嶽林：1985年真實案例——李雪蓮告狀不是“無理取鬧”！

我可能和李雪蓮一樣偏執。因為我不打算去電影院看《我不是潘金蓮》這部電影。在2012年我就看過劉震雲的原著小説。王朔誇他是中國最善於“直面那些可憐的、被侮辱被損害的人”的作家之一。但讀過這本小説，我開始懷疑王朔的判斷。

但我還是願意相信王朔在多年前對馮小剛的預測：“馮小剛將來毀就毀在這裏……從賀歲片向藝術片轉，一定要在電影節成功，這很可能是他的‘壞’的開始”。而現在我們也都已經知道，早在《我不是潘金蓮》國內公映前，它就已經在國外多個電影節上斬獲了多項大獎了……

作為“原著黨”，我就想談談這部小説。

1

但這個故事還是需要細説，因為有些情節，我覺得在後面的分析中會很重要，所以實在不願意略去：

在一個年代地點不詳的角落，農村婦女李雪蓮和丈夫秦玉河不慎懷上二胎。根據當時的計劃生育政策，如果秦玉河也是農民，那麼罰錢即可了事。但他偏偏是縣化肥廠的職工，有公家身份。這二胎一生，罰款事小，工作也就沒了。

但李雪蓮不願意墮胎，秦玉河也不願意失業。於是李雪蓮出主意：咱倆先辦個假離婚，大兒子你帶；待生下二胎，咱倆口子再破鏡重圓。這婚，還真就這麼地給離了，李雪蓮也順利生下個女兒。但她萬萬沒想到，秦玉河趁機打了個“時間差”，在縣城又和他人結婚生子。弄假成真。

李雪蓮想要復仇。她先找到親弟弟李英勇，讓他把秦玉河給殺了。無奈李英勇一點也不英勇，怕事，還跑了。所以李雪蓮只好去找政府，讓法律還她公道。她想讓法院承認離婚是假的，恢復她和秦玉河的婚姻關係；然後，她再名正言順地和他離婚。法官王公道直撓頭，因為從法律上，他找不出這樣的“公道”。於是判李雪蓮敗訴。

李雪蓮不服，就去找別的官員告狀。前前後後，她找到了縣法院審委會委員董憲法、縣法院院長荀正義、縣長史為民和市長蔡福邦。這些官員也不給她公道。不僅如此，還以“擾亂社會秩序罪”為由把她給拘留了七天。在李雪蓮看來，這些官員個個都極盡推諉扯皮甚至貪贓枉法之能事，都是貪官，該殺。

李雪蓮打算放棄，不折騰了。但她還想再找一次秦玉河，讓他親口承認假離婚的事實。她想要讓世人知道，她確實清白，確實委屈，官司雖然沒打贏，但錯不在她。只有找回因為打官司失去的面子，她才好重新嫁人，開始新的生活。

但她再一次萬萬沒想到，秦玉河不僅翻臉不認賬，連她結婚前就不是處女的舊賬，也都當眾給抖摟了出來，還罵她是“潘金蓮”。這下子，李雪蓮那殘存的一點臉面，也都被踩得粉碎。她覺得不再會有男人願意娶她為妻了。過去的這點事，看來永遠都過不去了。

就因為前夫罵她的這句話，李雪蓮決定繼續告狀。因為本地都是“貪官”，所以她就直接跑到北京去告，成了越級上訪大軍中的一員。之後因為機緣巧合，她差點混進人民大會堂，闖入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會場；而她的“冤情”也離奇地被呈送到某位姓名、職位不詳的“領導人”那裏。這位“領導人”來到李雪蓮所在省的會場，不僅拍了桌子，還説了些很重的話。該省省長儲清廉因此徹夜未眠，踱了一宿的步，最後一咬牙，把李雪蓮一案牽涉到的市長、縣長、院長和委員全都給撤了職。至於最小的那個“官”，也就是法官王公道，則得到一個行政記大過處分。

官場鬧成這樣，李雪蓮還是不滿意。因為“貪官”雖被收拾，但秦玉河仍在“逍遙法外”。李雪蓮打算繼續去告，得不到公道就誓不罷休。但她接下來的運氣，就不如先前了。這一告就是二十年，“領導人”或者省長什麼的，都再也沒出現過。地方上的市長、縣長、院長和法官，倒是換了一茬又一茬。出於各種原因，他們還是不能給李雪蓮她想要的公道。但他們又害怕重蹈前任的覆轍，所以只有千方百計阻攔李雪蓮去北京告狀。

