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曉鵬：論“廢除一切產業政策”當緩行——評析張林辯論（二）
【上篇中，李曉鵬博士就“張林產業政策”辯論闡明瞭自己的觀點。認為產業政策不能一刀切地談存廢，他迴歸實例，分析了政府規劃對地方經濟的積極作用。本文中，李曉鵬博士以更新近的案例，進一步作證了****上述觀點。】
六、“雙11”繁榮背後的中國產業政策
經濟的發展，就好像織布，需要很多很多縱向的紗線（專業術語叫 “經紗”）和橫向的紗線（“緯紗”）緊密結合，才能織出來結實牢靠的布料。如果只有橫向的紗線，或者只有縱向的紗線，那就不可能把布織出來，只能是一堆一堆散亂的線團。
在經濟體系中，企業主要從產業鏈的上下游關係來整合經濟資源，從進貨、生產到銷售這麼一個鏈條，比較注重縱向思維，就好像是織布機上縱向的紗線；政府主要從空間效益最大化的角度來考慮問題，注重在橫向上整合各種經濟資源，這就好像是織布機上橫向的紗線。兩方面的紗線數量都很多，不止一根。企業的種類很多、從事的行業很多。產業政策則廣泛存在於政府的各個層級，以各種形式發揮着推動經濟發展的作用，從宏觀到微觀“無微不至”，滲透到了經濟發展的各個層面和產業鏈條的各個環節中。企業經營決策和政府的產業政策相互交織、彼此配合，一層一層地縫合在一起，這才共同織出來了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奇蹟。
在剛剛過去的“雙11”購物狂歡節，馬雲打造的淘寶銷售平台創造了一天一千億的銷售奇蹟。這當然被視為企業家才能的偉大成就。但是，這樣的奇蹟難道僅僅是企業家創造的嗎？
在淘寶“雙11”晚會的大屏幕上，一副巨大的電子地圖顯示着全中國的購買數據。這張地圖也提醒着人們：天量的購買信息會製造天量的數據流量。
但很少有人知道的是：這些數據流量並不是在杭州的阿里巴巴總部進行處理，而是在分佈在全國很多地方的 “大數據產業基地”。其中最大的是距離杭州兩千公里之外、中國貴州貴陽高新區大數據中心。這裏佈置着超過十萬台大型服務器。
大數據基地之所以選擇在這裏，是因為服務器需要消耗巨大的電力，並且需要大量的水來進行冷卻，還需要十分穩定的地質結構保障其安全。貴州的水電資源豐富，其石灰石地質結構也很穩定，因此是佈局服務器的絕佳地區。為了支持大數據產業的發展，貴州省和貴陽市多年前就制定了大數據產業發展規劃，為數據中心提供了幾乎免費的土地和遠低於全國平均水平的電價和水價，並負責地面的平整、架設高壓輸電線路，規劃建設方便的公路交通網絡。貴陽的大數據中心不僅為阿里巴巴提供數據服務，還是中國移動、中國聯通和中國電信的數據處理中心。
如果沒有這些大數據中心的高速運轉，雙11的購物狂歡可能剛開始一分鐘就被網絡崩潰中斷了。
當訂單完成付款以後，就會有超過20億件商品開始從各地倉庫發貨。絕大部分貨物都會進入附近的大型倉儲物流園區進行中轉。而這些物流園區，也是過去十多年在政府產業政策支持下迅速新建起來的。
只要有機場、港口和大型火車站的地方，政府就會規劃建設物流產業園，把各種電商快遞的倉庫聚集到一起，集中存儲、分揀、配送。在淘寶誕生之後短短几年的時間內，中國就如雨後春筍一般地佇立起來了約1200個物流園區。
從物流園區中轉以後，貨物就會進入龐大的交通網絡進行運輸。在過去不到二十年的時間裏，中國的高速公路里程從幾乎為0到成為全世界高速公路里程最長的國家，同時也是世界上鐵路里程最長的國家，而這些幾乎全都是政府主導建設的。這些建設不能全算是產業政策，但裏面仍然少不了產業政策的元素，比如煤炭運輸專線、高鐵產業鏈條的整合等等。
可以説，如果沒有這些產業政策的支持，如此龐大的網絡購物產業體系就不可能建立起來。
