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公佈年度十大科學人物，一位華人科學家上榜
據微信公眾號“Nature自然科研”（macmillan-nature）12月19日報道，國際權威科學雜誌《自然》19日公佈了2016年的年度十大人物，這是《自然》選出的在今年對於科學產生了重大影響的十個人。
“今年的名單突顯了來自全球各地的研究人員，在天文學，生殖生物學和少數族裔在科學領域的權利方面做出了自己的貢獻。”《自然》的特寫編輯Richard Monastersky表示，“2016年《自然》十大科學人物是一個多元化的羣體，他們都在今年的重大科學實踐中發揮了作用，並可能在世界範圍內影響變化。”
加布裏埃拉·岡薩雷斯
GABRIELA GONZALEZ
引力密探
原文作者：Davide Castelvecchi
一位物理學家幫助首次捕捉到人類搜尋已久的引力波的直接信號。
一年前，Gabriela Gonzalez正在努力保守她人生中最大的秘密。在美國，兩個大型探測器檢測到了引力波的信號——愛因斯坦預言中的時空漣漪，但此前從未被直接觀測到過。岡薩雷斯的工作是在將這些發現公之於眾前，協助領導一千多位科學家仔細驗證。
這樣的新聞很難長期保密，但這個發現實在太重大了，因此，研究團隊花費了將近五個月時間來分析位於華盛頓州和路易斯安那州的兩座激光干涉引力波天文台（LIGO）探測器得到的數據。作為LIGO科學合作組織的發言人和負責協調分析的關鍵人員之一，Gonzalez需要協調分散於全球各地的研究團隊，包括位於意大利比薩附近的處女座干涉儀研究人員，LIGO與處女座干涉儀共享數據。
在管理這個巨型項目的過程中，Gonzalez發揮了自己的多面能力。大多數物理學家很早就知道自己會成為理論家還是實驗家，但Gonzalez開始研究生學業時選擇的是理論方向，後來才轉到了實驗物理學領域，並表現出驚人的天賦。“這種天賦使其可以成為一流的科學家。”LIGO項目的創始人之一、麻省理工學院的物理學家Rainer Weiss説。
Gonzalez説，在自己的職業生涯中，她在LIGO項目上“什麼工作都做過一點”。有段時間，她承擔了診斷干涉儀性能的重要職責，以確保它們達到無與倫比的敏感度。現在，其敏感度足以探測出 4千米長的干涉臂上1021分之一的長度變化，這相當於DNA的寬度與土星軌道之比。她還協助領導過數據分析團隊，並説服引力波研究者和常規天文學研究者開展合作。他們將在即將到來的多信使天文學時代，聯手尋找會同時釋放引力波和電磁波的現象。
宣佈LIGO發現之前的那個月緊張而忙碌，Gonzalez和同事努力確保團隊已經獲得了板上釘釘的證據。他們知道，歷史對報告“發現”引力波的研究者並不仁慈：就在最近一次的2015年初，一支國際團隊不得不撤回了南極一架望遠鏡發現引力波間接信號的聲明。
讓LIGO團隊壓力倍增的是，在得到最初發現不到一週時，流言就已流傳開來，記者也開始致電詢問。Gonzalez説，在漫長的分析過程中，自己從未在不與同事商討的情況下，擅自做出重要決定，她的領導能力獲得到大家的稱讚。“加布裏埃拉讓我們順利度過了這一階段，”Weiss説。
Gonzalez就職於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學，靠近位於利文斯頓的LIGO干涉儀。2008年，她成為了系裏的第一位女性正教授。岡薩雷斯説，她在職業生涯中從未遭遇過直接的性騷擾或歧視，但“我或許不得不比其他人更努力地證明自己（的能力）。”
Gonzalez説，到2017年三月，她目前的LIGO發言人任期將結束，之後不會再競選，而是計劃迴歸到全職研究崗位。她協助創立的科學領域—引力波天文學才剛剛起步。“對我來説，科研工作一直都是一場趣味橫生的旅行，而現在的風景越來越美。”
傑米斯·哈薩比斯
DEMIS HASSABIS
思維締造者
原文作者：Elizabeth Gibney
人工智能開發者打敗圍棋高手，下一步，劍指全球問題。
