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小兵:特朗普時代
【文/ 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唐小兵】
八年前,在洛杉磯温暖的冬天裏,我曾動情地寫下這樣一些句子:
如果還有人對奧巴馬的演説才能將信將疑,還有人懷疑一場草根性的羣眾運動在中產階級的美國能否真正成功,還有人對激情和希望所能激發的巨大能量懷抱狐疑,那麼在十一月四日,這個現代世界政治史上舉足輕重的日子,所有這些疑慮都得到了一個明確的答案。
整整八年之後,也就是2016年的十一月八日,我又親歷了美國政治史上一個翻天覆地的日子,眼看着當年奧巴馬當選總統時所喚起的對未來世界的美好願景,一夜之間轟然坍塌,被又一場似乎是拔地而起的草根性羣眾運動碾壓得七零八落,而坐守白宮、能言善辯的奧巴馬也一時偃旗息鼓,不見了蹤影。
但這一次,我感覺平靜,甚至有些釋然。
我無法像希拉里的支持者那樣失聲痛哭,義憤填膺,更不可能像特朗普的擁護者那樣眉飛色舞,擊掌相慶。
跟八年前一樣,十一月八日那天,我一早便去到附近的一所學校投票,只不過這次是在密歇根的安娜堡,而不是加州,投票站的工作人員和排隊投票的選民也不太一樣,以白人居多,但神情卻跟當年加州的選民同樣肅穆凝重。跟八年前大不一樣的是,支持希拉里的主流媒體,這回完全是勝券在握的姿態,不再提醒人們提防最後的逆襲,也不擔心所謂“布萊德利效應”的發作。幾乎一邊倒的主流媒體中,《紐約時報》可謂是急先鋒,從八月份就開始預測希拉里的勝選率,每天煞有介事地在70%到90%之間浮動,同時不遺餘力地描黑財大氣粗、口無遮攔的房地產商人特朗普。
我走進投票站,知道自己不可能把這卑微的一票投給希拉里或是特朗普。我拒絕這種非此即彼、荒謬的無選擇的選擇。我知道有人會嘲笑這種想法的天真幼稚,但我恰恰覺得,發出這番嘲笑的人,如果不是兩黨制遊戲最天真的迷信者和維護者,便是最冷血、最無信義的政治動物。我也很清楚,無論我選擇哪一位第三黨候選人,最後當選的只會是希拉里,或者是特朗普,前者是一個深諳權錢之道,卻滿口多元正義的職業政客,後者則是一個洋土豪,一個只是在電影中才看得到的橫蠻傲慢的資本家。
我投了一張無聲的抗議票。
從投票站出來,看着外面陰雲密佈的天空,我想希拉里今晚將贏得選舉,但不會是大獲全勝,而特朗普的支持者會鬧事的,因為他已經暗示過,不會接受失敗的結果。
晚上八點左右,我上網查看《紐約時報》關於各地計票的實時報道,看見指針在一個紅藍兩色的時速表一樣的獲勝率上擺動,無懸念地標明藍色的希拉里有84%的勝選可能。九點剛過,Politico網站卻顯示特朗普暫時以一百五十萬選票領先,獲得的選舉人票也超過了希拉里。等到我十點鐘再次去查看《紐約時報》的獲勝預測表時,那顫抖的指針居然已經縱身跳到紅色的特朗普那邊,説他有85%的勝選可能。
一場似乎是沒有懸念的選舉就這樣翻盤了。
對多少人來説,那該是怎樣驚心動魄、不可思議的兩個小時!
