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爾·弗格森：基辛格的這些忠告，特朗普會聽嗎
譯者注：美國大選之後，特朗普與基辛格進行交談，試圖從後者那裏尋求可能的外交政策建議。儘管媒體對此多有報道，但卻仍然缺乏對基辛格言外之意的實質分析。在此背景下，美國著名歷史學家尼爾·弗格森基於他對基辛格的一貫瞭解和認識，在《美國利益》網站發表了自己對基辛格建議的解讀——《特朗普的新世界秩序》。
弗格森試圖揭示基辛格對特朗普談話的言外之意，那就是奧巴馬外交政策的失敗在於沒有一個關於國際秩序的整體思考和戰略框架，這為特朗普提供了一個難得的歷史機遇。為了抓住這轉瞬即逝的歷史轉機，基辛格暗示特朗普扭轉美國二戰以來的整個外交戰略的威爾遜主義，轉而採取老羅斯福時期的實力政治原則。這一戰略原則具體體現為組建中美俄新（民粹主義或威權主義）的“神聖同盟”，扶植英法的民粹主義勢力上台，從而在現有聯合國框架之內完成新的結構調整。與此同時，犧牲二戰之後體系的兩個最大受益者德國和日本。
特朗普是否會聽取基辛格的忠告？或者他以及他背後的國家安全團隊將孤注一擲的將中美關係推到新的戰爭邊緣？對此我們不得而知。這一方面取決於國際政治的時勢，另一方面也需要政治家的戰略遠見和決斷，在根本上取決於對於各自國家利益的理解和取捨。這不僅將構成對特朗普的巨大政治考驗，也將決定着美國未來的政治命運。相信中國國家領導人也會有針對性地做出自己的預判。
尼爾·弗格森 ：“基辛格眼中的美國戰略圖景將會是什麼樣？”
美國戰略調整的十字路口
在唐納德·特朗普當選為第45位美國總統10天之後，他將採取什麼方向的外交政策某種程度上依然懸而未決，不過已有許多從特朗普的演講和訪談中得出的聳人聽聞的猜測。但是很少有總統把對外政策完全體現在競選説辭上，也很少有總統與前任的對外政策完全決裂，如此一來就很難確定他採取的外交政策的方向。而且，實際上很難説總統有什麼外交政策原則，更不必説宏觀戰略了。經驗表明，特朗普政府的對外政策將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誰會獲得這些關鍵性的職位：國務卿、國防部長、國家安全顧問，也取決於誰將贏得接下來的部門斗爭：這場鬥爭涉及哪個官僚機構獲得優先權力、誰能更接近總統、如何向媒體透露信息。
與其推測這些過渡性問題，目前更有建設性的事情是探求特朗普在最廣闊現實範圍內可能的戰略選擇。在這種背景下，國內最受尊敬的戰略思想家和實踐家發表的觀點也許很有幫助。雖然亨利·基辛格並沒有支持兩位總統候選人中的任何一位，但他在競選時與二人都有過接觸，因此他的觀點值得關注。當然，特朗普和他的國防團隊是否會採取基辛格的觀點還未可知。認為特朗普不會認真對待他自己反覆強調的觀點這一想法是不妥當的，並且這些觀點與基辛格的觀點也並不相符。但是鑑於很多人都在諮詢基辛格的建議，並且今後的內閣官員更有可能採納基辛格的觀點，所以沒有理由認為新一屆政府會執着於某一戰略，從而使之後的推測都變得沒有必要。
特朗普的當選使得世界格局走向撲朔迷離
奧巴馬失敗的外交戰略
首先來考察特朗普從奧巴馬政府接手的地緣政治格局。在基辛格2014年出版的《世界秩序》一書中，他認為世界徘徊在國際大動盪的危險邊緣上。這不僅是因為經濟權力平衡由西方轉向東方，也是因為二戰後世界秩序的合法性受到了挑戰。世界秩序存在着四種相互鬥爭的力量——歐洲的威斯特伐利亞、伊斯蘭、中國和美國——都處在不同階段的轉型（如果不是衰朽）之中。那麼真正的合法性也就不能廣泛地存在於任何一種秩序中了。當今世界動亂的一個顯著特點是地區性國家集團的形成，這些地區集團的政治觀點各不相容。他不無擔憂地表示：“地區之間的矛盾衝突可能比國家之間的矛盾衝突更具破壞性”。
與世界不可能發生大規模戰爭的觀點相反，基辛格認為當今世界格局相當不穩定。經濟全球化與國家持續的政治存在之間存在高度緊張，這在2008年金融危機中已經顯露無遺。此外，我們還默認核武器擴散已經遠遠超出了冷戰時期。此外，我們還擁有了全新的網絡空間——霍布斯所説的自然狀態的新版本。在基辛格最近和傑弗裏 ·古登堡（《大西洋月刊》總編輯）的訪談、和他傳記作者的私人對話、以及本文中，他描述了他認為最有可能成為大規模衝突導火線的四種情形：
