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東金：美國對奧巴馬的清算：一位“問題導向”而非“戰略導向”的總統

奧巴馬的八年任期進入最後的階段。在接下來的時間裏，除了要與新當選總統特朗普完成權力交接，奧巴馬還要面對自身的歷史評價和遺產問題。實際上，初步的評估和清算早就開始了。2015年初，《紐約雜誌》（The New York Magazine）刊發專題(53 Historians Weigh In on Barack Obama’s Legacy)，就曾邀請數十位歷史學家對奧巴馬的歷史遺產做一評估。儘管歷史學家的專長是過去而非未來，但這一職業所特有的長時段視野無疑有助於更好地理解當下。

受訪歷史學家大多認為，奧巴馬是一個回應型而非塑造型的總統。作為一個塑造型的總統，奧巴馬必須為其所在的政黨構建一個持久的政治聯盟，制定一個統一的政策議程，並在機制層面將這一聯盟和議程正式化和永久化。而最根本之處還在於，他應能發展出一套新的公共哲學，如同民主黨的羅斯福或者保守主義的里根那樣，展示出一種新型的政府與人民之關係。

奧巴馬沒有一套公共哲學，指導其施政的是一種彈性的實用主義。由於缺乏一套清晰的長遠戰略和目標，他未能將2008年選舉勝利之時所鼓舞起來的變革希望變為現實。任期的前兩年中，奧巴馬集中於應對金融危機的衝擊，並全力通過醫保法案。之後，共和黨激進勢力強烈反彈，連續拿下參眾兩院的多數席位，極盡所能地攻擊奧巴馬的施政計劃，整個華盛頓陷入了黨派鬥爭的惡性僵局之中。期間，也曾有類似佔領華爾街的社會運動，奧巴馬或有機會以總統身份直接向民眾尋求支持，以克服強大的反改革阻力。

在奧巴馬執政後期施政受阻，聯邦一級政府陷於內耗而無所作為時，作為回應，州和地方一級政府施政的重要性凸顯，其長遠效應勢將帶來更大的地區差異，有些地區將遠遠落在後面。

多位歷史學家認為，奧巴馬錯失了改革得以推進的最好時機。2008年金融危機及其後的救援為更大的改革提供了可能，例如採取措施幫助受傷害的主體中產階級，規制金融部門並使之更受監督，扭轉不斷攀升的不平等狀況，等等。八年之後所有這些都沒有發生。奧巴馬拯救了一場可能演變為大蕭條的危機，經濟得以緩慢復甦，但總的結果是利益格局維持現狀。更形象地説，奧巴馬拯救了通用汽車，但放棄了底特律。

就單項遺產而論，奧巴馬醫保法案(Obamacare)被視作其任內最大的成就，美國由此成為發達工業國家中最後一個實現國民醫療保險的國家。但其政治代價，幾乎就是奧巴馬在隨後的整個任期內陷入無力。在保守派看來，醫保法案等於將佔有GDP總量17%份額的醫療保險部門國有化了。圍繞醫保法案的存廢，雙方都展開了大規模動員。2010年後茶黨崛起，參眾兩院相繼失陷，奧巴馬的有利窗口時間結束了。

首位非裔美國人當選總統這一象徵性勝利也得到歷史學家的高度評價，但奧巴馬總統身為黑人這一事實反而嚴重限制了種族問題在其任內的解決。的確，他的黑人身份鼓舞了許多人，但也疏離了更多人。奧巴馬是黑人這一點格外喚起了政治衝突和對立，毒化了美國政治。有歷史學家認為，奧巴馬時期適逢白人政治抵制種族平等的新階段。

在一種激進的觀點看來，白人一直試圖維持對於黑人的政治和社會控制。早期，這一行動圍繞奴隸制存廢展開，白人認為奴隸制並不殘酷，也不是剝削，當然也就不是需要糾正的錯誤。內戰結束，憲法第十三修正案廢除了奴隸制。對堅持種族主義立場的白人而言，廢除奴隸制無異於一場社會革命，他們的回應是三K黨式的私刑恐怖、頒佈種族隔離法案以及只有白人能參加的南方黨內初選，否認黑人新獲得的政治和公民權利。1960年代的民權法案終結了這一抵制，黑人獲得了法律和政治平等。白人的政治反應仍是拒絕，但卻採取了更為迂迴的、也是政治正確的方式。當然，他們拒不承認的共和黨對奧巴馬不可撼動的敵意，其實也源自種族仇恨。