這樣一個漫畫似的人物,一位被主流媒體異口同聲地厭惡唾棄,被反覆的民調視為不靠譜,在脱口秀上不斷地被挖苦搞笑的候選人,眼看着就通過全民大選當上了第45屆美國總統。
以人民的名義,一些人競選勝利了,一些人競選失敗了,這就是歷史,這就是美國兩百多年的文明史。
對特朗普的勝出,我並無所謂,倒是對《紐約時報》面臨的尷尬,實在覺得有趣,但想想其對中國的一貫的不懷好意的報道,也就知道這是怎樣一家自以為是、立場先行的老報紙。特朗普一直在抱怨精英媒體的偏見,他如今有機會揚手打臉,不妨説是歪打正着,而且也夠響亮。
因為第二天一早得去機場趕飛機,我無心再看這鬧劇,早早地便洗完睡了。
第二天起來,看到特朗普獲勝演説的視頻,才意識到奧巴馬時代確實是一江春水向東流了。
和奧巴馬當年第一次勝選時旁徵博引、氣勢磅礴的演説相比,特朗普的獲勝演説都是實打實的大白話,句子簡短而隨便,信口説來,實在沒有什麼修辭風格可言。一上來,他先是向周圍的支持者抱歉,因為當時畢竟已經是十日凌晨三點了:“不好意思讓你們久等;這種事太複雜,太複雜。”下面聽眾的回應也確實給人稀稀拉拉,有氣無力的感覺。
接下來,特朗普按照慣例,向承認敗選的希拉里表示敬意和感謝,然後以勝利者的姿態招安全體民眾:“現在到了美國把分裂的傷口包紮起來的時候;得走到一起來。全國各地的共和黨人,民主黨人和獨立人士,我説現在是我們作為一個團結一致的人民走到一起來的時候了。”

特朗普的興起,處處讓人感到歐洲十九世紀民族國家鐵血邏輯的還魂。
跟奧巴馬一樣,特朗普也回顧了自己的競選,但相較於奧巴馬當年用情深意切的三段排比來告訴人們“這是你們的勝利”,特朗普只講了兩句:
正如我最初所説的,我們進行的不是一次競選,而是一場不可思議的偉大運動,成千上萬辛勤勞作的人們參入其中,他們熱愛自己的國家,希望自己和他們的家庭有一個更好、更光明的未來。這場運動由來自不同種族、宗教、背景和信仰的美國人組成,他們要求也期待着我們的政府服務於人民,政府也確實必將為人民服務。
而這正是此刻的特朗普不同於彼時的奧巴馬的地方。2008年的十一月四日,獲勝的奧巴馬這樣描述他的競選歷程:
我們開始的時候並沒有很多的資金,也沒有得到很多人的認可。我們的競選並非始自於華盛頓廳堂裏的高談闊論,而是從德梅恩市大大小小的後院、康科德市的起居室、查爾斯頓市的房前涼台裏開展起來的。我們的競選是由辛勤工作的人們發動起來的,他們從自己微薄的積蓄中拿出錢來,5美元、10美元、20美元地捐獻給這個事業。
我當時曾説道,奧巴馬在這裏用“事業”和“目的”來替換他在競選期間使用的“運動”一詞,可謂用意深遠,表明他明確把握了自己即將從在野到執政的角色轉化,因而有必要把呼喚變革的“大合唱”收編成癒合國家的“讚美詩”。
但對在凌晨三點倉促發表獲勝演説的特朗普,這樣一個心理轉型顯然還沒有發生,他基本上還是以反建制、反精英的造反派口氣在説話,強調的還是自己的商人本色和功夫。相對於當年47歲的奧巴馬,今年已經70歲的特朗普真可謂政治素人,對美國政治的運作和話語完全是門外漢,甚至嗤之以鼻。例如在兩人獲勝演説的結尾,奧巴馬已經嫺熟地喊出了“願上帝保佑美利堅合眾國”這句美國總統的慣用語,而在聚光燈下囉哩囉嗦謝了一大堆人的特朗普,左顧右盼之後,竟以感謝自己的競選夥伴告終,把本來簡短的演説帶向一個拖泥帶水的反高潮,也算是開了這道美國儀式的一個尷尬先例。