1. 中美關係惡化，也就是兩國踏入了所謂的修昔底德陷阱，即現存大國與挑戰現存大國的新崛起大國之間的戰爭不可避免的歷史定律；
2. 俄羅斯與西方國家關係破裂，這種破裂源於雙方之間的互不理解；
3. 歐洲硬實力與使用硬實力的意志的瓦解，這是因為現代歐洲領導人們拒絕接受沒有威懾力的外交是空話這一道理；
4. 中東衝突的升級，這是由於在阿拉伯國家和以色列看來，奧巴馬政府將地區霸權移交給了尚處在革命中的伊朗；
在缺乏一個連貫的美國戰略的背景下，一個或多個威脅相加都會使矛盾升級成大規模衝突。在迅速威斯特伐利亞化的亞洲，美國被寄望於扮演平衡角色，但美國同時也是日本的盟友和官方宣稱的中國的夥伴，這種情況類似於俾斯麥面臨的局勢：奧地利與普魯士結盟，這種聯盟又由普俄之間的條約保持平衡。矛盾的是，正是這種模糊不清的關係維持了歐洲均勢的彈性。後來這種關係以提高透明度之名被終結了，隨後引發了一系列不斷升級的衝突，最終導致了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
基辛格在《世界秩序》中沒有明確表明美國失敗的重返亞太戰略是重複俾斯麥之後德國領導人（即威廉二世）犯的錯誤，他並不需要這麼做。基辛格在中東問題上的態度更加明確，他明確反對奧巴馬在2014年1月《紐約客》雜誌中提出的主張。奧巴馬對大衞 ·蘭尼克（《紐約客》總編輯）説他的目標是達到遜尼派和什葉派之間的平衡。基辛格反對道：“達到這個目標美國需要的是介入而不是退出中東”。實際上，奧巴馬的看法是威爾遜主義的修辭與主要受國內政治考量所驅動的戰略撤退結合的產物。
在與傑弗裏·古登堡的訪談中，基辛格更深入地闡述了他的觀點。“當阿薩德政權跨越紅線使用化學武器時，總統卻做出了不干預敍利亞的糟糕決定，武力干涉不應當成為與敍利亞國內武裝力量之間的一種妥協。”無論奧巴馬出於何種理由力求實現伊斯蘭遜尼派與什葉派之間新的力量平衡，他已經“造成了美國戰略撤退的外界印象與事實效果”。伊核協議解除了對伊制裁措施，卻不要求伊朗限制在中東地區採取的“帝國主義與聖戰式外交政策”，這未免對伊朗太過有利：“僅僅以為特定武器協議就足以使他們產生思想觀念上的突破——這一看法沒能考慮到伊朗兩千多年的帝國傳統。
”基辛格對其他政治家想法的洞察力並不因其年邁而衰減。“奧巴馬似乎沒把自己當作政治過程的一部分。”他尖鋭地評論道，他（奧巴馬）自認為能力非凡、獨具一格。奧巴馬認為自己的責任在於避免美國的漠不關心擾亂世界的穩定。……由於奧巴馬政府同樣認為全球趨勢正朝着有利於我們價值觀的方向發展，於是美國的首要戰略責任就成了避免阻礙必然趨勢……（但是）奧巴馬對歷史脈絡的把握使他採取了被動的策略……最讓他引以為傲的是他避免了一些事情的發生…… 另一種對政治才能的標準則認為其應當着重塑造歷史，而不是阻擋歷史趨勢。
美國在中東問題的處理上並不成功
因此，唐納德·特朗普入主白宮時具有一個被低估的優勢。奧巴馬外交政策的失敗之處，在中東問題上體現得最為明顯：敍利亞陷入了持久內戰，伊拉克和利比亞就更不用提了。這足以證明奧巴馬在政治上的天真，並且早在他2009年的開羅演講中就可見一斑。現任總統相信他擁有天才的戰略來建立遜尼派和什葉派之間的地緣政治平衡。但是他一面公開蔑視美國的盟友阿拉伯人，一面終止與伊朗的核協議，使得伊朗能夠在中東地區發動代理人戰爭，這種做法非但沒有實現地區和平反而引發了更加頻繁的矛盾衝突甚至是可怕的軍備競賽（有可能是核競賽）。
與此同時，奧巴馬還使俄羅斯自1972-79年代前蘇聯被基辛格擠出埃及後第一次成了進入中東的主要力量。目前敍利亞戰爭中的死亡人數已經接近50萬；誰又知道現在至新總統就職日期間這一數字不會繼續上升呢？此外，全球恐怖主義勢力在奧巴馬任期內愈發猖獗。2014年是過去16年中恐怖主義威脅最嚴峻的年份，93個國家遭受襲擊，32765人致死。其次是2015年，死亡29376人。
