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海乃家”慰安所去留未定：建築或消失 記憶應保留
今年2月23日，位於上海市虹口區公平路425弄12號內的原日軍慰安所“海乃家”建築拆遷被叫停。“海乃家”由日本人坂下熊藏自1939年經營至日本戰敗，最多時有40多名“慰安婦”，曾是上海日本海軍指定慰安所。
自拆遷消息傳出後，網上對此產生了爭議，到底該不該拆？12月18日，央視《新聞調查》欄目就“海乃家”的去留問題採訪了相關人員，有人認為該留，有歷史意義；有人認為該拆，“慰安所”在上海很多，這一個不一定要留下，且該建築位於學校旁邊，影響不好；有的學生覺得難以啓齒……
以下為報道視頻整理的文字稿。
一次引起軒然大波的拆遷
今年年初，上海一幢建築的命運曾在網上短暫地掀起波瀾。
這座在舊房改造拆遷過程中被緊急叫停的，是一座叫做“海乃家”的慰安所舊址。一時間，媒體上又展開了一輪關於城市改造和歷史保護之間的討論。
喧囂過去四個月後，我們來到拆遷現場。一片廢墟中，仍還矗立的這幢就是“海乃家”，現場還保留着幾個月前拆遷突然中斷時的場面。
一片廢墟中的“海乃家”
上海虹太建築工程合作公司董事長蘇建忠：我們是從去年12月份開始拆除的，晚一天通知我的話，這房子今天就不存在了。
蘇建忠是這個拆遷工程的負責人。這幢兩層樓裏拆遷前密密麻麻地擠着15户人家，樓裏沒有抽水馬桶、沒有煤氣管道、用廚房得排隊、洗澡也得排隊。苦不堪言的居民們為了能夠早日實現拆遷，曾向政府請願多年。
居民：拆掉以後呢我覺得是真的很好，大快人心！給你那個公房，又什麼都有，我這裏這麼小的房子，那肯定是拆掉好。
拆遷順利進行過程中，“海乃家”上了新聞。
上海虹太建築工程合作公司董事長蘇建忠：這個時候虹口區徵收事務中心的工程部部長打電話給我，叫我立即停下。
“海乃家”位於上海虹口區公平路公平里弄堂，距離外灘僅有2.6公里。這座建於上世紀20年代的石庫門建築，在二戰時曾被日本海軍佔領，委託經營為慰安所。
海乃家的身份曝光後，質疑強拆文物的聲音指向了虹口區舊房改造中心。
上海虹口區舊改指揮部房屋徵收中心林建新：資料沒有任何的特殊之處，有關部門反饋給我們的意見也沒有列出來（海乃家）是保留建築或者保護建築。我們的虹口區政府對歷史的保護建築、保留建築工作非常重視。
記者：所以當時其實咱們在做徵收計劃之前，也對這一片區的房子都進行過事先調查？
上海虹口區舊改指揮部房屋徵收中心林建新：調查！調查！調查！
查閲文件，“海乃家”的確不在文保建築之列，批評聲音轉而指向政府對待歷史的態度。
上海市虹口區文物遺址史料館館長何瑛：等於説國家罪人了，就等於是把我們上綱上線到這樣一個地步。
作為虹口區文物遺址史料館館長，何瑛覺得委屈。據她介紹，近年來虹口區在文保工作中投入很大，在2011年結束的第三次全國文物普查中，共認定了三百多個“不可移動文物點”。她説，關於“海乃家”，他們並非這次才知道，沒有將其划進保護範圍，並不是一種遺漏。
上海市虹口區文物遺址史料館館長何瑛：什麼東西可以作為文物，可以保留下來的，它是有一個標準的。從它的一個是科學價值，一個是藝術價值，還有一個就是歷史價值。
“海乃家”是日軍強徵慰安婦罪行的重要證據
中國“慰安婦”問題研究中心主任蘇智良：今年初，聽説要拆了，我們又來了。
蘇智良指出的就是當年慰安婦使用的房間
