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霽一：都是被“殖民”過來的，港澳差別為何這麼大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安霽一】
上個月，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基本法》解釋案前後，港澳兩地態度反差相當有趣。在香港，有團體上街遊行抗議，甚至與警方衝突，也有數萬民眾集會“反港獨撐釋法”。而看似與此事無關的澳門政府卻主動向人大要求釋法，規定澳門立法會和行政長官參選人簽署聲明書以聲明擁護《基本法》和效忠澳門特區，澳門各界也有發聲支持。
在人大釋法一事上，港澳之間的反差似乎又一次印證了內地民眾之前對這兩地的既有印象——一個總有部分人“作天作地搞事情”，一個基本上都是“悶聲發大財”。
都有過被“殖民”的歷史，迴歸時間也只相差兩年，為何香港有民眾鬧“港獨”，而相隔60公里外的澳門卻一直“安靜乖巧”？
有網民指出，澳門陸地面積32.8平方公里，人口不過60萬；而香港面積愈1100平方公里，居民超730萬，“林子大了，什麼鳥都有”，沒有可比性。這一説法有其道理，但若將導致兩地現狀差異的原因單一歸結為人口、土地面積的差距，這一做法未免過於“簡單、粗暴”了。
港澳之所以有今天不同的局面，兩地政治經濟力量和歷史發展軌跡的不同或可説明一二。
葡：“澳門還給你？！”中：“別，你先留着。”
若論被“殖民”歷史，澳門遠比香港早得多。
早在16世紀中葉，葡萄牙人就開始據居澳門，經商傳教，此後逐步佔領。在葡萄牙人的經營下，澳門迅速從廣東香山縣的一個小漁村發展成歐洲在東方進行商貿的中轉口岸，扮演着銜接中西方的角色。而自17世紀起，葡萄牙受到進入“黃金時代”的荷蘭的挑戰，世界航海貿易的空間不斷被擠壓。這意味着，澳門作為世界貿易據點的地位也跟着滑落[1]。再加上鴉片戰爭後，清政府被迫開放內地沿海口岸供西方列強使用，隔壁自然地理條件更為優越的香港在英國“殖民”統治下，也開始發揮其地緣優勢，澳門轉口貿易港的作用日益縮微。為解決政府財政問題，澳葡政府只能通過將賭博事業合法化來獲取大量税收，澳門經濟也才得以重生。
雖然葡萄牙人管治澳門前後四百年有餘，但更多是將澳門視為發展本國經貿的“殖民地”之一，對澳門的重視程度遠不及英國對香港的關注。
在對華人社會的管治上，雖然澳葡政府曾於1909年頒佈《華人風俗習慣法典》，對華人傳統作出規定，但在其他原則和法律層面，對華人社會主要採取既不隔離排斥也不特殊照顧的態度，讓澳門華人大多數時候能自我管理，生活在“殖民”體制之外。[2]
其實，澳門總督也曾相繼設立政務委員會、諮詢局等機構，吸收少數土生葡人（1844年）和華人精英（1917年）參與政治管理，但葡萄牙對澳門沒有一套連貫有效的對策。自1917年葡萄牙頒佈《澳門省組織章程》後，不到60年的時間裏更換了6個章程，政治行政組織也伴隨里斯本的政局翻來覆去。這種情況直到1976年後才有所改善。[3]1976年《澳門組織章程》頒佈後，澳葡政府開始推行政制改革。雖然諮詢局和立法會等政府機構加入更多民選色彩，但政改未能在華人羣體中培養起政治領袖，更多是增添了葡人之間的政治鬥爭。而在正式迴歸前幾年，澳葡政府更是無心管治，經濟連續四年負增長，失業率高居不下。此外，當時社會治安也相當混亂，黑幫為爭奪賭場利益，廝殺綁架時有發生。[4]在這一情況下，澳門民眾期待迴歸的願望愈加強烈。
澳門黑幫教父尹國駒（資料圖）
至於澳門主權問題，葡萄牙在18世紀末才開始關心，而在1887年簽訂的《中葡和好通商條約》中方正式獲得“永居管理澳門”的權利。然而，條約中對澳粵邊界規定不明，因此兩地長期糾紛不斷。1928年，中葡雖又新立條約，但澳門問題被刻意迴避，澳門政治法律地位仍不明朗，從而極大影響了葡人管治澳門的合法性和權威。
