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克誠回憶:廬山會議時,毛澤東受彭德懷強烈刺激連吃三次安眠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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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德懷寫了他的意見書,於14日送給主席。這封信對毛主席起了強刺激作用,免不掉又要亢奮失眠。主席自己在會上説,吃了三次安眠藥睡不着。在神經過度興奮的狀態下,仔細琢磨的結果,就把這封信和黨內外各種尖鋭的反對意見,都聯繫起來;把彭總當作了代表人物,而且是在中央政治局裏的代表人物。

彭德懷與毛澤東(資料圖)
本文摘自《黃克誠自述》,黃克誠著,人民出版社出版
1959年的廬山會議已成為我黨、我國歷史上著名的重大事件,載入史冊,影響深遠。
彭德懷於6月底收到廬山開會的通知。在此以前,他在上海會議上受過毛主席的批評,心中不快。當大躍進剛剛開始時,他也曾興高采烈,積極得很。但他在接觸實際以後,幾個月就改變了看法。而我(指黃克誠,編者注)則是從一開始就持保守態度,對大躍進有懷疑、有保留。
後來彭出國訪問,回國後非常認真地看了內部參考消息,把自己認為嚴重的情況都圈出來,送給主席看,數量頗多。他在會前去了一趟湖南,和周小舟、周惠談了不少話。但我對有關黨和國家命運的重大問題,確有很多意見,和彭德懷的看法基本相同,很希望有機會向黨中央提出。彭真打電話給我,讓我和他一起去。
我記得是7月17日到達廬山。上山後剛進住房,彭德懷就拿着他寫給毛主席的信給我看。我仔仔細細看了一遍,説:這封信提的意見我贊成,但信的寫法不好,語言中有些提法有刺激性,你那樣幹什麼?他説:實際情況那麼嚴重,會上沒有人敢説尖鋭的話,我就是要提得引起重視。我説:你總是感情用事,你和主席共事多年,應該互相瞭解較深,這些話何不與主席當面交談,何必寫信。
當天晚上或第二天早晨,周小舟、周惠、李鋭三人到我住處看我。談起來,他們意見一致,都認為:不改變“左”的方針不行,而且感到會議有壓力,不能暢所欲言。我因剛來,不瞭解情況,就説:不要急,先看一看。隨後我又和李先念談了談,先念也認為當時的做法太過了,一定要改變才行。
接着,我又和譚震林談,他是激進派,意見就完全相反了。而且他還問我:你為什麼先去看先念,不先來找我,你受先念影響了。我説:我和先念有些看法相同,不能説是受他影響。我就闡述了自己的意見,因而和譚震林吵起來。我和譚一向關係很好,知道他性格直爽、態度鮮明,有話當面爭吵,不會存在心裏,所以絲毫沒有顧慮,和他爭論得非常激烈。譚發火説:你是不是吃了狗肉,發熱了,這樣來勁!你要知道,我們找你上山來,是搬救兵,想你支持我們的。我説:那你就想錯了,我不是你的救兵,是反兵。這“反兵”二字,是針對譚震林説的“搬救兵”而言,説明我和他意見相反,後來卻被人引為我“蓄意反黨”的證明。
18日到19日開小組會,討論彭德懷的那封信,不少人發言同意彭的意見。我也在19日發言,比較全面地闡述了自己的觀點,支持了彭德懷的意見。當時組裏除羅瑞卿、譚震林二人外,其他同志似乎都對我表示有同感。譚、羅發言批評我,我又反駁他們,爭論了一通。這篇發言本應有詳細記錄在簡報上印發,但因我鄉音太重、説得太快,記錄同志記不下來,整理時感到為難,就要求我自己整一個書面發言給他們。但形勢變化很快,幾天就形成了鬥爭局面,我已無時間和精力來整理這個材料。所以簡報中就只有一個簡單的發言記錄。致使有些同志後來感到詫異,怎麼廬山會議被鬥爭的主要角色之一,連個較全面的發言都沒有呢?