在“雙11”的購物狂歡中，企業的創造和政府的產業政策是密切結合在一起的，彼此難以分割：當我們打開手機淘寶的時候，這個網站是企業家馬雲創造的；網絡信號是政府主導的電信通訊系統傳播的；當我們點擊購買的時候，數據處理是在政府規劃建設的大數據產業園進行的；處理完的數據反饋到賣家，這些賣家大部分是私營中小企業主；企業家們把商品發貨，進入政府規劃建設的物流園區；物流由快遞企業分揀——創辦順豐的是一個從快遞員幹起的私營企業家，可以高速把貨物送達，但如果要把貨物送到偏遠地區，還是需要使用政府幾十年前建立的郵政物流系統；貨物分揀完成後進入政府主導建設的交通網絡體系，最後再通過一個一個為了謀生而進入快遞行業的快遞員進入千家萬户。
我們購物用的手機，也跟產業政策有關。比如，華為是中國最大的手機製造商和世界最大的通訊設備製造商，它是一家民營企業，但它所從事的通訊設備製造業又是政府產業政策支持的重點。
政府對華為的支持，只需要列舉一個方面的例子就可見一斑了——土地。
為了支持華為的發展，地方政府在土地問題上都十分慷慨。華為從1996年開始在深圳買地建設總部，到2008年累計拿到了160萬平米，平均地價只有每平米375元，其中2008年拿到的一塊最貴，地價也就每平米920元。這在寸土寸金的深圳，基本上就等於是白送了華為好幾百億的現金。2002年，華為在上海浦東買了27.5萬平米的地建設研發中心，地價為每平米469元；2003年和2007年在杭州買了36.3萬平米的土地，均價為每平米217元。2012年在北京北五環附近買了一萬平米的地，均價為每平米1942元。
僅僅通過土地廉價出讓的方式，政府就相當於補貼了華為超過一千億的資金，可以讓華為低成本在中國的各大中心城市建設研發和生產基地，享受到大城市的各種便利。
華為總裁任正非
華為為什麼能如此強大？它的生產製造成本為什麼可以比它西方的競爭對手低那麼多，成為世界第一的通訊設備製造商？
首要的功勞，當然應該歸功於以任正非為首的創業和管理團隊，以及華為十多萬辛苦工作的員工，但政府的產業政策支持顯然也是卓有成效的。
政府從土地上補貼給華為的錢，算不算是浪費，是不是不務正業呢？恐怕不能這樣認為。因為華為的發展壯大，給一座城市和給中國帶來的利益，遠遠超過了政府少收的土地價格。僅僅税收一項，華為在深圳上交的數量就應該大大超過它佔用的土地價值。更不要説華為員工在周邊購房給政府帶來的土地增值收益了。
能夠獲得政府產業政策支持的當然不僅是華為，淘寶的母公司阿里巴巴也是一樣。它到中國任何一座城市建設區域總部、數據處理中心或者倉儲物流基地，地方政府都會毫不吝嗇的提供廉價的土地、電力和各種服務。
政府為什麼要這麼幹呢？就是因為這可以帶動本地區相關產業的發展，增加政府税收、拉昇土地價格、創造勞動就業。
“雙11”全中國發貨量最大的兩個地方是廣州和義烏。如果我們再想想義烏政府三十年來支持小商品市場發展的產業政策，以及臨近廣州的小欖鎮、古鎮鎮政府的產業政策，這些政策促進了專業化的生產聚集，而這些聚集區正是許許多多網絡小商品的貨源地。我們就可以説：我們今天能在“雙11”瘋狂掃貨，能夠如此便捷的拿着手機一邊走路一邊就能買買買，這一切，都離不開產業政策的支持。
也許會有人説：美國沒有產業政策，人家還不知照樣有亞馬遜、百思買，可以用手機購物，有快遞送上門。死了張屠户，難道就只能吃帶毛豬？沒有產業政策，中國的互聯網購物説不定反而可能發展的更好。
實際上，美國也是有產業政策的，比如美國聯邦政府從1992年就開始推動“信息高速公路計劃”，投巨資大力支持電子信息產業的發展，包括基礎設施建設和相關科技研發。這正是美國今天互聯網產業發展的一大基石。當然，美國產業政策的深度和廣度跟中國比起來差了一大截。比較正確的説法應該是：美國是“弱產業政策”支撐起來了它的互聯網產業，而中國是採用了“強產業政策”來支撐了互聯網產業。