資深棋手Demis Hassabis在今年三月迎來了人生中最艱難的比賽，而他甚至沒有親自上場：在他的團隊創造的程序AlphaGo與頂尖棋手李世乭對弈時，Hassabis只能在一旁觀看。最終，電腦贏得了比賽，這標誌着AI領域的巨大勝利；也為哈薩比斯的系列戰績再添一筆。
位於倫敦的DeepMind公司是AlphaGo的開發者。作為DeepMind的聯合創始人, 哈薩比斯感到興奮而欣慰。“我們下了一着險棋，而且成功了。”
但這場勝利不僅僅是一場棋賽的勝利。Hassabis想要向全世界展示機器學習技術的實力，他希望未來能利用這項技術製造類似人類一樣的綜合AI，使之能夠解決複雜的全球性問題。
在他早慧的青年時期，Hassabis就已經勾勒出了這一願景。他是一個象棋神童，十幾歲時就設計出了銷量百萬的新穎電子遊戲，20歲出頭就開設了屬於自己的公司。在拿到認知神經學博士學位後，他於2010年創建了DeepMind公司。四年後，Google據報道以4億英鎊的價格收購了這家公司。
DeepMind的研究者們將來自神經科學的靈感應用於各色各樣引人注目的AI項目中，從語音合成到倫敦地鐵導航，皆包括在內。Hassabis説，DeepMind每一個算法的複雜性都建立在之前算法的基礎上，並融入此前只在不同AI中單獨開發出來過的能力。DeepMind的AI已經從學習如何觀察和做出相應行動的階段，進入到利用這些信息進行計劃和推理的階段。在解決現實問題方面，他們的團隊利用機器學習將Google數據中心的用電量減少了15%；Hassabis希望這一技術能得到更大規模的應用。
雖然DeepMind的研究者也會發表論文，但他們對進行中的工作是保密的，這一點讓一些學者感到苦惱。一些數據隱私倡議者則對Google DeepMind與英國國家醫療服務署的合作感到擔憂，但科學家卻蜂擁進入DeepMind工作。
在日常生活中，Hassabis非常謙遜，但充滿熱情。他在倫敦大學學院的博士導師Eleanor Maguire説，他擁有一種用自己的激情感染他人的天賦。“一旦他開始談論自己感興趣的事，他的熱情就會傳染給別人。”在管理公司的同時從事科研意味着只能在凌晨時分做研究工作，但Hassabis表示他並不介意這一點：“我們從事的是非常重要的工作，我覺得為此犧牲是值得的。”
特瑞·修斯
TERRY HUGHES
珊瑚礁哨兵
原文作者：Daniel Cressey
珊瑚研究者就大堡礁的大規模白化事件發出警示。
今年三月，在飛過大堡礁上空時，Terry Huges的心沉了下去：海面之下映入眼底的是一片蒼白斑塊，那是珊瑚已經死亡或即將死去的明確跡象。
Hughes是澳大利亞研究理事會（ARC）珊瑚礁研究卓越中心的主管，他説，自己和學生在看到航空調查的破壞結果後哭了出來。白化事件襲擊了幾乎整個大堡礁，初步調查顯示，大堡礁北段81%的珊瑚礁都遭到了嚴重打擊。這是有記錄以來大堡礁最為嚴重的白化事件——而且，這次事件只是太平洋各海域的珊瑚正在普遍遭遇的災難的一個縮影。
熱帶太平洋的強厄爾尼諾變暖模式觸發了這場災難。高的異常的水温使得珊瑚排出與之共生的蟲黃藻，而後者為珊瑚提供了大部分食物，以及它們的鮮豔色彩。一些珊瑚能在白化後恢復，但另一些則會死去。10月和11月的追蹤研究表明，在綿延700公里的大堡礁北段，已有67%的淺水珊瑚死亡。
大型厄爾尼諾事件發生時，Hughes本人正在大堡礁中段附近從事研究。在領導開展初始調查後，他實質上成為了這場災難的發言人。在媒體對白化報道的高峯時期，修斯一天接受了35場採訪。
“在澳大利亞，就連從來沒去過大堡礁和很有可能永遠不會去的人們也將它視為國家標誌，”Bob Pressey説；他是Hughes在ARC的同事。
這場危機推翻了一些既定的觀念。Hughes説，對白化的傳統觀點是，珊瑚會在排出蟲黃藻後慢慢餓死。但今年的水温實在太高，“許多珊瑚在開始捱餓之前就死去了；它們實際上是被熱死的。”
