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湘穗：美式全球化之死與屬於全球人民的全球化
金融全球化是美式全球化體系進入“金融秋天”的重要特徵。未來的新型全球化，本質上是屬於全球人民的全球化，是資本主義邊緣地帶國家也能夠平等加入的全球化。不論是回顧歷史還是分析現實，人們都會發現，那種盼望走單一路徑、通過單一因素的改變，無論是新技術革命、新市場開拓、新制度創建或是通過一場戰爭就讓世界擺脱體系大危機的念頭，都是不切實際的幻想。
在經歷了幾十年的狂飆突進之後，全球化似乎已陷入困頓。貿易上的保護主義和政治上的民粹主義，替代自由貿易原則和全球主義成為各國的新風尚。然而，有退潮就會有漲潮。人類通過交流逐步交融的長期趨勢並不會中斷，人們由近及遠、以達全球的歷史進程將以新的方式復生。
駝隊傳奇與人類早期全球化
悠久綿長的全球化歷史
人是社會生物，人們通過彼此間的交流形成社會，交流使我們成為人類。作為人類通過交流趨向於組成全球社會的過程，全球化是伴隨人類社會發展的漫長曆程。
廣義上的全球化，包括時間和空間兩個維度，是指人類通過長期的交易、交往、交流活動，逐步地交融，趨向於組成全球社會的歷史過程或趨勢。這是一個長期趨勢，一直在延續。
撇開人類祖先走出非洲、繼而分佈到全世界的人類學學説不談，與有文字記載的文明史同步，人類的全球化歷史至少已經有5000年之久。
早期文明星星點點地興起於各個大陸，彼此分散，數千年間，在相隔甚遠的幾個地區，逐步發育出幾大主要文明，包括我們今天耳熟能詳的古埃及、古印度、中華文明和古希臘文明等等。由於人口分佈、空間距離和交通工具的限制，世界各大文明體之間總體上處於一個空間相對分離的狀態。各大文明因此形成了自身的幾大特色：首先，各自發展出不同的國家形態，如希臘的城邦國家和中國大一統王朝。其次，各自有相對比較完整而又自給自足的經濟體系，如地中海的商業經濟體系，中國的農業經濟體系。其三，產生了不同的生活、生產方式，也有不同的文化和宗教。
各大文明自成體系，卻又都在不斷擴展着自己的活動空間，通過戰爭、商貿、宗教和遷徙，將各自文化向周邊擴散傳播，與其他文明相互影響，相互滲透，或相互衝突。粗略地劃分，自公元前500年到公元500年這千年中，歐亞大陸幾大文明的往來，從零星變得頻繁。駝隊馬幫和船隻，裝載着東方的絲綢、香料、寶石，西方的玻璃器皿、紡織品、金屬及貨幣，穿梭於陸路和海上，將歐亞大陸上的幾大文明連接成一條不間斷的文明地帶。這是人類歷史上第一次大規模的全球化，過程緩慢但意義深遠。這一時期也是古典文明的鼎盛時期，從東到西，各大文明體都創造了輝煌的文化。
公元5世紀前後，在內亂和草原遊牧民族的襲擾下，歐亞大陸各大文明體陷入動盪，東西方的接觸大幅減弱乃至停滯，全球化進程退潮。之後的1000年間，宗教和戰爭在不同文明的交流中扮演了更重要的角色，其代表事件就是伊斯蘭教興起傳播和蒙古人橫掃歐亞大陸，後者建立的龐大帝國雖然時間短暫，但是又打通了連接東西方的陸路。
在公元1500年之前，儘管各大文明體之間存在着一定程度的相互聯繫，但這種聯繫從未達到全球體系所需的“持續互動、日益互依”的合作深度，更不具有共時性的特徵。比如説漢帝國對匈奴人的打擊最終傳導到了西方，並加速了古羅馬帝國的滅亡，但是這個聯繫是間接的，不是共時性的，而且是一個漫長的過程。真正意義上的全球化大飛躍，是在1500年之後。
發現新大陸
全球化的果實：現代資本主義世界體系
今天為大多數人所理解和經歷的全球化——一種將各大文明編織到一起的共時性的全球化，可以追溯到500年前。
1500年前後，當時的葡萄牙和西班牙人經歷航海探險之後發現了美洲大陸、開闢了歐洲經印度洋到亞洲的貿易航路，從而建立了世界各主要大洲之間的海上聯繫。
為什麼歐洲人要進行險象環生的大航海？因為與亞洲相通的陸路，被奧斯曼帝國阻斷了，歐洲人需要南下，找到通往亞洲的新途徑。歐洲人從全球貿易和掠奪中獲得了資本原始積累的第一桶金——美洲的白銀，以此為基礎建立了現代資本主義的世界體系。這一體系在經濟上，以優先考慮資本持續積累為特徵；在政治上，則建立了以歐洲主權國家為中心的等級秩序。
