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柏：全球化逆轉的因果機制
【不管是領土還是經濟規模，意大利都是説大不大，説小不小。對於許多人而言，意大利公投之後的政局動盪，似乎太過遙遠；但也有人擔心，這是不是2016年的第三隻“黑天鵝”。高柏教授在本文中詳細分析了全球化的形成及其逆轉機制，並在最後探討了意大利公投對全球化的潛在影響。】
歷史的進程在過去兩年間彷彿突然換檔，把這個世界帶進一個重大事件的多發期，許多之前難以想象的事件接二連三地發生——ISIS的興起、歐洲頻發的恐怖襲擊、難民危機的挑戰、歐洲選舉中右翼政黨引人注目的表現、烏克蘭危機、英國“脱歐”、特朗普以反主流的政見主張當選為美國總統、日本執政聯盟以多數優勢在修改憲法這一議題上獲勝、南海的緊張局勢、許多國家的民族主義抬頭，這一系列事件以前所未有的密度帶給我們一個接一個的衝擊和震撼。
我們或許已經處於全球化鐘擺運動的轉折點，全球公共政策的主要議題正在從強調釋放市場力量的新自由主義範式向主張社會保護轉變；全球化在近期發生的頓挫還伴隨着另一個新動向：發達國家公眾長期以來對戰後由美國主導的威爾遜自由主義國際秩序（Wilsonianliberal international order）的支持，正在被日益增長的孤立主義傾向取代。我們應該如何理解和解釋正在發生的一切？這是否意味着全球化正在發生逆轉？
英國“脱歐”
全球化逆轉的機制
本文將首先建立一個分析框架。這個框架以卡爾·波蘭尼、傑奧瓦尼·阿瑞基和哈羅德·詹姆斯三位學者的洞見為基礎。它包括波蘭尼提出的全球化在釋放市場力量和保護社會這兩極之間進行鐘擺運動的觀點；阿瑞基關於從貿易與生產的擴張到財政與金融的擴張的全球化週期是世界霸權秩序興衰的驅動力的討論；以及詹姆斯的觀點——管理全球化的制度本身的缺陷導致反自由貿易和反移民運動的興起，而這兩個運動的興起則可能是全球化逆轉的導火索。
這三種理論有助於我們釐清當前國際政治潮流背後的驅動力，但是我們亟需一個新視角來進一步理解全球化逆轉的政治過程--即全球化的意識形態如何影響各國對全球化危機的應對，以及這種影響如何導致反自由貿易和反移民運動的興起。
以上述理論框架為基礎，本文將全球化分成兩個階段。
第一階段是1970年代後期至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這一階段的顯著特徵是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的興起。在這一意識形態的驅動下，釋放市場力量的努力，作為解決此前多年保護社會（social-protection）的努力帶來的經濟低效率的措施，推動了全球生產體系的興起，促進了全球貿易與生產的擴張，進而帶動了諸多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財政與金融的擴張。然而，國際金融秩序的失序和國內金融機構的失策最終導致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的爆發。
2008年至今是全球化的第二階段。在這一階段，被深度制度化的關於自由貿易和移民的理念嚴重地影響了發達國家為全球化產生的各種問題尋找解決方案的努力。既存霸權國美國為了應對中國的崛起試圖通過TPP（跨太平洋夥伴協議關係）進一步向國外資本開放國內市場，期待用這個貿易協定為它在與中國之間的地緣政治競爭中吸引盟友；歐盟這個超國家的政治經濟體，為應對日益嚴峻的難民危機，計劃積極地接納大量移民。
難民們
上述種種措施，讓已經在全球化進程中利益受損的人們感到極大的恐慌。雖然公眾輿論普遍認為各國應該在全球化危機爆發後作出重大的政策調整，增強保護社會的措施，但是許多國家在過去幾十年全球化上升期形成的思維慣性，使他們關於政策的討論仍然沿着新自由主義的軌跡展開。這引起了公眾極大的不滿，最終在發達國家中刺激了反自由貿易和反移民運動的迅速發展。從這層意義上而言，正是各國政府在應對全球化危機時的循規蹈矩，無法迅速調整公共政策加強保護社會這一失敗本身在觸發全球化過程的逆轉。
為什麼全球化會發生逆轉？既有理論有三種不同的解釋。
卡爾· 波蘭尼從一個結構性視角看待資本主義經濟的長程運動。在他堪稱經典的關於上一輪全球化週期的研究中，波蘭尼力證19世紀晚期開始的釋放市場力量的努力最終導致了1929〜1933年的大蕭條，而支持保護社會的政治勢力又催生了1930年代的法西斯主義、羅斯福新政和社會主義。
筆者認為，如果把波蘭尼的分析框架進一步推展至20世紀下半葉，我們不難發現，二戰以後，無論是國際經濟秩序，還是各國國內的經濟治理結構，都廣泛地建立了為防止大蕭條再次發生（depression-preventing）的保護社會的機制。然而從1970年代開始，隨着佈雷頓森林體系崩潰和兩次石油危機的出現，資本主義經濟又經歷了新一輪的劇變：主張釋放市場力量的新自由主義主導了許多國家的公共政策範式，世界進入到一個新的全球化時代。這一輪的全球化在2008年達到頂峯，全球金融危機的爆發使全球化進入下行的軌道。