去年，伊斯蘭國（ISIS）、博科聖地（Boko Haram）、塔利班（the Taliban）、基地組織（al-Qaeda）四個激進的伊斯蘭組織宣稱對74%的恐怖襲擊造成的死亡負責。在此背景下，奧巴馬總統所謂成功壓制了他委婉地稱之為“暴力極端分子”的恐怖分子這一説法就顯得頗為荒唐。特朗普在過去的一年裏遭受諸多辱罵，但他在8月15日的一次被媒體低估的演講中所説的關於伊斯蘭極端主義和奧巴馬反恐政策失敗的話卻是真實的。
“奧巴馬主義”在歐洲同樣遭遇了失敗：英國選民投票離開歐盟以示反抗總統的威脅；他最近稱讚了德國在歐洲的領導作用，但後者先是在歐洲外圍地區製造了一場不必要的長期性金融危機，後又讓大量難民災難性地湧入歐洲移民中心地帶，其中一些難民來源國的動盪正因歐洲介入當地干預而加劇。
奧巴馬總統的政策在東歐亦未能收效：不僅烏克蘭遭到侵襲、克里米亞被吞併，而且連匈牙利和波蘭都選擇背棄奧巴馬的自由主義“歷史觀”。最後，他的外交政策在亞洲遇冷：美國大肆吹噓的軸心地位日漸式微。“如果你看一下美國在中國南海的行動，”總統曾在3月份出版的一篇採訪中誇耀，“（便知）我們能夠動員大部分亞洲國家孤立中國，坦白説，這不僅讓中國出乎意料，而且通過鞏固我們的海外聯盟充分服務了國家利益。”不過，菲律賓的新總統羅德里戈·杜特爾特顯然不買賬。10月份他奔赴北京人民大會堂宣告“與美國的分離”。
基辛格對特朗普的外交建議
以上形勢意味着，新總統特朗普只需對奧巴馬的外交政策進行調整就能取得一些政績。問題在於，他打算做出怎樣的變動？
基辛格分析，特朗普勝選“很大程度上是美國中產階級對其價值觀受到知識分子階層攻擊作出的反應”，如此一來他的當政倒是一次縮小甚至彌合“大眾與精英在美國外交事務上觀念分歧”的良機。不過這也存在明確而現實的危險：恐怖組織可能會藉機尋釁，刺激一位缺乏經驗又衝動的總統作出過度反應。不友好的國家也在等待美國大選結果，伺機而動。
換句話説，特朗普的第一次外交政策危機可能就出現在數月之後。當前，他不但要任命自己的執政班底，還需要構想出戰略性框架，否則新政府在危機管理上會迅速淪為繼9/11之後的機構混亂。（眾所周知）9/11之後，當時的副總統和國防部長從世貿雙塔廢墟中成功發動了一場入侵伊拉克的軍事行動——那不過是無因推論式的美國外交政策的例證之一：美國公眾對這樣一個帝國秘密計劃（正如當時有些人正確的預測）缺乏興趣和關注，無意追問直至取得一個圓滿的結果。
基辛格對特朗普的建議可以總結如下：
1.無論在貿易還是南海問題上，不要與中國陷入全面衝突，而要尋求“全面協商”，力求實現對話機制、推行《世界秩序》一書中主張的“共同發展”政策。基辛格常定期會見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因此，在中美問題上他是相當有發言權的。他指出，習近平認為“對抗太危險”，“敵對國家必須要化敵為友，在共贏基礎上展開合作”。
基辛格説中國民眾想對美國新總統提出的問題是：“如果我們是你，我們會盡力遏制中國的崛起。那麼現在你們會尋求遏制中國嗎？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麼兩個同樣渴望持續強大的超級大國並存下的世界將會是什麼樣？”特朗普需要對此作出回答。基辛格反覆説到的另一種情況是，中美雙方像1914年兩國在太平洋問題上一樣各説各話，今後在網絡問題上也將分歧很大。
2. 鑑於當前的俄羅斯是一個實力削弱的遭受重創的后帝國時期大國，普京渴望俄羅斯成為“一個強大的、與美國旗鼓相當的力量，而不是美國主導的世界體系下的屈從者”。基辛格給特朗普的訊息特意投其所好：“對話不可能將俄羅斯帶入國際秩序中。達成目的不僅需要交易技巧，還需要理解對方。
”基辛格認為交易的核心是要讓烏克蘭成為“北約與俄羅斯之間的橋樑，而不是任一方的前哨”，就如同冷戰時期的芬蘭或奧地利，“可以自由處理與各方包括歐洲與俄羅斯在內的政治、經濟關係，但不加入任何軍事或安全聯盟。”自從克里米亞被吞併後，獨立派運動得到俄方支持，競爭激烈的東部地區間歇性衝突不斷，一個不結盟的烏克蘭也將會去中心化，提升東部地區的自治程度。對俄外交的另一種情況就是我們可能一不小心過度利用自身金融及軍事優勢，將一個後普京時期的俄羅斯變為一個巨型南斯拉夫，以致“飽受從聖彼得堡一路延伸到海參崴的鬥爭衝突的摧殘”。
