機制，衞生室主要由一名醫生負責，他沒有競爭到崗位，所以就有怨氣。
由於子女數量多，並且還要照顧母親（村裏給評了低保），村醫家很早就被確定為精準扶貧户，也有專門的幫扶單位對口幫扶。市委統戰部給他介紹了在煤礦的工作，月工資有四千多，他以離家遠，不符合穆斯林習俗為由拒絕了。後來又介紹了一個離家近的工作，月工資兩千多，他以工資低為由拒絕了。
村醫偶爾在家給人看病，但是相比過去，收入要低很多。他自己不願外出務工，天天在家照看小孩，經濟來源主要靠妻子在村莊附近打工。恰逢《紐約時報》記者到廟廟湖村採訪，有怨氣的村醫就講述了一些自己的遭遇，發了發牢騷。我們訪談他時，將《紐約時報》的一些原話念給他聽，他感到非常詫異，説自己真得沒有那些意思，不明白那個記者為何那樣説。
村醫一家是從西吉縣沙溝鄉葉河村搬遷過來的，事實上，他們那個小組當時並不在政府的移民搬遷計劃內。07年山洪暴發，摧毀了村莊內的很多道路，村民多次到鄉政府去上訪，強烈要求納入搬遷計劃，迫使政府更改了搬遷規劃，所以根本就不存在政府強制搬遷的問題。
政府在安置過程中，對於民族習俗非常重視，細緻得考慮到了伊斯蘭不同教派的信仰問題，建了四座清真寺。在村莊中調研多天，從來沒有聽到過任何村民抱怨政府不尊重穆斯林的問題，並且在各級政府的大力幫扶下，移民都獲得了很多幫扶資源。
圖1 移民安置的廟廟湖村（美國記者筆下的難民營）
圖2 廟廟湖小學
至於《紐約時報》談起的難民營，更不知從何談起。**明明是政府給每户建了佔地近300平米如別墅般的院落和房子，並且每户農民只要交1.28萬，怎麼在美國記者口中就成了難民營？如果這算得上難民營的話，那麼美國豈不是80%以上的人口都生活在難民營之中？**對自己國家那麼多的貧民窟視而不見，反而指責中國一個給移民高標準建設的小區是難民營，更令人不解的是，竟然説“西海固”農民有着幾十年歷史的土坯房是皇宮。這眼神恐怕已經不是“有色眼鏡”能形容了吧。
在《紐約時報》記者筆下，村醫家小孩的教育問題同樣是用來抨擊中國政府的重點，文中稱：“因為無力負擔每學期1000元的費用，這對父母把小女兒從幼兒園領回了家。16歲的大女兒此前在一所寄宿學校上學，但一年半後就輟學了。”而事實卻是，所謂被領回家的小女兒正在讀學前班，大女兒的確是輟學了，輟學還真不是因為經濟問題，而是個人不願意再讀書，過去在老家沒有打好基礎，為此村幹部還多次去他家上門做工作。
為了斬斷窮根，地方政府高度重視教育問題，嚴格控制農民子女輟學問題。義務教育階段基本上沒有負擔，為了鼓勵高中以及大學教育，團委、工會、婦聯等多部門設置了眾多助學金，凡是建檔立卡貧困户，都可以領取兩千到三千元的補助。除此之外，貧困户還能夠得到幫扶單位關於教育、生活、務工等方面的支持。更為可氣的是，移民村中30歲以上的婦女80%都是文盲，美國記者不去追溯這些問題的原因，卻對移民當前的教育問題指手畫腳。
三、在西海固，是怎樣一種生活
“西海固”地區年均氣温3~8℃，極端最高氣温39.3℃，極端最低氣温-30℃，年降雨量200~700毫米之間，大都集中在6~9月，多冰雹，而年蒸發量1000~2400毫米之間，水源稀缺。由於流水切割及千百年來的盲目墾殖，水土流失嚴重。
以整村遷入廟廟湖村的西吉白崖鄉的窯兒灣村為例，窯兒灣村原有六個村民小組，310多户，1300多人。村莊處於東北-西南走向的山脈夾縫的谷地，最南端到最北段的村民小組相距七公里左右。重巒疊嶂，往來非常不便。
白崖鄉處於窯兒灣村的東南方向，如果從村莊最南部的小組翻山越嶺去鄉政府的話，需要走五公里山路，根本無法開車，最多隻能騎摩托車，山路陡峭崎嶇，非常危險，要走一個小時左右。
如果開車，從南端走到村莊最北邊的小組，需要七公里，然後再走十五公里才能繞到鄉政府，全程要近兩個小時。沿途都是土路，一旦遇到下暴雨，就會把道路沖垮，車輛無法通行。在通訊方面，信號塔在村莊北部靠近道路的地方，而村莊南部靠近大山的兩個小組根本無法收到手機信號，處於中間的兩個小組信號也比較微弱。
圖3 窯兒灣村衞星圖
