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陶陶：中美大變局 特朗普或支持台灣獨立？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王陶陶】
近日，美國當選總統特朗普打破1979年以來的慣例，直接與台灣地區領導人蔡英文通話，並在自己相當正式的FaceBook上發文稱蔡英文為“台灣總統”；到了12月11日，特朗普直接聲稱美國在台灣問題上沒有必要堅持“一箇中國”的立場，這些看似莽撞的外交言行直接震驚了整個世界。
儘管中外多位學者一致認為，特朗普不會改變沿襲多年的以《中美三個聯合公報》為基礎的對台基調，但是，這些專家的認知很可能偏離了兩個正在發生的基本現實——自1979年以來，正是這兩個重大要素支撐着美國在對台政策上與中國的妥協。
一、自1947年以來持續70年之久的美俄冷戰，很可能在特朗普手中徹底終結；
二、對中美關係至關重要的全球化貿易理念，很可能在特朗普任期出現重大逆轉；
不理解這兩點，就不可能真正評估特朗普時代中美關係在台灣問題上的真正風險。
美俄冷戰陰雲下的“一中原則”
一個不容忽視的事實是，基於“一箇中國”原則的《中美三個聯合公報》誕生於美俄冷戰的高峯。尼克松（1971年）、卡特（1979年）、里根（1982年）三任美國總統之所以願意與中國在台灣問題上達成“一中”妥協，是因為當時的現實需求——美國迫切需要與中國和解以遏制俄國的擴張。
1982年中美（以反共著稱的里根執政）發表關於台灣問題的《八一七公報》，並建立了親密的關係，原因在於美俄冷戰正酣，這恰恰表明美國外交的務實性（圖為1984年裏根訪華）
上世紀70年代，俄國在石油美元的刺激下，擴張之勢幾乎不可遏制，1979年中美建交的大背景即俄國及其盟友的全球出擊和美國的不斷潰敗：1971年，俄國盟友印度肢解巴基斯坦；1975年，越南入侵柬埔寨稱霸印度支那；1979年，俄國席捲阿富汗。與此同時，1975年，美國在越南戰爭中一敗塗地；1979年，美國在霍梅尼的伊斯蘭革命中失去了至關重要的盟友伊朗。當時，為了挽回自身的頹勢並阻擋俄國的擴張，美國不得不與潛在盟友中國達成全面的諒解。
在這種情況下，美國承認“一箇中國”，與中國在台灣問題上達成妥協，也就成了理所應當的現實舉措。可以毫不誇張地説，俄國不斷加劇的挑戰以及中國的潛在盟友地位乃是美方“一中原則”出爐的關鍵基石。
蘇聯垮台之後，歷任美國總統在對俄恐懼和意識形態的驅使下，依然堅定不移地奉行針對俄國的東進戰略。911之前，美國主導的北約不斷向東擴張並蠶食俄國的傳統勢力範圍，無論是對波黑內戰的干預、轟炸南聯盟，還是北約從柏林延伸到直逼聖彼得堡的愛沙尼亞，都顯示了美國依然秉持着將俄羅斯視為主要戰略對手的冷戰理念。
後冷戰時期，針對全面衰退之俄羅斯的北約東擴，顯示了冷戰時期美國對俄戰略的巨大歷史慣性
因此，美俄冷戰的延續，乃是美國堅持原有“一中”對華政策最重要的現實基礎之一。
全球化貿易下的中美互利
蘇聯崩潰之後，隨着美俄冷戰力度的衰減，中美關係一度進入僵持。但是，在全球化貿易的不斷推進下，廉價中國商品的湧入和高額的對華投資回報使得美國在中美貿易中獲益匪淺。在2008年之前，全球化貿易對西方的好處是顯而易見的，其負面效應尚不明朗，經濟利益驅使美國在對華政策上採取務實態度。
