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書友：瑞典對難民門户大開背後的難言之隱與“理性”算計
【文/ 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林書友】
12月11日，瑞典警方通報了一起惡性傷人事件：斯德哥爾摩當地時間12月10日下午四時左右，聖雅各教堂（S:t Jacobs Kyrka）西側不遠處，一羣大約15、6歲的孩子打羣架，其中一個叫Erik Ekval的14歲的瑞典男孩被羣毆後遭匕首扎入腹部，送往就近的醫院。據瑞典晚報12月11日的報道，目前該少年仍在重症監護室，生死未明。
按照瑞典新聞界的慣例，類似事件的報道，主流媒體一般會隱去行兇者的身份背景。但網絡時代，資訊的傳播速度可以完全填充傳統“新聞紀律”帶來的報道的“真實無力感”，種種關注此事的民眾還是可以通過眾多社交媒體尋到該事件的蛛絲馬跡：羣毆並刺傷這個瑞典男孩的是四個比他大兩三歲的阿拉伯裔少年。
事發地點
我們不得而知，瑞典民眾是否對諸如“移民二代敗壞瑞典社會治安”、“瑞典難民的大量湧入加劇族羣分裂”等新聞點已經感到麻木（就算麻木，理由也足夠充分，因為近年來類似的新聞已經如恆河沙數）。但這一起看似普通的青少年犯罪事件還是來得不合時宜：就在案發地的幾乎正西方向，步行大約40分左右，美輪美奐的瑞典市政藍色音樂廳內燈火輝煌，一年一度的諾貝爾獎頒獎典禮即將拉開大幕。如此近的距離內，一邊是觥籌交錯、“往來無白丁”的國家軟實力的樣本展示，一邊是瑞典少年腹內流出的汩汩鮮血。這種奇異的反差是瑞典美惡交雜的多樣化呈現，筆者不由得想起北歐神話中頑仙現出女身時的樣子，正面窈窕嫵媚，美豔可人，但她警告你不可看她的背部，因為那裏皮肉消腐，蛆蟲聚嘬。
瑞典之“美”自有相關專家學者訴諸筆舌：令人神往的高質量社會福利體系，透明廉潔的官僚系統，風景優美的自然環境……不一而足，但如果以上述治安案件作為瑞典之“惡”的冰山一角，筆者斗膽願置喙一二。
難民天堂
近些年有關歐洲難民危機的各種角度的報道不間斷地充斥着中文媒體的多個版面，具體到瑞典，它獨特的樣態仍然值得一觀。
首先是接納難民的人數多。這一點上德國也可以吸引媒體批評的大量“火力”，因為自2011年以來，“阿拉伯之春”的亂局導致中東以及北非的難民爆棚式的增長，德國就成為接納難民人數最多的歐盟國家，據德國明鏡週刊的保守計算，僅2015年在德國註冊的難民數量就超過20萬，遠超過2015年初的德國移民局的估算。但論慷慨程度德國絕對遜於瑞典，因為按照移民局官方數據，瑞典這三年（2014-2016）接納了大約39萬難民，這已經相當於兩個烏普薩拉市（瑞典第四大城市）的總人口，也許不少中國讀者對39萬這個數字缺乏仍足夠直觀的感受，我們可以做一個換算，按照人口比例，瑞典接納39萬人就相當於中國接納了5460萬難民（中國人口大約相當於瑞典的140倍），幾乎相當於一個湖北省的總人口！
二是接納態度大方。僅舉一例足以觀全局：2013年夏天敍利亞國內發生了大規模化學武器攻擊事件，國際輿論為之一震。當時在瑞典國內，遍佈全國的敍利亞難民上街聲討巴沙爾阿薩德“罪行”，拋開誰才是使用化學武器的真兇問題不談，“良心”上感到不安的瑞典移民局當即宣佈，對符合敍利亞難民資格的申請者無條件給予5年的居留權（之前有3年和5年兩個檔），搞得當時的伊拉克和阿富汗難民申請者羨慕不已，敍利亞護照一時間成了瑞典護照黑市上的香餑餑。