過去幾年來，隨着全球温度反覆創下歷史新高，全球的珊瑚都陷入困境。2015年十月，在夏威夷、巴布亞新幾內亞和馬爾代夫的珊瑚相繼發生白化後，美國國家海洋和大氣管理局宣佈，珊瑚白化已成為一場全球性事件。
今年，白化擴散到了澳大利亞、日本和太平洋的其他地區。研究者表示，隨着氣候變化推升基準温度，白化將會更為頻繁地侵襲珊瑚礁。在一些情況下，頻繁的白化將會使得大部分珊瑚都無法存活。
Hughes還不打算放棄大堡礁。但最近的白化事件使珊瑚變得非常脆弱，極易受到病原體和捕食者的攻擊。如果不久後再次發生，還將會對珊瑚帶來更大的打擊，“我們想要告訴公眾的是，”他説，“應對氣候變化的時間已經不多了。”
古斯·凡德爾
GUUS VELDERS
冷卻者
原文作者：Jeff Tollefson
大氣化學家為達成國際氣候協定打下基礎。
大氣化學家並沒有多少拯救世界的機會，但在今年十月，Guus Velders得到了一個屬於他的機會。他參加了在盧旺達首都基加利舉行的國際談判，會上，各國代表試圖約定逐步停止生產和使用氫氟烴（HFCs）——一種常在空調中使用的超級温室氣體。
大多數國家同意了大力削減氫氟烴的時間表，但印度和少數其他國家想另外推遲四年。在經過模型計算後，Velders告訴談判國，這一讓步對地球的影響很小。
這一點以及他先前的工作為達成全球協議鋪平了道路。10月15日，有關禁用氯氟烴的協議簽字通過，廣受好評。説話輕聲細語的Velders是荷蘭國立公共衞生與環境研究院的一位研究員，他對自己在其中扮演的角色感到自豪：“我之前從來沒有參與過能促進在氣候方面達成全球共識的工作，”他説。
但這並不是個巧合。Velders的同事説，他是氫氟烴排放領域的世界級專家，除他之外，沒有人能在基加利會議上提供如此迅速的分析。他也與科學界同仁一起，將1987年簽署的《蒙特利爾議定書》——一個旨在保護臭氧層的國際協定——改造為對抗全球變暖的工具。
根據《蒙特利爾議定書》的規定，製冷劑也是強力的温室氣體；Velders的團隊還表明，《蒙特利爾議定書》在控制全球温度方面的貢獻實際上高於1997年的《京都議定書》。最近，他的團隊還估測了氫氟烴在本世紀可能造成的變暖程度，為有關氯氟烴的協議打下了基礎，該協議成為《蒙特利爾議定書》的一個修正案。
“Velders的團隊總能在正確的時間回答合適的問題，”Durwood Zaelke表示，他是一家位於美國華盛頓特區的倡議團體——可持續發展與治理研究所的主席。“可以確定地説，沒有他們，我們就沒法達成協議。”
現在，Velders的團隊又回到了原點。由於禁令的達成，他們有關氫氟烴排放增長的預測作廢了。對於這樣的“研究挫折”，Velders完全接受。
賽琳娜·M·杜爾基
CELINA M. TURCHI
寨卡偵探
原文作者：Declan Butler
醫生與時間賽跑，試圖解開巴西東北部的醫學謎題
2016年，對寨卡病毒的恐懼在全球擴散，作為美洲首個出現疫情的國家，巴西正處於恐慌的中心。一些研究者甚至呼籲推遲8月的里約夏季奧運會。但Celina Maria Turchi Martelli遠離媒體喧囂，抗戰在巴西東北部的寨卡疫情前線，試圖解開這個醫學謎團。
Turchi是一位醫生兼傳染病專家，2015年9月，她的生活被寨卡病毒徹底打亂了。當時，巴西衞生部派她去調查她的家鄉伯南布哥州新生兒小頭症（頭部和腦部異常小）病例顯著增加的情況。很快，她就確信巴西正面臨着一場公共衞生危機。“作為流行病學家，在我最壞的想象中，也沒想到新生兒小頭症這樣的疫情，”她説。
Turchi就職於累西腓市的Aggeu Magalhães研究中心。她立刻聯繫了全球科學家尋求幫助，她組建了一支包括流行病學家、傳染病學家、兒科醫生、神經病學家和生殖生物學家組成的專家團隊。Turchi説，他們面臨的挑戰是艱鉅的：寨卡病毒並沒有可靠的實驗室檢測方法，人們對小頭症的病例定義也沒有達成共識。但她積極聯繫的合作獲得了回報：Turchi和同事們最終得到了足夠的證據，表明懷孕前三個月內感染寨卡病毒和新生兒小頭症間存在關聯。