3. 借“英國脱歐”之機，推動歐洲大陸從官僚內省轉回戰略責任。（“他們一面準備放棄自己在歷史上所代表的戰略核心，一面談論戰術問題。”）
4. 如同我們約20年前在前南斯拉夫的做法那樣，在敍利亞製造和平局勢。在外部利益相關勢力的全面監控下，“給阿薩德政權的緩衝”已持續一年左右，基於目前的狀況，基辛格推崇敍利亞“劃區而治”（cantonization），類似《華盛頓協定》和《代頓和平協議》下的波斯尼亞聯邦化。伊朗必須受到牽制，因為它對和平的威脅就如同冷戰時期的蘇聯——集帝國政體與變革因素於一體。但要保留伊核協議，因為現在廢除它“會為伊朗而非美國提供更多行動自由”。最後，充分利用阿拉伯國家與以色列新近結成、卻早已心照不宣的反伊朗、反伊斯蘭國聯盟，以達成一項有阿拉伯人支持的和平交易，這會“最大程度地改善巴勒斯坦人民的生活，也許還能使其建立準自治體… 即，沒有法律上層結構、但事實上的自治”。
特朗普應效仿羅斯福的實力政治
如果他選擇遵從基辛格的建議，那麼新總統會有可能的榜樣嗎？毫不奇怪，他和古登堡談論了很多與理查德·尼克松有關的。然而，儘管尼克松擁有戰略家的品質，但2017年的情況與1969年的情況大不相同，特朗普和這位模範的這種類比也就沒有意義。與越南相比，今天的美國部隊只涉身於少數衝突，而很少在前線作戰。對中國的開放是在過去，而不是在未來；今天的問題是開放可能結束。習不是毛。
同樣，普京的俄羅斯也不是蘇聯，蘇聯部署到古巴的核導彈僅在尼克松的就職典禮七年以前，並且蘇聯在20世紀70年代持續挑起全球革命。歐洲在1969年時不分裂，因為蘇聯部隊仍然在布拉格的街道。中東已經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不僅是由於什葉派和遜尼派原教旨主義的興起，更有力的是伊朗或阿拉伯民族主義的興起。近半個世紀以來，也許在以色列-敍利亞邊境上的庫奈特拉（Quneitra），是該地區唯一的固定點。
羅斯福的大棒政策非常有效
如果不是尼克松，那麼誰能作為唐納德·特朗普的戰略榜樣？雖然他的名字沒有出現在基辛格接受戈德伯格的採訪中，但有一個明顯的答案，清楚地闡述在前國務卿的經典著作——《大外交》中。 這個答案是西奧多·羅斯福，與伍德羅·威爾遜相對立，是基辛格厭惡的人物。
基辛格寫道:“羅斯福的戰略出發點是：美國和其他國家一樣都是一種強權，而不是道德性的非凡化身。如果美國的利益與其他國家的利益發生衝突，美國有義務憑藉其實力佔得優勢。”羅斯福並沒有在美墨邊境造牆，但他的確踐行了門羅主義——無論理由多麼牽強，美國有權利在任何罪惡或無能的情況下行使世界警察的權力。這一主張成為了美國插手海地、哥倫比亞、多米尼加和古巴國內事務的理論基礎，也是攫取20世紀偉大基礎設施——巴拿馬運河區領土的基礎。
此外，羅斯福不贊成多邊裁軍和集體安全等自由主義設計，也對伍德羅·威爾遜以及三次被打敗的民主黨總統候選人威廉·詹寧斯·布賴恩熱衷的事情不以為然：
“我認為威爾遜-布賴恩式的態度是令人憎惡的，他們信任夢幻般的和平條約，信任不可能的承諾，信任沒有任何有效的力量支持的各種廢紙。對於一個國家和這個世界而言，在外交政策上擁有腓特烈大帝和俾斯麥的傳統是無比好的，而不是將布萊恩或布萊恩 - 威爾遜式的態度視為永久的國家態度…… 一個沒有武力支持的、淡而無味的公義是充滿邪惡的，甚至比背離正義的力量更惡劣。”
對於羅斯福來説，黎塞留主教的原則是：“在國家事務中，擁有權力的人通常有決定是非的權利，而無權的人只能在面對世界上大多數人的意見時費力地維持不犯錯。他對日本在1904年攻擊俄羅斯時感到同情。四年後他默許日本佔領韓國。對羅斯福來説，唯一的真正地緣政治法則是權力的平衡，並且他享受玩權力交易的機會。