農民生活吃水比較困難，全村六個村民小組，僅一個村民小組有水井，其他五個小組都靠泉水，並且其中三個小組的泉水遇到缺水期就容易乾涸，需要到其他組拉水吃，遠的要走上三四公里。在政府的幫助下，農民家中一般都建有兩口水窖，一口用來儲存挑來的水，主要用於日常飲用，另一口水窖則用來儲存雨水，主要用於喂牲畜。
村裏有一個小學，坐落於中間位置的村民小組。村裏的學生上中學的話，需要翻山越嶺到鄉鎮。雖然學生可以住校，但是週末和假期往返學校和家鄉的時候仍然比較困難，一旦遇到暴雨，道路經常被沖毀，就更加危險。交通閉塞進一步阻礙了教育的發展，以至於窯兒灣村至今只有五六個本科以上的大學生，算上大專的話，也不過十多個。
分田到户時，全村人口不足千人，人均三四畝耕地。由於人口的快速增長給生存帶來了巨大的壓力，“增人不增地、減人不減地”的土地政策進一步使得農民的土地分配更加不均。
從1991年到1995年，進入了全民開荒潮，政府在剛開始還進行過嚴控，但是根本無法阻擋農民的開荒熱情，並且地廣人稀、山大溝深，管控難度極大。人口過快增長驅動着農民大面積開荒，而開荒又給自然生態帶來了更大的破壞。
開荒之後，有的人家可以達到人均十多畝土地，少的也有人均五六畝。儘管土地面積比較多，但是產值並不高，完全靠天吃飯，無法灌溉。在種植結構方面，農民主要是種植小麥、土豆、胡麻、蕎麥等作物。窯兒灣村的土質較差，作物產量非常低：
小麥在年份好的時候可以達到畝產200多斤，差的時候僅有幾十斤；
土豆在年份好的時候可以達到畝產2500多斤，差的時候是幾百斤；
胡麻在年份好的時候可以達到畝產100多斤，差的時候僅有幾十斤；
蕎麥在年分好的時候可以達到畝產200多斤，差的時候僅有幾十斤。
四、為何貧困——以農為本的生活模式
在打工潮早已席捲全國的時候，西吉農民依然是以農為本。農民户均土地面積雖然比較多，但是地塊分散，農業耕作基本依靠人力和畜力，根本無法使用機械。即使能夠使用機械，機械成本也會遠遠高於作物收成。
以農為本的觀念決定了農民的生活模式，他們一年到頭的生活基本上都是根據農時來安排，從而形成了固定的生活模式——每年從3月到11月，農民種土豆、種胡麻、種小麥、放牛羊，然後收土豆、收胡麻、收小麥、賣牛羊。從11月到次年的3月份，由於氣候寒冷，整個地方都進入到了冬閒期，農民基本上都是在家中度過漫長的冬季。
在這樣的農時安排下，男性一年能夠外出打工的時間不過兩三個月。並且這樣的模式已經形成了一種慣性，農民很少去考慮該如何改變這種模式以獲取更多的經濟收入。一年到頭的農業勞作，不過是一種自給型經濟，即小麥、胡麻完全用於自給，即使多了，下一年也一定會繼續種植，他們必須考慮萬一來年作物絕收了怎麼辦。
土豆、牛、羊可以換取一點經濟收入，而這些收入的投入和產出時間又相對漫長，具有一定風險，唯一獲取比較快的收入就是打工了，但是一年打工的時間也不過兩三個月，並且主要是依靠男性勞動力，收入主要在萬元左右。
這樣的生活模式已經成為了一種獨特的文化規範，受文化宗教和農業生產的影響，農民在生育方面更加傾向於多生。現在三四十歲的人，每家至少都有三四個小孩，有五六個子女的也很常見。
由於自然條件的限制，子女教育成為了家庭發展中的次要選擇。很多人小學都沒有畢業，甚至沒有讀小學就幫着父母種田、做家務、照顧弟弟妹妹，這在女性身上表現得更為明顯。
以廟廟湖村為例，30歲以上的婦女，80%都是文盲。而男性由於缺乏文化，外出打工大都只能選擇低技術含量的工種。由於一直比較封閉，文化模式的慣性讓這裏的世界與外面相比都慢上一拍。
李永（化名）是來自西吉火石寨鄉的移民，在他看來，貧困不僅在於經濟發展的滯後，還在於人們思想觀念的落後。他發現，家鄉的生育觀念與遷入地形成了強烈反差。在他們看來，女兒總歸是要出嫁，養兒子才能防老，才能夠傳宗接代，這種觀念使得女性的地位一直都比較低。然而，這種養兒防老、重男輕女的觀念讓當地農民正在經受着前所未有的煎熬。
李永兄弟姐妹原有十個，因為條件不好，有四個沒有養活成人，最後剩他們三個兄弟和三個姐妹。他是家裏的老大，最小的弟弟比他小26歲，父母去世時最小的弟弟才7歲。因此，一直都是他把弟弟養活成人的。