1974年，葡萄牙國內發生“康乃馨革命”。貢薩維斯政府上台後，立即宣佈放棄葡萄牙所有海外“殖民地”，有意將澳門歸還中國。但中國考慮到澳門的外匯窗口作用，及其它政治層面因素，予以拒絕。有傳聞，當時聯合國還發生了有趣的一幕：“葡代表追着中國代表還澳門，中國代表躲着不見。”
澳葡政府在管治澳門華人社會期間總體而言作為較少，與之相反的是，中方在建國以後對澳門社會的影響不斷滲透。雖説澳門是1999年12月20日迴歸中國，但中共在澳門的影響力可往前追溯近半個世紀。
早在1949年8月28日，共產黨就委派港澳工委澳門分工委負責人柯正平在澳門創立南光貿易公司，防止新中國成立後美國等西方國家的全面封鎖和對蘇聯的過分依賴。這是澳門首家中資機構，在1987年新華社澳門分社成立前，一直充當着中國官方在澳門的政治和商業代表。1949年~1952年間，南光貿易公司積極組織貨源，往內地運送大量抗戰、建設急需的物資。之後，也同國民黨在澳門的各種反動勢力作鬥爭，成為愛國愛澳的統戰工作的據點之一。[5]1960年代，中方還制止一加拿大資本的廣播電台在澳門成立，以防西方在澳建立反華宣傳管道。
除此之外，中方還多次採取行動，申明對澳門的主權。如1955年，葡萄牙原籌備大規模慶祝“澳門開埠400週年”，其中包括建立佔據澳門紀念碑、舉行澳門總督的升像禮等，還宣佈將澳門改為葡萄牙的“澳門省”，７月間又頒佈了“澳門海外省組織法”。10月26日，《人民日報》以《警告澳門葡萄牙當局》為題發表評論員文章，堅持對澳門的主權，重申收回澳門的權利。在中國政府的震懾、壓力下，澳葡政府以“經費不足”為由取消紀念活動。[6]
迴歸前，類似上文提到的中方在澳門影響力滲透的事件不勝枚舉。而澳門真正“去殖民化”歷程應是始於1966年的“一二·三事件”。
1966年12月3日，澳葡軍隊在總督府前用噴射水炮向示威者噴水
1966年11月，澳門街坊欲在凼仔島修建小學校舍，受澳葡政府暴力制止。在與當地民眾對峙過程中，葡警打傷34名羣眾。此後，親中團體不斷在澳督府前集會、抗議，要求澳葡當局懲兇、道歉。12月3日，羣眾聽聞澳督府“扔小孩下樓”的傳言，對抗升級。澳督府調派葡國正規軍開槍鎮壓，同時宣佈戒嚴，實施宵禁令。在這整起事件中，共有8人死亡，212人受傷。
12月10日，廣東人民委員會向澳葡政府強烈抗議，並提出四項要求：無條件答應澳門民眾的要求、向中國賠禮道歉、嚴懲肇事者，以及以後禁止國民黨人在澳活動。同日，澳門親華團體也要求澳葡政府籤“認罪書”。事件以翌年1月29日澳督簽署“認罪書”作結，這也意味着葡萄牙在澳門統治威信嚴重受挫，自此親中勢力實際控制澳門的發展。[7]
如此説來，澳門的順利迴歸，是澳葡政府、中共勢力、澳門民眾三方多年合力的結果，稱得上是“人心所向”。
中：“香港還給我！”英：“咱再商量商量？”
比起澳葡政府，英國對香港的“殖民”統治相對上心多了，後期還還得不情不願的。1980年代，撒切爾夫人訪華商談香港迴歸一事時，甚至提出“主權換治權”的要求，不過讓鄧小平以“主權問題是不可以談判的”為由給懟回去了。
1841年1月26日，英國海軍軍官愛德華·卑路乍（Edward Belcher）在香港島佔領角登陸，自此，香港正式開啓被英國“殖民”統治的歷史。僅兩年之後，即1843年6月26日，港督府就公佈了《香港殖民地憲章》[8]；翌日,英國戰爭及殖民大臣致函首任港督砵甸乍（文件被稱為《致砵甸乍訓令》），命令其組織香港政府，並授予港督制訂香港法律的權利。[9]這兩份官方文件，成為1917年《英皇制誥》(Letters Patent)和《皇室訓令》(Royal Instructions)的藍本，也為以後一百多年基本未變的香港政治制度奠定了基礎。[10]