三是完備的難民福利體系。按照都柏林難民申請地協議，只有首次在瑞典本土註冊成為難民的才有瑞典移民局的接納條件，否則將遣返原註冊地（一般是意大利和法國，因為那裏往往是難民入境歐洲的第一站）。即便如此，大批不符合條件的他國註冊的難民也蜂擁至瑞典，哪怕他們知道一旦申請資格審核完成，面臨的後果只有遣返一途。但他們又何苦長途跋涉來此地一遊呢？因為瑞典移民局嚴格按照聯合國難民署有關條款，對於踏進本土的難民以經濟資助：每個成年難民審核期間都可以得到2200瑞典克郎的生活津貼，一旦獲得難民資格，則津貼增加至4500瑞典克郎左右。此外移民局委託公共就業辦公室（Arbetsförmedlingen）給難民培訓瑞典語課程學習（SFI），每天劃考勤就有250瑞典克郎的教育津貼。此外，移民局聯繫全國各地的私人不動產開發商，按照“分散管控，城鄉結合”的原則，無論是在極北苦寒的Kiruna市，還是中部高原礦區Falun，城鄉之間都遍佈難民安置點。至於給難民提供的居住環境，用冠絕歐洲四個字形容也毫不為過。
2014年，東北部城市Sundsvall，風景秀麗海濱城鎮Alnön最大的一個別墅小樓即將被騰空，用做安置難民點
行文至此，估計讀者們都忍不住發問：瑞典如此的厚待難民，難道就沒有開門揖盜之虞？因難民造成的社會治安的惡化，以及族羣分裂的加劇還不能足夠引起他們的反思嗎？樸野尚武的北歐海盜的後代，族羣文化基因真的從“少文多質”進化到了“割肉飼虎”嗎？
瑞典模式的實用主義靈魂是否已經枯萎
如果從歷史的維度論及瑞典的地緣政治以及國民特質，有兩個關鍵詞不得不點出來，一個是“small”（小，對這個詞瑞典人不但不當成貶義，反而引以為傲），一個是“homogeneous”（種族單一）。我們時常驚歎於這個面積45萬平方公里（差不多相當於一個甘肅省），人口僅接近一千萬的北歐小國，經常展現出與其綜合實力不相稱的國際影響力：瑞典國王古斯塔夫二世的軍事戰術曾讓拿破崙俯首膜拜；20世紀30年代，有關瑞典社會民主黨的“第三條道路”（ Sweden: the Middle Way）研究著作擺上美國總統羅斯福的案頭，正是“瑞典靈感”引領歐美從大蕭條的泥潭中走了出來；二戰後，西方國家中又是瑞典首先破冷戰之思維藩籬，成為第一個與新中國建交的西方國家。
1950年，瑞典第一任駐華大使阿馬斯頓向國家主席毛澤東遞交文書
在18世紀初，瑞典王國在“大北方戰爭”輸於俄國之後，基本就褪去了讓“波羅的海為內海”的霸權野心，量力而為，在國際事務中騰挪閃轉，縱橫捭闔，尤其是兩次世界大戰的“中立”態度是瑞典版“實用主義”靈魂的最好展現。
筆者2012年4月參觀烏普薩拉市市立檔案館，講解員在講述檔案館歷史及規程時，提到過這麼一句，引起了筆者的興趣：“理論上，70年之前的檔案將自動解封，不再做保密處理。”我隨即發問，烏普薩拉檔案館還有什麼過了70年保密期卻尚未解封的？她狡黠的一笑：“不是和納粹合作的那一部分。”我明白了她的意思。她印證了長久以來坊間的傳聞：二戰中後期瑞典官方和蘇聯的“媾和”檔案仍屬於保密性質的文件，尚未公之於眾。如果有歷史學家引愆瑞典首鼠兩端，“兩頭下注”，瑞典也會以他們的難處作為回應：1940年德國密謀“巴巴羅薩”計劃準備奇襲蘇聯的時候，迫於希特勒的壓力，瑞典把“中立”（neutrality）狀態調整到耐人尋味的“非戰爭”（non-belligerent）狀態。他們以靈活的柔身手段保證了瑞典本土免受戰爭的蹂躪。