不過，Turchi表示，寨卡病毒的謎團還遠未解開。雖然寨卡病毒已經傳播到了美洲各地，但人們預計的巴西東北部之外的小頭症病例爆發並未發生。Turchi正與她的專家團隊一起探究各中原因。Turchi説，當她剛開始在累西腓市的醫院研究這場疫情時，她必須大膽創新，“並沒有什麼現成的書本供我參考。”現在，她和她的同事正在自己撰寫這本書。
亞歷山德拉·埃爾巴克彥
ALEXANDRA ELBAKYAN
竊文者
原文作者：Richard Van Noorden
付費論文盜版網站的創始人在博得讚譽的同時也官司纏身。
不過幾年的時間，Alexandra Elbakyan就從信息技術專業的學生成為了舉世聞名的在逃犯人。
在2009年，當時的Elbakyan還是一位研究生，在哈薩克斯坦阿拉木圖準備自己的畢業研究項目。她需要閲讀大量學術論文，卻無力支付高昂的費用，這令她倍感沮喪。正是在這種情況下，她學會了如何繞過出版社的付費牆。
很快，她的技術供不應求。每當看到有科學家在網絡論壇上請求無法訪問的論文時，Elbakyan都很樂意伸出援手。“因為發送原本需要付費的論文，我經常收到人們的感謝，”她説。2011年，她決定將這個過程自動化，於是，Elbakya建立了Sci-Hub，一個抓取付費論文並向任何發出請求的人提供論文的盜版網站。今年，由於主流媒體的關注，人們對Sci-Hub的關注大大增長，使用量也隨之飆升。根據Elbakyan的數據顯示，Sci-Hub目前約收錄了6000萬篇論文，2016年的下載量有望突破7500萬次，而去年為4200萬次，據估計，這約佔全球科學出版商所有下載量的3%。
這可謂是大規模的版權侵犯，併為Elbakyan本人帶來了聲譽、批評和一樁法律訴訟。很少有人支持她的違法行為，但更多的人則認為Sci-Hub推動了開放獲取運動的發展——認為論文應被（合法地）免費閲讀和重複使用。“她的所作所為令人敬畏，”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的生物學家和開放獲取擁護者Michael Eisen説。“難以獲取科學文獻獲取是巨大的不公，而她一舉解決了這個問題。”
在Sci-Hub運營的最初幾年裏，一切風平浪靜，但隨着其規模不斷壯大，訂閲出版商無法繼續無視它的存在。2015年，荷蘭出版商愛思唯爾在出版行業的廣泛支持下，以侵犯版權為由在美國向Elbakyan提起訴訟。如果Elbakyan敗訴，她將面臨支付上千萬美元損失費的局面，甚至可能鋃鐺入獄。（因此，Elbakyan沒有透露她目前的位置，而是通過加密電子郵件和信息接受本文采訪）。2015年，美國法院命令關停Sci-Hub，但Sci-Hub通過其它域名再次開張。
Elbakyan的名字屢見報端，她説她每週一般會收到一百條支持她的消息，有時也有捐款。她感到自己在道德上有義務維持網站的運行，因為用户們需要它來繼續自己的研究。“運行一個像Sci-Hub這樣的論文獲取網站有錯或可恥嗎？我不覺得，因此我可以坦然面對自己的所作所為，”她説。
不論是批評者，還是支持者都認為即使Sci-Hub不復存在，它的影響還會長存。“全面開放獲取是大勢所趨，”美國北卡羅來納州的非營利組織Impactstory的聯合創始人Heather Piwowar説，Impactstory旨在幫助科學家追蹤其在線產出的影響。“但是我們認為，並且也希望Sci-Hub正讓收費獲取的出版商驚慌失措。因為在很多情況下，恐慌才能真正驅使他們做出正確的事情，向開放獲取模式轉變。”
無論這一點是否能實現，Elbakyan説她都將會繼續建設Sci-Hub，尤其是擴充年代較久的文獻；與此同時，她正在攻讀科學史碩士學位。“Sci-Hub網站是我自己維護的，但如果我倒下了，將會有其他人代替我，”她説。
張進
JOHN ZHANG
生殖醫學“逆子”
原文作者：Sara Reardon
爭議性的體外受精技術引發爭論。
震驚、憤怒、質疑、祝賀，各種褒貶不一的反應一併向張進襲來：今年9月，他宣佈自己已經利用有爭議的“三親”技術讓一名健康男嬰誕生。
