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魯鄭：奧朗德也不選了，誰能拯救法國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宋魯鄭**】**

隨着法國前總統薩科奇在本黨初選被淘汰，一直企圖心不改的社會黨總統奧朗德終於做出最正確的選擇：放棄競選連任。這一第五共和歷史上前所未有的舉動，標誌着法國老一代政治人物退出歷史舞台，左右翼都是。

薩科奇和奧朗德雖然來自不同的政黨，但共同之處是都僅僅做了一屆總統。“相同經歷”的背後就是法國民眾對傳統政黨的失望。自八十年代法國進入衰落之後，歷經兩大黨三十六年的治理，法國今天到了什麼狀態了呢?

奧朗德和薩科齊

細節看法國現狀

11月26日，也就是法國共和黨初選第二輪投票的前一天，我回到巴黎。一出飛機就立刻再一次體驗到了法國的效率：海關只有三個人值班，其中一個人負責法國和歐盟護照，另外兩個辦理其他乘客。想想北京機場，面對巨量的乘客，是否可能只有三個窗口呢?有一個數據可以參考一下：根據客流量，2015年北京機場以9000萬排名全球第二，巴黎戴高樂機場以6500萬排名第九。

除了值班的人少，更重要的是，海關人員無精打采，漫不經心。這和中國普遍存在的工作投入感反差太大了。

拿上行李就打UBER，不料司機竟然繞了三圈都沒找到我，甚至他連自己在哪一層都説不出來。這可是著名的首都機場，不是一個無人知曉的小地方。不過在法國生活久了，對此情此景並不意外。法國這個民族説的好聽些是好享受和浪漫，不好聽就是一個“懶”字。我剛學法語的時候就知道戴高樂的一句名言：“你怎麼治理一個有着400種奶酪的國家”。但直到來到法國多年後，才明白其中的含意，這只不過是戴高樂委婉的批評法蘭西民族的好吃懶做罷了。

懶得工作，也懶得思考。我還記得陪法國代表團去中國訪問時，他們印象最深和最驚訝的居然是為什麼中國的出租車司機從不用GPS！這種反應真是對我今天經歷的最好諷刺。

無奈之下這位司機勸我取消訂單再打一輛。結果我卻被告知由於是“高峯”時段，無車可打。在機場上打不到車，也就是在法國能體驗到。也就是説，今天的法國不是沒有工作需求，但好享受的法國人不去幹。

後改打出租車，自然路上少不了聊聊即將舉行的選舉。這位司機也是菲永的支持者，從第一輪非常意外的表現看，菲永獲勝已是不爭的事實。但他對法國的兩個評價令我印象極為深刻：法國病得太嚴重了，民眾太疲憊了（Tellement malade,tellement fatigue）。他還順手一指街頭：商店一個個倒閉， 開業的越來越少。其悲觀和焦慮之感溢於言表。

這就是法國的現實。這就是薩科奇被淘汰、奧朗德主動放棄連任的原因，當然也是菲永為什麼獲勝的最主要原因。只是在初選時一直遠遠落後的菲永，何以最後能奇蹟般地逆轉勝?

法國前總理菲永

除了經濟還有什麼?

確實自從共和黨決定歷史上第一次通過初選產生候選人以來，菲永一直只有10%左右的支持率。他雖然長期在政壇拼殺，也擔任過薩科奇時代的總理，但素有“千年老二”的名聲，平時給人的感覺更像一位學者。他之所以最後兩週突然支持率上升，並最終贏得大選，原因除了上面提到的經濟困局，還有如下原因。

一是遠在大西洋的特朗普獲勝，給法國和歐洲造成了強大的壓力。我回到法國後就發現一份奇特的雜誌特刊：美國總統希拉里專輯。估計都事先印刷好了，結果結局大翻轉後，出版社無法承受銷燬的成本，索興當樂子拿出來銷售吧。足見法國舉國上下對特朗普的獲勝多麼缺乏準備。

菲永之前之所以落後，主要是他過於激進的政綱：減少一千億公共支出（即減少福利的代名詞）；廢除35小時工作制；退休年齡延長到65歲；取消鉅富税；家庭補助制訂限額（主要影響的恐怕是穆斯林羣體）；禁止在國外協同恐怖分子作戰的法國人入境；對同性戀婚姻持修正態度（限制同性戀家庭通過醫學手段生育、禁止第三方代孕）；希望與俄羅斯合作，關係正常化。