因此，在羅斯福的家鄉牡蠣灣，俄羅斯和日本開始了和平談判，最終達成朴茨茅斯和約（1905年），這一條約旨在限制日本的勝利果實並重建遠東的均衡。當1914年歐洲爆發戰爭時，羅斯福首先猶豫不決，但後來得出結論德國的勝利將對美國造成比英國勝利更嚴重的威脅，因為“在一兩年內”一個勝利的德國“將主張在南美洲和中美洲佔據主導地位”。
對羅斯福來説，美國和英國之間的文化的相近不可謂不重要。他唯一的遺憾是，他的這些反對他增加軍備以應對德國威脅的同胞們卻不像他們舊世界的兄弟一樣更全心全意地好戰。 “我們的人民是短視的，他們不瞭解國際事務，” 在世界大戰期間，他向英國小説家和詩人魯德亞德·吉卜林抱怨，“你的人民曾是短視的，但在這些事情上他們不像我們人民那麼短視……多虧了寬廣的海洋，我們人民認為他們沒有什麼需要畏懼的……而且他們也不用承擔責任（增加軍備）……”
總之，西奧多·羅斯福奉行的外交政策堅實地建立在國家利益、軍事實力和國際力量平衡的基礎上。他曾對一個朋友説：“如果我必須作出選擇（鐵血政策或者無力的手段），那我堅持推行強硬的外交政策。這不僅對於我們的國家更有利，從長遠來看對世界發展也更好。”威爾遜所提出的“國際聯盟”總是讓他想起伊索寓言的一個故事：“狼和羊羣達成一致，解除對於雙方的警戒武裝。當羊羣懷着美好的信念打發了保護它們的牧羊犬，旋即被狼羣吞入腹中。”如果非要説老羅斯福和基辛格與奧巴馬有什麼共同點的話，那大概是三人都獲得了諾貝爾和平獎。當然，這個獎項的頒發主要看諾貝爾獎委員會的臉色，與和平關係不大。
組建中美俄威權主義聯盟
追隨着老羅斯福的步伐，特朗普會有怎樣的戰略構想呢？有一點似乎是毋庸置疑的，就像老羅斯福一樣，特朗普跳出了威爾遜提倡的所謂保障“集體安全”的思維桎梏，也不會再願意讓美國為國際合作支付昂貴的賬單。與此相反，他會極力促成由地區間大國共同支配的國際新秩序。這些大國應該由強有力的領導人當權並且能夠與他達成一致：持久穩定的國際秩序必須建立在各國力量平衡的基礎之上。
我們不難看出，特朗普與老羅斯福在外交政策上“英雄所見略同”。基辛格在提及後者時説到，“對於羅斯福而言，國際政治就意味着鬥爭。從推動歷史發展的角度，達爾文‘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進化觀顯然比個人道德有用的多。在他看來，那些過於温和的人不可能（在一代又一代的鬥爭中）成為最後的贏家，除非他們變得強大起來。對羅斯福而言，美國不是一項事業而是國際舞台上一股強有力的力量，在未來它會是最偉大的。”從這看來，羅斯福和特朗普的觀念何其相似。
基辛格説到，“羅斯福認為在一個由強權支配的世界，事物的自然秩序都體現在‘勢力範圍’”這一概念之中，即在某一特定區域內總是由特定的大國佔據絕對優勢地位。讀者很容易注意到老羅斯福一個多世紀以前的言論卻也極其精準地描述了我們現在所處的世界的模樣。
這一推論（被稱作“羅斯福推論”）被羅斯福直接應用於外交策略上：在亞洲聯日抗俄，在歐洲遠德國親英法。然而，歷史的車輪向前輾轉百年，國際形勢風雲變幻，各國政治力量的對比已經發生了巨大改變。要用老羅的策略應對2017年，我們就得做出一系列調整，考慮可能的變化，改變合作伙伴。
當我在腦海中回顧特朗普於當選後旋即發表的演説時，我不禁在想：如果特朗普不按常理出牌，決定尋求與莫斯科和北京更好地對話，那會怎麼樣？他會將自己的親俄意向與基辛格所主張的中美友好夥伴關係這兩條線結合起來。這在理論上是可行的，如果特朗普只是在歌舞伎劇場和中國談談貿易的話（這也是很多有影響力的中國人希望他做的）。這和他對伊斯蘭極端主義的強硬立場也是一致的，在這一點上美俄中三個大國達成共識，因為各自國內穆斯林團體人數的強勢增長已經不容小覷了。同時他也想通過這樣的方式來重建中東秩序，向阿拉伯世界的舊秩序中的國王與獨裁者施壓，且以犧牲伊朗的代價來加持以色列。畢竟在這件事上指望不上俄羅斯，中國更不必考慮。