克林頓執政期間，由於對華投資的高額回報，驅使美國在對華貿易上相當主動
在這種情況下，中美之間與日俱增的貿易、中國低調的外交姿態和美俄之間冷戰的繼續，最終保證了美國在蘇聯瓦解之後依然奉行“一中原則”的對華政策。
地緣形勢的變化
然而，隨着俄羅斯的急劇衰落和中國的迅速崛起，以及全球化貿易對美國政治經濟的負面效應不斷凸顯，地緣形勢發生了變化。
從某種程度上看，國力與日俱增的中國已經逐漸從美國冷戰期間的潛在盟友變成了主要對手，而國力日益萎靡的俄國則逐漸喪失了挑戰美國的經濟、科技和軍事實力，開始從美國的主要對手轉變為遏制中國的拉攏對象。對於特朗普來説，最受關注的美國盟友已經不再是歐洲各國，而是亞太第一線的日韓等國和台灣地區。同時，在這位新總統眼裏，隨着以俄國為假想敵的北大西洋公約的戰略價值不斷下降，以中國為假想敵的美日、美韓、美台軍事同盟的戰略價值開始逐漸攀升。
就像以現實為基調的右派總統尼克松為了拉攏中國對抗蘇聯而承認台灣屬於中國一樣，今天的特朗普同樣為了遏制中國而試圖拋棄烏克蘭和敍利亞的自由派與俄國尋求妥協。因此，特朗普親近俄羅斯，絕不等同於就會親近中國，拋棄烏克蘭，並不意味着就會放棄台灣。這位美國新總統對俄羅斯的友好，實際上只能證明他遏制中國的決心，畢竟，美俄關係得不到真正和解，全面制衡中國就永遠無從談起——美國右派的“現實”從來沒有變過，變的只是地緣政治的局勢。
中國人普遍認為美國的右派好打交道，但這一印象成立的現實基礎在於俄國乃是美國的主要對手，中國則是潛在盟友。在1971年的對華訪問中，尼克松承認了台灣對於中國的重要性
7月29日，特朗普在接受全美廣播公司採訪時聲稱，根據他目前所瞭解的情況，克里米亞半島上的居民更願意跟俄羅斯一起過，如果美國能同俄羅斯搞好關係，將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他願意與俄羅斯在克里米亞問題上達成妥協
特朗普時代的“台灣問題”
一旦特朗普政府奉行以中國為主要對手的對華政策，就絕不能奢望對方會做出輕易的讓步。美國外交家、“圍堵策略”奠基人喬治凱南在著名的《凱南長電文》中，這樣描述他對遏制戰略的理解。
“打敗對手不能依靠偶爾的熱情和衝動，需要明智長遠的規劃，一次勝利並不意味着對手的終結，必須以長期、耐心、堅定的政治意志加以執行。這不是裝腔作勢，也不是威脅恫嚇，或僅僅擺出‘強硬’的姿態……必須在對手擴張的每一個節點上，動用不可置疑的反擊力量。”
1948年，孤懸紅色陣營內部的西柏林受到俄國的封鎖，美國最終以空運補給維持了該地區的正常生活秩序，顯示其對俄遏制政策的不妥協態度
如果特朗普最終將中國視為新的蘇聯，那麼台灣就會成為其阻遏中國的重要戰略節點，其地緣價值將會得到顯著提升，美國也很可能在對台灣政策上做出巨大鬆動。
類似情況在冷戰期間屢見不鮮，那些被美國視為對抗蘇聯重要“節點”的夥伴，無論是二戰中的敵人如戰敗的西德、西班牙的佛朗哥，還是臭名昭著的亞洲獨裁者如南韓李承晚、南越吳庭豔、菲律賓馬科斯、印尼蘇哈托，以及備受爭議的軍人政府如智利的皮諾切特、巴西的布朗庫元帥，甚至紅色中國本身，都先後從“臭名昭彰”的棄子或者敵人變為美國不可多得的反俄盟友，並獲得了大量政治經濟援助——今天台灣的地緣地位，同樣可能隨着美國地緣目標的轉變而發生變化。
