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蕙逸：特朗普與杜特爾特合得來嗎？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家 曾蕙逸**】**

自當選以來，被認為不諳外交的美國總統當選人特朗普，開始通過與各國元首電話通話建立初步聯繫。12月2日，特朗普與菲律賓總統杜特爾特的通話。杜特爾特透露，特朗普誇讚正在進行的菲國禁毒措施，並稱這是主權國家處理內政的正確行為。一反奧巴馬政府對禁毒的批評態度。

特朗普藉着一通電話，對杜特爾特遞出橄欖枝，是不是暗示他主政下的美國將有望與菲律賓重修舊好，同時也不會再幹預菲國內政？兩個都以“大嘴”著稱的領導人，可以盡棄兩國前嫌，跨越對人權和國家主權的認同落差，把手言歡嗎？在特朗普政府執政動向尚不明朗的情況下，這通電話中流露出多少特朗普亞太外交脈絡？

特朗普（左）和杜特爾特（右）

杜特爾特的首要目標是內政

對杜特爾特來説，掃毒是他兑現競選承諾的重要一環，也是這個有極度菲律賓民族主義理念的總統，極盡捍衞的國家主權自主。特朗普的橄欖枝，和杜特爾特的樂觀解讀，都可以看出美菲關係是不受馬尼拉的政權更替影響，雙方都需要直面的現實。

從現實層面分析，杜特爾特沒有在短期內，推翻前任阿基諾政府建立的親美外交的成果。如今，也不可能讓他因為一通電話，修正此前對奧巴馬政府所表現出的反美態度。這種“穩定”有着地緣政治和國家利益基礎。

首先，菲美關係除了有強大的現實利益考量，還有雙邊協定等法律關係的保障。菲律賓與美國在2014年簽署通過的《加強國防合作協議》，保障了美國對菲律賓軍事設施（包括在蘇比克灣的前海軍基地）的使用權。

同時，對於美國，鑑於菲律賓一直積極拓展並深化馬尼拉與日本、澳洲為首的美國亞太盟友的國防合作關係，拉攏菲律賓有助美國鞏固區域領導角色和實力。

南海仲裁之後，美菲兩國“互惠互利”。菲律賓提出的南海仲裁，也為美國所提倡的“以規則為基礎”的海洋區域秩序（rule-basedorder），做出最好的示範。同時，南海仲裁案給了菲律賓當代國際法體系底下，扮演東南亞地區“普世價值的代言人”的最好立基點。

對於杜特爾特個人，由於美國與菲律賓政商集團、軍方統治階層有聯繫。這些寡頭集團和領導階層是鞏固菲美關係主要的支持者。目前，杜特爾特需要這些政商領導集團做靠山，也需要軍方確保政權穩定。目前他上任不久，根基不穩，因此即使再不情願美國對菲律賓外交政策的影響，也不會直接挑戰政商集團，反轉菲美關係。

這一點從他的政策表現中也可以看出。儘管杜特爾特口頭上不斷親近中國，但實際上他在2016年8月宣佈削減衞生局、農業、外務部與政府常設營運公共開支的同時，卻乘南海局勢增温，大幅增加國防預算達15%，推動軍隊現代化及應對南部反恐的需要。在國防政策上，杜特爾特並未有偏離前朝的軌跡，為的就是鞏固軍方的支持。

然而，在上述多重因素作用下，是不是可以肯定杜特爾特會始終延續菲美兩國長久的友好的歷史和合作？答案很難説，這不僅取決於特朗普，也取決於特朗普政府願不願意支持杜特爾特政府的包括掃毒在內雷厲風行的內政治理，並且提供他需要的援助。

美菲還能親近多久？

杜特爾特藉着強勢的民族情緒上台，迎合的是菲律賓國內對“良善社會治理”和“贏回政治權威”的期待。要説兩者的共同點，應該是菲律賓社會一直存在的厭美情緒。這種厭惡，不單單是所謂“被殖民地人民對前殖民母國爭取獨立自主的反抗心態”。另有一個層面，是被殖民地人民在後殖民時代，難以構建國家認同。他們一方面崇拜前殖民母國代表的文化優越與現代化成就，一方面又抗拒前殖民母國藉着政經優勢對新國家產生強大影響力。這種交雜着對殖民母國的景仰和對自己祖國主權維護的矛盾心態，在亞洲後殖民社會里屢見不鮮。菲律賓也沒能例外。

在這樣的視角下，杜特爾特將執政重點放在經濟發展與加強國內治理是為了由下而上地紓解人民的“心態困局”。他自上任以來展現出更務實的態度，希望將菲律賓從南海困局中釋放出來，積極尋求與中國改善關係。今年10月內，先後訪問中國與日本，成功爭取到中日的援助，計劃用於基礎建設、教育、農業、衞生改善和犯罪治理等內政項目。