但這並不意味着特朗普沒有自己敏鋭的政治嗅覺和本能。在剛剛過去的這場幾近肉搏的競選混戰中,他正是靠突出自己是華盛頓的局外人的身份,不屑四平八穩,打破各種政治禁忌,大鳴大放,從而激起了眾多不滿現狀、自認弱勢的選民的熱情,不但趕跑了成堆的共和黨政客,而且還出其不意地攪了幾乎是板上釘釘的希拉里總統之夢。
事實上,特朗普以破竹之勢席捲多數選舉人票,和奧巴馬八年前大獲全勝一舉入主白宮,同樣是對國家現狀不滿的選民的政治宣泄,因此兩人的崛起有同樣的結構意義,只不過是前一次偏左,後一次偏右罷了。奧巴馬的勝選,似乎印證了一個宏大的關於人類進步和世界潮流的敍事,而特朗普的興起,卻處處讓人感到歐洲十九世紀民族國家鐵血邏輯的還魂。這一點,在兩人獲勝演説中所展示的國際視野中體現得尤其鮮明。
在2008年的芝加哥格蘭特公園,獲勝的奧巴馬這樣宣佈:
對所有從大洋彼岸觀注着今晚大選的人們,無論你是在議會大廳還是皇宮,對在世界某個遙遠的角落聚攏在收音機旁的人們,我要告訴你們,雖然我們的故事各不相同,但我們的命運是共同的,一個新的美國領導方式已經象曙光一樣升起。
對那些,那些妄圖搗毀世界的人:我們將打敗你們。對尋求和平與安全的人們:我們給予你們支持。對那些一度質疑美國這盞指路明燈是否依然璀璨的人:今晚我們再一次證明,我們國家真正的力量不是我們的優良武器,不是我們的巨大財富,而是我們不朽的理想——民主,自由,機會和不屈的希望。
而在八年之後的2016年,被諸多媒體定性為“民粹主義煽動者”、“白人至上主義的代言人”的特朗普,對關注這場美國大選的世界各國和人們只奉告瞭如下兩句:
我在此告訴國際社會,我們將永遠把美國的利益放在首位,但我們將跟一切人,一切人——所有的人民和所有的國家——公平地打交道。我們將尋求共同點,而不是敵意,尋求合作伙伴,而不是衝突。
特朗普在這裏重申的只是國際關係中具有最大公約數的規則和底線,而沒有像奧巴馬那樣,站在國內政治的道德高地上,鄭重地宣揚美國信念和價值外交,把世界看作美國社會的自然延伸,把自己奉為國際社會的指路明燈。
在接受了特朗普將接替自己,成為下屆美國總統這個難以置信的事實之後,奧巴馬曾直率地告訴媒體,他和當選總統是完全不同的人。他説特朗普是務實的,不以意識形態掛帥,也就是説他不像頑固的共和黨人那樣,處處以教條的黨派政治來抵制奧巴馬民主黨政府的執政方針。
確實,在美國政治的光譜上,特朗普算得上是一條變色龍。他曾經是紐約的民主黨政客慷慨的捐款者,自己還一度加入民主黨,後來又搖身一變,成了共和黨。
我們當然知道,所謂 “務實”,所謂 “實用主義”,本身就是一種意識形態,特朗普所説的“公平交道”,也離不開一整套意識形態話語和綜合實力的支撐。但如果特朗普真能給華盛頓帶來一股務實氣象,而他跟奧巴馬的執政理念又截然相反,那麼這是否反過來意味着奧巴馬這八年確實是意識形態先行呢?如果特朗普是面鏡子,我們在裏面看到的是一個怎樣的奧巴馬呢?

特朗普與奧巴馬
很多人都擔心,特朗普奉行的是“美國孤立主義”,勢將帶來一個羣龍無首,動亂無序的世界。言外之意,就是當下的世界在美國的參與和領導下,即使不是井然有序,起碼也是有章可循的。可問題是,如果連美國人自己都對所謂“美式和平”下的國際狀況不滿,被特朗普的“讓美國再次偉大”的口號所吸引,又有什麼理由認為一個要大力發展自己的經濟和實力的美國,會比一個一心按照自己的形象和理念來改造世界的美國更加兇險,更加讓人擔憂呢?