我最擔心的是糧食問題,幾億人民缺糧吃可不得了。會議上把糧食產量數字調整為7000億斤,説是:6億人口,人均產量超過千斤,糧食過了關。我説:不對,這個數字不符合實際情況。有人質問:這話是誰説的?我説:是我説的,而且你也説過。我那時態度還是很強硬。

7月23日,毛主席召開大會講話,這個講話造成極大的震動,扭轉了會議的方向。
我記得主席講話的內容主要是:一、現在黨內外都在颳風。有些人發言講話,無非是説:現在搞得一塌糊塗。好呵!越講得一塌糊塗越好!我們要硬着頭皮頂住;天不會塌下來,神州不會陸沉。因為有多數人的支持,腰桿子硬;我們多數派同志,腰桿子就是要硬起來。二、説有“小資產階級狂熱性”。我有兩條罪狀:一是大鍊鋼鐵,1070萬噸是我下的決心;一條是搞人民公社,我無發明權,但有推廣權。1070萬噸鋼,九千萬人上陣,亂子大了,自己負責。其他一些大炮,別人也要分擔一點。各人的責任都要分析一下,第一個責任者是我。出了些差錯,付了代價,大家受了教育。對羣眾想早點搞共產主義的熱情,不能説全是小資產階級狂熱性,不能潑冷水。對“刮共產風”、“一平二調三提款”也要分析,其中有小資產階級狂熱性,主要是縣、社兩級,特別是公社幹部。但我們説服了他們,堅決糾正。今年3、4月間就把風壓下去,幾個月就説通了,不辦了。三、我勸另一部分同志,在緊急關頭,不要動搖。做工作總會有錯誤,幾十萬個生產隊的錯誤,都拿來説,都登報,一年到頭也登不完。這樣,國家必定垮台,帝國主義不來,我們也要被打倒。我勸一些同志,要注意講話的“方向”,要堅定,別動搖。現在,有的同志動搖了,他們不是右派,卻滑到右派邊緣了,離右派只有30公里了。
主席的講話,支持了左派,勸告了中間派,警告了“右派”,表明主席已經把會上意見的爭論,作為黨內路線鬥爭來看待了。
主席這樣做不是偶然的。當時黨內外的確是意見很多,甚至很激烈。主席在講話中就曾提到:江西黨校的反應是一個集中表現。7月26日批發的《李雲仲的意見書》,更是直言不諱地批評了黨的錯誤。李是搞計劃工作的司局級幹部,熟悉情況,信中列舉了許多事實和數字材料,説明問題的嚴重性。這信是在6月上旬直接寄給主席的。主席對這封信寫了長達兩三千字的批示。批示中肯定了他敢於直言,對計劃工作的缺點,批評得很中肯;但又説,李雲仲認為從1958年第四季度以來,……黨犯了“左傾冒險主義”、“機會主義”的錯誤,這一基本觀點是錯誤的,幾乎否定了一切。
這些在毛主席心裏留下了陰影。由於黨中央在這個時期一直和主席一致,從第一次鄭州會議以來,開了許多會議,不斷糾正錯誤,情況有所好轉;主席頗有信心,認為照這樣做下去,不要很長時間就能夠解決問題。所以廬山會議前半個月被稱為神仙會,提了十幾個問題來討論研究,發言雖有分歧,卻無重大交鋒,氣氛並不緊張。但在表面的平靜下,卻隱藏着“左”、“右”之爭。“左”的方面氣勢高,不願聽人談問題嚴重,有人甚至在會上打斷別人的發言。“右”的方面則想把缺點、錯誤談夠,要求對情況的嚴重性有充分認識,認為不如此不能真正解決問題,同時對會上不能暢所欲言,感到壓抑。這種情況主席是知道的,但也認為是正常的。這時,討論已近結束,《會議紀要》已在起草討論,準備通過《議定記錄》,會議就結束了。
就在此時,彭德懷寫了他的意見書,於14日送給主席。他正是因為會議即將結束,而又感覺並未真正解決問題,自己的意見亦未能暢述而寫的。這封信對毛主席起了強刺激作用,免不掉又要亢奮失眠。主席自己在會上説,吃了三次安眠藥睡不着。在神經過度興奮的狀態下,仔細琢磨的結果,就把這封信和黨內外各種尖鋭的反對意見,都聯繫起來;把彭總當作了代表人物,而且是在中央政治局裏的代表人物。認為他的矛頭是指向中央政治局和主席的,於是認為路線鬥爭不可避免。7月23日的講話宣告了會議的性質已經改變,會議將擴大延長。
主席的講話對我們是當頭一棒,大家都十分震驚。彭德懷會後還曾向主席説,他的信是供主席參考,不應印發。但事已至此,彭的解釋還能有什麼用?我對主席的講話,思想不通,心情沉重;彭德懷負擔更重,我們兩人都吃不下晚飯;雖然住在同一棟房子裏,但卻避免交談。我不明白主席為什麼忽然來一個大轉彎,把“糾左”的會議,變成了“反右”;反覆思索,不得其解。
當晚,周小舟打電話來説:他們想和我談談。我覺得這時應謹慎一些,不同意他們來,但小舟很堅持,我也就讓步了,來就來吧。三人中,小舟最激動,李鋭已意識到在這個時間來我處不好,可是未能阻住小舟。誰想得到,這次談話竟成了“反黨集團”活動的罪證呢?