通過數百年的擴張，現代資本主義體系摧毀了世界上同時平行存在的其他所有體系和秩序，覆蓋了全球。[1]由此可見，全球化不只是一個經濟過程，也是權力擴張的政治過程。其核心問題在於，誰在化誰？在過去500年，顯然是資本主義的體制在“化”世界。因此，這一階段的全球化，可稱之為資本主義的全球化。
資本主義全球化的500年曆史，可以根據不同的主導國家劃分為不同階段。在《漫長的二十世紀》一書中，阿瑞吉把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500年，分為四個“百年週期”。
首先是由西班牙、葡萄牙王國和意大利城邦主導的伊比利亞半島週期。1498年，葡萄牙和西班牙的航海家在經歷了非洲海岸和大西洋的長期探險和拓殖之後，發現了通往美洲的航線，繼而開闢了沿好望角東去印度洋到亞洲的貿易航路，使原本處於不同大陸上的世界各經濟體超越了海洋的阻隔，形成了全球性的經濟網絡。
當時主要的經濟活動圍繞着一個全球大三角運行：歐洲人把非洲的奴隸運往美洲，再把美洲白銀運往歐洲和亞洲，以換取亞洲商品再運回歐洲。歐洲人從中實現了資本的原始積累，並建立了基於殖民開發的資本主義世界體系。這場由西班牙、葡萄牙王國和意大利城邦的資本支持的擴張，最大的特點就是開啓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在以往的生產和交易方式中，資本的投資和擴張方式無法帶動整個經濟體系，而歐洲人第一次做到了這一點。因此，歐洲的基督教世界獲得了可以和伊斯蘭世界和中國、印度等富裕的亞洲國家平起平坐的地位，逐漸使歐洲從世界邊緣地帶變成了世界的中心。
荷蘭原本附屬於西班牙王國的聯合省，在1648年《威斯特伐利亞條約》簽訂之後獨立，並迅速成長為資本主義體系新週期的主導力量。荷蘭人從葡萄牙人手中奪取了亞歐貿易的壟斷權，又擺脱了西班牙主導的哈布斯堡王朝的政治統治獲得了獨立，荷蘭成了世界資本主義商業體系週期的領路人。荷蘭週期的意義在於，它創造了商業資本主義的全球化模式。荷蘭不像以前的伊比利亞人主要靠暴力掠奪的方式積累資本，而是通過商業的方式來積累資本。為此，荷蘭人建立了當時世界上最龐大的運輸船隊，建立了銀行、證券交易所、股份公司，建立了議會和共和國，也建立了歐洲的主權民族國家體系。
英國是荷蘭最好的學生，也是最出色的對手。英法七年戰爭之後，英國獲得了法國在海外的大量殖民地，逐步變成了一個世界性的帝國，成為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第三個百年週期的主導國家。英國週期被稱為“漫長的十九世紀”，它的特點是將海洋軍事霸權與商業擴張結合到一起，並建立了一個以相對自治的方式進行間接管理的龐大殖民地。靠着工業革命和其構建的全球市場體系，英國成了工業資本主義週期的主導者。
美國曾經是歐洲的殖民地，在獲得獨立後美國借鑑了歐洲資本主義的制度，又結合美洲的實際條件進行了體制再造，終於憑藉着龐大的軍事力量、石油能源革命和美元貨幣體系，以及在關鍵時刻介入世界戰爭，贏得了對歐洲政治、經濟和軍事的支配地位，成為資本主義體系新時代的全球霸主。美國是一個洲際型大國，擁有極佳的地緣政治條件，一邊是大西洋，一邊是太平洋，是跨大西洋的核心，承接了歐洲的財富和技術，在太平洋這邊又拓展了空間，這使得美國在地緣上非常安全，其他國家對其難以構成威脅，而它可以去越洋干預別人。
二戰後美國真正成為世界的製造業中心，在戰爭結束時，美國佔據了世界工業製造的2/3的份額，而歐洲在戰後只能靠“馬歇爾計劃”提供的援助進行重建。美國依靠軍事勝利和經濟實力建立起包括關貿總協定（GATT）、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和聯合國等一整套的全球制度體系，把力量轉化為制度與秩序，開始全面主導全球化的歷史進程。
一幅描摹400年前英國殖民者到達弗吉尼亞州詹姆斯敦鎮場面的繪畫
資本主義全球化的週期律