相比于波蘭尼，阿瑞基更為強調全球化中財政與金融擴張的不穩定特性。在阿瑞基看來，在1950年到1971年間國際貿易與生產的擴張過程中，工業化國家的跨國公司進行了大量的固定資本投資，但是這些國家日益遭遇來自後發工業國的激烈競爭，這導致它們在1970年代盈利能力的下滑。在這種環境下，財政與金融的擴張成為獲得利潤的一種替代途徑，這導致發達國家銀行普遍向第三世界提供貸款，以及歐洲美元市場的成長。由於“貨幣像能結實的種子一樣助推善舉的能力與它可怕的、極具破壞性的毀滅能力不相伯仲，在貿易政策中信貸可能比保護主義更危險”。 “財政與金融的擴張早晚會導致一場全球規模的資本主義經濟危機，在危機中舊的全球經濟秩序被摧毀，一個新的秩序被建立”。
阿瑞基及其研究團隊的成果顯示這種週期性在資本主義的歷史上已經三次出現在荷蘭、英國和美國霸權的興衰過程中。目前國際經濟中的金融不穩定性，以及中美之間日益緊張的關係每天都在為阿瑞基的理論提供最新的例證。
與波蘭尼和阿瑞基的結構性視角不同，哈羅德·詹姆斯堅信制度是導致全球化逆轉的罪魁禍首。在他關於上一輪全球化的研究中，他找到了顯示“鐘擺運動”逆轉開始的重要信號。國際金融秩序的失靈會導致嚴重的金融危機；商品和人的跨國自由流動對各工業國生活水平和工作機會帶來的消極影響會激起人們對自由貿易和移民的強烈政治反彈。歷史也許不會重蹈覆轍，但詹姆斯關於反自由貿易和反移民趨勢表明全球化可能逆轉的觀點，對於我們理解當前西歐與北美正在發生的事情也還是有重要啓示。
與詹姆斯重視制度缺陷的觀點不同，本文從組織生態學與組織制度學派的視角揭示制度因素對全球化逆轉的影響。組織生態學的視角將為我們揭示理解全球化逆轉的因果機制。它指出，組織在迅速變化的環境中無法做出及時的重要調整因而失敗的根源在於組織內部有強大的慣性。
從這一視角出發，本文將重點分析當開放型經濟遭遇全球化的重大危機，客觀環境已經要求政府的政策範式從釋放市場力量向保護社會轉變時，但政府不僅不能採取有效措施以減少公眾在危機中日益增加的恐慌，反而要進一步釋放市場力量，這是導致民粹主義興起、全球化發生逆轉的重要因果機制。
組織制度學派則為我們揭示這個慣性的來源和具體的作用形式。它認為人類經常依賴過去被證明行之有效的舊辦法去應對在截然不同的新環境下出現的新問題。受這一觀點的啓發，本文將着重分析面對全球化的危機，深受過去政策範式慣性影響的各國政府，在全球化已經造成國內政治緊張的條件下，為何還要進一步擴大商品、資本和人的跨國自由流動。正是這種政策範式的慣性使發達國家的政治精英和普通民眾之間產生巨大的認知鴻溝。
本文認為，雖然當前已經出現全球化逆轉的各種跡象，但最後是否會真的逆轉，還要看未來的一年裏發達國家的幾個重要抉擇。目前，英國退歐和美國大選的選擇已經為全球化的逆轉提供了重要的推動力，但我們還要看意大利12月4日的憲法公投以及後續發展，還要看德國和意大利能否成功地度過他們面臨的銀行危機從而避免發生系統性的崩潰。如果德意不能化解這一危機，2008年以來迅速膨脹的全球債務泡沫破滅，也許會成為壓斷全球化命運的最後一根稻草。
意大利，有民眾上街遊行，號召公投投否決票
全球化神話的出現與全球化的上升期
自1970年代晚期開始，全球經濟進入了一個快速的轉型期。1971年，美國政府讓美元與黃金脱鈎，佈雷頓森林體系崩潰。兩次石油危機終結了二戰以後經濟增長的黃金時代。大蕭條和二戰以來為保護社會而建立起來的各種制度在經濟停滯時期顯得效率低下。
在這種背景下，發達國家開始致力於釋放市場力量。自由化、私有化和放鬆規制成為許多國家公共政策的主導性議程。受“華盛頓共識”這一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的驅動，得益於價值鏈理論的啓發和信息革命的支撐，全球生產體系的興起在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引發了外包（outsourcing）的潮流並帶來外國直接投資的快速增長。
作為全球生產的結果，跨國公司內部的企業間貿易（intra-firmtrade）成為全球貿易的一種新形式。《關税與貿易總協定》為世界貿易組織（World Trade Organization）所替代。由此導致資本、商品、技術和人員的跨國自由流動迅速上升。世界見證了一個超國家的歐洲共同體的興起，歐盟和歐元區的成立似乎顯示一個傳統的民族國家日漸式微的時代很快就會到來。
新自由主義的意識形態支撐了過去的40年中各國在全球化鐘擺運動中釋放市場力量的努力，也支撐了霸權興衰週期中的貿易/生產和金融的擴張。新自由主義興起的背景是1970年代佈雷頓森林體系崩潰和第一次石油危機爆發後全球經濟遭遇的停滯和通貨膨脹，這一意識形態奠定了“華盛頓共識”（theWashington consensus）這一公共政策範式的基礎。
哈耶克在1940年代提出的理念，透過多種渠道，包括企業支持的智庫、媒體、大學、教會和專業團體，“營造出只有新自由主義才是自由獨一無二的守護神這樣一種輿論環境。這個新自由主義運動先是通過攻陷政黨，最終是通過政黨攻陷國家權力，鞏固了自身的影響”。“華盛頓共識”的內涵最初相對狹窄：在國內層面，“華盛頓共識”呼籲引入更多的市場力量、保護產權、減少國債、實現國有企業的私有化、放鬆規制以及將公共支出的重點由提供補貼轉向鼓勵增長；在國際層面，“華盛頓共識”倡導的主要公共政策議程，包括在發展中國家促進自由貿易、鼓勵競爭性匯率和開放外國直接投資。許多發展中國家，尤其是拉美地區的發展中國家，紛紛按“華盛頓共識”指引的方向推動改革。
