於聖明：特朗普的東印度公司版內閣能遏制中國嗎？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於聖明】

唐納德·特朗普自11月9日當選以來，其一系列內政外交言行可謂賺足了眼球。在執政班子的任命上，這位商界鉅子也展現出了與眾不同的風格。其選用的預備內閣人員體現出鮮明的“兩多”特點，這使得特朗普的執政團隊更像一個現代版的東印度公司，而非成熟民主國家的內閣。

何謂“兩多”？

第一多是商人多。除了本身就是商業富豪的“特朗普老闆”之外，在目前已經確定的內閣名單中，財政部長是來自高盛的投資老手斯蒂芬·明奇，商務部長是曾與中國在鋼鐵反傾銷議題上多次交鋒的鋼鐵大亨威爾伯·羅斯，甚至最為重要的“外交部長”國務卿也由與俄羅斯關係密切的石油巨頭美孚公司CEO雷克斯·蒂勒森擔任。這幾位都是不折不扣的大商人，而能源部長和內政部長也很有可能從多位商業大亨中選出。即使是交通部長趙小蘭這樣有一定政治履歷的人士，在上任前也有着引人注目的從商經歷。

美國候任財政部長斯蒂芬·明奇

這些人若被委任，無疑會為特朗普內閣日後的行動帶來更為濃厚的“交易”色彩。特朗普本人將一貫被視為中美關係基石的“一中原則”公然作為籌碼叫賣，這實際上就是商人思維的集中體現。

而第二多，是軍人多。按照美國1947年頒佈的《國家安全法》，美國陸海空三軍部長和國防部長都應由文職人員擔任，以與負責作戰事務的軍人形成制衡。但特朗普卻在幾十年後第二次打破這個傳統。除了本應由軍人擔任的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外，特朗普還任命了在中東戰功赫赫的海軍陸戰隊上將，綽號“瘋狗”的詹姆斯·馬蒂斯擔任國防部長一職。此外，國土安全部長和一般由資深文職戰略家（如被國際關係愛好者熟悉的基辛格和布熱津斯基）擔任的國家安全顧問也由兩位退役將領出任。甚至一度傳出前中情局局長，退役上將彼得雷烏斯將出任國務卿的消息。同時，新任命的內政部長，蒙大拿州參議員瑞恩·辛克也有在特種部隊服役長達23年的記錄。

如此多的軍人加入美國政府的核心決策團隊，這在20世紀以來的美國歷史上也是極為罕見的。軍人直來直去的辦事風格固然可能提高行政效率，但如果換個角度看，這些軍人習慣性運用武力手段的可能和偏於強硬的言行舉止一定程度上會增加引發衝突的風險。

行文至此，有心的讀者不難看出，特朗普內閣實際上是一個以商人為主體，並受到軍方擁戴、得到軍方高度參與的羣體。軍人和富豪在幕後把持國政的情況並不罕見，但當他們紛紛從幕後走到台前，在本該屬於其代理人——職業政客的舞台上粉墨登場的時候，在有點歷史知識的人看來就不免多了其它意思——特朗普“增加就業、扭轉貿易不利地位、擴充艦隊、美國利益優先”的主張和幾百年前一個龐大組織的作為何其相似。

這組織不擇手段地追求利益尤其是商業利益的最大化，以強大的軍隊作為後盾，有自己完善的官僚統治體系，商人和將領在其中擁有決定性的話語權，對“非我族類”者極盡壓榨剝削之能事。是的，這個組織就是為西方世界在“資本主義原始積累”中立下汗馬功勞的東印度公司。與以往“講道理”的美國不同，特朗普的美國或者説被商人和軍人聯合把持的“特朗普東印度公司”將是遠不同以往的對手。

在“特朗普東印度公司”的眼裏，過去的妥協和共識乃至協議在現實利益面前不過是可以用來交易的籌碼。其典型案例就是為了獲取貿易上的優勢，甚至可以不惜廢除前任總統即將推進完成的跨太平洋貿易協定，並對已經簽訂的“可能浪費美國錢財”的巴黎氣候協定持消極態度。這種以一時利益為核心，曲解乃至無視已有條約或共識的做法正是不折不扣的殖民公司做派。