美俄中三國可能想趁着英國脱歐和歐盟內部各國政治分裂愈演愈烈的機會，將歐洲從大國/列強(Great Power)的地位拉下馬來。對於特朗普而言，一個可能的辦法就是提議用“大”北美自由貿易區代替“小”北美自由貿易區——北大西洋自貿協定。這樣一來，既能將英國直接納入後歐盟時代的 “英國—大西洋”的勢力範圍，又能兑現特朗普競選時承諾的反墨西哥政策（當然不反加拿大），同時還能對北約成員國施加壓力讓他們增加本國目前看起來少的可笑的國防預算：可謂一舉多得。最後，他和普京還會共同致力於幫助歐洲大陸的民粹主義領導者如瑪麗安·勒龐贏得2017年的大選。正如老羅斯福在1906年所説的：“法國應與我們同在，英國應和我們聯合。這樣的安排無論對經濟還是政治發展而言都是最好的。”
一個建立鷹兔熊世界權威的理想
這個戰略的一大顯著特徵是，假如瑪麗娜·勒龐能夠衝破阻礙戰勝法國共和聯盟，那麼聯合國安理會的五個常任理事國終將被民粹主義或威權主義控制。屆時，威爾遜集體安全建制將會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服務於大國利益：實力政治的終極報復。
那麼，不言而喻，世界上剩下的國家將成為強權共同體面前的失敗者。日本和德國將成為最大的輸家，正如他們是戰後所設計出來的旨在解除武裝、限制並促進他們發展的國際結構的最大受益者一樣——儘管基辛格無疑會督促新政府採用俾斯麥式的方式對待日本，在和中國的新夥伴關係之下，繼續維持美國對日本的防禦承諾，與此同時鼓勵德國留在歐盟以防止其發展成為民族主義國家。
同時，新的美中俄的三角關係將比奧地利、普魯士和俄羅斯之間的後拿破崙神聖聯盟更為寬鬆，但是自由派人士將像兩個世紀前的前任領導人那樣，譴責該聯盟為無視人權和國際法的民粹主義者和威權主義者所組成的邪惡聯盟。其他的專制主義者將會很開心，因為它們的對手將發現自己不但無法得到西方的支持而且更致命的是它們將暴露在間諜網絡活動之下，等待它們的將是毀滅。
在經濟方面，也是同樣的道理，新的北半球共同繁榮超級聯盟將通過犧牲其他金磚國家——比如巴西、印度、南非——與許多在經濟全球化的過程中獲益匪淺的更小的國家的利益來實現自身的茁壯成長。這對於波羅的海諸國來説將是災難性的事件。對於愛爾蘭共和國來説也是一樣，作為英美海洋中一個島嶼，它會突然迷失方向並無所適從。這對於墨西哥來説很糟糕，但是對於烏克蘭來説將是一件更糟糕的事情。但是對於作為一個整體的世界來説，它至少提供了某種秩序，在它的庇護下世界大戰將很難爆發。
可能遇到的反對意見
新當選的總統特朗普是否能夠像基辛格一樣採取羅斯福式解決方法來處理他將要面對的問題呢？一個明顯的反對意見可能是，美國、俄羅斯、中國、英國、法國這樣的聯盟是前所未有的，但這分明是無稽之談：因為正是這個聯盟贏得了二戰的勝利。第二個反對意見可能是，在沒有如同當年的德國和日本那樣的侵略性勢力的衝擊下，這種聯盟是很難維持的。然而，直到1948年冷戰才開始、次年共產黨人才確立其在中國的地位，在這些關鍵事件發生之前，即使侵略勢力已經不復存在，許多理性的人依舊希望這種戰時聯盟能夠維持。
實際上，維持某種聯盟正是富蘭克林·羅斯福計劃將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定位為“四個警察”（加上法國）的目的所在。但是他低估了斯大林的影響力和蔣介石的無能。第三個反對意見是，由於2600英里共同邊界的存在，俄羅斯和中國遲早像1960年代那樣再次發生衝突，但是這只是一種推測，因為那些曾被預言隨着中國向東亞實行經濟擴張的“一帶一路”戰略的實施會產生的摩擦到現在也尚未發生。
讓我們考慮一些可能性更大的反對意見。首先，特朗普致力於增加國防預算，扭轉“預算封頂”的削減政策，並建造數百艘新戰艦來維護西太平洋的安全。美國海軍的發展趨勢是擴大其在南海航行的自由，並挑戰中國在西沙羣島和南沙羣島的主權聲明。
特朗普可能將此作為與北京進行影子拳擊的一部分。這將是日本政府利用特朗普在這一方面明顯的反華立場的黃金機會。日本首相安倍晉三是全球領導人中最早與新總統進行會晤的人，從他的角度來看，他必須在特朗普上任的前一百天裏使其重申美日的同盟關係，並且使其支持安倍希望修改憲法的主張，結束日本放棄戰爭的時代。今年早些時候，北京劃出了紅線，如果日本船隻加入美國的航行自由，北京威脅將會對此進行報復。