自1980年代中期以來，誕生於學術界的價值鏈理論也如暴風雨般席捲了北美大學的課堂。如果説“華盛頓共識”對發展中國家公共政策的轉變影響更大，那麼價值鏈理論則是在發達國家的跨國公司商業戰略的轉型中扮演了關鍵角色。這一理論將整個生產過程視作一個價值鏈（valuechain），一個特定的企業只可能在價值鏈的某些環節中具有競爭力。為提升經濟效率，企業應專注於自己最擅長的生產環節，而將那些其他公司更具優勢的生產環節外包出去。
這一理論推動了價值鏈生產和外包的實踐——換言之，價值鏈理論構成了全球生產體系的理論基礎。全球生產的基本原理簡明易懂：因為發展中國家有廉價的勞動力，只要他們能夠以同等質量和效率進行生產，跨國公司將生產基地轉移到發展中國家就是更經濟的選擇。
支持價值鏈生產的外國直接投資（FDI）在過去的30年裏快速增長。根據世界銀行的一項統計，從1970年到2015年，全球FDI總額達2.04萬億美元，獲得外資最多的地區包括：東亞和太平洋國家獲投資6041.8億美元，北美4728.4億美元，歐盟4213.2億美元，拉美2535.3億美元。作為世界工廠，中國獲得4213.2億美元的FDI，這裏還不包括香港地區另外獲得的1808.4億美元。在1970年代之前，FDI的主要目的是控制受入國的自然資源、滿足當地的市場需求以及摧毀當地潛在的競爭對手。然而，自從“外包”開始以來，利用當地的廉價勞動力也成為FDI的重要動機。
全球生產和外包的實踐深刻地改變了國際貿易的形式。在過去，國際貿易以產業間貿易（inter-industry trade）為主，不同的國家生產不同的工業品，他們通過貿易互通有無。以李嘉圖學派提出的“比較優勢”（comparativeadvantage）概念為基礎的正統國際貿易理論，比較好地解釋了這一貿易形式。
然而，在過去幾十年間，另外兩種國際貿易形式變得更具影響：一是產業內貿易（intra-industrytrade），即不同國家生產同一種產品，但是相互之間仍然就此種產品進行貿易。例如，美國、德國和日本都生產汽車，但是他們都同時將本國生產的汽車賣給對方。
二是企業內貿易（intra-firmtrade），即跨國公司在不同國家的子公司之間，或者總部與子公司之間進行貿易往來。在2009年，美國48%的總進口額和30%的總出口額都源自於企業內貿易。更值得注意的是，就跨國公司不同子公司的企業內貿易份額而言，2007年以色列高達65%，2002年瑞典高達64%，1994年加拿大高達57%，2008年美國的佔比高達50%，2002年荷蘭為49%，2007年波蘭為47%，2008年意大利達43%。
以美國為代表的金融擴張集中在兩個具體的領域，一是快速飆升的聯邦債務，二是以次級貸款為代表的住房貸款抵押證券（mortgage-backedsecurities）。
聯邦債務的居高不下與二戰後國際金融秩序的制度缺陷有直接關係。這個金融秩序隱含的流動性創造機制中的“鑄幣權”問題，助長了美國政府對政策自主性強烈的選擇偏好。
所謂“鑄幣權”是指“各國政府對貨幣發行的壟斷賦予它們的隨意增加公共支出的能力”，就美國而言是指聯邦政府通過發行國債增加公共支出的能力。鑄幣權在徵税和向金融市場借貸之外，為政府提供了一個增加國家收入的新路徑。由於美元是國際關鍵貨幣，美國是流動性的主要提供者，其他國家需要美元作為外匯儲備，美國政府必須發行超過自身需要的美元。既然美國政府通過發行債券為其他國家供應美元，它自然就有比它自己“賺來的錢要多很多的錢可以花”。
戰後美國一直得以保持美元的國際關鍵貨幣地位和全球流動性主要提供者的地位。在佈雷頓森林體系下，美元的價值由美國的黃金儲備支撐。1971年美國政府使美元與黃金脱鈎，從而擺脱了為防止黃金外流而不得不保持適當貨幣供應水平的壓力。此外，美國政府還與沙特阿拉伯達成秘密協議，繼續以美元為石油計價。這導致了美元本位制的誕生。
鉅額的聯邦債務是美國政府強烈的政策自主性選擇偏好的直接後果。由於可以借錢度日，美國政府經常同時追求多個耗費不菲的政策目標，這些政策對政府財政的影響經常是相互矛盾的。林登·約翰遜追求大幅減税，這導致聯邦政府税收的減少。但是與此同時，他又提出“偉大社會計劃”（Great Society program）並全面升級越南戰爭——這兩者都需要鉅額的財政支出。羅納德·里根實施了美國歷史上最大額度的減税，但同時又在1980年代發起“星球大戰計劃”（the Star War program），試圖憑藉自身強大的經濟實力，將蘇聯的經濟拖垮。小布什不僅大規模減税，而且同時發動伊拉克戰爭、阿富汗戰爭和反恐戰爭，由此形成鉅額的預算赤字。
移民，即人的跨國界自由流動，是全球化的另一大測量指標。到了1980年代，多元文化運動相繼在歐洲和美國興起。正如一位評論者所指出的，“對多樣性的多元理解，過去被視為對正統觀念的挑戰，如今變成了正統觀念本身”。而歐盟的誕生對其成員國的移民政策產生了深遠影響。通過建立統一的、適用於所有成員國的法律體系，歐盟作為一個內部的“統一市場”的經濟基礎就是人才、商品、服務和資本在其中的自由流動。當然，在對外國工人開放准入的程度上，歐盟各成員國之間仍有着相當大差異。
結構性變化：發達國家底層人民體驗的全球化