在對華人管治問題上，港英政府可謂花了不少心思。不僅派英國學生學習中文，再安插到港府任職，還於1862年設立中央書院，培養識讀英文的華人（孫中山曾在此讀書三年），等等。此外，還對華人社會實行“間接統治”，即將華人精英延攬到行政局、立法局和各級諮詢機構中，或被委任為“太平紳士”，授予各級勳章，給予英籍，等等。這些做法被香港學者羅永生稱為“勾結合謀”。
香港首名華人大律師伍廷芳就在1880年被港英政府“勾結”進立法局，成為首名華人立法局“非官守議員”；1926年，周壽臣成為被委任為行政局議員的首位華人。不過，起初這些被納入行政機器的華人精英，在政府裏只是個“邊緣角色”，充當溝通港英政府和華人社會的橋樑。
伍廷芳
而在港英政府所有管治香港的政治措施中，最值得一提的，便是通過建立“行政吸納政治”體系來維護香港的政治穩定。
“行政吸納政治”這一概念為香港社會學家金耀基先生於1981年所提出，意指政府把社會中以精英羣體為主的政治勢力吸收到其行政決策機關，以達致統合精英的效果。而締造精英間的“共識政體”，不僅能為政府執政贏得正統性，一定程度上也能減少行政體系之外與政府對抗的政治人員，從而消弭香港社會中的反英情緒。
1980年代，港英政府開始在區議會、立法局等政治機構中推行間接選舉制度，選舉人資格涵蓋教育界、法律界、醫療界等社會多個領域。1991年，立法局還引入直選方式。香港“末代總督”彭定康更是在1992年推出政改方案，大幅增加立法局的直選議席。此外，港英政府還於1946年開始施行科層組織本地化政策，至1996年10月1日，香港18.4萬名公務員中，超過99%為本地人員。[11]1997年迴歸之後，“行政吸納政治”體系大體被沿用下來，仍服務於香港的政治生活。
至於經濟、民生等層面，港英政府起初將香港視為“自由貿易港”，二戰結束後由於冷戰，香港轉口貿易受管制，發展起輕工業。而在“殖民”後期，迫於當時形勢港英政府亦有不少作為。其中，第25任港督麥理浩便是一位不能不提的人物。
二戰結束後，英國國內工黨長期執政，推行福利制度。受此影響，港英政府需向香港市民提供更多社會服務。而香港社會內部矛盾也不斷加劇。1966年因天星小輪加價5分就引起社會暴動，造成1人，多人受傷，千人被捕；1967年，部分香港左派受文化大革命思潮影響，以“反英抗暴”為名發起暴動，造成最少52人死亡，800餘人受傷。類似政治事件讓港英政府意識到，需全面調整統治策略，以贏得民眾的支持。[12]
麥理浩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被委任為香港總督。其於1971年上任，至1982年十年多的任期內，施行“善政”，對香港開展了大刀闊斧的改革。具體措施包括實行九年義務教育、推行“十年建屋計劃”解決市民居住問題、發展交通網絡興建地下鐵等，涉及社會多個範疇。現在我們頗為敬重的廉政公署也是其在任內創立。
麥理浩（中）
當時香港社會貪污成風，民間連生病叫救護，都得先給救護人員“茶錢”；而港督政府內部也貪污嚴重，總警司葛柏一人多年貪污款項就逾430萬港元，這事後來成為廉政公署成立的引子。麥理浩上任後雷厲風行，廉政風暴從公務員機構刮到工商界，此後香港積存已久的貪腐問題被逐步肅清。
十年“麥理浩時代”，讓香港電子業、建築業、金融業等多個行業高速發展，奠定了香港國際金融中心的基石。在麥理浩政府管治下，香港從一中國邊陲的港口小地方一下子晉升為“亞洲四小龍”之一。香港市民對香港的認同感也基本在這一時期建立、成形。
港英政府比起澳葡政府，在“殖民”後期對香港稱得上是“勵精圖治”，而中共在香港的政治影響力與在澳門相比，卻也是另一番場景。