不過，與蘇聯不同的是，今天的中國和美國之間存在着千絲萬縷的經濟聯繫。這種經濟往來使得中美之間很難走向類似於美蘇般的全面對抗。然而，特朗普政府對中美貿易的看法似乎相當消極，這無疑為未來的中美關係埋下了不祥的伏筆。
12月6日晚，正在進行勝選之旅的特朗普在北卡羅來納州召開集會，在集會上特朗普聲稱美國應該把貿易當成一場戰爭來看待。在演説中，特朗普直指中國。他説中國是史上最大的工作盜竊國，不久，他又聲稱對華貿易造成美國一半的貿易虧損
然而，美國政壇對特朗普的外交政策依然疑慮重重。不久前，奧巴馬政府要求CIA公佈調查，聲稱俄國干涉了2016年的美國大選，民主黨政府顯然仍將俄國視為頭號地緣威脅，而共和黨的大佬麥凱恩則表明了相同的反俄立場，這表明特朗普的親俄政策實施起來仍有不小的障礙；同樣，特朗普與台灣之間的電話也遭遇了美國國內政界、商界和媒體界的強烈抨擊，所有這些，都表明了特朗普的外交政策踐行起來並不容易。
從這個角度來看，特朗普時代的台灣政策很可能在對抗中國的基調下發生劇變，而劇變的程度則取決於美國國內的政治博弈。
中國當如何？
事實上，特朗普上台之後的外交舉措同樣打破了其他先例：他的第一個外交電話不再打給英國親戚，而是部署薩德系統的韓國；他會面的第一個外國領袖不是歐洲的盟國，而是與中國對抗意味濃厚的日本首相安倍晉三。與之相應的是，曾經戰略優先的歐洲國家領袖們則被冷落一旁。
特朗普對亞洲盟國的重視，對歐洲盟友的怠慢；對美日同盟的倚重，對北大西洋公約的輕蔑；對台灣的關注，對克里米亞的拋棄。如此強烈的對比所遵循的政治邏輯其實相當一致，其背後折射出這位政治狂人清晰的地緣目標：中國將是美國不折不扣的主要競爭對手，俄羅斯則變成了急需拉攏的潛在盟友——自1971年以來，歷史似乎走向了新的輪迴。
事實上，特朗普當選後，美國的對台轉變還不僅僅侷限於電話外交。12月1日，國民黨政策會執行長蔡正元表示，美國國務院邀請洪秀柱明年訪問美國，並將予以相當高級別的接待，這也是自1979年之後前所未有的；12月2日，共和黨主導的眾議院表決通過了《2017財政年度國防授權法案》，納入美台高級軍事交流章節，試圖全面提升美台之間的安全層級。無論從各方面來看，特朗普與蔡英文的電話溝通絕非心血來潮的政治衝動。
實事求是地説，特朗普明目張膽地支持台灣獨立似乎不太可能，但是特朗普政府大幅度強化對台灣軍事政治援助則很難避免。對於中國來説，防止特朗普挑釁性的對台政策和思維成為日後美國政府的慣例，或將是未來中國外交的重中之重，畢竟，特朗普執政只有數年，但中國的統一進程絕不能出現永久性的倒退。
今天，舊世界美俄冷戰的巨大慣性已然走向歷史的終點，新時代全球化的逆流剛剛掀起了新的風暴，混亂之中，一切似乎都變得未知。不過，有一點終究是可以確定的——那些沉浸於過往、以舊思維看待新世界的決策者，終將歷史的風潮中付出致命的代價。
正如法國外交家、曾主導一戰前法俄世仇結盟的外交部長德爾卡塞在1900年6月的議會演講上闡述對俄政策時所説：“自黎塞留以降，在地緣政治的課堂之上，從來就沒有‘可能’與否，只存在‘需要’與否。那些忽視現實變化而痴迷於過往規則的決策者，並不能表明他們的執着，只能驗證他們的愚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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