久華：這12人的利率決策 已成西方精英政治的最後堡壘

【文/ 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久華】

2016年12月14日凌晨3點，美聯儲宣佈了加息政策。利率一直是各個國家宏觀經濟調控的重要對象，今天筆者就來和大家聊一聊加息的政治經濟學。為了方便大家理解利率高低和大家生活的息息相關，我們先來看看利率高低對社會貧富差距的影響。

低利率加劇貧富差距

由於美國實施了多年超低利率政策，美國社會的收入差距實際上在2008年之後不斷擴大，一直到利率觸底回升後，基尼係數才略有下降。

而歐洲德國、法國的基尼係數在次貸危機後有了一次性的跳升，之後沒有明顯上升。但基尼係數衡量的是收入水平的差距，並沒有考慮資產價格變化對財富的影響。如果我們轉而使用衡量財富不平等的財富基尼係數，則不平等程度的惡化要嚴重得多。

無論是歐洲還是美國，在近年經濟低迷、利率超低的環境中，富人真正跟窮人拉開差距的主要不是靠收入流量，而是靠貨幣超發導致的資產增值。

低利率造成貨幣超發，從而推升資產價格泡沫，造成房產、股票、債券等各類資產均出現上漲。對於本身就持有各類資產的富人而言，這無疑是財富的鉅額增長。而對於窮人而言則是巨大的災難，窮人的財富水平往往不足以購買足夠實物資產以求保值增值，卻要承受貨幣超發的負面影響：貨幣貶值、存款利率下降等。

另外，銀行貸款“嫌貧愛富”的特點也加劇了低利率環境下的不平等。能獲得貸款進行投資和高槓杆投機的往往是大型企業和富裕階層。低收入階層缺乏理財渠道，而且需要預防更多的困難和不確定性，儲蓄方式主要是銀行存款。低存款利率最終造成向低收入羣體吸收存款，再用低貸款利率貸給大型企業和富裕階層，從而導致居民收入差距進一步拉大 。

過猶不及，高利率也會拉大貧富差距

那麼是不是利率越高，貧富差距越小呢？事實並非如此。美國在1970、1980年代曾有一段超高利率時代，當時的社會貧富差距急劇擴大，基尼係數從0.35飆升到0.43。而利率水平較為正常的1950、1960、1990年代基尼係數則維持穩定。

利息率過高會導致資本在全社會收入分配中佔比過高，而擠壓了勞動收入佔比。按簡單的邏輯推演，借貸利率代表了債務資本規模生長的速度。一旦社會平均的借貸利率超過了GDP增速，債務資本在GDP中的收入佔比會越來越高。時間一長，能夠坐食其利的所謂貴族階層也就形成了。19世紀以前的大部分人類歷史，其實就是這樣的社會。現代社會以前的平均經濟增長速度很低，遠低於借貸、地租的平均收益率。

而從各類資本之間收入劃分看，高利率也會導致債務資本相對股權資本的收入佔比過高，從而阻礙創新和經濟發展，勞動者的工資性收入增長也因此受到傷害。債務金融資本把持經濟權力的經濟並不健康。

一個國家的政治穩定的必要條件，《論語》裏有句話點出了關鍵：不患寡而患不均。貧富差距如果過大，社會的治安和國家的政局穩定都會遭到威脅。因此不可小覷利率政策對國家貧富差距的影響。保持適中的利率水平才是最能長久的，這就要依靠政府合理的宏觀調控。

美國利率政策的國際政治含義

由於美元是國際主導貨幣，如果美國利率過低、貨幣超發，美國的通脹會通過國際貿易和跨境資本流動等途徑輸入其他國家，尤其是那些對美國的淨出口額高的發展中國家，帶來全球貨幣流動性氾濫。可以説美國經濟一生病，全世界發展中國家卻要跟着一起吃藥。

在歐美超低利率導致全球流動性氾濫的背景下，全球貧富差距都在快速擴大，下圖是2009年以來全球各大區域的財富基尼係數：

全球流動性氾濫，全球貧富差距擴大，疊加近年全球經濟不景氣，已經造成了多國的經濟問題社會化、政治化。幾年前突尼斯一名失業大學生因擺攤賣水果被城管抓後憤而自焚，此事件引爆了該國的“茉莉花革命”，突尼斯民眾對社會的高物價高失業率積憤已久，導致政體改變。

但直到今日，該國失業率仍居高不下，尤其大學畢業生的失業率高達52%，去年又重演了攤販自焚事件，並且有大批失業青年加入IS組織。而歐洲國家也好不到哪裏去，政府債務泥潭、歐洲銀行業危機、英國脱歐、意大利公投失敗、恐怖活動蔓延……都在訴説古老歐洲的落寞與不平靜。

低利率政策副作用大，不具有長期可持續性，加息是必然結果。而加息過程又會給各國帶來陣痛甚至危機。對發展中國家，前期的資產泡沫可能會在國際資本流動、貿易格局變化的影響下破滅。

1994的墨西哥金融危機就由美國加息引爆。墨西哥政府面對美國加息帶來的資本流出、貨幣貶值衝擊，勉強將比索釘住美元，結果是政府外匯儲量迅速下降，比索被迫大幅貶值，使墨西哥陷入金融危機。而對發達國家來説，一不小心玩崩了也會戳破自己的泡沫，2008年次貸危機就是在加息週期中醖釀的。

歐美的利率政策都是從本國本地區的需求出發制定的，並不考慮其對發展中國家的巨大負面影響，很難説不是大國濫用其國際經濟金融權力。這在國際政治生活尚沒有很好的約束機制。現有的G20財長和央行行長會議、國際清算銀行央行行長會議等機制都沒有實質約束力。

利率決策：西方精英政治的最後堡壘

利率決策不僅在國際政治中缺少約束機制，在許多國家內部也是黑箱，外界無從過問。在西方政治生活中，不論實際上利益集團在多大程度上把持了國家機器，至少從法理上説，所有的重要國家事務都應納入民主政治的約束範圍。而決定利率水平的貨幣政策則是罕見的例外。

美聯儲每年舉行8次議息會議，由7名聯邦儲備委員會委員和5名地方聯儲銀行主席和組成的12人公開市場委員會進行投票。雖然其中的聯邦儲備委員會須由總統提名、參議院任命產生，但一經上任就任期極長（14年），其作出的利率決策政府和國會均不能過問，可以説沒有任何制衡機制。這種現象用專業術語叫“貨幣政策獨立性”，為大部分西方國家所遵從。

利率決策是西方精英政治的最後堡壘，由密室裏的一小羣精英討論決定，普通人、甚至政府和議會都無法過問。“貨幣政策獨立性”是一回事，但如果其執行只能靠少數金融精英的專業自覺的話，也不能不説它是現代西方社會政治制度設計的一大缺陷。

在利率政治中，“貨幣政策獨立性”常常受到尊崇，包括一國政策獨立於他國、央行政策獨立於政府等兩個方面。對“貨幣政策獨立性”的踐行，也就帶來了國際間貨幣政策不協調、國內利率決策不受約束等兩個問題。

人們可以選擇相信聯儲專家們的專業水平和自覺性，不用陰謀論惡意揣測。但利率決策（尤其是西方大國的利率決策）對其本國甚至全球的經濟、社會、政治都有影響深遠，深刻地改造着社會經濟面貌，影響貧富差距和金融穩定。對其設計國內製衡機制、建立國際協調機制，並不是畫蛇添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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