在不同力度的產業政策支撐下，兩國的網絡購物業發展情況如何呢？
2016年，中國“雙11”淘寶的購物額超過了一千億，2015年的這個數據是912億。這個數據不包括京東等其他網絡購物平台。而2015年美國的聖誕節加“黑色星期五”的網絡購物總額為72億美元，摺合人民幣大概500億。如果比較全年的網絡零售量，中國2015年是4萬億人民幣，大約相當於5600億美元，位居世界第一。而美國的數據是3400億美元，只能屈居第二。
美國黑色星期五
不管是購物節還是全年的數據，美國的網絡零售銷售額都只有中國的60%左右。
考慮到2015年美國的GDP大概是中國的130%，且美國的互聯網產業比中國先起步很多年，就更容易看出來中美之間網絡購物發展水平的差距了——美國遠遠落後於中國。
為什麼採取“弱產業政策”的美國，在網絡零售業方面如此快地被採用了“強產業政策”的中國追上並超越？這裏面的原因是值得深思的。
實際上，這還是拿中國跟世界頭號強國美國相比。如果跟起步時間差不多的印度相比，這種差距就更明顯了。
印度和中國都擁有十多億人口。跟美國一樣，印度執行的是“弱產業政策”。印度的GDP只有中國的20%，比較可憐。但是網絡購物額的差距更大，印度只有130億美元，還不到中國的3%。實際上，今年“雙11”開搶的前八分鐘，淘寶產生的銷售額就超過了印度全年的網絡零售額。也就説，中國的“剁手黨”們熬個八分鐘的夜，就把全印度人民一年網購的錢給花出去了。
為什麼中國能在網絡購物方面取得遠遠超過印度的成績呢？經濟總量和人口因素都解釋不了這個問題。
印度有沒有自己創業、建立網絡購物平台的企業家呢？有的，而且還有很多。有沒有類似於支付寶這樣的網絡支付平台呢？也有。印度的互聯網產業內部是否存在市場競爭機制呢？存在。
那印度和中國到底差在什麼地方呢？不差人、不差企業家、不差技術、也不差在市場機制。只要我們實事求是地分析印度和中國之間真實的，而不是憑空猜測的情況，二者最明顯的差異顯然就是：政府在經濟增長中所發揮的作用。
印度政府不能像中國政府一樣建立起覆蓋全國的無線網絡信號、不能建立起中國這樣高密度的鐵路和公路等基礎設施網絡、不能建立起中國那麼多的大數據產業園、不能建立起中國那麼多的倉儲物流產業園、不能為地方中小企業的聚集提供從市場建設到金融支持等多方面的扶持……正是因為這些原因，印度才在這一輪互聯網革命中被中國遠遠甩在了後面。
如果中國沒有淘寶、沒有阿里巴巴，中國一定還會有別的企業家建立類似的企業，中國一定還是會成為世界第一大網絡購物強國。如果淘寶網明天就宣佈關門停業，中國的互聯網購物浪潮也不會有什麼太大的停頓。“剁手黨”們可能會默哀半天，然後拿起手機轉戰諸如京東、亞馬遜、蘇寧易購、微店、噹噹、1號店、唯品會等多個購物平台。淘寶的店家們也會很快聚集到另一個平台，用不了多久，那裏就會形成一個新淘寶。
但是，如果阿里巴巴創業團隊離開中國，去印度創業。那裏也有十多億人，但智能手機普及率不到14%，70%的地區只能使用2G信號，沒有義烏、小欖、古鎮這樣的小商品生產聚集地，高等級公路和鐵路只能連接少數大中城市。那麼，阿里巴巴也許還是可以做成印度最大的網絡購物平台，但其一年的銷售額肯定比不上今年“雙11”前十分鐘的銷售額，阿里也成不了世界一流的互聯網企業。這幾乎是可以肯定的。
——當然，我們並不希望阿里巴巴真的出走，因為那會是中國互聯網產業發展的一大損失。但這種損失是99分和95分的區別，而不會是優和良的區別，更不會是及格和不及格的區別。
七、產業政策為什麼有效？
張維迎教授認為，政府不可能正確預測產業的發展方向，也不能糾正自己的錯誤。政府的錯誤將會扼殺產業創新，因此產業政策應該廢除。為了論證自己的觀點，他舉了比爾·蓋茨的例子。
他説：“1990年如果美國政府組織一個產業政策委員會，由比爾·蓋茨任主席，互聯網時代就不會這麼快到來，因為比爾·蓋茨當時根本不看好互聯網，只看好PC（個人電腦）。”