蘇智良的相機曾記錄下許多如今已經消失的慰安所舊址。他是上海師範大學“中國慰安婦問題研究中心”主任，是中國研究“慰安婦”問題最權威的專家，也是“海乃家”的發現者。
這些年來，蘇教授數不清來過“海乃家”多少次，這樣的調查尋訪他做了二十多年，一點一點地將日佔時期上海的慰安所開設情況還原了出來。
中國“慰安婦”問題研究中心主任蘇智良：這一張呢，是我們經過20年的調查，對上海的日軍慰安所進行的一個認定。像“海乃家”就應該是在這裏，公平路。然後離它一公里的地方應該還有一個“海乃家”的分館。那麼到目前為止我們能夠確認的上海的日軍慰安所是166個，這是世界上慰安所最多的城市。
地圖上的紅點就是慰安所的舊址
曾經是世界上慰安所最多城市的上海，如今已經跨入世界上經濟發展最快的大都市的行列，對於不少人來説，從新聞裏瞭解到慰安所的歷史後，對於是否有必要留下“海乃家”，態度更加曖昧。
居民：我聽説上海市這個“慰安婦”的地方很多很多的，我們這地方呢，我覺得利用價值不是很高，不是一定要留下來。
上海虹口區舊改指揮部房屋徵收中心林建新：如果每一個慰安所都保留下來，肯定會影響到整個區域的經濟發展。
上海自十九世紀開埠以來，地位卓然，繁華至今，見證過無數風雲變換，也留下了許多歷史遺蹟。這座慰安所舊址究竟特殊在哪裏？真的值得留下嗎？
中國“慰安婦”問題研究中心主任蘇智良：“海乃家”呢，它的重要性是形成了一個完整的歷史的證據鏈。1994、1995年的時候，我在日本買了一本書，《日本海軍慰安所的故事》。
上圖這個小男孩就是這本書的作者，化名“華公平”的坂下元司，他的父親就是“海乃家”慰安所經營者坂下熊藏，這是當年“海乃家”成員的合影。在這本書裏詳細記載了當年“海乃家”的建立和經營情況。蘇智良就是根據書中的舊照片對照尋訪，找到“海乃家”的。
中國“慰安婦”問題研究中心主任蘇智良：“慰安婦”的照片，經營者的照片，海乃家的情況，再加上週邊的中國住家的這樣一個記憶，就形成了一個比較完整的證據鏈。
記者：這樣證據鏈的搜尋，和讓它們之間相互印證，並不容易。
中國“慰安婦”問題研究中心主任蘇智良：很不容易的，這個是要經歷有時候幾年，甚至於十年的積累。
倖存者們仍未得到應有的賠償和道歉
然而人們或許會問，如今戰爭已經過去多年，為什麼還需要保留“海乃家”這樣的證據，這段歷史還沒被揭過去嗎？
這個影像不是幾十年前的歷史資料，而是今年2月16日聯合國會議上的紀實，發言者正是現任日本外務省事務次官的杉山晉輔。他認為“‘慰安婦’問題上所謂的強徵的證據，根本不存在。”
中國“慰安婦”問題研究中心主任蘇智良：“慰安婦”問題不僅僅是歷史，它也是當下的一個話題，為什麼這麼説呢？日本的歷屆政府，他的主旋律是否認、歪曲，一直到現在它還在否認，它還不停地在否認。
為了揭露罪行，這些年來，一些倖存者也陸續勇敢地站出來追討正義。中國“慰安婦”受害倖存者萬愛花大娘先後幾次在東京公開舉證控訴。
從1995年開始，萬愛花、趙潤梅、劉面換等中國“慰安婦”受害者，先後就日軍五十年前實施的性暴行提起訴訟，要求日本政府為此進行謝罪和賠償。
16年前，《新聞調查》欄目曾探訪受害倖存大娘，記錄下她們的堅毅和決心。
董倩：大娘，那假如日本人也不謝罪，也不賠償，那怎麼辦？
趙潤梅：總要和他打，打贏了。只要我活着，就要和他打。
萬愛花：總要有一天。總有一天，他不能就這麼放着。
然而對正義的追討，比想象中艱難許多。大娘們的訴訟一路從東京地方法院打到東京最高法院，均以敗訴告終。她們直到去世，也沒有等到應得的道歉。