荷蘭東印度公司曾在1647年與爪哇島的馬打藍素丹國（Sultanate of Mataram）簽訂條約，規定馬打藍的臣民可以在公司勢力範圍內進行自由貿易。但當東印度公司認為馬打藍的存在妨礙了其進一步攫取當地的貿易權力時，便悍然撕毀條約，用武力將馬打藍變為其“保護國”，並逼迫馬打藍簽訂一系列割地賠款的不平等條約，以便獲取更多的利益與特權。特朗普的作為可能不至於如此誇張，但其輕視已有秩序和共識的行事風格卻與東印度公司從自身利益出發對條約的任意廢立如出一轍。

17世紀荷蘭東印度公司世界貿易網

曾任荷蘭東印度公司最高行政長官的揚·彼得森·科恩曾説過：“（公司在荷屬東印度羣島）唯一正確的政策,就是唆使一個王國去反對另一個王國,……不要讓萬丹變得太弱,也不要讓馬打藍變得太強”。正如英國東印度公司在印度和荷蘭東印度公司在印度尼西亞做過的那樣，在實力不足以同時對付全部當地對手時，拉攏一部分當地土邦，而對另一部分進行威脅乃至武力侵犯，可以避免當地人聯合起來對付公司的同時，也能以軍事和政治手段獲得自己想要的利益。

對於在殖民地的外來對手，比如法國和西班牙殖民勢力，東印度公司則在商業和軍事上進行堅決打擊，直到驅逐或按自己的意願限制其在當地的存在。前者如英國東印度公司在印度拉攏旁遮普的錫克人並利用其鎮壓1857年的印度民族大起義，後者以英國東印度公司與其法國對手的鬥爭為例。

18世紀初以前，英法兩國在印度的鬥爭還是以商業競爭為主。在法國勢力壯大後，英國東印度公司與法國各自支持一些印度土邦，進行了時斷時續的代理人戰爭，直到1754-1763年兩國在海外領地全面開戰並以法國勢力被幾乎徹底驅逐出印度次大陸結束。

與當年的東印度公司一樣，如果沒法通過相對温和和常規的渠道獲得自己想要的利益，威脅、分化和遏制將成為“特朗普老闆”下一步的動作。對於已經被美國拉攏的盟友如歐洲和日本，特朗普“不加軍費就撤軍”的表態顯然有當年東印度公司以允諾保護為誘餌從當地王公手裏攫取貿易特權的行為的影子。而對於最大的對手中國，特朗普已經三管齊下，在放言“貿易戰”進行威脅，並以對俄示好試圖離間中俄關系之後，繼而用對韓國和台灣的一系列小動作擺好了“遏制”的架勢。儼然東印度公司當年那一套行為的再版。

雖然他已經不再可能使用當年公開燒殺搶掠的野蠻手段，也不可能輕率地挑起英荷戰爭和七年戰爭一樣的全面武力衝突，但另一方面，他的內閣裏追逐利益的商人和手握大棒的軍人有着遠比當年東印度公司的銅炮和帆船更為強大的實力，在單純的軍事和經濟這兩樣主要武器之外，他顯然有比當年更多的選擇來遏制中國。

面對這樣一個“殖民公司化”的美國，我們雖然依然可以與其討價還價，商談交易。但無論是真正的東印度公司還是“特朗普東印度公司”，商人-軍人聯合體“用一切合適的手段按自己的意願限制乃至驅逐競爭對手，從而使壟斷利益最大化”的指導方針是不會變的。驅逐和限制競爭對手不只是殖民公司獲得利益可有可無的手段，而是其得以獲得壟斷利益的根本保障。

1662年，荷蘭東印度公司台灣長官Frederik Coyett向鄭成功投降

因此，無論是“丟掉幻想，準備鬥爭”還是“以實力促和平”，對今日中國而言都是必要的。鄭成功收復台灣的史實告訴我們，只有做好鬥爭的準備並且敢於鬥爭，殖民公司才可能在認清實力的基礎上達成妥協。更何況，“東印度公司”縱使再強大，其最終的結局也是在內外變化之中破產。

當年成立幾十年之久的荷蘭東印度公司尚且敗於鄭成功手下，只要謹慎應對，在朝野的一片反對聲中壽命可能只有四年的“特朗普東印度公司”很難比其前輩從中國撈到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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