小舟、周惠、李鋭到來後,表現非常激動,説:我們都快成了右派了。我勸他們説:彆着急,主席支持左的,也不會不要右的。小舟問:主席這樣突變,有沒有經過政治局常委討論?又問:主席有沒有斯大林晚年的危險?我説:我認為不會。又説:有意見還是應直接向主席提出,我們現在這樣談論,不好。小舟才平靜下來,又談了些湖南的情況。他們正準備走時,彭德懷拿一份軍事電報走過來,小舟又説:老總,我們離右派只30公里了。彭説:着急有什麼用。李鋭催着小舟走,説太晚了。實際上,他大概是覺得,這些人還是早點離開這裏為好。周惠一向比較謹慎,沒説什麼話,他們就走了。他們出門時,正巧碰見羅瑞卿,羅持反“右”的觀點,自然就注意了這件事。後來,這天晚上的談話就成了逼我們交代的一個重要問題。
23日主席講話後,各小組下午就開始討論主席講話。那時發言尚較緩和,對彭信的批判雖輕重不同,均未離開信的內容,有人説得厲害些,有人則還作些自我檢討。
7月26日傳達了主席的指示:要對事,也要對人。這成了會議的另一個轉折點。批評的火力大大加強,而且目標集中在人了。除了對彭總外,所謂“軍事俱樂部”、“湖南集團”的提法也都出來了。“左”派柯慶施等人氣勢很兇,温和派也被迫提高了調子。彭德懷和我們這些人就只有作檢討的份。我在26日作了檢討,談到19日的發言是嗅覺不靈,談到自己思想方法上有多考慮困難和不利因素的老毛病;也談到自己只認為彭信有些地方用詞不妥,而認識不到問題的嚴重性等等。這當然也有違心之論,但還不算太過。
7月26日除傳達了主席説的“對事也要對人”的指示外,還印發了主席對李雲仲信的批示,説的就更嚴重了:黨內外出現了右傾思想,右傾活動,大有猖狂進攻之勢。這樣一説,誰還敢當中間派呢?自此,批判、鬥爭不斷加熱。既然對人,那就得追查組織、追查目的,還要追查歷史地來進行鬥爭了。
7月30日,主席通知我、小舟、周惠、李鋭四個人去談話。談話時主席顯得火氣不大,所以我們也較敢説話。這次談話,主席給我戴了幾頂帽子。説我:一是彭德懷的政治參謀長,二是湖南集團的首要人物,三是“軍事俱樂部”的主要成員。還説我與彭德懷的觀點基本一致,與彭德懷是“父子關係”。又談到過去的三軍團的歷史問題,説不了解我的歷史情況等。
我答辯説:我和彭德懷觀點基本一致,只能就廬山會議這次的意見而言。過去我和彭德懷爭論很多,有不同意見就爭,幾乎爭論了半輩子,不能説我們的觀點都是基本一致,但我們的爭論不傷感情,過去打“AB團”時,有人要打我,彭還幫我説過話,不然我那次就可能被整掉了。我認為我們的關係是正常的,談不上什麼父子關係。
主席説:理性和感情是一致的東西,我自己總是一致的。看來我不瞭解你和彭的關係,也不瞭解你這個人,還得解開疙瘩。
我又説:我當彭的參謀長,是毛主席你要我來當的。我那時在湖南工作,並不想來;是你一定要我來。既然當了參謀長,政治和軍事如何分得開?彭德懷的信是在山上寫的,我那時還沒有上山,怎麼能在寫“意見書”一事上當他的參謀長?我在湖南工作過多年,和湖南的負責同志多見幾次面,多談幾次話,多關心一點湖南的工作,如何就能成為“湖南集團”?至於“軍事俱樂部”,更是從何談起呢?
談話還涉及到當年東北戰場“保衞四平”問題和長時期炮打金門、馬祖的問題,我都表示了反對的意見。主席説:“保衞四平”是我的決定,難道這也錯了?我説:即使是你的決定,我認為那場消耗戰也是不該打的。至於炮轟金門、馬祖,稍打一陣示示威也就行了。既然我們並不準備真打,炮轟的意義就不大,打大炮花很多錢,搞得到處都緊張,何必呢?