中國“慰安婦”問題研究中心主任蘇智良：要和日本的這種遺忘，甚至是歪曲，歷史的修正主義做鬥爭，所以我們必須要保留我們的歷史記憶。
記者：在您這兒我也看到了好幾個書架的書。有人就會説這些證據還不夠嗎？我們為什麼還需要持續地挖掘證據和保留證據？
中國“慰安婦”問題研究中心主任蘇智良：儘管歷史已經過去70多年，我們對於抗戰的研究剛剛開始。
慰安婦問題的證據在加速消逝
為了在節目中呈現“慰安婦”受害人羣的確切人數，我們查閲了許多研究資料，卻發現至今尚未有公認的答案。不同學者估算的人數之差，有十倍之多。這只是“慰安婦”問題研究艱難現狀的一個縮影。和許多其它二戰相關研究相比，對“慰安婦”問題的研究，在全世界範圍內，起步要晚得多，也艱難得多。
中國“慰安婦”問題研究中心主任蘇智良：在1991年以前，由於日本政府的隱瞞，所以大家都不太知道有“慰安婦”。一直到1991年，像金學順等韓國“慰安婦”的站出來，引發了大家的關注。
受害者的勇敢，使這段血淋淋的歷史在戰後四十多年終於被揭開。二十多年來，中國、韓國、日本等國學者合力進行着挖掘研究。作為國內唯一的研究“慰安婦”問題的專業學術團體，蘇智良和他的學生四處奔走，調查考證，不斷更新着對歷史的認知。《新聞調查》也曾和“慰安婦”受害倖存大娘一起，尋訪過發生戰爭性奴役罪行的舊地。
慰安所舊址是戰爭性暴行的沉默罪證，但對證據的蒐集和尋找，着實是一場與時間的較量。2000年“中國慰安婦問題研究中心”成立不久後，曾邀請萬愛花大娘參觀，那時在上海發現的慰安所舊址有83座。16年過去了，這個發現翻了一倍，但證據也在加速消逝。
中國“慰安婦”問題研究中心主任蘇智良：1991年坂下元司回到上海，試圖要去找一公里以外的分館，結果他沒找到。兩三年以後，我們找到了這個建築，很可惜的，這個建築也已經拆掉了。這些年我經歷過這樣的事情太多了。
雖然拆遷暫停，但“海乃家”將來是去是留，還並無定論。蘇智良和學生曾趁着拆遷混亂時，從現場撿回了一些窗户門板，堆在上海師範大學的一個資料館的角落裏，算是以防萬一。這個由地下室改造成的陳列館裏，還展出着蘇教授他們的其它館藏和研究成果。頗為簡陋的這裏曾在很長一段時間內是中國唯一的“慰安婦”受害者紀念館。
慰安婦遭曲解倖存者仍承受着外界羞辱
在蘇智良眼裏，證據鏈條完整的“海乃家”，其去與留值得慎重考量。但對於不少人來説，正是“海乃家”曾經的身世，讓人們質疑它保留的必要。
原住户：好像過去做過日本人妓院什麼的。
郭阿姨：它就是一個恥辱，是我們國家的恥辱，對不對，就是這個問題。
記者：然後覺得這恥辱的東西。
郭阿姨：不能放在學校裏面。
郭阿姨提到的“學校”，指的是和“海乃家”一牆之隔的澄衷中學。按照規劃，“海乃家”所在的地塊將作為教育用地劃歸給澄衷中學。如果“海乃家”留下，或許將會成為校園的一部分。
郭阿姨：“慰安婦”的房子放在學校裏面總歸好像不大好。
記者：影響不好在哪兒？
郭阿姨：因為學生他小，他需要的是正能量的教育。
記者：“慰安婦”這事不正能量？
郭阿姨：不是正能量的。
任何事情，一旦和“教育”、“孩子”聯上關係，就顯得格外關乎重大。那麼這些孩子們自己怎麼看呢？在澄衷中學校門口，我們遇到了四位正上高二的男生。
記者：你們聽説過“海乃家”嗎？
學生：“海乃家”，聽説過一點傳聞。學校旁邊有這麼一個遺址，然後是關於一些無法回憶的過去的。
記者：覺得這個詞説不出來是嗎？
學生：不要不要，不要不要。