那些擔憂“美國孤立主義”的人,有美式和平的既得利益者,自然會有天塌地陷之感,但也不乏賈桂那樣的奴僕,聽慣了吆喝,覺得站直了不舒服,更有一些種族主義者,不願意看到歐美不是左右世界的中心。希拉里不是就説過,她無法想象自己的子孫生活在中國人領導的世界裏?
十一月九日的上午,在費城國際機場的電視上,我看到希拉里作敗選後的正式講演。機場裏照例是匆忙來去的人流,但也有三三兩兩的旅客,停下來看CNN的直播。
一夜之間,她衰老憔悴了許多。
我因為有人來機場接,不便久留,只能稍微駐足,正好看到她聲音略帶顫抖地説敗選是痛苦的,而且將持續很長一段時間。她説自己的競選從來不是為了某一個人,而是為了我們大家所熱愛的這個國家,“是為了建成一個充滿希望,廣納百川,心胸博大的美國”。
這恐怕也是競選政治中最大的荒謬和最有必要的謊言了。
既然目標這樣崇高,為什麼不能贏得大多數人的認同,贏得選舉?而如果一個國家的選民連這樣純潔美好的願望都不能接受,那我們熱愛的究竟是什麼,還能指望什麼?又有哪一個競選人會公開抱怨選民的愚頑和狹隘?又有哪一個敗選的政客願意承認選舉的結果證明了自己的狂妄和無知?
無怪乎當特朗普在第三場辯論中暗示他有可能不接受自己敗選的結果時,會引起美國政界和輿論的一片譁然和驚恐,齊聲抨擊這個不知天高地厚的商人威脅到了美國的整個民主體制。也無怪乎在今天,如果希拉里仍然想要在美國的政治生活裏有任何發言權,她就必須無條件的接受選舉結果,無論她是多麼憎惡唐納德·特朗普,也無論她是多麼地相信自己的敗選是美國的悲劇,是對美國夢的背影子。
再大的委屈,也只能忍了,這就是遊戲規則。正像世族裏的同室操戈,一旦決出了勝負,雙方就必須握手言和,共同維護家業,光宗耀祖。
因此,只有在號召自己的擁護者對特朗普報以開放的心態,強調憲政民主的根基是權力的和平交接之後,希拉里才可能為自己的政治信念作最後的辯護,為她所代言的民眾再次發聲。
我們都有目共睹,我們國家的割裂程度,比我們當初想象的要深刻,但我依然對美國有信心,而且將永遠有信心……
我們的憲政民主制度把權力的和平交接奉為神聖不可侵犯。我們不僅尊重這個制度,我們珍愛這個制度。憲政民主奉為神聖的還包括法治,包括在權利和尊嚴上人人平等的原則,信仰的自由和表達的自由。我們同樣尊重和珍愛這些價值,我們必須捍衞這些價值。
和特朗普閉口不談什麼價值和原則,而是要挽起袖子修路築橋、大幹一場的架勢相比,希拉里擅長的是講身份政治。她競選中的一大口號,便是要打破制約婦女掌權的隱形的天花板,選出美國歷史上第一位女總統。這當然具有極大的象徵意義,但象徵並不是現實,也不能完全覆蓋現實世界。假若希拉里當選,她的首要職能不可能是做女總統,正如奧巴馬在白宮所做的決策,並不都想當然地以其半非裔身份為出發點。而曾經做過小布什國家安全顧問的賴斯,其凌厲的新保守主義鷹派嘴臉,和她非裔女性的身份又哪有半毛關係?
