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鵬飛：金馬獎照顧大陸電影了嗎

16日晚上，今年華語電影最後一個電影節金馬獎閉幕，來自內地的電影人幾乎包攬本屆主要獎項，引來不少台媒紛紛吐酸水，抨擊金馬獎照顧大陸電影。台媒的立場多少可以理解，畢竟香港金像獎就墮入固步自封、自娛自樂的境地。

但俯瞰如今台灣的電影產業，與其説是大陸電影壟斷獎項，不如説是台灣電影產業沒落已久，今年更是沒有一個擺得上台面。近年來，華語電影的中心早已轉移到了大陸。內地電影市場雖然商業爛片頻出，但在金馬獎素來青睞的文藝片方面近年來頗有一些佳作。金馬獎敢於直面這個慘淡局面，以藝術為標準，用馮小剛的話説“有胸懷”，這一點上值得肯定。

金馬獎照顧大陸電影了嗎？

第53屆金馬獎閉幕，包括最近電影、導演和男女主角的主要獎項全部花落內地電影人，在金馬獎的歷史上是第一次，這引發了台媒的一片憤懣——“金馬獎拿給大陸辦好了”。

台灣媒體似乎覺得金馬獎特別偏愛大陸電影，但回顧往屆金馬獎，對台灣電影還是照顧有加的。除了今年以外，內地電影人征戰金馬獎的戰績並不是特別輝煌。他們在金馬獎上有所斬獲，要追溯到1996年姜文的處女作《陽光燦爛的日子》，當時獲得了最佳影片、最佳導演和影帝三項大獎。但此後內地電影人征戰金馬獎的歷程並不太順利，有的只是偶爾獲獎而已。

翻看近十年來金馬獎主要獎項的獲獎名單，獲獎比例最高的自然是台灣電影，次之的是香港電影，大陸電影是近年來才異軍突起。

查看近十年金馬獎獲獎記錄，實際上還是台灣電影人比例最高，其次是香港電影。

實際上，在提攜本地電影人這件事上，金馬獎算得上是仁至義盡。只要當年台灣電影人有拿得出手的作品，肯定不缺一座金馬。侯孝賢、蔡明亮這樣的名家就不用説了，就算那些質量並不太出眾的台灣電影，金馬獎也是想方設法表揚一下。比如台灣電影人出品的《百日告別》和《回光奏鳴曲》，很多觀眾大概都沒聽過，市場的評價也不是很高，即使是在以逼格著稱偏好文藝片的豆瓣上，也是應者寥寥。卻在2015年、2014年連續兩年的金馬獎上，斬獲影后獎座。

 獲得2014、2015金馬獎影后的兩部電影看起來並非實至名歸

可以説，金馬獎總會盡力挑選台灣電影加以表彰，如果連一個點綴都評不出來了，那台灣媒體反思的應該是自己。

台灣電影產業緣何沒落多年

台灣影視也曾有過輝煌歷史，在上世紀7、80年代，台灣電影產業和電視劇製作都誕生過無數精品，在大陸也是風靡一時。《包青天》、《新白娘子傳奇》、《一代女皇武則天》現在説起來還能引起一票80後的共鳴。

《包青天》《一代女皇武則天》等當年在大陸播出萬人空巷

《新白娘子傳奇》是80後一代回憶，今年的小戲骨版也受到追捧

台灣影視業的沒落，要從上世紀90年代以後説起。

在長達20多年的“去中國化”政策下，展現中國歷史和傳統文化題材的影視劇，逐漸消失。像《包青天》、《武則天》這樣的影視劇受到打壓，取而代之的是台灣當局鼓勵拍攝的當代台灣題材。在這樣的政策導向下，台灣年輕一代逐漸疏離“中國”。隨着一代人逐漸老去，台灣的社會思潮都發生了很大改變。大家最熟悉的“小清新”和“小確幸”，是台灣文化環境的縮影。台灣影視格局也日趨變小，眼界狹窄。台灣電影大多是《那些年》、《我的少女時代》這樣的小清新，電視劇也成了偶像劇的天下。