但是，這個觀點的缺陷是，不管是與美國海軍作戰或者僅與日本海軍作戰，對中國來説都不是明智的選擇。因為中國艦隊無法贏得這種戰爭的勝利。實際上，遼寧艦作為人民解放軍唯一的一架航母，其戰鬥力並不強，甚至可能達不到越南海軍的實力水平。歷史上，在領土爭端中，中國只有看到其對手的力量打破平衡時才會使用武力。但這並非今天的情形。
相反，隨着奧巴馬政府暫停推進跨太平洋夥伴關係（TPP）以及中國推進的的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RCEP）得到發展機遇，現在，經濟潮流正沿着中國所期待的方向發展。海軍對決，即使它沒有以中國的屈辱失敗而告終，也可能會破壞最近在調和與菲律賓和韓國等國家的關係方面所做的努力。無論如何，北京的戰略並非建立一個南海版的日德蘭半島。中國的投資重點並非在戰艦上，而是在反介入/區域封鎖（A2/AD）系統和網絡上。在適當的時候，特別是如果美國海軍強大的航母羣試圖在中國沿海水域或其附近巡航時，他們將暴露在中國導彈的射程內。
習近平冒險進行海軍對決的唯一的原因可能是，他相信有必要在面臨經濟增速急劇下降的情況下，維持一黨制國家的合法性。人民共和國歷史上的兩次主要戰爭——朝鮮戰爭和越南戰爭——確實幫助當時的黨領導人在國內鞏固了權力，即使軍事結果不盡如人意。然而，即使考慮到中國經濟面對的挑戰越來越大，但是否足以使中國的社會狀況和政治狀況在2017年惡化到讓中國領導人認為值得做出類似威廉二世在1914年的德國做出的那種賭博的程度也是值得懷疑的——況且中國領導人非常瞭解西方歷史，他們知道威廉二世的下場是什麼。
進一步的反對意見與歐洲的情況有關。特朗普喜歡普京，似乎對歐盟和北約態度最冷漠。但如果普京弄巧成拙呢? 比如一個類似烏克蘭式的對波羅的海國家的入侵，這就是一個明顯的錯誤舉動。特朗普能否抵制來自大西洋兩岸外交政策機構的強烈抗議，促使他援引“華盛頓條約”第5條呢？同樣地，特朗普支持“英國退出歐盟”，可能會為英國提供貿易協議。
但是，與北美自由貿易協定的一個主要問題是，英國與歐盟的“離婚”遠未完成，也可能永遠不會完成。的確，它甚至還沒有開始，因為“里斯本條約”第50條尚未觸發，甚至在此之後，英國退出歐盟的條款可能至少需要花費兩年時間。特蕾莎·瑪麗·梅（她設法成為首相，但對英國退出歐盟一事敷衍了事），不太可能冒險違背英國現有的條約義務，像“英國”獨立黨領導人奈傑爾·法拉奇那樣去做。
最後，讓我們考慮羅斯福戰略在中東和北非的潛在問題。對伊朗的強硬路線不無道理：如果伊朗繼續違反核協議的條款，比如進行彈道導彈試驗以及保持超出協議允許範圍的重水，特朗普可以而且應該對其進行軍事報復的威脅。然而，ISIS在伊拉克的失敗可能釋放新的離心力，他們長期威脅要分裂國家，伊朗將像往常一樣受益。
此外，特朗普政府將很快面臨一些複雜的關於庫爾德人的選擇，庫爾德人為ISIS做了大量的工作。他是否支持該地區的各個庫爾德派別，或者是在某種程度上承認一個獨立的庫爾德斯坦？若是如此，很難看到華盛頓和土耳其關係的任何前景。這可能會摧毀基辛格所設想的敍利亞衝突的解決辦法，因為土耳其需要成為它的締約國。
但是，這些反對意見也可能忽略了一個基本的歷史現實。當前，普京和土耳其總理埃爾多安之間的和睦似乎不可能成為該地區地緣政治的永久特徵，它類似於婚姻帶來的便利，其效用將消失於唐納德·特朗普踏上莫斯科停機坪的那一刻。在大中東地區最長久的對峙畢竟存在於俄羅斯人和土耳其人之間，美俄之間友好協議的另一個明顯的輸家將是土耳其。
這也不算是悲劇。 長期以來，埃爾多安一直假裝對加入歐盟感興趣，但同時侵蝕了阿塔圖爾克的長期遺產，削弱了該國的軍事領導地位，並穩步推動土耳其走向政治伊斯蘭教。 然而，由於對阿拉伯人的懷疑，他對新奧斯曼地區權力的控制不足，而他的國內力量則取決於對自由言論的嚴厲鎮壓和對公共部門的大規模清除。埃爾多安看起來像是新秩序中的另一個弱者，而遠遠不是未來的強者俱樂部的一員。
美國人在維護美國的偉大上，從未疏忽
作者的寄語