這種技術旨在防止嬰兒遺傳線粒體（製造能量的細胞結構）相關疾病。但出於倫理和安全考慮，美國禁止在未經許可的情況下執行此類操作。任職於紐約新希望生殖中心的張進在該中心位於墨西哥的一家診所內執行了這項操作。
批評者認為此舉企圖逃避法規限制，並指責張進在會議上而非通過論文發表來宣佈此事。
但張進對這些反對意見置之不理。“最重要的是生下健康的嬰兒，而不是向全世界宣佈，”他説。
張進慣於挑戰科學和倫理的邊界。20世紀90年代，他與紐約大學朗格尼醫學中心的生殖內分泌專家Jamie Grifo合作開發了一種幫助高齡婦女懷孕的生殖技術——使用較年輕的卵子中的線粒體來替換較老的線粒體，相當於張進今年使用的技術的另一個版本——但沒有獲得成功。
美國監管部門於2001年禁止該技術後，張進與他在中國的合作者接手了這項工作。2003年，張進的團隊創造了多個胚胎，並移植進一位女性體內。所有胎兒均流產後，中國也禁止了該技術。
Grifo和其他一些人對張進的最新成果表示讚賞。“我認為他最終取得成功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Grifo説。但也有人指責新希望團隊。“他們所做的許多事情都是很不安全的”，包括向供體卵子內注入了一種可能引發染色體異常的藥物，俄勒岡衞生科學大學的幹細胞科學家Shoukhrat Mitalipov説。
張進不為所動。他説，許多其他面臨線粒體疾病風險的家庭已經對他的操作表達了興趣，他希望自己可以在其它國家執行這一操作。“再過5-10年，人們再看這項技術時就會説，‘我們當時為什麼那麼愚蠢，為什麼要反對它？’”他説。“我認為，我們首先必須展現出它為人類創造的福祉。”
凱文·埃斯維特
KEVIN ESVELT
CRISPR警示者
原文作者：Heidi Ledford
鋒芒初露的年輕生物學家認為基因驅動的倫理比實驗更重要。
10歲時，一次去加拉帕戈斯羣島的旅行激發了Kevin Esvelt對擺弄演化的興趣。面對曾經啓發了達爾文的鬣蜥、鳥兒和種種多樣性，Esvelt為之嘆服，並立志認識（並改進）演化。“我希望更具體地瞭解這些生物是如何誕生的，”他説。“而且，坦白地説，我希望能帶來屬於我自己的見解。”
現在，Esvelt是一位年輕有為的生物學家。作為基因驅動這項富有爭議的技術的先驅之一，在MIT媒體實驗室建立起自己的實驗室不到一年後，他就已經嶄露頭角。他的方法利用CRISPR–Cas9基因編輯方法來繞過演化，強制基因在種羣中快速散播。該技術可用於消滅蚊媒疾病（比如瘧疾）或根除入侵物種，但也可能引發意外的生態鏈反應，或被用於製造生物武器。
2013年，Esvelt在研究Cas9酶時突然產生了CRISPR基因驅動的想法。“那是讓我欣喜若狂的一天：這將讓人類完全擺脱瘧疾，”Esvelt説。“然後我又想到，‘等等。’”
順着這個思路，Esvelt一直努力確保在實驗前先解決倫理問題。2014年，他首先敲響警鐘，呼籲就基因驅動展開公眾討論，此時他甚至還未證明CRISPR–Cas9基因驅動有效 (K. A. Oye et al. Science 345, 626–628 (2014); K. M. Esvelt et al. eLife 3, e03401;2014) 。自那之後，Esvelt與同事已經展示瞭如何將基因驅動技術變得更加安全，以及如何逆轉其影響(J. E. DiCarlo et al. Nature Biotechnol. 33, 1250–1255; 2015)。
今年，他的主張終於開花結果。全球的研究者和決策者已經就該技術展開了討論，美國國家學院發佈了一份報告，敦促繼續推進基因驅動研究，但保持審慎。在加州大學河濱分校研究基因驅動的Omar Akbari認為，Esvelt的努力在恰當的時機吸引了公眾對這項新生技術的注意，也吸引了研究資金。“我認為這要歸功於Kevin，”Akbari説。“對於科學家而言，能做到他所做的並非易事。”
古伊勒姆·安格拉達-埃斯庫德
GUILLEM ANGLADA-ESCUDE
行星獵手
原文作者：Alexandra Witze