李雪蓮一直沒有再嫁。她和秦玉河的兒子都已經小三十了，還給她添了孫子，而她自己帶着的小女兒也都長大成人。她現在這麼活着，似乎只有告狀這一個目的。每逢全國人大開會，地方官們都會上門苦口婆心勸她不要去北京添亂。實在勸不動，就派便衣警察來嚴防死守。縣法院有個叫做賈聰明的審委會委員，還想出一條妙計，攛掇李雪蓮的老同學趙大頭去“勾搭”她，要和她結婚，從而釜底抽薪，打消李雪蓮和秦玉河復婚再離婚的念頭。不料此計被李雪蓮識破，功敗垂成。

李雪蓮最後還是跑了，跑到北京告狀。然後幾經周折，被家鄉派來的法官給截住。但就在此時，大兒子帶來秦玉河出車禍去世的消息。秦玉河一死，李雪蓮失去了復婚和再離婚的對象。從此以後，她也就無狀可告了。

2

李雪蓮所謂的假離婚，其實是指情感上的假離婚，法律上的真離婚。當她和秦玉河一起打算規避計劃生育政策時，他們需要的就是一張具有法律效力的離婚證。

李雪蓮：“這離婚是假的。”

王公道接過那離婚證。離婚證已經被揉搓得有些皺巴。王公道從裏到外查看一番：“看着不假呀，名字一個是你，一個也是秦玉河。”

李雪蓮：“離婚證不假，但當時離婚是假的。”

王公道用手指彈了一下離婚證：“不管當時假不假，從法律上講，有這證，離婚就是真的。”

李雪蓮：“難就難在這裏。”

李雪蓮實際上已經默認，既然這離婚證是真離婚證，那麼這離婚在法律上也就是真離婚了。離婚證是可以造假的。但這夫妻倆一開始就很明確地選擇去鑽法律漏洞，通過合法手段達到一個不太合乎政策的目的。如果他們選擇去買假離婚證，就像後來李雪蓮去買假身份證一樣，那這事的性質就變了，變成了通過非法手段去實現不合政策的目的。

也許他們當時根本就沒有想到假離婚證這個法子，也許他們當時不知道去哪才能搞到假離婚證，也許辦假離婚證在當時的風險太大，或者對解決他們的二胎問題根本不起作用……但無論如何，當李雪蓮和秦玉河辦理離婚登記手續的時候，他倆都清楚，即將到手的是兩張真離婚證。

而李雪蓮之所以敢和秦玉河在法律上辦真離婚，是因為她之前還信任秦玉河，或者説相信自己和丈夫之間是真感情。但萬萬沒想到秦玉河這麼快就變了心，而且很有可能，這感情在之前就早已經是假的了。法官王公道以及其他人都看不懂，既然這感情是假的，甚至現在連這假感情都已經蕩然無存，你為什麼就不肯接受離婚這一既成事實呢？或者換個角度問，你李雪蓮究竟能從這復婚後再離婚的過程中得到什麼好處？

李雪蓮的目的其實非常明確。首先她要的就是出氣。只要撤銷這離婚證，那麼秦玉河的再婚也就失去了合法性，至少名不正言不順。而且，正如她在第一次開庭時對法官王公道所説的，她就是要讓秦玉河承擔因復婚而承受違反計劃生育政策的損失：“我要的就是雞飛蛋打，我不怕罰款，我不怕開除公職，我也沒有公職。我在鎮上賣過醬油，大不了不讓我賣醬油，秦玉河個龜孫倒有公職，我就是要開除他的公職。”

其次她要的是正名。秦玉河不僅拒絕復婚，還一口咬定當初和李雪蓮就是感情上的真離婚。也許他這人就是個翻臉不認賬的無賴，但也許，他已經考慮到了承認假離婚所可能帶來的一切不利後果，這既包括被開除公職的風險，也包括可能會與現任妻子產生情感風波。

而對李雪蓮來説，這裏還有一個面子問題。因此離婚終歸不是一件好事，她離婚婦女一個，難免會被人在背後指指畫畫，被懷疑在道德上有什麼污點。本來這種面子損失是完全可以彌補的，只要秦玉河按照原計劃和她復婚。但現在秦玉河和沒事人一樣重新結婚組建家庭，過去那段婚史對他不會再有什麼負面影響。而李雪蓮仍然是孤孤零零一個人，別的人，特別是別的男人，別的可能願意娶她的男人，並不知道她在離婚這事上其實沒有什麼過錯。