在我寫這篇文章的時候，唐納德·特朗普國家安全團隊的關鍵職位才剛剛開始被填補。我們所知道的是當選總統的戰略思想在很大程度上侷限於演講和訪談。因此，我在這裏寫的內容必然是投機的。然而，我確實相信，一個新的美國外交政策 ——如果不是一個新的世界秩序 ——已經在形成。它不僅預示着近期，也不侷限在最近的亨利·基辛格的文字中；它也隱含在當前的地緣政治中。特朗普先生不妨以西奧多·羅斯福作為榜樣。
特朗普在8月15日的演講可能會被解讀為特朗普主義的初稿。這篇演講明確了要告別“國家建設（nation-building）的時代”，也宣稱了要“阻止激進的伊斯蘭教的傳播”的明確目標，特朗普把它和極端國家主義和共產主義在20世紀造成的威脅做了一個類比。“這場鬥爭不僅是在ISIS中”，他認為。“我們要消滅極端組織，也要中斷伊朗支持下的哈馬斯和真主黨的經濟來源”。同時，特朗普也明確了他這場鬥爭的對手：
“我們並不總是能夠選擇我們的朋友，但我們從來不會搞錯我們的敵人……我們會和我們中東的朋友並肩作戰，包括我們最密切的盟友以色列。我們會和約旦的阿卜杜拉王、埃及的賽西總統以及其他忽略意識形態差異的人成為合作伙伴。面臨新的使命時我們還將和北約緊密合作。我曾説過北約太過保守，因為它未能恰當應對恐怖主義，但那之後北約就改變了它們的策略……我仍相信在對ISIS的打擊中我們能和俄羅斯找到共鳴。儘管他們對敍利亞問題插手太多，但他們自己也在和伊斯蘭恐怖主義作鬥爭。”
現在特朗普的當選幾乎惹惱了所有的美國自由派。然而正是特朗普在8月承諾他在執政期內會以伊斯蘭教的名義“公開反對女性壓迫、同性戀和不同信仰的人”。儘管奧巴馬政府避開了伊斯蘭改革的支持者，但是特朗普宣稱他會成為“中東地區所有温和的穆斯林改革者的朋友，並且增強他們的話語權，其中包括公開反對所謂榮譽謀殺的可怕事件”，同時“成為總統後的最先行動，成立激進伊斯蘭教委員會，包括穆斯林社區裏改革派的聲音”。
“我們應當只允許和我們有一樣信仰並且尊敬我們人民的人進入我們的國家”，特朗普的這種聲明與先前美國採取的措施保持一致，並且繼續把共產主義者排除在國土之外，它在篩選潛在的移民時不僅考慮恐怖主義，而且考慮了政治上伊斯蘭教企圖提升伊斯蘭教教法的意識形態。這也同樣是先前當無政府主義者對美國的信仰造成威脅時西奧多·羅斯福所宣稱的。畢竟，羅斯福成為總統僅僅是因為無政府主義者里昂·喬戈什在1901年刺殺了麥金萊總統，羅斯福他自己僥倖避開了1912年的刺殺。他對這種恐怖主義以及背後鼓勵這種行為的思想都給予了毫不留情的譴責：
“公開的無政府主義者們的教義，被一些魯莽的人作為競選演説並發表在公開刊物上，傳遞着黑暗、罪惡、惡意、貪婪、嫉妒以及憎惡。鼓吹這種説教的人廣泛傳播這種風氣，他們不能逃避這種勢力得以蔓延的責任…直接或者間接倡導無政府主義的人，不論以何種形式，或者對無政府主義者以及他們的行為道歉的人，都使他自己成為道德上的事前從犯。”
他主張通過立法來排斥和驅逐無政府主義者——因而在1903年3月法律被國會按時地通過和簽署。今天的無政府主義有激進伊斯蘭教的風格。1916年5月在聖路易斯的一場演講中，羅斯福總結的他在移民問題上見解在一個世紀後的今天仍然有借鑑意義。他説，“如果美國人民有正確的東西，我一點都不會介意他是猶太人還是非猶太人、是天主教徒還是新教徒”。“
但除非移民能夠真正地信仰美國的價值並且除此之外別無他物，否則他在這個國家中就沒有立足之地，他越早離開就越好”。羅斯福這些話語的目的就是為了在戰時增強認同感，可能也是為了分裂“愛爾蘭裔美國人”和“德裔美國人”。雖然語境有了改變，但在今天爭點依然相關，尤其是當伊斯蘭教主義者宣稱美國的穆斯林對他們的宗教有了更多的忠誠，即使不在伊斯蘭教的領域內。
羅斯福説，“我們對美國負有職責。我們首先應該服務於美國的利益，而不是優先考慮其他國家。這種對於保留一半國籍的嘗試，把人民對於祖先們土地的忠誠和對於和自己出生以及子女們居住的土地的忠誠分裂開……勢必會造成國民之間的偏見和不信任的情緒。”如果正是這種情緒推動了特朗普政府，那麼這種新的秩序將不再會是新的，也不是完全像許多人擔心的那樣糟糕。
（文章轉載於微信公眾號“PKU法制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