觀察過去500年世界資本主義體系發展進程的歷史，人們不難發現，世界體系中的每一個週期的延續時間大致都在一百多年。每一個週期，都會經歷一段從萌芽、壯大到衰落的過程；每一個週期的主導國家，都會因自身的固有缺陷而爆發整體性的危機。危機的結果，是原有周期的主導國家被更有效率、更強有力的新生力量所替代。此時，資本主義全球化又進入到一個新的週期。布羅代爾（Fernand Braudel）和阿瑞吉（Giovanni Arfighi）等人把這種反覆出現的現象，稱為資本主義體系演進變化的“週期律”。
值得關注的是，在每個全球化的週期中，新的主導國家都會經歷相似卻各有特色的幾個發展階段。如果把每個百年週期縮短為一年，那麼，每個主導國家的興衰都會經歷類似的春夏秋冬。主導國家的贏縮與全球化的週期之間，存在着內在的關聯。
每個週期都興起於“實業的春天”。在實業擴張的初始階段，資本只要進入實業領域就可以獲取高額利潤；主導型國家往往是為世界提供大量物美價廉商品的世界工廠。隨後是“產業的夏季”，強大的製造能力給他們帶來了鉅額財富，也為他們提供了強大的武裝實力。因此，他們在競爭或戰爭中都是所向披靡。隨着實業發展，資本大量湧入，產業利潤率開始下降，此時就會爆發產業或商業危機。
為降低投資風險和增加新的利潤點，資本開始減少對實業投資而更多轉向金融領域。在資本尋求利潤最大化本能的驅動下，越來越多的資本湧入金融領域。這將迎來“金融的秋天”。當主導國家進入可以運用金融手段進行直接贏利併成為其主要贏利方式的階段，實業生產便會轉移、萎縮，而金融資本不斷膨脹擴張，導致投資泡沫越來越大，一旦超出實體經濟所能承載的極限，一場導致體系重構的週期性大危機就會爆發。[2]這就是“危機的冬季”。
在伊比利亞--熱那亞體系週期，對“大航海”的投入給西班牙帶來大量的美洲財富。也促使其走上了金融擴張的道路。為了獲得更高的收益，西班牙王室的鉅額資金流向了尼德蘭地區的金融中心，這助長了荷蘭的獨立意願，也增強了荷蘭的力量。主導了下一個週期的荷蘭，擁有第一個“現代”農業經濟和發達的捕撈業、毛紡業、制瓷業、造船業，荷蘭人建立的金融市場為建造大量的船舶、港口、都市和四通八達的運河體系而融資，也催生了金融泡沫。
到18世紀初，荷蘭的主要收益來自資本的放貸，其中包括向競爭對手英國的放貸。曾經從屬於荷蘭體系的英國，在荷蘭資本的幫助下，通過戰爭和貿易兩手逐步控制了大西洋貿易，倫敦超越阿姆斯特丹成為世界的貿易中心和新的金融中心，而英國實現超越的真正動力來自新的實業之路——工業革命。到1815年贏得對拿破崙戰爭的勝利後，英國已經成為全球體系新週期的引領者。然而，從19世紀70年代起，英國已經把50%的儲蓄投向了海外，這標誌着英國進入了以金融收益為主的食利階段。1900年的布爾戰爭讓遠在紐約的金融市場成為英國的債主，而其後爆發的第一次世界大戰則將大英帝國從頂峯上拽落。全球資本主義體系開始進入美國主導的週期。
法國歷史學家布羅代爾
美式全球化的興起與終結
美國實業的發展一開始就受到政府的鼓勵和保護，聯邦和州政府直接或鼓勵私人企業對運河、鐵路等基礎項目大量投入。1816年美國國會制訂了保護性關税政策——用30%的進口關税保護美國製造業免受歐洲國家的衝擊。適宜製造業成長的環境，吸引了大量資本；資本與原材料的充盈加上勞動力的短缺，形成美國式工業體系的特徵：利用機械和揮霍資源，催生了從惠特尼式到福特式的流水裝備線，強調標準化設計、結構簡單、零部件互換、適應大規模生產成為“美國製造”的風格。
1894年美國工業產值成為世界第一；1913年美國生產了世界36%的製成品，石油產量佔世界的一半，美國的工業產出與整個歐洲相當，工業生產率是西歐的2倍，[3] 鐵路網達到35萬英里。[4]卡內基、洛克菲洛等美國傳奇富翁的巨大財富來自工業，而不是商業和房地產。[5]
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重創歐洲，而美國則成為“世界的兵工廠”，為歐洲提供不可或缺的產品。第二次世界大戰徹底摧毀了歐洲的工業基礎，美國真正成為世界的製造業中心，在戰爭結束時美國佔據了世界工業製造的2/3的份額，[6]而歐洲在戰後只能靠“馬歇爾計劃”提供的援助進行重建。1950年美國的GDP佔世界總量的27.3%，人均產值是世界平均值的4倍多。[7]