香港在被“殖民”時期，地緣政治極為敏感，不僅是美英和中蘇對抗的中間點，也是國共兩黨的爭執之地。各股政治勢力在香港明爭暗鬥，而港英政府夾雜其間，多是試圖將各類問題“去政治化”處理。因此，共產黨在香港地區對民眾的政治影響力受到壓抑。而上文提到的“六七暴動”中，不少左派地下組織曝光，部分人員被遣回大陸，事後，香港市民對也對左派多備有戒心，更讓香港的親北京勢力受到重創，至迴歸前幾年才慢慢恢復過來。內地改革開放後，香港主要被定義為“經濟城市”，指着通過香港帶動深圳乃至內地的經濟發展。
迴歸後，兩地不同的發展景象
兩地迴歸前的心態，通俗點講，一個是“我要趕快回家”，另一個則是“我還想在別人家坐坐”。而回歸後雖都實行“一國兩制”，但經濟、社會層面發展程度不相同，社會情緒因此也相差較大。
澳門在迴歸後，經濟繁榮發展。先是2002年，澳門政府結束60多年來的博彩專營局面，公開競投博彩業牌照，這一舉措為澳門引來大量外來資金。2003年“非典”過後，中國內地推行個人港澳自由行政策，推動了當地旅遊業的發展。2005年7月15日，“澳門歷史城區”還被聯合國列入《世界遺產名錄》，更是提升了澳門的旅遊地位。此外，澳門政府還盡力將自身打造成休閒娛樂區域及國際商貿交流平台，等等。[13]
而澳門經濟的發展，澳門民眾有切身感受。單人均GDP，就從1999年的13907美元上升至2014年的9.64萬美元，且澳門政府還時不時減免税額、增加社會福利津貼，經濟援助弱勢羣體等。每年至少一次的派錢行為眼饞了不少人，不過多隻能調侃句“這讓人墮落的資本主義啊”。
前文曾提到，迴歸前澳門經濟下滑嚴重，社會治安混亂，當時市民對澳葡政府施政不滿急劇上升；而回歸後，得益於經濟發展，2006年的一次調查中，只有一成市民對政府施政有所不滿。此後市民對澳門政府施政滿意度有些起伏，但總體維持較低比例。
澳門在不熟悉的外界人看來，可能風平浪靜，始終保持“發發發”的狀態（“發財”的“發”，非“哈哈哈”）。其實，澳門社會內部也有諸多矛盾，去澳門議事亭前地走一遭，常能看見不少團體或個人寫大字掛海報，內容或是指責個別官員貪污腐敗，或是提出某一訴求，多樣不一。此外，澳門也有一些社會運動，不過多以如保障本地人就業的民生問題為訴求，較少提升到體制性問題或政治民主層次。
而香港自1997年迴歸以來，經濟發展“命途多舛”。先是1998年亞洲金融風暴，讓不少港人短時間內陷入“負資產”困境；再有2003年香港爆發“非典”疫情，經濟受影響慘淡不堪，以至於現在有媒體説經濟不景氣時，常拿“非典”時期作對比。雖然後來逐漸恢復，但總體而言增長速度緩慢。人均GDP從1997年至2014年，僅增加約13000美元，增幅遠不及隔壁澳門。
而2003年內地“個人自由行”政策開放後，兩地居民往來增多，摩擦也因此頻生。《紐約時報》曾用一句話概述內地和香港矛盾——“中港富人聯手數錢，兩地窮人頻頻對罵”。這話讀來荒唐，卻又帶有幾分現實。
香港部分民眾對內地人意見甚大，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內地人湧入香港，嚴重影響了他們的日常生活。如之前有上萬的內地民眾通過“雙非”嬰兒獲取香港居留權，佔用了香港本地本就稀缺的醫療資源、教育資源等；大批水客衝到香港大批量購買化妝品、醫藥用品、奶粉等物品，常造成必需品斷貨的局面（週五或雙休日，過海關若走內地遊客通道，等個一兩小時是常事）；而遊客和水客的大規模進入，也增添了香港交通的負擔，夜晚八九點，在上水港鐵站常能看見往羅湖或落馬洲一線站滿了拉行李箱的遊客。
人員往來的增多，可謂一把雙刃劍，在促進香港經濟發展的同時，也為香港社會帶來眾多困擾。此外，香港也有不少民眾傾向於將對自身生存困境的不滿“甩鍋”給外界，如認為是內地人到香港工作，擠佔了他們的工作機會，而非從自身尋找緣由，思考全球化時代自己競爭力是否不如他人。有觀點認為，香港部分民眾對內地人態度的不善，是因為早先經濟發達帶來的“優越感”正逐漸散盡，而筆者更願意將此視為“危機感”——那些港人惶恐自己在生存競爭中處於劣勢。近年來，香港不斷興起的呼籲“本土利益優先”的社會運動無不説明這一點。