筆者不厭其煩地羅列上述歷史事實，**無非是為了證明瑞典從歷史上就不是那種“圖虛名而捨實利”的國家，而是採取了一種瑞典特色的“實用主義”（ pragmatism）生存策略。**這也可以解釋為什麼19世紀末瑞典大批移民漂洋過海去北美大陸，就能幾乎無縫連接般地成為美國族羣大熔爐的一部分，因為實用主義和新教倫理（protestant ethic）本就是支撐美國成為“山巔之國”的雙翼。
回到上面那個問題，瑞典量本國之物力，結難民之歡心，是“小清新”左派愛心氾濫的緣故嗎？或者説，對難民的同情心以及人道主義考量是否是瑞典難民政策的主要原因？
兩年前，筆者在微博中撰文《隱秘而齷齪的德國難民產業鏈》，引起了不少網友的熱心關注，彼文着重闡述了難民產業鏈帶給官僚體系、房地產開發商、電信運營商以及律師行源源不斷的利益。
在這一點上，對比德國和瑞典，筆者可以大膽放心的做出一個結論：適用於德國難民產業鏈的“利益模型”幾乎完全也適用於他們的日耳曼小兄弟瑞典。
那麼我們再問一步，“屈信相感，而利生焉”，無利不起早的“難民利益共同體”是不是就足可以讓瑞典在難民問題上如此慷慨？
聯合國：無形的壓力
很少有評論家將瑞典的武器出口問題和難民問題關聯起來，事實上二者的關聯度並非無跡可尋。國際形象上，瑞典非常在乎自己“聯合國永久中立國”這一“人畜無害”的名頭，不遺餘力地包裝他們如何熱心人道主義的發揚、對環保理念的衷心、對跨文化（宗教）的包容，但北歐“綠茶婊”的脂粉下卻藏着一顆躁動不安的心：全世界所有拿過聯合國資格認證的中立國之中，從沒哪一個國家像瑞典一樣如此熱衷於軍事工業的研發。
半個多世紀以來，瑞典在軍事武器的研發上已經樹立了自己獨有的品牌（瑞典甚至連冷兵器都不放過，比如他們還秉承了幾百年以來對刀的痴迷，有着全球一流的刀具製造公司）。
瑞典武器出口的主力之一，JAS 39“鷹獅”戰鬥機
根據瑞典智庫斯德哥爾摩國際和平研究所（(SIPRI）2015年3月發佈的數據，2005-2015這10年間瑞典的武器出口額增長了驚人的23%，成為全球第11大武器出口國，從中東的阿聯酋、沙特到南美的烏拉圭，從東南亞的泰國到非洲的南非，客户遍佈，有着成熟的產供銷一條龍服務，而且武器性能口碑極好。
問題來了，瑞典不到一千萬的人口，只佔全球總人口的0.14%，但是卻貢獻了全球2%的武器出口量！不僅如此，瑞典武器在國際市場上的流向一直是個敏感問題，在90年代初的南斯拉夫內戰中，克族和塞族手裏同時都有瑞典出口的瑞典AK5系列步槍，引來國際社會的廣泛批評。
當瑞典的武器出現在那些“非民主”國家時，可以想象國際輿論的譁然度。就連本國學術圈中研究國際關係的學者，也經常在瑞典的武器出口前冠以“ökänd”（臭名昭著）這一形容詞。
瑞典博福斯動力公司(Saab Bofors Dynamics)製造的AK5步槍，在南斯拉夫內戰中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
雖然瑞典官方嘴上以“無法完全管控武器流向”為藉口，靠賣武器賺的盆滿缽滿之餘，瑞典人也不得不擔心自己清新可愛的中立國形象。迫於國際輿論的壓力，當時的瑞典外長Margaretha af Ugglas在1993年5月聯合國難民峯會上，承諾瑞典將積極主動地應對南斯拉夫內戰帶來的難民安置問題。通過下面這幅圖我們也可以看出，瑞典沒有按照聯合國難民署（UNHCR）一般要求的那樣，以本國人口數量作為難民配額的基準，而是大大超過了這個基準（瑞典接納了77000人，而鄰國芬蘭只接納了3000人）：