這個孩子們覺得説不出口的詞語，在歷史上的確曾引起過許多誤解和爭議。“慰安婦”一詞來源於日語，原意是隨行慰勞軍人的婦女。這個詞字面上看起來一團和氣，但在歷史上，絕大多數所謂“慰安婦”是被日軍強徵或誘騙而來，供官兵發泄獸慾。在受害女性中，有着難以計數的未成年少女，甚至還包括女童。
據澳大利亞學者喬治·希克斯所著的《慰安婦》一書記載，被抓來當“慰安婦”的少女飽受凌辱，有的甚至每天要遭受幾十人輪姦，數以萬計的女性就這樣被凌虐致死。如今這場慘劇已過去半個世紀，但直到今天，在調查“海乃家”的拆遷時，我們仍不時會聽到這樣的表達。
弄堂居民：是妓女啊，“慰安婦”就是妓女啊。
上海市虹口區文物遺址史料館館長何瑛：據説是一個日本人到中國來開了這樣一個妓院。你在學校裏面放了這樣一幢房子在那裏面，那你對學生，你到底是要起到一個什麼教育作用。
看來，一座慰安所的去與留，不僅關乎着歷史和現在，也關乎着孩子和未來。它究竟扮演着怎樣的角色，會造成怎樣的影響呢？
將“慰安婦”受害者稱為“妓女”，將“慰安所”稱為妓院，是對戰爭性奴役制度的極大曲解。但令人難以忽視的是，這種對性暴力受害者的曲解並不罕見。它使僥倖活下來的倖存者，在餘生中也繼續遭受漫長的羞辱和折磨。
韋紹蘭：（月經）剛剛乾淨，就被日本鬼子抓去了。拿去那房被強姦的啊。就這樣懷上孩子了。
羅善學：1945年我出生，（現在我）68歲，想結婚沒有辦法，談了六個妹子，都沒成事，“嫁什麼人不好，嫁日本人，這個名譽好聽嗎？”人家講。
這部講述“慰安婦”受害倖存者韋紹蘭大娘和她兒子故事的紀錄片，是八零後導演郭柯的作品。影片用了一個特別的數字命名，《三十二》。
郭柯：2012年的7月份，在我準備拍這個的時候，我問了蘇教授，我説現在這些老人還剩多少，他説32。我也沒多想，這個片子就叫《三十二》。
記者：我們在戰爭期間遭受過日軍性奴役的一共是？
中國“慰安婦”問題研究中心主任蘇智良：我們推測有20萬以上的受害者。
32，其實指的並不是受害倖存者的全部數量，只是當時尚在世的，且經過蘇智良教授等研究者調查確認的老人們。和其他曾遭受戰爭傷害的人們比起來，“慰安婦”受害者即使倖存，也往往選擇保持沉默，甚至隱姓埋名遠走他鄉。逼迫她們做出這種選擇的，不僅是內心的屈辱，更有外界的羞辱。
學生：不是很光彩的，還是不要特別瞭解比較好。
記者：你提到不太光彩，會覺得可能比如説，如果一個是抗戰英雄……
學生：那可以。
記者：如果是個抗日烈士的。
學生：主要是這個題材。
記者：會覺得“慰安婦”它涉及到性侵犯這種。
學生：對，學生還是不應該知道太多。
孩子們會對於女性遭受的性暴力產生恥感，並不是一件令人意外的事情。即使在今天，性侵受害者在面對大眾時，都時常需要做好被羞辱的準備，遭遇各種苛責和質疑。在這樣普遍的、對被性侵者進行二次傷害的語境下，我們或許很難奢望孩子們憑空產生對戰爭性暴力受害者的同情和憐憫。
學生：只要知道這個事情就可以了，你要是非把它拍成一個影像資料讓我們去看的話，好像有一點點過分。
學生：就是説，在這種沒有成年的情況下瀏覽這種東西，對性格或者是心理上會造成一些影響。
而這些聽上去像是混淆了“戰爭性暴力”和“淫穢色情”兩個概念的印象。
中國人民大學副教授、女權主義學者宋少鵬曾檢索研究國內媒體對“慰安婦”的報道，發現“慰安婦”在大多時候，只是作為民族壓迫的符號出現，但其個人經歷和感受卻鮮少被記憶和挖掘。對於面目模糊的受害者，人們往往更不容易生出感情，甚至有可能將受害者與性暴力本身混為一體，覺得骯髒，希望迴避。