這些措施，個個涉及法國最敏感的話題，甚至是政治正確：減少福利、改變法國人自傲的社會模式、幫助富人、違反平等、侵犯人權、排外、支持獨裁者等。所以他一直落後於更為温和、更能吸引中間選民的於貝。

但是特朗普的橫空勝出，令法國上下特別是右派產生了強烈的危機感：如果不推出一個能和極右抗衡的候選人，極右的勒龐將重演英、美兩國的黑天鵝事件。選舉過後，國民議會前議長、菲永的支持者阿誇耶曾自豪地説：“據説我們從民族陣線那裏奪走了10%的選民”。這句話一語道出右派精英選擇菲永的天機。

二是菲永很不“典型”的法國政客風格。自從戴高樂之後，法國就沒有政治家，只有個人私利至上的政客。戴高樂為了自己的祖國，以極大的魄力改革，兩度以辭職告終，根本不在乎個人的政治利益。第一次是二戰後他以法國解放者的身份要求改革被拒後，辭職離去。第二次是1969年4月，他所提出的削弱參議院權力修憲案公投被否決，立即宣佈辭去總統一職。但之後政治人物想的都是自己的權位，改革三心二意，一遇反對就立即退縮。平時更是粉飾太平。

相比之下，菲永確實是個例外。他2007年剛當上總理，在科西嘉視察時就説出這樣的話：“我管理着一個財政上處於破產境地的國家，我管理着一個15年來赤字不斷的國家，我管理着一個25年來預算從未平衡過的國家。這種狀況不能繼續下去了。”一週之後，他再度打破政治潛規則，稱法國公共財政已處於“緊急”狀態。如此直率的言論 在菲永陣營引發軒然大波，幾個星期後總統也不得不公開出面安撫。菲永自己是如何看待當年自己的驚人之舉的呢? 他在所著的《行動》(Faire)一書中寫道：“儘管談論‘破產’不同尋常，但對我來説，我表達的是常識。”

不僅如此，四年之後，即2011年11月7日，菲永在舉行的記者會上説，“破產”不再是一個抽象的名詞，法國面臨的緊迫任務是儘快擺脱增長停滯、債台高築和競爭力下降的“危險漩渦”。他就像一個執着的、明知自己不受歡迎還是喋喋不休的烏鴉。但就是這種風格，最終贏得了危機下法國相當多民眾的認可和支持。

最後一個因素則是共和黨主席、前總統薩科奇被淘汰後，立即聲明支持菲永。薩科奇本身獲得了21%的選票，而且基本上是鐵桿支持者。事實上第一輪投票，許多支持於貝的選民轉向菲永，才導致菲永領先。薩科奇的支持率基本未變。假如他轉向於貝，菲永的總統之路恐怕也就此終結。

菲永為代表的傳統政黨救不了法國

菲永雖然以激進的競選綱領贏得黨內初選，但即使他贏得總統大選，卻仍然無法挽救法國。這並非菲永能力如何，也不是他沒有改革的決心。而是制度使然。

西方的民主制度最大的問題就是常態下無法進行利益調整。這原因有二。一是一項改革不管多麼必要，要想執行下去，必須獲得多數民眾的理解和支持。也就是説不僅要精英想明白，大眾也要想明白。以西方的歷史來看，除非到了像1929年那樣的大危機或者法國1957年國家大危機，即到了山窮水盡之境地，否則很難做到這一點。

二是如果民眾不認可，政治人物想推行，則必然會遇到民眾制度性的反對：遊行、罷工、抗議，使國家癱瘓，從而迫使政治人物讓步。實在不行，就在選舉中把主張改革的政治人物趕下台。

當然，二戰後，西方也有成功的改革者。這得要有兩個條件。一是改革者不惜一切手段，哪怕有違法治和人道，決不妥協。二是運氣比較好，在改革時發生了可遇不可求的意外利好事件。比如英國的撒切爾夫人。當時有364名經濟學家聯名發表公開信，反對她的改革。當改革出現陣痛失業人口一度達到360萬時，她也絕不動搖。當工人罷工抗議時，她毫不手軟，長達一年的罷工中，11300礦工被逮捕，9人死亡，其中包括3名青少年。她除了強硬不妥協還採用欺詐嫌疑的手段：保守黨政府保證無意毀滅本土採礦業，又對罷工礦工承諾他們的職業受到保障。但在1994年採礦業私有化之前，卻關閉了全部15個虧損的國營礦場。