為什麼全球化會發生逆轉？全球化導致重要的結構性變化，這些轉變對不同社會羣體的影響並不相同。全球化過程中的受益羣體與受損羣體之間的矛盾是全球化逆轉的重要推動力。
全球化鐘擺運動的內在邏輯其實很明確：釋放市場力量必然帶來更多的競爭；當市場競爭對不同社會羣體造成不同影響時，社會內部就會形成緊張的政治矛盾。如果把這種現象再與阿瑞基關於全球化由生產和貿易擴張向金融擴張發展的討論聯繫起來，我們可以發現一個突出的現象：那些可以直接或間接參與跨境經濟活動的人們，和那些不能參與跨境經濟活動的人們，在全球化過程中所處地位完全不同。資本所有者、高技能工人和職業白領能夠自由地把自身的資源用在那些對這些資源需求最高的地方。相反，非技術與準技術工人和大多數中層企業管理人員對工作要求和工作環境不得不展示出更多的彈性，因為他們很容易為其他跨國境供給的工人所替代。全球化已經從根本上改變了僱主和僱員的關係。
2016年美國總統大選體現的社會分裂是一個長時期積累的結果。在長達40年的全球化過程中，發達國家已經經歷了極為深刻的結構性變化。底層的社會羣體面臨着失去就業機會、收入不平等諸多問題，新移民和東道國某些社會羣體之間的關係則日趨緊張。金融危機的爆發使他們的處境更為困難，而民主政治的失序使他們失去了解決問題的正常渠道，從而刺激了民粹主義的崛起。
全球化對發達國家的就業有消極影響。跨國公司把生產轉移到海外，無論是離岸生產，還是外包，其結果都帶走了製造業的工作機會。在1977年到1999年間，美國的跨國公司在國內製造業的就業崗位減少了300萬個，同時卻在發展中國家增加了就業機會，這種影響對那些低收入的發展中國家尤其明顯。一般而言，一個跨國公司的海外分部在實際資本上每增加10%，其在美國所提供的就業就會減少0.1%〜1.8%。如果跨國公司在其海外分部的實際注資額增長超過100%，它在美國國內製造業的就業機會可以減少多達18%。
在全球生產和外包的時代，發達國家的經濟從衰退階段復甦也出現了新類型：自1990年代初以來，與以前相比，就業需要更長的時間才能恢復到經濟衰退前的水平。在1991〜1993年的美國經濟衰退中，產值僅僅用了兩個季度就恢復到衰退前的水平，但是就業卻用了23個月。在2001年互聯網泡沫破滅導致的衰退中，產值恢復只用了一個季度，就業數據卻耗時38個月才恢復到衰退前的水平。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引發的大衰退中，美國實際GDP總值在當年第三季度開始下跌，在2010年就已經出現再次增長。與此相反，失業率卻一直到2016年5月才恢復到與2006〜2007年度的4.6%相近的4.7%。正如印度央行總裁拉加恩指出的那樣，當工作機會變得匱乏時，“脆弱的社會保障體系和失業型復甦的出現意味着，美國選民與其他發達國家的選民相比，更難以容忍經濟的衰退”。
由移民產生的問題是發達國家面臨的另一大挑戰。這個挑戰有兩個側面，一個是對就業的影響，另一個是新移民融合失敗帶來的社會問題。
移民對美國就業機會的影響主要是集中在非技術工人羣體。根據一份研究報告，一般而言，非法移民對美國的工資標準沒有多大影響。一份新近研究顯示，如果非法移民突然間從美國消失，美國人的工資水平只會發生微小的變化。這是因為大多數美國人並不直接與非法移民競爭工作機會。然而，“美國高中輟學的人會從非法移民的急劇減少中獲益”。支持特朗普反移民政策的社會羣體，事實上是那些自身利益已經為美國移民政策所傷害的羣體。
歐洲在移民問題上面臨的挑戰集中體現在新移民由於宗教文化原因沒能成功融入主流社會所引發的問題。歐洲穆斯林移民的貧困及其融入東道國社會過程中所遭遇的困難，導致了較大的社會衝突。大約70%進入法國的移民來自其在北非和西非的前殖民地，其中阿爾及利亞和摩洛哥又是這些移民的最大來源國。此外，大概400萬的穆斯林佔法國人口總數的7%，法國是歐盟成員國中穆斯林人口比例最大的國家。參與法國最近騷亂的人不是第一代移民，而是移民二代或三代；在這個他們位處邊緣而且沒有希望改變的社會里，暴力被視為一線希望。
與多元文化主義的興起相對應，與移民有關的案件大量在法國出現之前，就出現了一種新的關於同化的意識形態：它強調移民被東道國的文化徹底同化，而不是在東道國的文化中保留移民的母國文化。歐洲關於社會保護的呼籲，強調的是保護本國的文化認同、生活方式和宗教信仰的重要性。
由於金融危機的發生，這些在全球化過程中長期積累的負面影響，使得底層民眾的境遇更為艱辛。2008年的金融危機對美國中產階級有重大影響。根據一項關於次貸危機的評估，“在2007年6月到2008年11月間，美國家庭資產淨值的損失超過四分之一。2008年11月初，標準普爾500指數這個包容度很高的美國股票指數，與2007年的高點相比已經下跌45%。房屋價格從2006年的最高點下跌了20%，而且未來市場預期還將有30%到35%潛在的下跌空間。美國房屋淨值在2006年最高點時估價達13萬億美元，在2008年中期已經下跌到8.8萬億美元，而且在2008年後半年還在下跌。作為美國家庭第二大資產的退休金，其總值下跌了22%，從2006年的10.3萬億美元跌到2008年中期的8萬億美元。在同一時期，儲蓄和投資資產（除養老金之外的）損失了1.2萬億美元，退休基金損失了1.3萬億美元。合計損失8.3萬億美元”。