唯身份論政治的正面價值,是承認並尊重人類歷史和文化的多元,其負面效果,則是把社會生活中的人標籤化,碎片化。被唯身份論綁架的政治,最終是絕望的政治,分離的政治,因為其出發點是我們每個人都註定只可能,而且只應該是自己,我們不可能改變自己,也不可能改變他人,更不可能組成超越了自我的聯盟和共同體。唯身份論政治,也是迎合消費時代的政治,遵循的是標籤和品牌至上的作秀邏輯。
希拉里的敗選,意味着唯身份論政治的破產。即使是最有理由認同她的白人女性選民,也因為不同的教育、經濟和黨派背景而分裂,最終以不可否認的多數投票支持特朗普。
唯身份論政治的流行,並非始於希拉里的競選,而是與美國社會最近二三十年間日益佔據主流的多元文化論息息相關。多元文化論以進步主義為旗幟,以消費主義為動力,可説是為推崇市場導向的當代新自由主義服務的文化理論。
多元文化論的佈道者們以西方後殖民時代五方雜處的都市生活為基地和想象空間,把全球化看作是自由主義價值的普世化,抨擊傳統社會的偏狹和森嚴,將社會進步等同於不同身份的發現和確認。其後果,便是個體身份替換了集體認同和政治同盟的塑造,自我表達的標新立異掩蓋了階級的差異,歷史經驗的差異。所謂“政治正確”,實際上是用生活方式來取代政治抗爭,用符號和話語來置換政治實踐本身。在這個層面上,可以説希拉里的競選因為唯身份論政治而轟轟烈烈,也因為唯身份論政治而功虧一簣。
正因為其把政治作為文化來消費,多元文化論在城市居民中間,尤其是對城市青年和大學生,有很大的吸引力。這也是為什麼,歷來以代表基層選民利益為傳統的民主黨,在候選人希拉里這裏,終於失掉了產業工人和鄉村選民的信任,而倒是一個生在紐約長在紐約的靠房地產起家的富豪,反而在天高地遠的鄉村美國激起共鳴,搞起了農村包圍城市的美國版。

美國大選後,年輕人在街頭抗議力挺希拉里。
這也是為什麼,大選後爆發的遊行抗議,都發生在大城市,而大選後最感絕望無措的,是滿腔熱情支持希拉里的大學生。
九號晚上,我在電視上看到費城市民雨中游行,抗議特朗普當選總統的場面。我知道安娜堡的校園裏,跟很多大學校園一樣,正在舉辦各種抗議和守夜。我也知道,在這次變天為共和黨的紅色的密歇根,安娜堡是民主黨碩果僅存的幾個藍色小島之一。
我知道他們為什麼抗議,也知道他們在抗議什麼,但如果人們不正視把特朗普推上前台的巨大力量,不擺脱“政治正確”的侷限,走出唯身份論政治,在抗爭中建構新的聯盟,那麼“不是我的總統!”的口號至多只不過是憤懣的宣泄,而不可能呼喚出新的可能和策略。
競選帶來的政治週期性,就跟敗選人必須接受選舉結果一樣,是民主選舉的宿命,尤其是在兩黨制根深蒂固的美國。希拉里的敗選,正像很多觀察家所指出的,其實是一個幾乎鐵定的政治週期在作祟,那就是今年的選舉是一次莊家輪換的選舉。民主黨掌管白宮八年,該輪到共和黨上台了。
這個週期性,往好裏説,是體制化了的換屆,是必要的微調糾偏,是左右搖擺後終至平衡的政治生態;往壞裏説,則是前後執政團體的互不搭界和由此而生的內政外交的不確定性,甚至改弦易轍,鋌而走險。
特朗普的出現和當選,固然印證了莊家輪換的週期率,但他挾右翼民意大反現行政策,全然不顧政治規則的姿態,不僅衝擊了美國政黨政治的根基,也給整個制度的運轉帶來了巨大的不穩定性。