社會科學上的“假如”是很難被驗證的。張教授的這個“如果”也是如此。我們沒法回到1990年讓美國設個產業政策委員會，看看實際效果如何。替代的驗證方法只能是找一找看看有沒有類似的案例可供參考。
1996年前後，馬雲創業初期，曾經到北京，向中央各大部委推銷他的互聯網項目，要幫助國家各部委把信息上網。結果吃了一串閉門羹。當時中央部委的領導還缺乏互聯網這個概念，並沒有為馬雲提供支持。據説在離開北京之前的最後一個晚上，馬雲和推銷員一起在賓館裏抱頭痛哭。
阿里巴巴創業團隊
在馬雲到中央部委推銷遇挫的這個真實故事裏，如果我們把部委的領導換成比爾·蓋茨，把中國換成美國，就跟張維迎教授假設的情況很類似了：上個世紀九十年代的時候，不看好互聯網的人坐在政府領導的位置上，而且這個政府有制定產業政策的權力。
按照張教授的邏輯：出現這樣的情況，中國的互聯網產業一定發展緩慢。
但最後實際的結果卻跟張維迎教授推論出來的結果不一樣：這種情況下，二十年下來，中國的互聯網產業發展的比美國還快些。
這是為什麼呢？
我們可以從馬雲被拒絕之後發生的事情中找到答案：
馬雲回到杭州以後，並沒有放棄努力，帶着創業團隊自籌了50萬元開始做中小企業電子商務，後來又通過各種途徑拿到了風險投資，成立了阿里巴巴。
隨着互聯網在國內外的逐步發展，國家部委也開始轉變了態度，認識到了互聯網發展對國家的重要性，開始轉而大力支持互聯網產業發展。這樣，政府的產業政策和民間的創新結合了起來，中國互聯網產業迎來了爆發式增長的時期。
這樣的轉變説明了三個道理：
第一，產業政策是一種“有限干預”。
張維迎教授把產業政策斥之為“計劃經濟的殘餘”。其實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中的區別，不在於政府幹預還是不干預經濟，也不在於干預的是產業結構還是貨幣總量，而關鍵在於是“有限干預”還是“無限干預”。計劃經濟條件下政府掌握幾乎全部經濟資源，對經濟的干預屬於“無限干預”，政府不支持的產業，就會喪失發展的空間；而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只是“有限干預”，產業政策的制定者並不能壟斷經濟資源。沒有產業政策支持，企業家自己也可以去創新。對於與政府存在分歧的企業家來説，“此處不留爺，自有留爺處”，政府不給錢，自有找錢的地方。
政府掌握的資源該如何使用，產業政策説了算；市場掌握的資源如何使用，市場説了算。兩種力量有時候形成共識、形成合力，共同推動某些產業的發展；但有時候也有分歧，那就各自推動自己看好的產業發展，這也不是什麼了不得的事。二者可以互補、可以競爭、可以互相糾錯，經過實踐的檢驗之後，最後仍然可以達成共識。
馬雲和中央部委存在分歧。馬雲回杭州繼續搞互聯網，中央部委繼續支持諸如聯想這樣的電腦生產廠商而不是互聯網企業。最後的實踐證明，馬雲正確。政府官員們受到了事實的教育，思想也就很快轉變了過來。這種意見分歧和試錯的過程，是我們認識產業發展趨勢所必然經歷的過程。
比爾·蓋茨在1990年確實認為做個人電腦比做互聯網有前途。他是做個人電腦操作系統起家的，對互聯網瞭解不多。如果把他放到產業政策委員會主席的位置上，他可能會在一開始制定一些重點支持計算機產業發展的政策，而冷落互聯網。但即使這個產業委員會擁有和中國的發改委一樣大的資源調動能力，它制定的產業政策也並不能阻擋美國的企業家們像馬雲一樣去投資互聯網產業。
等到互聯網產業發展到一定程度以後，蓋茨以及產業委員會的其它專家委員們，他們中的大部分人也一定會像那些當年漠視馬雲的部委領導一樣，很快改變想法，轉而支持互聯網產業的發展。