2008年國民黨馬英九執政之後，情況有所好轉。湧現了《艋舺》、《賽德克巴萊》等一批有風骨的電影。但好景不長，如今台灣輿論政治化有增無減。今天的環境下，魏德聖導演心心念唸的抗日大戲能不能拍得出來，恐怕要打上一個大大的問號。

除了政治化，是台灣電影市場一味對外開放也要為產業沒落背鍋。90年代末期香港和台灣逐步全面向好萊塢電影開放，喪失了市場的主動權。除了不再限制好萊塢電影引進數量，還讓好萊塢片方完全掌握了發行權。結果，每年只有一兩部本土電影擠進年度前十，且忝陪末座——這基本是香港、台灣電影市場十年來的常態了。去年，台灣、香港票房最高的華語片都是《我的少女時代》，但都沒有擠入年度前五。今年更是連《我的少女時代》這樣的本土佳作也沒有了。

台灣在影視創作上自廢武功，極大限制了台灣電影的拍攝題材，又徹底讓台灣電影失去了根本的生存基礎。與此形成反差的是，內地電影開啓市場化道路之後，逐漸成為華語電影新中心，台灣電影人只好北上大陸賺錢，但凡你能想到的有點名氣的台灣演員，無論是老牌的李立羣、還是中青年一代的蘇有朋、霍建華、林心如等人，哪一個不是在內地拍片？

諷刺的是，台灣演員出演的大陸電影，卻根本得不到在台灣上映的機會。台灣地區對大陸電影實行的是配額制，每年只有10部大陸電影可在台灣發行。2016年在大陸拿下32億票房總冠軍的《美人魚》，即便台灣演員羅志祥是主演之一，也沒能讓他“脱敏”——竟然沒有機會在台灣上映。

羅志祥《美人魚》劇照

金馬獎的智慧

即便台灣如此不“爭氣”，金馬獎還是護犢子的。近些年，面對大陸電影逐漸顯示出的壟斷優勢，金馬獎或多或少是抗拒的。

2007年，金馬獎宣佈進一步開放入圍影片的報名範圍，只要符合有中文對白、華語電影人蔘與等條件，都可以入圍。2013年獲得最佳影片的《爸媽不在家》，其導演陳哲藝是新加坡人。今年金馬獎上獲得多項重要提名的《再見瓦城》，導演趙德胤是緬甸華僑。

某種程度上，正是因為金馬獎早已洞見大陸電影未來不可阻擋之勢，所以才擴大評選範圍，找出更多能和大陸電影競爭的華語電影。

不得不説，這個方式十分巧妙，不僅保證了獎項的均衡性，也沒有犧牲電影的藝術價值。特別是在侯孝賢擔任主席以來的這些年，金馬獎一直堅持文藝路線，維持了電影評選的權威性。

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香港電影金像獎則執着於純正港片的念頭，抱殘守缺。2007年-2015年一直擔任香港電影金像獎董事局主席的陳嘉上曾説“金像獎是為香港電影打拼的，如果沒有香港電影，金像獎也就沒有意義了。如果説香港電影在走下坡，那金像獎就是如實反應香港電影現狀，並繼續為香港電影打拼”。換句話説“我弱我自豪”。

在這樣狹隘的評選標準下，今年的金像獎儼然成了一場笑話。由於可以提名的純正港片質量參差不齊，最終出現《踏雪尋梅》獲得13項提名，斬落包括影帝、影后7項大獎的結果。

頒獎前，金像獎輪值主席爾冬升曾説“很怕有人利用政治綁架了金像獎”，但結果讓他措手不及。最佳影片，還是讓政治意味壓過了電影藝術性。

這樣一個滿足於“一個服務香港電影工業的小獎”，靠着在狹小的港片市場周旋，能撐幾年不得而知，但低藝術價值必然讓它失去話語權。

畢竟，電影獎項要是失去了權威性和認同感，就沒有存在的必要了。只有開放和包容才能贏得同行的尊重，就這一點而言，金馬獎聰明得多，實在難能可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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