中國是“慰安婦”強徵制度最大的受害國
中國是“慰安婦”強徵制度最大的受害國，然而，在很長一段時間內，世界範圍內都很少有人知道龐大的中國“慰安婦”受害羣體的存在。
中國“慰安婦”問題研究中心主任蘇智良：從90年代初開始，整個的研究的隊伍並不樂觀，沒有多少人關注，主要就是我們上海師範大學的一個團隊。這個研究有很多條件的限制，需要大量的田野考察。
中國“慰安婦”問題研究中心主任蘇智良：倖存者大多生活在農村，有很多人是沒有生育，因為她們的遭遇。所以她們的生活狀態是非常糟糕。我們對這些我們所發現的倖存者，也開始生活費的援助，從2000年一直到現在，17年沒有間斷過。像海南的陳亞扁老人，她多次地對來訪者説，如果沒有這些援助費，我早就死了。
90年代進入這個領域時，蘇智良剛過完第三個本命年，風華正茂；如今，他也步入了花甲。這些年來，他和夫人陳麗菲教授與大娘們結下了深厚的情誼，問寒問暖，捐物添衣，探病送藥，直至陪她們走完最後一程。除了“中國慰安婦問題研究中心”募集來的資金，蘇教授夫婦也一直自己出錢補貼取證費用和老人們的生活，一篇2005年的新聞中曾提到，截至當時，他拿出的花費就已有30萬之多。今天再問起，他卻不願多談，只回復説，“遇見受害者羣體，作為一箇中國人，你就不能轉身離去。”
這兩年，蘇教授也曾嘗試利用網絡平台發起捐助，獲得了數千網友的支持，但離“徹底解決老人們生活”的目標仍有差距。令他意外的是，今年年中，有人主動找上門來。
這是一場宣佈資助“慰安婦”受害倖存者的新聞發佈會，發起人是在華經商的韓國企業家梁必承、梁東霞父女。
記者：大概是在什麼時候，是什麼樣的契機,生出了想要幫助她們的心情？
梁東霞：非常最近的事情，我們一家人看了這個電影之後。
梁東霞指的電影，是今年春天在韓國上映的《鬼鄉》。這是一部講述朝鮮少女被日軍強徵為“慰安婦”的故事。戰時朝鮮是中國之外的另一個“慰安婦”受害大國，近年來，“慰安婦”問題在韓國一直廣受關注。電影《鬼鄉》中，中國少女被強徵為“慰安婦”的情節，使許多韓國人第一次知道了中國也有“慰安婦”受害者。
梁必承：看了以後，我、我的太太一起哭了。那時候我找（到）蘇教授，（問）什麼方面我們可以合作，他説一個問題是生活費用，第二個問題醫療。
梁必承聯繫了自己的多位中國企業家朋友，以及清華大學第一附屬醫院的領導，他們決定一起出力，負責老人們接下來的生活和醫療問題。他們為這個專門的救助機構取名叫“22人的朋友會”，是從中國“慰安婦”倖存者的人數得來。
二十二，也是郭柯第二部紀錄片的名字。在拍完記錄韋紹蘭大娘母子生存狀態的《三十二》後，郭柯決定把其他“慰安婦”倖存者的故事也記錄下來。
郭柯：希望它能進入院線，目不轉睛地去接受觀眾的這種凝視。
紀錄片進入院線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為了增加知名度和上映機會，郭柯報名了許多電影節。
在莫斯科電影節、釜山電影節等不少國外知名電影節上，《二十二》都曾獲得提名甚至拿獎；但報名國內電影節，卻總被拒之門外。
難得的是，今年四月，北京大學生電影節通知影片入圍，並邀請該片在北京師範大學進行展映。
觀眾：在這個藝術比較浮誇的年代，看到這麼樣一個片子，我感覺到很榮幸。
郭柯：其實我報了很多電影節，我不知道大學生居然是能認可這個片子，真的要感謝大學生朋友。
觀眾：很希望能來我們學校。
郭柯：辛苦啊，從石家莊跑過來。