過去的40年裏，政界、商界、學術界和媒體界的精英圈與沒有受過高等教育的工人階級之間的兩極分化越來越嚴重。“面對生產過程中不斷增加的資本密集度，資本與勞動之間更高的替代彈性提高了國民收入中資本所有者的份額”，“資本收益高度集中導致了個人收入不平等越來越嚴重”，“高技能勞動者和高資本收入者日益變為一體，進一步惡化了整體的收入不平等”，“勞動力和資本充裕的高技能人士傾向於在本階層內通婚”，“財富的集中強化了富人的政治權力、使得有利於窮人的税收政策和使國家對公共教育和基礎設施支出的投入與以前相比變得更不可能”。
最終引爆反全球化民粹運動的是發達國家的公眾對民主制度本身失去信心。他們不僅相信自己是全球化的受害者，而且還相信自己喪失了在國內政治層面去解決這些問題的可能。全球化直接讓人們重新思考主權和領土這些概念，因為民族國家不能再有效地控制那些通過全球供應鏈生產和組裝的產品的安全。原始設備製造商（OEM）模式在諸多國家的擴散意味着，全球供應鏈已經發展到超出任何單一國家可以控制的範圍。換言之，金融和生產的全球化已經導致國土邊界變得沒有意義，因為經濟活動完全處於民族國家領土的控制範圍之外。
在這種形勢下，當全球生產使得領土從經濟活動中分離，國家面臨如何進行税收和繼續恪守承諾和履行職責的困境，而“業務精湛的會計師事務所和諮詢公司找到越來越巧妙的辦法去幫助客户規避國家控制和税收”。很多人對全球化導致的無力感感到憤怒，他們開始支持那些在政治活動中拿這些問題説事的政治家。
法國“國民陣線”主席馬麗娜·勒龐
中國崛起：精英眼中全球化對西方最大的挑戰
對西方的精英們而言，全球化最重要的後果是中國的崛起及其對世界的影響。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的爆發和中國的回應，不僅見證了國際政治經濟中權力和財富的深刻轉移，而且還引發了一場熱烈的辯論。以中國為代表的一些發展中國家在工業化進程中後來居上，中國甚至被期待取代美國在經濟上的領導地位。這場辯論的結果是美國決定重返亞太和推動TPP的簽署。
進入21世紀以來，特別是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前後，各種西方機構的報道和預測進一步加劇了西方對中國和其他發展中國家在經濟實力上取代他們的擔憂。在這些預測中，高盛2007年發表的一份報告影響最大。根據這份被廣泛徵引的報告，到2050年，在現G-7成員國中，只有美國還能保持世界7個最大經濟體之一的資格，剩餘的6個國家將被中國、印度、巴西、墨西哥、俄羅斯和印度尼西亞所取代。中國的經濟規模會在2030年前超過美國。另一份由經濟與合作發展組織（OECD）在2013年發佈的報告預測，到2060年，中國和印度GDP的總和將超過所有現OECD成員國的總和。
通過吸引外國直接投資和參與國際分工和全球生產體系，中國變成世界工廠，並迅速在高端、中端和低端技術產業獲得競爭力。早在2004年，美國二戰後最富盛名的經濟學家保羅·薩繆爾森發表了一篇文章。他認為，大衞· 李嘉圖在兩百年前提出的比較優勢這個概念一直是現代經濟學關於國際貿易的理論基石，但是這個概念已經不能再幫助我們理解21世紀的國際貿易。比較優勢理論的前提是勞動分工，其中發展中國家致力於勞動密集型產業，而發達國家則致力於資本和技術密集型產業。**而在中國發生的則是，它不僅在勞動力密集型產業，而且在資本和技術密集型產業都有很強的競爭力。**薩繆爾森描述的這個情景在美國的智庫、學者、大眾媒體、政府官員和政治家中間引起了一場激烈的辯論。
到2008年金融危機前夕，中國和美國在經濟上的相互依賴日益緊密，這被哈佛大學歷史學家尼爾·弗格森稱之為“中美國”（Chimerica）。這種關係導致新的國際金融秩序的興起。在這種秩序下，高儲蓄的亞洲國家通過提供貸款和出口，與高消費的西方國家之間發展出一種高度的相互依賴。與佈雷頓森林體系最初的安排相似，亞洲貨幣與美元之間有固定匯率，儘管在這個新秩序中亞洲政府有時對外匯市場進行單邊干預，以阻止本幣的升值。
中國對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的回應及其後續發展，進一步改變了西方對中國潛力的認知，中國政府在最初階段採取的空前的財政刺激政策（投入四萬億人民幣）在西方國家造成了轟動。很多西方評論家開始辯論國家資本主義的力量和西方式資本主義的合法性。在“歷史的終結”的環境中“自娛自樂”了20年後，自由民主和市場經濟突然面對來自“北京共識”的巨大挑戰。這種挑戰似乎是有經驗證據的支撐：如果以GDP增速而論，與發達國家相比，中國經濟在2008年到2010年期間表現很好。這是因為27%的年度貨幣供應量增長率可謂是人類歷史上最激進的反週期手段。儘管它同時製造了巨大的泡沫，但是它對美國辯論的影響已經大到改變美國的對華政策。
TPP與反自由貿易的導火索
全球化推動的自由貿易固然給發達國家帶來深刻的結構性變化，但是這些變化已經存在多年，為什麼這次在美國的大選中掀起這麼大的波瀾？
本文認為，其根本原因是當全球化出現危機，人們普遍期待政府提供更多的社會保護時，政府卻反其道而行之，試圖以更大的力度開放國境，促進資本和商品的自由流動，這不能不引起人們的恐懼並激起強烈的政治反彈。全球化逆轉的政治動力來自於危機環境下要求政策範式轉變的急迫性和政策制定者們總是用老辦法解決新問題的強大慣性之間的突出矛盾。