二戰之後，美國依靠軍事勝利和經濟實力建立起包括關貿組織、佈雷頓森林體系、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聯合國等一整套的全球制度體系，把力量轉化為制度，開始全面主導全球化的歷史進程。20世紀50年代到70年代，是美國週期實業階段的鼎盛期。
在實業資本主義主導的歷史階段，金融活動主要是為工業、貿易和服務業提供資金。金融嵌入在產業網絡中，從屬於實物生產經濟部門。在製造業利潤率不斷下降的情況下，投資實業已經越來越失去吸引力；而在國家信用可以透支的制度下，通過生產實現贏利就更是一種低效率的笨辦法。選擇金融創新——通過資本運作直接而快速的獲利，才是美國資本趨之若鶩的新經濟模式。
20世紀70年代以後，隨着歐洲和日本的快速發展，美國製造業的利潤率在快速下滑，這迫使龐大的美國資本不再熱衷投資製造業，開始轉向金融和信息技術領域。據1966年的美國經濟統計，貨幣交易中與生產流通有關的貨幣交易佔到80%，無關的佔20%。到1976年，美國貨幣交易中與生產流通有關的貨幣交易量下降到20%，無關的則上升到80%。
從20世紀80年代起，美國製造業開始大規模向海外轉移，以金融為核心的服務業則狂飆突進，創造出大量的信用和衍生金融產品，導致國家產業結構和利潤來源發生了根本性改變。2015年統計的美國製造業佔GDP的9.8%，全國從事實業的人口不到20%，80%以上的財富來自服務業，其中很大部分來自金融類收入。金融化不僅導致了實物經濟與金融經濟在數量上的此消彼長，改變了社會總體結構，而且也體現了食利者階層勢力擴張導致社會財富分配的變化。美國變成了金融立國的國家，進入了虛擬資本主義的發展階段。
與資本主義世界體系以往週期的主導國家不同，美國體系週期的金融化程度更高、範圍更廣，金融全球化是美式全球化體系進入“金融秋天”的重要特徵。隨着美國經濟的日益金融化，金融主導實業成為世界經濟發展新趨勢。從1969年到2000年，全世界基礎貨幣呈指數形態增長，以美元為主的國際儲備資產上升了2000%。
信用貨幣的快速膨脹，推動着資本的全球擴張和跨國公司的全球投資，從有數據的1975年開始到2004年，國際資本流動增加了8倍，隨之出現了以產業大轉移為特徵的新一輪全球化浪潮，催生了一批被稱為“小龍”、“小虎”的新興國家和地區，連中國、印度這樣長期在經濟上自成一體的大國也實施開放政策，積極吸引外資，鼓勵出口，逐步融入全球產業鏈。金融化成為一種全球性的趨勢——金融強國實際上充當着全球食利者的角色，以強勢地位和純熟使用的金融工具去攫取製造業國家的財富和支配資源類國家。
國際資本極力壓低實物生產價值，又極力抬高金融收益，從事實業生產的國家和企業受到來自金融資本和金融化的大宗商品市場的雙重擠壓，利潤空間越收越窄，結果是投入實業的資本越來越少，而金融投機的資本越來越多。最終，世界充斥着金融產品和越來越膨脹的金融泡沫。當世人都在攫取金融投機的果實時，美國的次貸危機於2007年底爆發了。危機從美國體系的中心地區向全球擴散，無論是歐洲、日本這些資本主義體系的主要經濟體，還是半邊緣地帶的新興國家，包括西亞、非洲和拉丁美洲等依附性國家，都受到了危機的衝擊。
如今，危機爆發已近10年，尚看不到結束的希望。這説明，原本美國主導創建並維護着一種最高效的資本增值體系和社會模式已經趨於瓦解。在2016年的美國大選中，由於美國國內的階層分裂、社會分裂日趨嚴重，人們開始質疑甚至反對全球化，“美國第一”的特朗普主義大行其道，民粹主義、保守主義、孤立主義的呼聲上升，人們普遍認識到，以往由美國主導的全球化正在走向尾聲。
美國華爾街金牛
區域共同體：全球化的新開端
目前，美式全球化體系已經進入其生命結構衰變和機能老化的退變期。2008年爆發的危機，就是一場美國週期的大危機，它將導致美式全球化體系的終結。隨着美式體系的衰落，各國及各地區在經濟、政治與安全事務中，更多的依賴自身和區域合作，而不是依賴全球合作，全球化將進入一個退潮期。從大航海起步，最後覆蓋着星條旗的資本主義全球化已難以延續；而由趨向合作的共同體組成聯合體，形成更加公平、更多合作的全球化新體系正在人類共同發展的願景和行動中重生。