結語
回到最初的問題——都是被“殖民”過來的，港澳差別為何這麼大？其中原因錯綜複雜，而港澳兩地不同“殖民”政府的不同管治措施、各自迴歸前後不同的發展等理由或可解釋一二。
內地吃瓜羣眾看港澳，一個“鬧騰”一個“安靜”，而港澳民眾看彼此也不都順眼。有港人認為澳門人是“順民”，只知道“發大財”，也有澳門朋友看不上那羣鬧事的港人，説是“吃飽了撐的”。吶，不管是羨慕、嫉妒還是討厭、鄙夷，有個共識不能丟——香港和澳門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特別行政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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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文獻：
[1]Geoffrey C.Gunn.Encountering Macau:A Portuguese City-State on the Periphery of China,1555-1999[M].Boulder,Colorado:westview Press,1996.
[2]吳志良：《澳門政治制度比較：澳門的挑戰》http://www.macaudata.com/macaubook/book265/html/0008001.htm
[3]吳志良.澳門政制[M].澳門：澳門基金會,1995.7-64.及吳志良.東西交匯看澳門[M]，澳門：澳門基金會，1996.29-36.
[4]劉世鼎.澳門的新殖民主義：透視2007年五一大遊行[J].Reflexion,2007 ( 7):55-83.
[5]《璀璨南光》，載自《企業文明》，2012年3月5日，引用於2016年12月10日，
http://finance.sina.com.cn/leadership/mroll/20120305/173311517510.shtml.
[6]光明網：《澳門開埠四百週年事件》，
http://www.gmw.cn/03zhuanti/2_zhuanti/jinian/macau/e60.htm.
[7]光明網：《澳門“一二·三事件”》,http://www.gmw.cn/03zhuanti/2_zhuanti/jinian/macau/e61.htm
[8]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立法機關的歷史》，http://www.legco.gov.hk/general/chinese/intro/hist_lc.htm。
[9]《英皇制誥》和《皇室訓令》
http://www.oocities.org/wcheukt/Royal_Instructions.htm
[10]吳志良：《澳門政治制度比較：澳門的挑戰》http://www.macaudata.com/macaubook/book265/html/0008001.htm
[11]《香港1997》，香港政府印務局，第15頁。
[12]周子峯.圖解香港史（一九四九至二零一二年）[M],香港:中華書局.6.
[13]THomas Chung, Hendrik Tieben.Macau：ten yaers after the handover[J].
Journal of Current Chinese Affairs 2009(1): 7-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