這樣，產業委員會所掌握的國家資源就會大力投入到對互聯網產業發展的支持當中去。國家的資源和市場的資源達成共識、分工協作，聯邦政府資助基礎研究、州政府搞好基礎設施建設、縣市政府提供各種服務促進產業聚集，美國的互聯網產業完全有可能反而發展的比現在更好。
——當然我所講的也只是一種可能性、一種假設分析。這樣的分析並不是想證明產業政策一定會促進美國互聯網產業的發展，只是想説明：張教授通過假設成立以比爾·蓋茨為主席的產業政策委員會阻礙互聯網發展的方式來證明產業政策不好，這個假設對他的觀點的支撐力度是不足的，其內在邏輯存在明顯漏洞。
第二，產業政策的目標並非“創造趨勢”，而是“順勢而為”。對產業政策制定者的要求也並不是全知全能、洞察一切，最重要的是理性務實、實事求是。
產業政策並不總是需要走在企業家前面，它完全可以走在後面。實際上它不僅可以走在企業家的後面，還要走在科學家的後面、走在經濟學家的後面。
產業不是由政府創造出來的，但經過科學論證的政策可以讓產業發展的更好。義烏的小商品交易產業並不是政策創造出來的，而是民間先有聚集，政府再跟進服務、幫助建設商品市場，審時度勢推進“划行歸市”。最後效果是很好的。
產業發展的趨勢不是政府可以隨便改變的，但政府可以通過合理的方法認識到這個趨勢，然後參與到這個趨勢中去，加快發展的速度或者優化發展的結構。
在大趨勢面前，理論家可以侃侃而談，一開口就是“我十年前就已經預見到……”，而一個成熟的實幹家，包括企業家和政治家，則必須懂得等待時機成熟再採取行動。
我在參與一些地方產業政策謀劃的過程中，經常遇到這樣的事兒：當地官員比較着急，一看見本地有那麼一兩家小企業搞得還不錯，就想着趕緊去扶持一把，打造一個什麼產業集羣。一般這種情況我們會勸他冷靜冷靜，還是要再看一看，等這個產業的產值或者企業數量在本地經濟中佔到一定比例以後，才能夠判斷這類產業的出現是偶然的還是區域經濟優勢的必然產物，才適合政府較大力度的去投入支持。
政府的產業決策，比市場慢半拍，很多情況下是好事，説明政府懂得了尊重市場、尊重規律。
產業政策的論證和制定，一定是先有產業發展的事實，再有對趨勢的判斷。就好像先有馮·諾依曼發明了計算機，才能有支持計算機產業發展的政策。在馬雲把他想象的互聯網產業做出樣子來之前，政府持觀望態度，並不丟人；等他做出樣子來了，政府再跟進支持，也不能算是馬後炮。
若因為政府對產業趨勢的判斷慢了半拍，就説產業政策註定阻礙產業的發展，顯然是操之過急了。
第三、中國政府的產業政策存在競爭機制和糾錯機制。
中國地方政府間的產業競爭非常激烈。這種競爭的形成機制，有人説是為了增加財政收入，有人説是為了升官，也有人説是出於政治責任感，眾説紛紜。但不管怎樣，激烈的競爭是客觀存在的，這一點比較公認。
地方政府間的空間競爭機制是中國經濟崛起的重要支撐，這一點我在《中國崛起的經濟學分析》裏面做了詳細的分析，張五常《中國的經濟制度》也有説明。這種空間競爭跟市場經濟的價格競爭機制存在區別，但它仍然是一種有效的競爭機制，可以實現優勝劣汰，在空間上推動經濟資源的優化配置和產業升級。
競爭促進了糾錯機制的形成。糾錯的方法主要是兩種，一種是換思路，一種是換人。張教授認為政府一旦制定錯誤的產業政策就無法糾錯顯然不符合實際。實際情況跟他想象的正好相反：地方政府產業政策存在的問題不是無法糾錯，而是“糾錯”速度太快。很多地方領導的思路説變就變，令人猝不及防。至於換上個新領導就換個新思路重新來的事情，就更是屢見不鮮了。
——考慮到中國產業升級速度之快、地方經濟競爭程度之激烈，隨着情況的變化而及時變換思路是必要的。產業政策需要改進的是加強科學論證和完善制定程序，以更好的處理變與不變的關係。
至於中央政府層面，競爭機制則主要體現為國際競爭。由於缺乏上位政府的監督，國際競爭的激烈程度跟地方競爭相比就要差了一大截。但領導人的輪換制度和到年齡退休制度，仍然可以讓政策被不斷糾錯，只是糾錯的速度相比地方政府要緩慢許多。正因為如此，中央政府的產業政策往往比較寬泛而不具體。