《二十二》在這次電影節上獲得了“紀錄單元組委會特別推薦獎”，但隨後在國內又迅速沉寂下來。
因為上映無期，《二十二》的微博一直沒能像其它影視作品的官方微博一樣，發揮太多造勢宣傳的作用，反而因為主創人員時常回去探望老人，而成為微博上關於“慰安婦”倖存老人生活現狀的，最及時詳細的消息來源。只是，這些傳來的消息，不時會讓人心裏一沉。
訃告發出後，往往不會收到太多回應。它們迅速無聲地消失在人們的視線外，正如老人們靜靜的告別。二十二這個數字，在沉默中正一格格繼續向下跳動。
梁東霞是郭柯的同齡人，她與“慰安婦”老人們的緣分，則要追溯到更早。
梁東霞：大一的時候看我過父親寫的一篇文章，關於“慰安婦”的一個文章，我看了這篇文章之後，覺得哎呀我必須要研究“慰安婦”的問題。
梁東霞的父親梁必承從商前曾在大學擔任歷史教授，梁東霞繼承父業，本科時在美國達特茅斯大學攻讀歷史。
梁東霞：我發現它是一個比較綜合性的問題，它涉及到外交關係，女性權利，還有社會上的地位的問題，當時我們學校是沒有專門研究“慰安婦”的一個課程，然後我獨立申請了一個課程。
對“慰安婦”問題的研究，幫助梁東霞贏得了達特茅斯大學的獎學金。她用一年半的時間走訪了韓國、日本、美國等地，進行深入調查。
梁東霞：當時發現那個80%是韓國的，然後剩下的是有中國的，還有印度尼西亞的荷蘭人。
探訪韓國“慰安婦”受害老人起居生活的住所——“分享之家”
數量龐大的中國受害者，在當時尚未被國際學界所知，梁東霞和中國老人們的結緣也因此推後了多年。不過從十年前起，當時只有二十一歲的她就已開始關注韓國的“慰安婦”倖存老人。
梁東霞：在韓國有一家是叫“分享之家”，它是我經常去的分享之家拜訪了“慰安婦”奶奶們。小朋友們也在，都是跟奶奶和孫子、孫女在一起這樣的環境，很自然的。
梁東霞提到的“分享之家”坐落在韓國京畿道廣州市，由韓國民間機構修建，除了歷史紀念館，主要供倖存的“慰安婦”受害老人起居生活。“分享之家”在韓國幾乎無人不知，甚至還登上了著名旅遊書籍《孤單星球》的推薦景點名單。但從首爾出發，一小時的車程越走越荒涼，我們一度擔心自己會成為唯一的訪客。到了之後發現，看來是多慮了。這裏到處是孩子，一片活潑的氣象。
學生：我是首爾中山高中志願者協會的，我們每個月來一次分享之家，為這些“慰安婦”倖存老人做志願服務，在韓語裏我們叫她們“奶奶”。我會陪她們聊天，為她們傾聽。
學生：我們不是唯一來做志願服務的高中，每年還有很多其它學校的學生來這裏。
紀念館內還有孩子們在做講解志願者，他們的筆記本上記得密密麻麻。
網上搜索，我們看到了許多年輕人與老人們的照片，裏面還有不少小朋友。
對於沒有經歷過戰爭的民眾，尤其是年輕一代，對“慰安婦”的歷史產生興趣和了解並不是一件天然的事。和中國同齡人一樣，韓國中學生的升學壓力也極大。為什麼這些孩子願意犧牲娛樂和遊戲等更有趣的事情，將時間花在這裏？
學生：這件事不能用有趣沒趣來衡量，這是一件我們應該做的事。
學生：那些有意思的事情，像遊戲和愛好，以後都能以後再説，但對於奶奶們，這可能是我最後一次見到她們了。
每年的母親節和老人的生日，孩子們也都細心惦記着。
學生：我對她們有種特殊的感情。六七十年前，她們曾是別人的姐妹，是女兒，是妻子，每當想到這些都讓我非常難過。我也能想象她們的兄弟、父輩會因此多麼痛苦。
學生：我有一個姐姐，而我的奶奶只比他們小五歲。有時會想，如果我的奶奶當年被抓去做“慰安婦”會怎樣，光想想就很痛苦。所以我感到自己有責任去撫慰她們。