我們基本上可以做出這樣一種解讀：瑞典在90年代初對待南斯拉夫難民和目前對待中東難民的策略如出一轍，如今瑞典被冠以難民天堂的“美譽”並不是他們突發善心做出了一個異常舉動。
今年9月13日聯合國大會召開，其中涉及眾多難民問題。就在大會後不久，現任瑞典外長Margot Wallström接受瑞典電視台SVT（地位相當於我國的CCTV）採訪，滿臉自豪地表示，瑞典在歐洲難民安置問題上做出的努力遠超聯合國指派給他們的任務，而且她接下來説瑞典將進一步嚴肅規範武器出口問題，瑞典計劃自2016年起，用以出口的武器中的70%將只賣給歐洲國家。
2016年9月，瑞典外長Margot Wallström接受SVT採訪
瓜田李下，不免引起各路媒體人的合理解讀：瑞典看似不計後果地在難民安置上門户大開，部分原因確實是因武器出口問題授人以口實。
如上圖，從2001年到2010年，瑞典武器出口收益增長了10倍多，從30多億增長到了137億瑞典克朗，10年足足賺了890億瑞典克朗！
雖然2011年以來瑞典用於移民（包括難民）的財政支出每年都在上升，單2015年就支出了170億瑞典克朗，**但放眼過去15年，單論武器出口這一項，就比國會的難民預算多出了11億瑞典克朗。**再加上軍工產業絕對是一項高附加值產業，它給瑞典帶來的勞動生產率和經濟效益不是那些冷冰冰的數字能比的。
2015年瑞典用於應付各類移民（包括難民）的預算超過174億瑞典克朗
我們雖然無法將抽象的“人道主義情感”具體化、量化為經濟上的風險收益，但僅通過“軍工vs難民”這兩個投入產出比，就可以清楚地看到，瑞典雖然可以以難民安置問題抵消掉一部分國際輿論的壓力，但仍然冒天下之大不韙“頂風作案”，打着“中立國”的幌子每年加大軍工產業的投資和預算，其背後奉行的行為邏輯依然是一以貫之的“實用主義”。
今年4月來自也門的32歲的難民Mustafa Houssain被瑞典移民局拒絕了難民許可，即將被遣返，失去理智的他襲擊了南泰利耶（Södertälje）移民局的一名工作人員。當地媒體“深挖”了新聞背景，描述他平時是如何的行為乖戾作風孟浪，卻有意無意忽略了他一個月前在Facebook上的一個發帖：“瑞典移民局給我們的每一分生活津貼，其實都是用我們的鮮血換來的。”（注：沙特是瑞典長期而穩固的武器購買源，而沙特近年來軍事介入也門種族衝突，造成數千也門平民死亡）
公共就業辦公室（Arbetsförmedlingen）：難民過濾器
瑞典是全球老齡化最嚴重的國家之一，2015年，65歲以上的老人已經迫近全國總人口的20%，不斷攀高的老齡人口的比例無疑是瑞典福利社會模式可持續性發展的一大隱患，更值得注意的是，老年人返貧現象在逐漸加劇。瑞典SVT2015年3月份報道，按照歐盟標準，瑞典超過25萬的老年人屬於貧困人口，每年瑞典用於低保的財政支出是45億瑞典克朗，平攤到每個貧困老人頭上大約是每月1700瑞典克朗。
很多瑞典老人的晚年並不幸福
那麼，增加勞動力人口尤其是“税收人口”必須是瑞典政府部門的政策導向。筆者也不止一次地讀到很多分析文章，指責愚蠢顢頇的瑞典政府放任過江之鯽的難民進入，尤其是難民中35歲以下人口能佔到難民總數的68%左右，他們和瑞典本土的青年競爭工作機會，加重了瑞典“土著族羣”的就業難度。