如果我們讀一下《中國製造2025》，大部分人估計會看的想睡覺，因為裏面幾乎全是些看起來“假大空”的東西。這些看似抽象的要求，最終會由省市縣一級一級逐步細化落實：要發展《中國製造2025》的重點產業，需要建什麼基礎設施、配套哪些服務、放寬哪些政策、減免什麼税費、招什麼商、如果落實用地……
比如到湖南，省政府就頒發了《湖南省貫徹〈中國製造2025〉建設製造強省五年行動計劃》，這個就比中央的細一些，結合湖南的情況，從中央的文件裏列舉的一大堆產業裏面挑了幾個重點出來做。
然後到長沙，市政府就發佈了《長沙智能製造三年行動計劃》。這就落到具體執行層面了，提出要建立智能製造研究總院、成立智能裝備租賃公司為企業提供智能裝備租賃服務、設立智能製造產業基金以及為智能製造企業提供各種具體的補貼和優惠政策等等。
到了長沙下面的瀏陽高新區，這裏就開始負責具體的招商和政策落地。園區負責人就帶着宇環數控、安靠電源、華恆機器人等20家智能製造企業跑去跟新成立的長沙智能製造研究總院簽約，讓總院為這些企業提供技術研發、流程優化等各方面的支持。
幾乎所有的地方政府都會按照類似的流程操作，但他們並不是中央的提線木偶，每一層落實的過程，都會塞進去很多新的東西。這些新的東西，就是地方競爭的關鍵。我們不要老看到地方政府對各種產業熱點，喜歡一窩蜂一擁而上，很多時候製造出許多浪費。競爭就是要有多餘的選手去爭奪少量的資源。競爭的結果必然會有失敗者，會有一些項目白白浪費了土地和資金。但只有這樣才能煉出真金。
市場競爭和地方競爭雙重競爭機制的存在，讓中國成為全世界競爭最激烈的經濟體。什麼東西只要中國一過剩，也就意味着中國將在這個領域誕生一家或幾家超級高效的企業巨頭，世界上其它國家包括發達國家的相關產業就基本沒有活路了。
張維迎教授舉了光伏產業的例子，説政府一支持就過剩。中國光伏產能過剩是事實，但同時中國以外的其它國家的光伏產業都快死絕了也是事實。中國通過產業扶持政策把光伏這個高大上的東西直接做成了爛白菜的價格，逼的歐洲最大的光伏廠家康能淨虧損9900萬歐元，2012年申請破產；美國光伏產業的老大SunEdison在2016年 5月也因為連年虧損申請破產。上個世紀中國各地瘋狂上馬彩電、冰箱、摩托車等項目的時候，也被指責存在嚴重的產能過剩，最後的結果也是一樣：國內大量的相關企業在競爭中倒閉，但國外倒閉的更多，中國在這些方面全都成了世界第一。
——中國這種地方政府激烈競爭的產業發展機制並不怕過剩，真正需要擔心的反而是不參與競爭的中央政府太多的干預這種“過剩競爭機制”。作為產業政策的研究者，我也不贊成中央出於純經濟考慮壓縮限制某些產業發展、搞生產目錄管制之類的政策措施。中央的產業政策不應該具體到這種程度，對於張維迎教授在這些方面對產業政策的指責，我舉雙手贊成。中央政府的產業政策可以鼓勵戰略性產業的發展、主導全國性的交通能源通信基礎設施體系的建設，也可以在環境、安全等方面為地方產業競爭劃定底線，禁止嚴重破壞資源環境的項目上馬等。但不應該去判斷產能有沒有過剩——這種事情最好交給處在競爭第一線的地方政府和企業去做。比如歐洲那家申請破產的光伏企業，因為中國壓縮產能，最近又要“起死回生”了。我看還是不要讓它活過來的好。
作者簡介：李曉鵬，經濟學博士，中興大城首席經濟學家，主要著作有《中國崛起的經濟學分析》、《從黃河文明到“一帶一路”》和《城市戰略家》等。聯繫郵箱：[email prote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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