能把受害者當作家人，毫不忌諱地自我代入，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對性暴力受害者的羞辱和污名，在各時各地都不罕見；相反，想要避免漠視、產生共情，可能需要付出極大的努力。在電影《鬼鄉》中，主人公就曾受過這樣的羞辱。
許多成年人都曾做錯的事，為什麼在孩子們這裏這樣自然？或許是因為這些放置在廣場和公園中的“慰安婦”少女塑像，或許是因為這些“慰安婦”倖存者筆下的故事，或許是因為這些藝術家的創作。
韓國動畫作品《老奶奶的夜》中，那些在最美麗的年華因戰爭性暴力而凋零的少女的形象，使沉重的歷史能更直接地擊中當代人的心靈。或許正是它們讓孩子們在跨越半個世紀後，能夠對老人產生深切的憐惜和共鳴。
“分享之家”還有一面牆，上面刻着許多捐獻者的名字，我們在其中發現了不少韓國流行偶像。明星的榜樣舉動，對年輕人來説無疑是極好的示範。
在“分享之家”，出於對老人的愛護，我們這樣初次到來的陌生人通常不能進入她們屋中，以免打擾。
被看見、被感知、被觸動是如此的重要。去年年底，在經歷了十年的籌劃和爭取後，中國第一所經倖存者指認的“慰安婦”紀念館在南京開館了。
這座陳列館是由亞洲保存最完整的利濟巷慰安所舊址改建而成，位於南京市中心，對面就是總統府，寸土寸金。在十年間，曾有許多人對這裏建紀念館提出反對，認為是城市的恥辱。
男觀眾：我覺得是城市文明的象徵，懂得記住歷史的一個城市的象徵。
女觀眾：這怎麼能是城市的恥辱。
女觀眾：這個地方我感覺挺有意義的，如果要是搬離的話，或者什麼的話我就不會來南京了。
慰安婦問題研究之路任重道遠
“利濟巷”的成功保留歷經10年，其背後凝聚着南京這座城市對歷史的思考，以及一種價值觀的堅守。而對於《二十二》，郭柯也不打算放棄。他希望自己的片子能像《鬼鄉》一樣，使中國的大眾對“慰安婦”老人們有更多的關注。
《鬼鄉》今年在韓國曾引發了全民觀影熱潮，票房甚至超過了同期上映的好萊塢大片《瘋狂動物城》和《死侍》，但它的上映之路其實也非常坎坷。導演趙東來從十四年前就想製作這部電影，卻始終不被市場看好、得不到投資，最後是靠幾萬民眾的眾籌才得以拍攝完成。受《鬼鄉》的鼓舞，郭柯也打算試試這條路。
對於眾籌結果如何，郭柯不是很有底，畢竟這一年多來，它經歷了太多來自國內發行商的否定。不過，在這個世界上另一個奇妙的角落，它的作品正以一種意想不到的方式被熱烈討論着。
在經歷了夏日梅雨和秋凍之後，上海入冬了。10月底，蘇智良教授籌備了幾年的博物館在上海師範大學開館了。之前十多年屈身在地下紀念館的展品，終於有了更得體的陳列台。蘇老師和學生年初從“海乃家”撿回來放在地下室角落的門窗，也被陳列了出來。
中國“慰安婦”問題研究中心主任蘇智良：像“海乃家”這樣的地方，首先是要把它記錄，把它記錄然後再來論證有沒有必要。
記者：您不覺得它一定要保留在那裏。
中國“慰安婦”問題研究中心主任蘇智良：對，有些東西它不可能永久保留。建築可能會消失，記憶應該得以保留。一個歷史的再現，就是要靠一個一個“海乃家”的調查和考證；如果沒有這樣一些細節和局部，我們不可能再現它的全部，這就是我們的當下的使命。
記者：所以我們其實依然在路上。
中國“慰安婦”問題研究中心主任蘇智良：對，我們還剛剛開始。
截至節目播出前，海乃家的去留仍未確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