反過來，種族自我意識也嚴重限制了奧巴馬的行動。奧巴馬明顯遠離了可能對少數族羣形成特殊待遇的議題，他公開聲言，“我不會通過任何偏向黑人的法案”。選舉黑人總統，事實上限制瞭解決黑人不平等問題的政治空間。在當下的美國社會，至少在頂層，種族平等和包容性達到了歷史新高，但社會基本面卻遠非如此。若干機制在後種族主義的美國發展出來，有效執行着種族隔離時期的壓制和排斥功能。例如，不合比例的被監禁人口和分離式的種族化貧民區，有效地將相當部分的黑人排斥在主體社會之外，而犯罪，也幾乎成為一部分黑人的生活方式。

檢討奧巴馬的執政遺產，不可能避開“特朗普現象”。導致這一現象的那些深層次結構性力量無疑長期存在，並在奧巴馬任內發展起來。對這種反全球化勢力抬頭的警告早已有之，但只是在近期，這一波反全球化運動才開始掃蕩選舉政治。就像説新自由主義是一個政治規劃一樣，全球化也是一個政治規劃，越來越多的人意識到，必須從民族國家的層面對全球化加以政治控制。

如何理解特朗普現象的崛起？

一種解釋偏向社會和文化，認為奧巴馬執政期間日益氾濫的多元文化引發怨恨的政治。簡單説，特權羣體尤其是男性白人，無法接受當代全球化社會中的兩大趨勢，種族解放、族羣多元以及性別平等。一些原本被列入低等的人羣突然要與自己平起平坐了——適應這一新局面需要心理調節，並且這種心理調整遠比想象的更為艱難。共和黨不遺餘力地攻擊奧巴馬，不是因為意識形態的差別，而是因為他的成功代表着某種不祥的新秩序。而對於希拉里，也上演着同樣一幕：在她身上，美德就是邪惡。比如，她的中派立場被描繪成機會主義，她的堅韌被描繪為權力野心。

第二種解釋強調經濟因素，認為特朗普現象主要不是由厭女症和種族主義推動，而是對於全球化和財閥統治的抗議。在全球化進程中受損的社會力量動員起來，試圖重新定義國家與資本的關係。但重新規劃全球化在政治上並不輕鬆。左派（在美國就是桑德斯所代表的那部分力量）正確地看到，全球化必須更具包容性，必須考慮那些受損者的利益。

但左派一直沒搞明白的是，在不訴諸排外和怨恨情感力量的情況下，很難推動和駕馭反全球化進程。左派認為反全球化就是馴服資本，但在實際政治上，反全球化總是表現為馴服其他國家的勞工和移民。英國脱歐就是一例。移民國家、貿易開放體系的捍衞者，這兩點曾是美國認同的基本要素，如今都遭到了質疑。與左派的無力相比，右派似乎更容易為反全球化提供一個連貫的政治表達，在那裏，民族、族羣和價值得以完美地融合。所以，這一波反全球化力量大多由右翼民粹主義接管也就不奇怪了。

第三種解釋，有關美國的世界地位。全球化與美國民族主義有着悖論性的糾纏。長期以來，全球化代表着美國治下的和平，是美國力量和經濟成功的海外投射。就此而言，自由國際秩序只是一種更為靈巧的民族主義。所以，在霸權不受挑戰的情況下，美國很容易維持一個幻覺，即美國與全球化並肩攜手。但這種連結已經遇到挑戰。奧巴馬對當代世界的變化有深刻的理解，據此對美國的外交做出了調整。但從短期看，這些調整給人留下某種真空的印象，人們感覺美國在與外部敵手打交道時過於軟弱。作為回應，特朗普提出了一種孤立主義、強硬外交的大雜燴。簡言之，他只想要一種代價不高的霸權。

（文章轉載自文化縱橫，ID：whzh_21bc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