既然秦玉河不肯開口，李雪蓮就想讓法律來説話。也即讓法律自己“出爾反爾”，通過撤銷法律上的真離婚，來證明情感上的假離婚。特別是當秦玉河當眾披露她有婚前性行為的“醜事”，並罵她是潘金蓮之後，李雪蓮就更需要通過撤銷那兩張離婚證的法律效力，來洗刷秦玉河給她帶來的屈辱。

所以李雪蓮一點都不擰巴。至少不像許多人理解的那樣不可理喻。但我覺得劉震雲要為讀者的誤解承擔一定的責任。在他筆下，李雪蓮就是一個説胡話講怪話的機器。其實如果我們把她想象成一個人，那她也就是偏執而已，而且，是頭腦非常清楚地偏執。她從不懷疑自己就是被侮辱和被損害的一方；也正因為如此，她堅信法律就應當還她一個公道。

3

李雪蓮想要的公道，在法律上也不是毫無道理。從1990年發表的一篇法學論文中，作者譚雲華就為我們提供了一個幾乎雷同的先例：

“一九八五年六月，湖南省某縣交通局幹部匡XX為達到與在農村的妻子離婚的目的，以為解決子女城鎮户口為藉口，編造‘先假離婚，待子女户口解決了以後再復婚’的謊言，騙得其妻劉XX的信任，同意與其離婚。六月二十日，匡XX與劉XX共同到所在地的婚姻登記機關申請離婚。經審查批准後，領取了《離婚證》。同年十月八日，匡XX與鄰縣某工廠李XX在該縣婚姻登記機關登記結婚。

八六年六月份，劉發覺匡已與李登記結婚，始知匡‘先假離婚，後復婚’的話是騙人的。繼而以自己的合法權益受到侵害為由四處告狀。縣婦聯為維護婦女合法權益，譴責匡XX道德敗壞，為劉XX鳴不平。

八六年十二月五日，縣民政部門在該縣政府的督促下和縣婦聯的強烈要求下，作出決定：宣佈匡XX與劉XX的離婚無效，收回匡與劉的《離婚證》。匡與劉的夫妻關係自行恢復。從此，匡XX便擁有了劉XX和李XX兩個合法的妻子，並張貼對聯，感謝政府，把劉和李一起接回其在交通局的宿舍正式過上一夫二妻的生活。”

就此案而言，匡某就相當於秦玉河，劉某則相當於李雪蓮。他們同樣是以合法離婚為手段，去實現一個不太合乎政策（未必違法）的目的。而且最後都是女方不幸吃了虧。但此案中的劉某，也即這位現實版本的李雪蓮，卻相對比較幸運。她無需層層告狀，更不需要跑到北京去見“領導人”，就在當地，就在縣一級的基層政府那裏初步得到了她想要的公道。

雖然這是真事，但其實也有點荒誕。不知為何，該縣民政部門居然只宣佈匡某和劉某的離婚無效，讓他倆在事實上覆婚，而沒有去處理匡某與李某的再婚問題。如此一來，在法律形式上，匡某同時有了兩位合法妻子。

由於材料提供的信息有限，且不知作者是否有所加工，所以我們不知道這荒誕但又合法的重婚問題最後是如何解決的。如果拿此案與《我不是潘金蓮》作對比，我們可以發現，劉某和李雪蓮的第一步棋完全一樣，那就是撤銷離婚，恢復婚姻狀態。

但李雪蓮的第二步棋，就是再與秦玉河離婚；而劉某有沒有這第二步打算，我們不知道。當然我們也沒有必要刨根究底，去探尋歷史真相。至少我們可以瞭解，即便秦玉河已經再娶，法律也不是完全沒有辦法去實現李雪蓮想要得到的公道。

由於此案發生的時間是1986年，《民法通則》尚未開始實施，所以譚雲華主要是根據1981年開始實施的《婚姻法》和當時通行的民法理論來分析此案。他認為匡某和劉某為了解決子女户口問題而離婚，是刻意規避國家法律和政策，因此雙方都有過錯。但因為劉某隻是把離婚當作不得已的手段，且不知道匡某會藉此機會與李某結婚，所以她和匡某的離婚行為屬於可撤銷的民事行為。但由於可撤銷的民事行為在被依法撤銷之前，仍然具有法律效力，所以當匡某和李某結婚時，他也的確享有與他人結婚的合法權利。所以一旦匡某再婚，他和劉某的離婚行為也就成為板上釘釘，不再具有可撤銷性，否則就會導致合法一夫二妻的混亂局面。因此他建議民政部門撤銷“宣佈匡與劉離婚無效”的決定，讓他們二人的婚姻關係再次回覆到離婚狀態。

