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斯特羅的訃告，《紐約時報》寫了57年
《紐約時報》為卡斯特羅撰寫的訃告最初起草於1959年，許多記者、編輯都曾參與其中。多年來，這篇訃文經歷了無數次的編輯、更新和修正，最終於上週得以發表。
11月30日，《紐約時報》蘭迪·阿奇博德(Randal C. Archibold)等四名記者講述了他們對這位古巴革命者訃告的編撰工作。
死亡計劃書
《紐約時報》的體育版副主編，前駐墨西哥記者蘭迪·阿奇博德寫道：
近些年來，每個駐墨西哥記者，包括我自己在內，都接手並修改過菲德爾·卡斯特羅(Fidel Castro)的“死亡計劃書”。我們都以為，這件事肯定會發生在我們的任期之內——結果卻眼睜睜看着卡斯特羅堅持到超出我們的任期，就像他超過各位總統的任期一樣。
墨西哥分社社長阿扎姆·艾哈邁德(Azam Ahmed)現在成為獨佔鰲頭的“贏家”，雖然達米恩·凱夫(Damien Cave)才是事情發生時真正在古巴的人——他運氣奇佳，當時正在那裏度假。
菲德爾·卡斯特羅的剪報裝滿兩個抽屜，其中最早的剪報來自1960年代
重要假期
《紐約時報》數字部門美國新聞副主編，前駐墨西哥城、邁阿密、巴格達、紐瓦克記者達米恩·凱夫寫道：
我的一個重要假期剛剛結束了。這次度假，我和妻子、兩個孩子，以及岳父回了一趟古巴。我妻子是古巴裔美國人，岳父在56年前離開古巴時還是個孩子，這是他第一次重返那裏。
我們本應起牀然後坐飛機回家。但這時，我聽到了一陣雜亂的聲音：酒店房間裏大聲響起的電話鈴聲和門上猛烈的拍響聲。外面還是漆黑一片，太陽還沒出來，我太茫然了，猜不出發生了什麼事情。
於是我打開門，門外站着我的岳父勞爾(Raul)。他穿戴整齊，毫無睡意的樣子。“菲德爾死了，”他説。他的臉上流露出了積壓數十載的情感。然後，他快步走進屋裏，打開電視。
在房間裏，我們慌亂地計劃該怎麼辦。最終的決定是家人先走，我留下來。簡直是形勢陡變。近20年裏我經常來古巴，但那時我一直在想的卻是2006年菲德爾第一次生病時，我和時任國際新聞部編輯蘇珊·希拉(Susan Chira)的一次交談。
當時，在伊拉克報道戰事的我還是一個一竅不通的年輕記者，激情多過智慧。我主動提出，如果菲德爾即將離開那座他統治了幾十年的島嶼，我願意去古巴。不管巴格達了。我渴望去哈瓦那。
事實證明，去古巴的請求提得為時過早。我從伊拉克去了邁阿密，以為或許這樣能讓我去到哈瓦那。然後，我又去了墨西哥，並經常從墨西哥去古巴，實現了在這個小島逐步走向經濟轉型時對其進行報道的夢想。其實我們中的很多人直到離開，都不知道這個過程會有多麼緩慢和複雜。
即使是此刻，當我藉助哈瓦那的一個Wi-Fi熱點寫東西的時候（我卡里的時間快要用完了！），仍在琢磨菲德爾的死在古巴的蜕變中意味着什麼。因為蜕變，而非革命，才是當下的主題。正如一個古巴人告訴我的，菲德爾的訃告和死亡是一個篇章的結束，但絕不是整個故事的結束。
事實上，像現如今生活在島上的很多人一樣，我對這個地方抱有很多希望。希望它擁有更多歡愉，呈現出更多“古巴性”。但願我有朝一日還能和家人重返這裏，有機會寫作，有機會觀察。
在那之前我只能説，很多人為報道菲德爾時代的終結付出了巨大努力，我為自己能參與其中而感到高興——即便需要一點點運氣才行。或許這恰恰就是原因。
《紐約時報》負責管理檔案的傑夫·羅斯在處理一沓卡斯特羅的簡報。
無數次編輯、更新和修正
《紐約時報》資深記者、性別議題編輯蘇珊·希拉(Susan Chira)寫道：
多年來，當我們被菲德爾·卡斯特羅逝世的謠言一次又一次地嚇一大跳的時候，我手頭一直保留着關於古巴的報道計劃。我們有一份名單，所有在古巴待過或者在那裏有親人的時報記者都被登記在冊。一些人會直接去邁阿密；另一些人則會嘗試沿着種種路線前往古巴，儘管誰都沒有簽證。我和前主編比爾·凱勒(Bill Keller)曾在2009年前往哈瓦那，請求獲得更便利的採訪條件，但卻徒勞無功。不過，加夫列爾·加西亞·馬爾克斯(Gabriel Garcia Marquez)的確給我那本《霍亂時期的愛情》簽了名，這堪稱我職業生涯的一個亮點。
我們甚至計劃派人經由東南部城市聖地亞哥-德古巴偷偷潛入，因為覺得溜進這個國家除哈瓦那以外的地方或許更容易一些。菲德爾於1953年在聖地亞哥-德古巴市發起了革命，並於1959年宣佈獲得勝利。邁阿密分社有關於前往小哈瓦那的一些長期有效的指導意見（而且託莉澤特·阿爾瓦雷斯[Lizette Alvarez]的福，我們有一位在那裏長大的古巴移民）。
這篇權威性的訃告由安瑟尼‧德帕爾馬(Anthony DePalma)撰寫，他的妻子及家人是從古巴逃離的。在過去十幾年裏，訃告被編輯和修改了無數次。
人們曾對菲德爾去世時的動盪局面有過種種預測，但在他成功傳位給弟弟勞爾(Raúl)後，這些猜想漸漸消失了。我還記得有好幾次，我們在深夜或週末慌慌張張地聚在編輯室裏，重讀訃告、規劃版面、起草報道方案，最後總是白忙一場。
而這一次，消息是真的，多年的準備終於有了回報。
《紐約時報》檔案室，卡斯特羅的簡報比任何人都多，“除了總統、君主和教皇”。
無數個小時
《紐約時報》訃告編輯威廉·麥克唐納(William McDonald)寫道：
比起其他任何人的訃告，菲德爾·卡斯特羅這篇讓我們花費的時間是最多的。
每當有卡斯特羅逝世的謠言傳出，我們都會把訃告從架子上拿下來，撣掉灰塵，回傳給作者安瑟尼‧德帕爾馬，看看是否需要做出任何更新，可能會在這裏或者那裏做一點兒潤色，然後發給相關人員進行編輯，再一次做好發表的準備。
我當初最擔心的是，那一天終於到來的時候，我們得知消息是在週六晚上10點之類的時間，不得不叫停正在印製週日版報紙的印刷機，匆匆忙忙地設法把幾千字塞進去。
碰巧，這次的時機堪稱完美：對週六的報紙來説是太遲了，但剛好可以趕上週日版的整個製作流程。當然了，數字版讀者可以在週六早上邊喝咖啡邊看訃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