問題是，在何種程度上，難民數量可以部分地轉化為“人口紅利”，成為維持福利社會模式的積極正面的因素？在這一點上，文中前面所提到的公共就業辦公室的作用不可低估。
公共就業辦公室和移民局合作極為緊密，負責審核篩選符合推向瑞典勞動力市場的難民人選（發放at-und就業許可卡），僅此一關，因為年齡、犯罪記錄、教育背景等，就能基本排除掉三分之二的難民。
客觀地説，湧入瑞典的難民大部分來自北非和中東的穆斯林國家，人口素質本來就參差不齊，再加上語言障礙、生活環境的適應、用工單位的隱形歧視等各種原因，哪怕是剩下三分之一的拿到就業卡的難民，其中小部分高素質人羣找一份正經的工作也如蜀道之登途。而移民局考核是否給難民發放永久居留權的各項指標中，“是否有能力找到工作”這一項幾乎能佔到所有評權比重的80%。
瑞典SVT電視台今年5份的一份報道，揭示了難民在瑞典就業市場中所處的嚴酷環境，2015年瑞典接納的超過16萬的難民中，只有可憐的不到500人找到了工作：
這個數字非常清晰地説明，所謂“瑞典難民緩解勞動力缺口，應對老齡化”的論斷是站不住腳的。筆者甚至可以揣測，瑞典政府和有關部門主觀上就沒有刺激難民成為合法勞工的打算，而是把這一塊區域主要劃分給了已成體系的高素質移民引進系統，公共就業辦公室負責難民這一塊的部門擔當了難民過濾器的功能，它以較高的就業標準，繁文縟節的用工規章，配合了原本嚴苛的瑞典本土資方需求，“提純”了瑞典職場中的族羣分佈律，哪怕承擔了一些連帶的負面影響，比如找不到工作的難民往往成為社會治安的不穩定因素，也要維持本土年輕一代和高素質移民在就業大潮中的“生態平衡”。
結語
自1994年入歐公投以來，瑞典將自身的前途和整個歐盟的未來更加緊密地綁定在了一起，社會變革進入到了快車道。彼時，正是瑞典社會福利體系的“黃金時代”（1970-1985年左右）的餘暉也行將燃燒殆盡的時候。儘管瑞典在非常時期仍有黃金時代的先輩們殺伐決斷的風範，比如對2008年經濟危機和2009年豬流感事件採取的應對機制，讓歐盟其他國家稱讚不已。
但整個歐洲政治結構的深層次改變，和難民潮的長期負面效應已經給他們敲響警鐘。或許瑞典人還能從“軍工——難民”的收益比中假裝能保持一種惴惴的滿足感，或許瑞典人有足夠的自信，設計出更精巧的改革藍圖應對老齡化。但隨着整個歐盟的向心力越來越弱，經濟振興乏力，以及難民潮造成的政壇平衡危機，已經讓瑞典有了汲深綆短之感。
2016年11月份瑞典最新民調 右翼政黨瑞典民主黨（SD）支持率僅次於老牌政黨社會民主黨，穩坐第二把交椅
“小國”和“單一種族”這兩大特質本身是歷史辯證法所賦予瑞典人的，而在這個辯證法面前遭到懲罰的國家無分大小，單一種族的神話也即將在國內爆棚增長的穆斯林人口面前轟然坍塌。在一片治國的茫然混沌感中，瑞典人需要尋求更為精確的現實基點，以應對他們越來越不確定的未來。
本文系觀察者網獨家稿件，文章內容純屬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平台觀點，未經授權，不得轉載，否則將追究法律責任。關注觀察者網微信guanchacn，每日閲讀趣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