對於2002年，李永記憶非常深刻。那一年，他22歲的兒子和30歲的弟弟同時結婚。回憶起當年，他説“把自己累得喝水的力氣都沒有了。”因為兩個人結婚的彩禮都是三萬多，總共六萬多元，這對於他們來講是一筆鉅額開支，但是兒子和弟弟好不容易找到對象，彩禮再高也要付。當時家庭積蓄不過一萬多元，其餘的錢都是他跑前跑後去借的，一百、兩百，一千、兩千……能借的人都借了個遍，他很清楚得記得直到給弟媳家送彩禮前的那個晚上，都還在借錢。
即便支付了高額彩禮，千辛萬苦得完成了人生任務，但是對於農民來講並非就到了高枕無憂的地步。在傳統社會中能夠成為村莊公共事件的離婚正在變得司空見慣，年輕人閃婚-閃離的婚姻形態刺痛着農民。
李永雖然在2002年千辛萬苦得支付了三萬多的彩禮給兒子娶到了媳婦，但是還不到三年，小兩口就離婚了，女方把兩歲半的孩子也帶走了。離婚不僅僅是李永家的個案，他所在的生產隊就有好幾對年輕人都是這樣，有的是女方嫌棄男方家經濟條件太差，想要追求更好的生活，有的是兩個人脾氣性格不和。而女性離婚之後，一般很容易都能夠再婚，甚至還能要到比初婚更高的彩禮，但是男性一旦離婚，就很難再娶。
因為離婚重返光棍和無法支付彩禮成為光棍的現象正在多起來，李永所在的村民小組三十五歲以上的單身男性就有十多個。這些男性青年身體都非常健康，就是被高額的彩禮壓迫得無法找到媳婦。村裏常常流傳着這樣一句話，“有本事拐一個，沒本事幹受着。”
五、遷徙就是為了希望
要改變貧窮落後的面貌，要斬斷窮根，移民搬遷是必然選擇，沒有農民對此持懷疑態度。更不知《紐約時報》的陰謀論從何談起？便捷的交通、良好的教育以及方便的水資源供應與移民往日的生活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在我們所調研的十多個省份中，寧夏自治區各級政府在扶貧方面的重視程度以及政策執行力度無疑是最大的。只可惜，美國記者選錯了誹謗攻擊的地點，做得實在不怎麼高明。
移民區要實現脱貧攻堅，依舊是任重而道遠。對於農民而言，既要在新環境下探索一條增加收入的路徑，改變過去以農為本的家庭經濟模式，也要轉變自身的思想觀念，儘快融入當地的社會生活，注重有品質的家庭積累與發展，而這些都需要時間，不可能一蹴而就。
為了幫助移民脱貧，地方政府制定出了精細、系統的扶貧政策，不僅讓市縣兩級七十多個部門與貧困户對接幫扶，還積極主動得幫着移民區發展產業，吸引農民就近務工。
對村莊中很多婦女來講，在過去的生活模式中，她們的角色就是在家種田、帶小孩、做家務，接受的教育很少，如今她們已經逐漸適應了在周邊打工的生活節奏。而男性勞動力則更多到周邊區域務工，與此同時，政府也在積極地幫助他們尋找務工機會。
為了斬斷貧困代際傳遞的根子，扶貧政策對於教育也格外關注，投入了大量的資源來提高移民村的教育質量。在這場浩大的移民安置與扶貧攻堅戰役中，一些政策也有很多不盡如人意的地方，農民也難免有些抱怨。但是更重要的是，農民已經漸漸地認可並且習慣了新的生活模式。
只要心存改變的希望，只要肯努力得付出，那麼日子總會比過去要好。無論是廟廟湖村的農民，還是在那裏駐村工作的各級幹部，他們都在為新村默默付出着。
圖4 廟廟湖村村委李晶帶着四歲的兒子在加班
一次很偶然的機會，當我夜裏十點多整理完當天的調查筆記時，發現村委委員李晶還在辦公室彙總扶貧工作的材料，四歲的兒子陪在一旁，在媽媽的懷裏就這麼等得睡着了。那一刻心裏有種説不出的感覺，陪着她們走出門外，淒冷的夜空中竟莫名得多出一份暖意。
**【編後按：美國大選期間，《紐約時報》在國內碰得頭破血流，其傾向性明顯的報道遭到許多美國民眾的批評與指責。特朗普還挾勝選之威，在《紐約時報》**總部直言：“不看你們可以多活20年”。然而，在國際舞台上，《紐約時報》並未吸取教訓，依然藉助信息不對稱玩着“花活”。受訪者不知自己的話如何被裁剪，讀者也無從查證。但這招還能玩多久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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