這種務實態度，往往讓他做出更傾向菲律賓利益的政策決定。那麼特朗普政府會多大程度支持杜特爾特的內政治理，就不能報以過於樂觀的期待。因此，菲律賓與中國接近，除了緩和南海僵局對地區國家帶來的傷害，獲得現實利益之外，還能加強對日本的談判籌碼。

既然美國給不了太多幫助，菲律賓“金主”成了中日，那就難怪杜特爾特政府會採取更為務實的外交路線。這也註定菲美關係，不會恢復到阿基諾政府時候的緊密。

在這樣的情況下，特朗普的一通電話，對彌合自杜特爾特上台以來的菲美之間的嫌隙，恐怕成效不彰。從杜特爾特的角度看，菲美關係的變化，取決於美國能夠對菲國經濟發展與內政治理，提供多大的幫助，而不只是將菲律賓當作美國在南海問題上衝鋒陷陣的馬前卒。

特朗普的亞太外交

言行極端的特朗普，競選時就曾多次對外交政策語出驚人，但選戰言論，是不是他上任以後正式政策的方向就很難説了。

在大勢上看，特朗普在外交上有別於小布什重視反恐，奧巴馬重視氣候變遷與非傳統安全等議題，他似乎有意將焦點拉回傳統的大國競爭軌道。今天，大國競爭的主角已經從過去的“俄美”變成了“中美”。為此，特朗普對中國發出一系列不友好的發言，在南海、人民幣匯率等議題，處處對中國發難。同時也提出“友俄敵中”，拉攏俄國，不再讓俄國成為中國絕對的地緣政治後盾，從而應對未來美國在太平洋的面對來自中國的挑戰。

特朗普的這條“友俄敵中”的主線，需要一個穩定的東北亞。這就可以解釋，當選之後的第二天，特朗普一反競選時候的撤軍論調，向日韓遞出橄欖枝，承諾繼續協防。但是對東南亞，特朗普的考慮又是什麼？

特朗普在競選總統時表示，美國不再當得起世界警察了

特朗普的外交思維，除了延續“攻勢現實主義”（offensive realism）論調的責任移轉的戰略（例如在東北亞支持日韓發展武裝，全球性縮減美國海外駐軍，要求歐洲盟國加強自身防衞能力）。另一個思維，是“有力量才有和平”。這一點可以説是他的東南亞外交主軸。

因為，東南亞攸關特朗普強調的“美國優先”地位的確立。因此，他很可能在東南亞，加強美國的軍事存在與政經影響力。特朗普的外交謀士、加州大學爾灣分校教授Peter Navarro與 Alexander Gray，在大選前一天刊登了關於亞太政策路線的文章（Donald Trump’s Peace Through Strength Vision for the Asia-Pacific,  Foreign Policy, 7 November, 2016）。這篇文章表示，特朗普並不反對奧巴馬政府的“再平衡”戰略，但主張效法里根政府擴大海軍規模，以便應對在亞太日益強大的中國海軍。

暫且不論特朗普擴大美國海軍規模的提案是否可行（這關乎到龐大的軍費支出），至少這表明特朗普認為美國政府在南海問題上太過軟弱，才導致美國被排除在當下中國主導的南海秩序重建之外。在“美國優先”的指導思想下，特朗普要用加強海軍建設，為美國在南海贏得中國的“尊重”。

在這個邏輯下，菲律賓或成為特朗普東南亞政策的重要支點。

特朗普應該也明白，美菲多年戰略合作不會在一夕之間改變，杜特爾特對美雖然強硬，但不至於完全否定雙邊防務合作關係。那麼精明如特朗普，只要能融冰美菲關係，就沒必要在禁毒問題上執拗於人權議題，在電話裏誇讚杜特爾特幾句無傷大雅。  

對中國而言，特朗普的大國競爭思維，最壞的結果是東南亞再次成為美中對抗的區域競技場。當然，特朗普或許更傾向於在亞太外交上，與中國既對抗又交易。為了應對這樣的複雜局勢，習慣憑藉大國勢力相互平衡而得利的東南亞國家必然有新的“動作”。

中國要做的更多是以不變應萬變，繼續推行現下正在進行的多方面政策。在南海議題上，積極進行行為準則的談判。對區域經濟秩序整合的努力（RCEP談判與FTAAP的規劃），也不能鬆懈。從這些已經小有成果，並按計劃進行的事項着手，把握特朗普政策大方向，繼續推動中美新型大國關係的建立，來化解特朗普執政以後可能升高的美中競爭態勢，並贏得區域國家的理解，維持區域秩序的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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