我認為譚雲華的分析在1986年或許會很有道理。但到了1987年，也即《民法通則》開始實施之後，他的建議就值得商榷了。因為《民法通則》第58條規定了7種自始無效的民事行為，其中就包括：“(三)一方以欺詐、脅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對方在違背真實意思的情況下所為的”、“(四)惡意串通，損害國家、集體或者第三人利益的”、“(五)違反法律或者社會公共利益的”以及“(七)以合法形式掩蓋非法目的”。

如果現在我們討論的是李雪蓮和秦玉河，假定他們在1987年1月1日之後登記離婚，且他們的情況分別符合上述四款中的情形，那麼法院也就必須判決他們的離婚行為無效，而離婚證也必須宣告作廢。

我國的離婚制度分為協議離婚和訴訟離婚兩種。從1950年的《婚姻法》到2001年新修訂的《婚姻法》，法律對協議離婚主要採納自願原則。即只要夫妻雙方對離婚意思表示一致，且對婚後子女和財產問題作出安排，那麼登記機關也就應當予以離婚登記，併發放離婚證。但是負責婚姻登記的民政部門並沒有法定調解義務或者職權，一般也只對離婚協議進行形式性檢查，所以假離婚、騙離婚的現象屢禁不止，從來就不是什麼稀奇事。

而民政部在1994年發佈實施的《婚姻登記管理條例》第25條中就有明確規定：“申請婚姻登記的當事人弄虛作假、騙取婚姻登記的，婚姻登記管理機關應當撤銷婚姻登記，對結婚、復婚的當事人宣佈其婚姻關係無效並收回結婚證，對離婚的當事人宣佈其解除婚姻關係無效並收回離婚證，並對當事人處以200元以下的罰款。”雖然該條例被2003年國務院發佈實施的《婚姻登記條例》所取代，而關於弄虛作假、騙取婚姻登記的罰則也不見蹤影，但只要回到《民法通則》，根據其中關於無效民事行為以及可撤銷民事行為的規定，那麼李雪蓮的訴訟請求非但不是無理取鬧，而且還是完全有法可依的。

所以李雪蓮這事，既不大，也不難。要説這就能驚動中央，我覺得有點假。

4

當然“假”不是什麼問題。既然“荒誕”就是這本小説的標籤，那麼自然，也是防止它被批判“假”的盾牌。

我相信李雪蓮確實是個偏執症患者，既然劉震雲想把她描繪成這個模樣。至於其他那些官員，上上下下雞飛狗跳，偏偏還都手足無措。我相信他們也確實沒有能耐，既然劉震雲想把他們描繪成這個模樣。我也相信現實生活中存在着李雪蓮這樣的人，存在着董憲法、荀正義、史為民、蔡福邦和賈聰明這樣的人，存在着各種可能遠比這個故事要荒誕得多的令人費解令人憤慨的事。

但問題是，劉震雲用力過猛，太想表達一些東西，一些情緒，太想去證明或者批駁什麼，以至於他筆下的這些角色，都成了他手中的道具。從李雪蓮開始，一直到各路官員，他們都是極端臉譜化的，非常不真實。何止是臉譜化，簡直是機器人化。就好像金聖嘆所説的，“任他寫一千個人也只是一樣”。所有這些角色，雖然臉譜各異，但都像是同一張嘴在説話，缺乏人味兒。

其實讀者需要一點空間，從而可以為李雪蓮的偏執提供一些較為合理的解釋；或者，為那些不討喜的官員，提供一些更加合法的解決問題的建議。但好像，作者劉震雲覺得讀者並不需要這樣的空間。他更願意讓他的角色們一意孤行，沒法溝通，都只能衝着一個目標而去，從而實現他的“荒誕+批判現實主義”效果。

我完全不想擺出什麼法律專業人士的姿態，去挑文學家的刺兒。無論劉震雲還是馮小剛，他們都沒有任何義務去調查法律問題，或者為法學家提供研究素材。但他們還是有義務把小説寫好，把電影拍好。而我呢，也只想站在讀者角度，憑着一點專業知識的皮毛，來談談這本小説。

這些天，很多電影觀眾和小説讀者都提供了不少非常有趣的評論。因為時間限制，我這篇感想其實還沒有寫完。

所以，這還沒完。

本文經授權，轉自微信公眾號：探索與爭鳴雜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