主席笑笑,説:看來,讓你當個“右”的參謀,還不錯。
周小舟、周惠、李鋭都説:會議上空氣太緊張,叫人不能説話,一些問題不能辯論清楚。
主席説:要容許辯論、交鋒,讓大家把話説出來、説完講透。小舟等又説:“湖南集團”的提法,有壓力,希望能給以澄清。主席説:可能是有點誤會。又説:我和你們湖南幾個人,好像還不通心,尤其和周小舟有隔閡。
主席又把話引到他在遵義會議前,怎樣爭取張聞天、王稼祥等。主席要小舟“不遠而復”。主席談遵義會議,分明是要我們回頭,與彭德懷劃清界限,希望我們“實迷途其未遠,覺今是而昨非”。但我們的思想問題沒解決,又都不會作偽,所以我們的表現可能使主席失望。
這次談話,儘管主席對我的指責頗重,但空氣不緊張,能讓我們説話感不到壓力;即使説的話讓主席不滿,他表示不同意時,態度也不嚴厲。所以我們的心情較好。我甚至還有點輕鬆感:到底有個機會,把話直接向主席説了。

廬山會議舊址(資料圖)
7月31日和8月1日兩天,毛主席在他住處的樓上,召開政治局常委會議,批判彭德懷。連中午都不休息,午飯就是吃包子充飢。參加的人員有少奇、恩來、朱總、彭總、林彪、賀帥、彭真等同志,又通知我和二週及李鋭四人列席。
主席主持會議,講話最多,從歷史到理論,長篇大套,我無法記述。講理論,主要是説彭不是馬列主義者,思想中有不少封建的、資本主義的東西,是個經驗主義者。其中也提到:彭是勞動人民出身,對革命有感情;要革命還是好的,寄以希望。講歷史則是批彭德懷在幾次路線鬥爭中所犯的路線錯誤,説彭和他的關係是三分合作,七分不合作。彭説是一半對一半。主席仍説是三七開。
談到彭的“意見書”時,主席説:信上説:“有失有得”,把“失”放在“得”的前面,反映了彭的靈魂深處。又説:我們沒有經驗,沒有“失”如何能“得”,勝敗兵家常事,要保護羣眾的革命積極性,不能潑冷水,氣可鼓不可泄,要反右傾。又説彭:你講“小資產階級狂熱性”,主要鋒芒是向着中央領導,你是反中央、攻擊中央。你的信是準備發表的,目的是用來爭取羣眾、組織隊伍。你要按照你的面貌改造黨和世界。以前歷史上許多重要問題,你都沒寫信,這次寫那麼長。對你那些挑撥的話要頂回去。
彭説:我過去在江西也給中央寫過長信提意見,這次信是供你考慮,並沒想發表。
主席又説:你過去捱了批評,心裏懷恨。我們同在北京,連電話都難得打,打幾次,沒打通,就“老子跟你不往來”。在香山你找我,因我睡覺習慣特殊,警衞員説未起牀,你就拂袖而去,不談了。高、饒事件你陷得很深,你以後會怎樣,也難説。
彭説:我過去追隨王明、博古路線,1934年1、2月間就轉過來了,曾和黃克誠談過,還得請主席來領導。我今年61歲,以後還能有什麼呢?
朱總司令發言温和,主席説是“隔靴搔癢”。
林彪發言説彭是“野心家”、“陰謀家”、“偽君子”;説彭自己有一套綱領、路線,獨斷專行,攻擊主席,用心很深等。這個發言很厲害,以後成了定性的基調。
其他同志多是舉個例子,説明彭德懷有問題,表示同意主席意見。
毛主席還説:整人就是要整得他睡不着覺,要觸及靈魂深處。説彭:你組織性、紀律性很差,你有個説法,“只要有利於革命,專之可也。”打朱懷冰等,時機緊迫,還可説“專之可也”,打百團大戰,為何也不先報告請示一下?人們説你是偽君子,你歷來就有野心。我66歲,你61歲,我會死在你前頭,許多同志都對你有顧慮,怕難於團結你。
主席最重要的話是説:你們這回是站在右傾的立場上,有組織、有準備的進攻,其目的是動搖總路線、攻擊中央領導。毛主席甚至還提到解放軍跟不跟他走的問題。
我不能不表態説幾句話,我説:我和彭相處久了,許多事都看不清楚。中央蘇區後期,他説過還是要請主席來領導,我認為他不是不能辨別正確和錯誤。他的個人英雄主義我有感覺,今天的會使我認識更全面。希望彭能冷靜地聽取批評,常委領導同志講的話,都是好意幫助,等等。
會後,主席把我們四個列席的人留下,又談了一陣,要我們別再受彭的影響。特別對周小舟寄以希望,要他“迷途知返”。這一串的會議給我的感覺是:主席要教育和爭取我們回頭。雖然我被認為是彭的親信,絕對脱不了身,但那時似還沒有要定為“反黨集團”的跡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