一位天文學家發現了已知最近的系外行星。
今年年初，當電腦屏幕上顯示出一個外星世界存在的證據時，Guillem Anglada-Escudé並沒有感到意外。他幾乎可以肯定，有一顆地球大小的行星繞半人馬座比鄰星(Proxima Centauri)運行。比鄰星是距太陽最近的恆星，二者之間的距離僅1.3秒差距（4.2光年）。
Anglada是倫敦大學瑪麗皇后學院的一位天文學家，對他而言，這個發現與其説使他感到震驚，倒不如説讓他如釋重負。他和同事一直在拼命工作，試圖在行星搜尋領域佔據一席之地，而發現比鄰星證明了他們走在正確的道路上。“我們做到了，”他説。
發現已知距地球最近的系外行星引發了人們的無限遐想。人們不禁要問，在我們的宇宙近鄰之上是否存在生命，以及天文學家能否發現它們。
起初，正是這樣的問題讓Anglada加入了行星搜尋的行列。Anglada是一個科幻小説迷，在西班牙巴塞羅那長大，他與天文學的淵源始於為歐洲空間局的蓋亞任務（繪製包含10億顆恆星的三維星圖）做數據模擬。之後，他將自己的數據處理技術用在了尋找系外行星上。他開發出了一種方法，從全球首個地面行星搜尋設備——歐洲南方天文台位於智利拉西拉的高精度徑向速度行星搜索器(HARPS)——收集到的數據中提取微弱的行星信號。
“Guillem天賦異稟，能在別人囿於細節時縱觀全局，”英國赫特福德大學的天文學家，Anglada的合作者Mikko Tuomi説。
但Anglada很快陷入了學術爭論中，與其他研究者爭奪一顆繞恆星Gliese 667C運行、體積大於地球但小於海王星的行星的發現人資格。“我原本可以退出研究領域，做些其它事情，”他説。“但我決定全力從事研究。”
他一頭扎進了HARPS數據中，發表了一篇又一篇論文，討論他在數據背景噪聲中發現的行星信號。之後，彷彿是為了反擊秘密和競爭，Anglada開始公開尋找繞比鄰星運行的行星。
他建立了一支團隊，獲得了HARPS和其它望遠鏡的觀測時間，後者可以用來檢查行星存在的潛在證據是否是由恆星活動引起的，因為它們與行星信號很類似（許多聲稱發現系外行星的研究都存在這個問題）。研究人員將他們獲得的幾乎所有詳細信息都發布在了外聯網站和社交媒體帳號上。如此透明“完全沒有危險”，Anglada説。“我們覺得沒有其他人會做這件事。”
他們用幾天時間證實了行星的存在，用幾周時間提交了一份詳細介紹這項發現的論文手稿。這顆行星被命名為比鄰星b，它至少是地球質量的1.3倍，每11.2天繞比鄰星運行一次。
比鄰星b雖然接近母星，但處於宜居帶內，表面可能存在液態水。這意味着它不僅是迄今為止確認的3500多顆系外行星中距離我們最近的一顆，而且還是一顆可能存在外星生命的行星——對於研究人員和科幻小説迷來説是個雙重驚喜。
就在今年8月《自然》發表其論文前不久（G.Anglada- Escudé et al. Nature 536, 437–440; 2016），Anglada向英國科幻小説作家、小説Proxima（Gollancz, 2013）的作者Stephen Baxter發了一封電子郵件。他們在通信中討論了在一個某一半球始終朝着耀星的星球上（就像比鄰星一樣），生命會是什麼樣子。
人類最終還可能有望詳細考察比鄰星b。突破攝星（Breakthrough Starshot）項目計劃向附近的一顆恆星發送激光驅動的小型飛船艦隊，這一項目可能以比鄰星為目標，因為它是最近的最佳選擇。
下一步，Anglada計劃觀察比鄰星b是否存在凌星現象，即從地球上看，它是否會從母星前方通過。這種機率不高，但如果確實存在，那麼當比鄰星的光穿過它的大氣層時（如果比鄰星b有大氣層的話），人們便可以收集到更多科學信息。
如果凌星沒有發生呢？Anglada或許會轉而探索來自其它行星的信號。
伊蓮娜·朗
ELENA LONG
多元化的開路先鋒
原文作者：Elizabeth Gibney
一位跨性別物理學家為少數羣體獲得更大程度的包容鋪平了道路。