對美國的決策者們而言，中國崛起是全球化帶來的最大挑戰。而奧巴馬政府選擇的因應之道是使用冷戰時代的老招數，即軍事方面的戰略聯盟與貿易制度安排的結合。
奧巴馬政府推行的21世紀大戰略，在亞太地區主要表現為重返亞太和TPP，前者會把美國60%的軍事力量轉移至亞太地區，後者則代表新一代自由貿易協議，它將對WTO所代表的現行貿易體制產生深刻影響。重返亞太和TPP的結合在原理上非常接近美國在冷戰時期的實踐，即以美國為首的西方集團依靠北約聯盟和關税與貿易總協定（GATT），對抗由蘇聯率領的東歐集團依賴的華沙條約組織和經濟互助委員會。
不湊巧的是，當奧巴馬使出全力推進TPP時，正值美國經濟經歷二戰以來最脆弱的復甦。在二戰後，美國經濟通常在遭遇衰退後能快速恢復。當經濟衰退襲來，銀行會減少對業績糟糕企業的貸款，風險投資家會停止投資表現不佳的初創企業，現存的許多企業會倒閉，他們的資產會被清算。而所有這一切會為新企業的誕生創造空間。然而，在2009年第二季度到2016年第二季度之間，美國經濟的年增長率只有2%左右，這與此前幾次經濟復甦時期2.6%〜7.5%之間的增長率形成鮮明對照。
全球化的引擎——貿易和資本的流動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後已經開始失去動力。金融分析師薩提亞吉提·達斯指出，商品、服務和金融的跨境流動在2011年達到峯值，從1990年佔全球GDP的40%上升到了60%。在1951年到2008年這58年中有49年的貿易增速要快於全球經濟的增速。在1980年到2011年間，貿易年均增速為近7%，是全球經濟增速的一倍。外商直接投資、跨境投資與借貸的增速也快於全球產出。在1980年到2007年間，這些國際金融跨境流動從佔全球GDP的4%（4700億美元）增長到佔21%（12萬億美元）的頂峯。全球金融危機或許標誌着全球化的頂峯。在全球經濟部分復甦後，全球貿易中商品和服務的增長下降至每年2%〜3%左右，接近或低於全球經濟增速，這是數十年從未有過的情形。金融的跨境流動與全球金融危機前相比要低60%左右，從佔全球GDP的21%降至2012年的5%。
在這樣一種不利的經濟環境中推動TPP，奧巴馬面臨的難題不言而喻。美國人之所以反對TPP，是因為當年美國把貿易政策當冷戰武器用時美國付出了巨大的代價，今天已經沒有幾個人願意再承擔這種代價。
在冷戰時期為了對抗蘇聯，美國政府把一種名為“不對稱合作”（asymmetric cooperation）的貿易政策作為招募和維持盟友的方法。它指的是美國向其盟友的出口開放美國國內市場，與此同時允許這些國家向美國的出口關閉其本國市場。這項政策是造成美國製造業的競爭力逐漸下降的重要原因，當年這個政策不僅使西歐和東亞國家很快在國際競爭中加強自身實力、不斷戰勝美國企業，也迫使許多美國企業為了繞開這些國家的保護政策，到歐洲和亞洲進行直接投資。離岸生產的結果是許多工作機會從美國流到海外。
雖然1980年代以來的全球化消除了很多貿易壁壘，但在全球生產的時代，美國的跨國公司為了利用發展中國家的廉價勞動力，再也沒有將生產基地移回國內。事實上美國簽署的許多自由貿易協議都是以美國國內工作機會的流失而告終。伯尼·桑德斯在其總統競選中提出，TPP“將重蹈美國與墨西哥、中國以及其他低工資國家簽訂的那些失敗的貿易協定的覆轍，這些協定已經使美國失去數百萬個工作機會，並導致成千上萬個工廠關閉”。根據這個協議，美國的跨國公司會將更多的工作機會離岸到低工資國家，加速美國國內“爭相衰落”的境況，並進一步加劇對海外工人的剝削。
尤其令許多美國人——包括最初作為國務卿積極推動TPP的希拉里· 克林頓——感到不可接受的是，奧巴馬政府為了應對中國崛起的挑戰，追隨冷戰時代的原則用經濟利益換取盟友在軍事方面的支持和合作，在TPP簽約時作出許多妥協，卻沒有認識到由於中美貿易的特點，這樣做最後既吃虧又達不到目的。
這其中一個重大妥協是在關於原產地原則的條款中對最終產品中域外產配件比例的規定。起初美國政府堅持65%的最終產品的零部件必須來自TPP成員國。最後為達成協議，美國不得不做出大幅讓步，將最終產品零部件來自成員國的比例由65%削減至45%。
將零部件原產地比例降低至45%的妥協讓TPP協議變成一個黑色幽默：當奧巴馬總統遊説國會、爭取支持時，他有意宣稱TPP的目的是阻止中國獲取經濟領導權。但在TPP的批判者們看來，這個協議除了為中國造的零部件進入美國市場提供後門以外什麼都不是。這裏的悖論是，奧巴馬如果不對配額限製作出重大妥協，將無法達成協議，然而，一旦妥協又會極大地削弱TPP最初設計的目的，因為它嚴重忽視了美中經濟關係的特點。
與冷戰時期美國領導的西方集團和蘇聯領導的東方集團之間沒有太多貿易往來相反，美中兩個經濟體已經深深地交織在一起。中國已經是美國在亞洲的許多盟友的第一大貿易伙伴，自2014年以來中國是僅次於加拿大的美國第二大貿易伙伴。考慮到中國經濟的規模及其與12個TPP成員國的經濟關係，TPP要想把中國排除在外將產生巨大的調整成本。
在過去的幾十年裏，日本、韓國、新加坡和台灣地區的許多跨國公司將其生產基地轉移到中國。隨着這些跨國公司將其產品從中國出口至美國和歐洲市場，作為生產者的亞洲國家和地區與出口目的地歐美國家之間的雙邊貿易平衡發生了深刻變化。