相形之下,在白宮幹了八年的奧巴馬,更是現有權力體制自覺的看守者。大選後的第二天,他和特朗普在白宮見面,原定十分鐘的禮節性會面,持續了一個半小時。事後的記者會上,奧巴馬坦然地斟詞酌句,侃侃而談,儼然是一位周到的主人,高瞻遠矚的政治家,而特朗普僵直地陪坐在那裏,沒有了競選時的張揚驕橫,倒是很顯得拘謹,讓他發言時講的短短的幾句,也給人詞不達意的感覺。
這位從來沒有在政府部門任過職的商業大亨,一旦來到政治權力中心,似乎渾身的不自在。
這個場面,不由讓人想起阿多爾佛∙基利在他著名的《中斷的革命》(英譯為《墨西哥革命》)一書中描述的一個情景。
幾乎整整一百年前,也就是1914年的十二月,進行了三年之久的墨西哥內戰迎來了一個轉折點。由薩帕塔領導的南方的農民軍與維拉領導的北方師匯合,於月初佔領了地處中部高原的首都墨西哥城。此時,以卡蘭薩為首的憲政派政府已遷至東南部的港口城市韋拉克魯斯,留在首都的是那些支持臨時總統古鐵雷斯的一批政府官員。雖然走進了國家的政治中心,佔據了象徵着國家最高權力的國民宮,但薩帕塔和維拉並沒有自動地獲得權力,也不知道怎樣運行國家機器。因為,“行使權力需要一套綱領,貫徹這個綱領需要一套政策,而推行這些政策則需要一個政黨。這一切準備這些農民領袖都沒有,也不可能有。”
當時在古鐵雷斯臨時政府裏任職的一位作家,跟隨臨時政府的作戰部長到國民宮去拜訪駐紮在那裏的薩帕塔的弟弟尤費繆。當他們走近國民宮,不由悲嘆這座宏偉的宮殿如今空空如也,不可思議地落到了一幫衣衫不整的反叛者的手裏。這位對農民軍既怕又恨的作家——基利稱其為墨西哥小資產階級的典型代表——詳細地記錄下了他跟着走進國民宮的複雜心理。
尤費繆走在我們前面,就像一位看守房子的人,向可能的租客展示一處住所。他的褲子繃得很緊,針線粗躁,上身穿的是斜紋棉布衫,腰以下便敞開着,頭上戴着一頂碩大無朋的寬邊帽。他一步一步走上樓梯的樣子,可以説很恰當地象徵了我們正在經歷着的歷史時刻。他那粗壯的體魄裏看不到任何恭謙,與宮裏的旋梯所展示的優雅和文化形成鮮明對比……尤費繆的一舉一動,都像一個覺得自己突然間將做總統了的年輕的馬伕。

“特朗普塔”
特朗普自然不是農民領袖尤費繆。他是坐了自己的飛機穿梭各地趕場競選的億萬富翁,把自己在紐約住的高樓命名為“特朗普塔”,裏面的電梯都鍍得金光閃閃。但即使這樣,當他來到白宮,在主人奧巴馬的眼裏,恐怕不過是滿身銅臭,恰似一個覺得自己突然間將做總統的年輕的馬伕。在政治權力和文化精英面前,特朗普顯得那麼粗俗,那麼格格不入。
但事實是特朗普即將入主白宮,他將組織自己的政府,任命大大小小四千多位政府官員。是他這個商人將改造整個制度,還是這個制度將把他關進籠子?
即將開啓的特朗普時代將是一個不同的文化和利益集團之間直接較量,發生更大碰撞的時代。相對於奧巴馬,特朗普將給美國帶來更加劇烈的變動。
已經有人預測特朗普在任期內將被彈劾被罷免,甚至被暗殺,也有人分析説他將是美國歷史上第一位不依附於政黨政治的獨立總統。
在特朗普時代,我們必須重新認識美國,也必須重新認識我們自己。
真所謂好戲還在後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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