物理學家不排斥以新的方式看待世界，但是他們需要先看到數據。這為Elena Long帶來了問題，身為一名核物理學家，她一直在為讓物理學領域更包容性取向少數和性別少數羣體而努力。“我們沒有任何數據，因為人們認為詢問我們是否存在太過冒犯了。這就像是第二十二條軍規一樣。”Long是美國物理學會(APS)開展的一項史無前例的調查的設計者之一，這項調查記錄了LGBT羣體物理學家的經歷。
在今年三月的學會會議上，美國物理學會公佈了調查發現，現場座無虛席。調查結果令人震驚，在324位給出回應的科學家中，超過五分之一的人在前一年曾在工作場合受到排擠、恐嚇或騷擾。跨性別物理學家受歧視的發生率最高。Long本身是一名跨性別人士，對此並不覺得意外。2009年，她開始在美國托馬斯·傑斐遜國家加速器實驗室(Thomas Jefferson National Accelerator Facility) 攻讀博士學位，那裏缺少僱員保護和醫療保健福利。沒有LGBT支持網絡，她感到孤立無援。“我愛自己的工作，我愛研究，但環境很嚴峻，”她説。
因此，她成立了LGBT+物理學家支持小組，推動美國物理學會擴大LGBT羣體的認識，最終，美國物理學會成立了一個委員會來收集有關LGBT歧視的數據。她説，許多物理學家甚至不明白這項研究有什麼必要。不過，得益於Long及其同事的努力，物理學界在科學界成為了處理這類問題的典範，OSTEM學會(Out in Science, Technology, Engineering and Mathematics)的委員會成員Samuel Brinton表示。“我們基本上就在使用他們的成果，來推動其它學科領域向更好的方向轉變，”他説。美國物理學會接受了3月的報告中提出的建議。8月，學會的一個大型分部投票決定將2018年的會議從北卡羅來納州的夏洛特市撤到別處，因為該州的一條法律要求人們按照出生性別使用相應的公共廁所。
與此同時，Long獲得了實驗室頒給她的兩項青年科學家大獎，併成為了兩項新的加速器實驗的聯合負責人。“我認識很多做志願工作的博士後，他們的科研通常會受到影響，”Long在新罕布什爾大學的博士後導師Karl Slifer説。“我從未在Elena身上看到這樣的問題。”（Long將她嚴格的時間管理歸因於自己設計的一個電腦程序，她用它來規劃每一天每一個小時的活動。）
現在，Long正在美國物理學會協助建立一個以多元與包容為核心的成員小組，她希望這個小組能幫助其它少數羣體中的科學家成長壯大。“我確定，在我從未想到過的一些方面，還有其他物理學研究者面臨着困難，”她説。“我不希望他們需要等待七年才能獲得一席之地，發出自己的聲音。”
2017年《自然》關注人物
● Cori Bargmann，陳-扎克伯格計劃(Chan Zuckerberg Initiative)科研主席
Bargmann主管着這個30億美元的慈善計劃的研究工作，陳-扎克伯格計劃致力於2100年前治癒、預防或控制所有疾病。
● Robert Feidenhans’l ，歐洲X射線自由電子激光器(European XFEL)主席
作為全世界最強大的X射線自由電子激光器的新任主管，Feidenhans’l將指導這個價值12億歐元的設備的籌備，使其在2017年年中完全投入運行。
● Jef Boeke，人類基因組編寫計劃（Human Genome Project–Write) 聯合負責人
Boeke是這項雄心勃勃的人類基因組合成計劃的主管，他與同仁已經快要完成對酵母基因組的編寫了。
● 吳偉仁，中國探月工程總設計師
中國計劃於2017年下半年發射嫦娥五號探測器，以收集月岩樣本並帶回地球，這自20世紀70年以來屬於首次。
● Marcia Mcnutt，美國國家科學院主席
McNutt曾在美國總統奧巴馬內閣擔任職務，在特朗普擔任總統期間，她將在政府代表美國科研，扮演核心角色。
本文原載於“Nature自然科研”微信公眾號（微信號：macmillan-nature），觀察者網經授權後轉載，禁止二次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