例如，在1989年到2008年間，美國和亞洲國家的貿易逆差維持在同一水平。然而，日本在美國與亞洲國家的貿易逆差中所佔份額由39%下降到了11%，而中國的則從2%增加到28%。儘管美國對中國貿易逆差的快速增長成為一個重要的雙方經濟問題，但這實際上是一個多邊問題，不是雙邊問題。
這一悖論突出顯示在全球生產的時代重拾冷戰策略的內在矛盾。跨國公司總部與分公司之間、分佈在不同國家的跨國公司的分公司與分公司之間的企業內貿易，是支撐全球生產在中國運行的基礎。中國作為世界工廠通過全球生產體系與西方國家及其盟友的經濟合作關係，已經緊密到任何有意使之分離的努力都將遭遇許多困難。
冷戰期間美國為了拉攏盟友，允許盟國對美國產品關閉市場。在全球化的30年中，美國工會的一貫訴求是要求發展中國家提高勞工標準，認為在同一標準下美國企業可以與發展中國家競爭。但是，奧巴馬為了達成TPP協議，在勞工標準上又進行了妥協。在批評者看來，TPP協議中一個比冷戰時期以經濟利益換軍事利益的交易走的更遠的內容，是美國賦予外國公司通過國際法庭起訴美國政府的權利。其他國家的TPP批評者們通常把這一條視為美國跨國公司企圖破壞他們國家主權的途徑，而美國的TPP批評者則擔憂TPP會使外國企業對美國的公共政策施加不正當的影響。
當經濟陷入困境時，保護社會通常成為重要的政治議程。本來美國社會的底層就已經面臨長期的困境，金融危機後美國經濟復甦緩慢，許多美國人在尋找安全島。正當開放經濟的消極影響成為公眾關注的焦點時，奧巴馬政府卻要進一步開放國內市場, 這就給反全球化和反自由貿易運動提供了最好的炮彈。
歐洲難民危機：反移民運動的催化劑
這次歐洲難民危機觸發的發達國家反移民傾向是另外一個可能使全球化逆轉的導火索。自歐盟建立以來，鼓勵移民一直是其重要的政策之一，為什麼今年激起如此強烈的反對？
本文認為，與通常反移民運動強調移民對受入國就業和生活水準的衝擊不同，這次發達國家的反移民運動着重強調伊斯蘭教極端主義策動的恐怖主義，把穆斯林移民視為對國家安全的威脅。在恐怖主義已經成為公眾擔心的最大問題時，歐盟在處理難民危機時卻仍然堅持人口的跨國界流動，既包括其成員國公民在歐盟內部的自由流動，也包括其他國家的難民進入歐盟，不可避免地激起強烈的政治反彈。其實，恐怖主義早在2016年歐洲難民危機爆發前就成為歐美公眾普遍擔心的問題。
2015年夏天在法國和德國恐怖襲擊前的一項調查就已經顯示，歐洲人擔心難民的湧入會增加恐怖主義襲擊的可能性。在10個受調查的歐盟成員國中，59%（中位數）對當時與日俱增的恐怖主義的前景表示憂慮。2015年12月紐約時代和哥倫比亞新聞網聯合進行的民意調查也顯示，美國人對恐怖主義的恐懼已經達到自9·11以來前所未有的程度。70%的受調查者認為ISIS是美國的一個威脅，接近19%的受調查者——這個數字一個月前是4%——表示他們相信恐怖主義是最重要的國家級問題。
當歐盟，特別是其成員國中的最大經濟體德國，在應對2016年的難民危機時仍然堅持大量接受難民，還要設定各國接受的指標，自然引發了強烈的反對。不僅在德國，移民問題在2016年成為英國“脱歐”辯論中的一個主要議題，同時，也是特朗普在2016年總統大選中崛起的最重要因素之一。
移民問題本來已經撕裂了傳統的歐洲政治版圖。在二戰後，西歐政治的中心問題是傳統的個人權利與現代勞工運動所催生的福利國家的規模。移民問題給這些政治衝突重新劃分陣營。左翼分裂為兩個陣營，一是知識分子出身的社會主義者/自由主義者，他們支持文化多元主義；另一個是工人階級和工會成員，他們反對文化多元主義。在右翼，自由主義者、商界和城市進步主義者傾向於支持大規模的移民，與之相反，保守主義者、農村居民、民粹主義者和民族主義者則持反對立場。
德國民眾遊行示威，反對默克爾難民政策
全球化會逆轉嗎？
從數據上看，逆轉的可能性正在增加。在2016年9月下旬，WTO將2016年全球貿易增長率的預估下調至僅1.7%。與今年4月估算的2.8%相比，這是一個大幅下降；WTO預計2017年全球貿易的增長率將低至1.8%到3.1%，這與今年4月估算的3.6%也是大幅下降。在過去很長一段時間，全球貿易增長率都高於GDP增長率。然而在2016年，全球貿易增長率不僅低於GDP增長率而且只有後者的80%。這種現象在1982年以來是第二次出現，在近15年來是首次出現。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一項測算表明，在20世紀90年代，全球經濟每增長1%能為貿易帶來2.5%的增長，而近年來，同樣的經濟增長只能帶來0.7％的貿易增長。美國這一世界上最大的經濟體2015年的進出口總值下降2000多億美元，而2016年的前九個月就下降4700多億美元。這是二戰以來美國與其他國家的貿易首次在經濟增長期間出現下降。
顯然，經過長期由全球化和全球貿易推動的經濟增長之後，各國政府在經濟困難時期越來越多地尋求保護本土產業。WTO的一項統計表明，其成員國自從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以來已經推出了2100多項限制貿易的措施。