不論是回顧歷史還是分析現實，人們都會發現，那種盼望走單一路徑、通過單一因素的改變，無論是新技術革命、新市場開拓、新制度創建或是通過一場戰爭就讓世界擺脱體系大危機的念頭，都是不切實際的幻想。戰爭、技術創新、新市場的開拓、新制度的建立，都意味着利益的重新分配以及殘酷的鬥爭，需要一個較長的時段來演化，並且需要組合起來發揮作用。因此，逆全球化或者説全球化的調整期，將是未來一個時段我們必須面對的現實。接下來可能出現的調整期是區域化整合，為下一輪全球化奠基。
從20世紀中後期以來，歐洲、東亞、北美逐步發展出了三大經濟圈的雛形。每個經濟圈內部具有相對完整的產業結構、初步形成了更為緊密的產業鏈和價值鏈，有更多的內部貿易和相互投資，同時具有較高的政治認同，嘗試建立共同的安全框架。在世界經濟景氣週期，這種區域化的趨勢還不佔有主導地位。全球危機爆發後，全球貿易環境惡化，增長幅度降低，世界經濟活動減少。美國開始違背自由貿易原則，策劃更有利於自己的經濟小圈子。這導致歐洲和中國、俄羅斯等新興國家開始加強內部合作，積極推進區域化的經濟戰略。
以中國提出的“一帶一路”願景和建設命運共同體的設想為標誌，越來越多的國家根據地理環境和發展程度開始緊密合作，推進區域化的合作進程。從表面上看起來，這是對全球化趨勢的背離，而實質上，這是新型全球化的開端。
以往全球化的主體，是主權民族國家；主要收益者是最早進入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發達國家，核心是資本主義體系週期的主導國家。資本主義的全球化本質上是屬於少數精英的全球化，是西班牙國王和意大利城邦資本家的全球化，是荷蘭、英國資本家和少數政治精英的全球化，是美國產業資本家和華爾街精英的全球化。必須在全球治理問題上，團結和爭取大多數，去探索新架構、新共識。這種由一國中少數人主導的全球化，往往導致少數人的私利及一國主權與全球公共利益的矛盾與衝突。這是傳統全球化不斷陷入爭端與戰爭的重要原因。以往和今天人們不得不面對的現實是，全球化進程缺少全球經濟制度和政治秩序的設計。
未來的新型全球化，本質上是屬於全球人民的全球化，是資本主義邊緣地帶國家也能夠平等加入的全球化。為了推進新型全球化，需要協調各國利益，推動全球舊秩序的改造。過去，我們只看到強力在建立國際秩序上的作用。現在，像G20這樣的活動表明，儀式化的行動、習俗，也可以在建立新秩序上起到作用，更好地説清楚秩序的內在道理，發掘共識，進一步建立互信，形成一種新全球化習俗。
在傳統全球化框架之下，許多邊緣地帶的國家難以獨立完成國家現代化的目標，需要通過區域合作提升在全球舞台上的地位。這決定了新一輪的全球化進程，需要通過多極化、多元化、多中心的過渡，先度過一個區域化調整期，然後才能進入“以全球為全球、以天下為天下”的新全球化。
註釋：
[1]伊曼紐爾·沃勒斯坦：《現代世界體系》第一卷，羅榮渠譯，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中文版序第1頁。
[2]喬萬尼·阿里吉：《亞當·斯密在北京——21世紀的譜系》，路愛國、黃平、許安結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9年版，代序第11頁。
[3]喬納森·休斯、路易斯·P.凱恩：《美國經濟史》（第7版），邸曉燕、邢露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第221、169、272、219、271頁。
[4]到1930年，美國鐵路網總里程達到43萬英里。見《美國經濟史》（第7版），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第167頁。
[5]斯坦利·布德爾：《變化中的資本主義》，郭軍譯，中信出版社2013年版，第68、72、110頁。
[6]比倫特·格卡伊、瓦西里斯·福斯卡斯：《美國的衰落》，賈海譯，新華出版社2013年版，第 42頁。
[7]安格斯·麥迪森：《世界經濟千年史》，伍曉鷹等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第261、262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