按説這樣力行改革的政治人物在西方制度下就是自殺，但幸運的是，這時候發生了阿根廷佔領英國控制的馬爾維納斯羣島事件，強硬的撒切爾夫人派出遠征軍贏得戰爭勝利，一下激發了英國舉國上下的愛國熱情，她的支持率也大幅上升，從而為她的改革贏得時間。很快改革正面效應也開始顯現，並獲得多數人的支持。

也就是説，西方既需要有這樣果敢不妥協的無私政治人物，也還要有可遇不可求的機遇。危機面前人才或許會有，但可遇不可求的機遇則只有天知道了。

這裏需要多説一句的是，何以西方不能進行痛苦和必要的改革而中國能。這主要有兩大原因。一是中國的政治體制下，只要執政精英想明白了，就可以放手去做。不受大眾和資本的干擾，決策效率要遠遠高於西方。

法國《解放報》上週的封面，將菲永與撒切爾夫人融合在一起。《我，總統》

二是執行過程中阻力很小。這固然是由於中國是一個強政府，但更重要的是東西方文化不同。西方強調個人主義，信奉個人利益至上，社會的最小單元是個人。中國是集體主義，信奉集體主義高於個人主義，社會的最小單元是家庭。放到政治上，西方政府和個人是一種冷冰冰的契約關係，我投票選了你，你就必須提高我的生活水平，不管以什麼理由比如改革，也不接受自己利益受損。選民對於國家只有權利，沒有責任和義務。

中國的國就是放大的家，政治傳統是父愛式的。這其中既有契約，也有道德和信任，更有感情。特別重要的是還有每一方的責任、義務和權利。執政者在決策時要考慮民眾的利益，要以民眾利益為重，民眾則服從這種管理。所以中央出台的政策，往往會得到有效的執行。即使出現偏差也會很快糾正。面對偏差時，民眾的想法則往往是：上面（即中央政府）的經是好的，下面的官給念歪了。這種對中央政府的信任，是中國改革能夠有效推行的另一個重要原因。

言歸正傳。即使菲永成為下一屆總統，他要推行的激進改革，最大的難關就是民眾的反對。以我個人的判斷，菲永不會妥協，民眾也不會妥協，法國將長期陷入對立和動盪之中（當年英國的罷工持續一年之久，一萬多人被捕）。要知道，此前歷任政府的改革力度都遠遠小於他的政綱，但照樣以失敗而告終。

比如2006年為了增加年青人就業而推出的《青年就業法案》，可以説改革力度小得不能再小了，就引發全法國長達數月的抗議示威和工人罷工、學生罷課，示威人數從開始的20萬人上升到300萬人。當全法國進行第二度大罷工時，不過一週，最終這個已被希拉剋總統簽署成為法律、被憲法委員會宣佈法案合憲的改革方案被廢除。

除了制度因素外，菲永還未必一定能贏得大選。現在一般估計，共和黨的菲永將和極右政黨國民陣線的候選人勒龐女士一同進入第二輪。菲永要想獲勝，前提條件就是多數左派選民轉向他，就如同2002年大選的翻版。如果他不能得到左派的支持，極右勝選的可能性就很大了。畢竟連續四年多的選舉中，國民陣線得票都是第一，只是因為左右政黨聯手才敗北。這也是為什麼長期以來共和黨初選於貝領先的原因。因為他的觀點温和，能夠被左派接受。認為他可以擊敗社會黨和國民陣線。

但是菲永的政綱在左派看來完全無法接受，個個都在挑戰左派極為重視的價值觀和他們多年來奮鬥的成果。在他們看來，菲永和極右的唯一區別就是他不會退出歐盟，不會退出歐元區，其他可謂一丘之貉。所以當菲永和極右在第二輪對決時，左派政治人物可能沉默，左派選民可能選擇棄權。從政黨心理講，右派如果這次勝了，假如五年治理失敗，有機會取而代之的是極右，而不是左派。但假如極右勝選了，五年後民眾如果失望，取而代之的可能是左派。

這就為極右勝選創造了條件，常態而言，極右勢力支持者的政治參與熱情和積極性很高，投票率也遠遠高於傳統政黨的支持者。當然，即使最後菲永險勝，其低得票率也會影響到他的合法性和改革的能量。如果敗選，則根本沒有實行改革的任何機會。

今天的法國包括西方，絕非一兩個政治人物所能改變的，它必須首先改造這個體制。就如同1958年復出的戴高樂，要首先重造憲法，進行脱胎換骨的制度改造。只是今天的法國就如同本文開篇哪位出租車司機所言，已經病得太嚴重了，它還有被挽救的希望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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