本文顯示，經濟結構正在發生深刻變化，特別是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的打擊下，各發達國家已經出現保護社會的政治要求。但受以往的政策範式影響，這些國家的政府卻在本來需要加強社會保護時企圖進一步釋放市場力量。**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作為一種高度制度化的關於全球化的信仰，變成了一種強大的慣性存在，它阻礙着政策制定者們去有效地應對2008年至今的後經濟大蕭條時代（thepost Great－Recession era）迅速變化的新環境。**這是全球化在美國與歐洲遭遇強烈的政治反彈，全球化逆轉成為一個現實可能的重要原因。
2016年美國總統大選競爭的激烈程度和特朗普最後當選顯示，經過60年的積累，全球化在發達國家內部造成的緊張關係已經接近爆發的臨界點，其標誌就是波蘭尼所討論的社會保護已經成為公共政策的重大議題。釋放市場力量，推動資本、商品和人的自由流動當然帶來了極大的經濟福利，但是這些福利的分配卻是極為不公平的。精英們獲得了更高的工資和投資收入，更豐富的商品選擇，以及更國際化的生活方式，而底層民眾則不得不因為跨國公司的離岸生產和外包而喪失就業機會和忍受貧困，同時還面對移民帶來的日漸激烈的競爭和日益增加的恐怖主義威脅。
這次美國大選的結果對當前這一輪全球化的命運至關重要。特普朗贏得選舉，美國幾乎可以肯定將向限制自由貿易的方向轉變。TPP基本已經不可能在近期內再被提上議事日程，美國非常可能要求重新談判NAFTA。美國在外交上也有可能開始變得"內向"，在世界各個衝突的熱點地區減少干預。剩下的問題只是特朗普政權將以多快的速度，將全球化逆轉推進到什麼程度。當然，雖然目前美國共和黨已經在參眾兩院同時成為多數黨，共和黨主流與特朗普在許多政策上觀點完全相反，特朗普在多大程度上能夠推行他在選舉中宣示的政策還有待觀察。然而，不容置疑的是美國將在與自由貿易有關的議題上變得更為保守。
全球化逆轉的最大可能是阿瑞基指出的由於金融財政擴張而導致的全球性經濟危機。國際金融當前正處於以全球債務飆升為代表的嚴峻的形勢中。麥肯錫的一項研究分析了2007年至2014年間，47個國家的政府、住房和企業總債務與其經濟規模的關係，研究發現債務比率在每一個國家都在上升，一些國家的債務有實質性變化。在美國，債務與國內生產總值比率從2007年的217%小幅升至2014年的233%。在西班牙則是從241%竄升至313%，日本則從336%升到400%。高債務明顯使得該國經濟面臨更大的風險。
**下一輪的金融危機很有可能從歐洲開始。**2013年，在塞浦路斯銀行危機之後，歐洲為了形成歐元區的銀行聯盟通過了一系列規章。受限於這些新規，“未來歐元區銀行救市的全部負擔不應該由納税人承擔。任何國家的政府在救助銀行前，首先應該讓銀行的股東和他們的非高級債券持有者承擔大部分賬單。”
如今，德國和意大利的銀行都遇到大麻煩，但是這些新規禁止兩國政府去救助。
德意志銀行在美國房地產泡沫中進行了欺騙性的抵押貸款行為，被美國司法部處以146億美元的罰款，這可能引發德國的金融危機。這件事的時間點讓問題變得更糟：明年德國將進行議會選舉，德意志銀行危機十之八九會削弱總理默克爾在國內和歐洲領導集團中業已脆弱的權力。德意志銀行的資產負債表未能從2008〜2009年全球金融危機中恢復過來，然而多年不計後果的貸款和全球利率低迷進一步讓德意志銀行搖搖欲墜的資本基礎變得損傷殆盡。金融困境不僅限於德意志銀行，德國第二大銀行德國商業銀行最近宣佈進行多達9600個全職崗位的大裁員，將有20%的員工受到影響。
意大利銀行最大的問題是英國脱歐公投前就居高不下的不良貸款（NPLs），而且意大利經濟根本無法減少不良貸款。在沒有經濟快速發展的前提下，這場危機會像雪球一樣滾起來，因為銀行只能繼續持有這些事實上違約而無法清除的不良貸款。隨着時間的積累，不良貸款（NPLs）的比例已高達意大利銀行貸款的17%。更重要的是，這些意大利銀行貸款被打包成證券再出售，同時意大利銀行又從歐洲其他銀行貸款。反過來，這些銀行進一步以這些意大利債務為抵押進一步貸款。
作為歐洲第四大經濟體，意大利一旦出現問題將形成對歐洲經濟的系統性威脅。在一些評論家看來，政府救市可能是唯一的解決辦法。然而，受制於歐盟和歐元區的規定和條例，意大利政府脱離危機或救助銀行的能力相當有限。
意大利已經計劃在12月4日進行公投，這場公投本身關乎該國憲法，尤其是立法機構的權力分配。然而這很可能引起政治經濟的混亂。意大利現任總理已經宣佈，如果公投結果挑戰其立場，他將辭職。如果他辭職，這將給反歐盟的五星運動（MS5）獲取權力鋪平道路。五星運動已經保證在其執政後將進行一次公投決定是否脱離歐元——因為意大利正在艱難地應對銀行危機。意大利公投將會給歐洲帶來一個很大的危機：如果意大利脱離歐元，其他國家可能會尾隨，最後歐元區可能會崩塌；它甚至會成為歐盟的一個威脅。
一旦爆發新金融危機，必然很快地影響到實體經濟；而只要實體經濟陷入困境，必然會引發更多的貿易保護主義措施。屆時，全球化逆轉也許將會真的到來。
（本文原載《文化縱橫》2016年12月刊，原題為：“為什麼全球化會發生逆轉——逆全球化現象的因果機制分析”。觀察者網已獲微信公眾號“文化縱橫”及作者本人授權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