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晉：俄羅斯外交官在土耳其被殺，這不是第一次

土耳其國內將要進行“修憲”的前夕，19日，俄羅斯駐土耳其大使卡爾洛夫卻遇襲身亡，加之同日發生在德國柏林聖誕市場的恐怖襲擊、瑞士蘇黎世一處穆斯林聚會點附近的槍擊事件，讓本來就備受恐怖主義侵擾的全球再次籠罩在不安中。

誰是幕後襲擊者？

卡爾洛夫大使當時參加的，是土耳其組織的以“土耳其眼中的俄羅斯”為主題的畫展，當大使正在發表講話之時，一名身着西裝的土耳其年輕人突然拔槍將大使擊倒，隨後高呼口號，表明自己是為了“替阿勒頗報仇”，在“真主至大”的呼聲中，表明自己的“精神支柱”。

這位土耳其年輕人，名叫梅夫盧特·梅爾特·阿爾丁塔斯，是一名90後的土耳其“前警官”。阿爾丁塔斯從警察學校畢業之後，一直在土耳其南部的迪亞巴克爾擔任警察職務（有土耳其媒體報道是“防暴警察”）。而在今年7月份的土耳其政變之後，由於土耳其國內加大對於司法系統和軍隊中“葛蘭運動分子”的清查力度，阿爾丁塔斯也被“停職調查”。

俄羅斯駐土耳其大使遇刺現場

土耳其官方人士在此次襲擊事件後不久，就將襲擊的幕後黑手圈定為“葛蘭運動”。這不能説完全是肅清“葛蘭運動”的慣性使然。

阿爾丁塔斯本人確實在平時的表現中，與“葛蘭運動”存在一些瓜葛，比如在今年7月份土耳其國內政變的前兩天，阿爾丁塔斯突然離開了自己的工作崗位，潛回到了安卡拉，如此不正常的“不辭而別”，也使得阿爾丁塔斯在政變之後成為了埃爾多安政府和情報調查機構重點懷疑的對象。因此當阿爾丁塔斯成為此次襲擊的實施者，其與“葛蘭運動”之間的某些可能存在的瓜葛，也成為了埃爾多安政府將其定位為“葛蘭分子”的重要證據。

但是很快，有媒體就報道，“伊斯蘭國”宣佈認領了此次襲擊事件。而由於阿爾丁塔斯已經在襲擊中被在場的安保人員擊斃，因此憑藉單純的幾句報復性口號，難以斷定到底阿爾丁塔斯發動的襲擊事件，是屬於“伊斯蘭國”所策劃和協助，還是受到了“葛蘭運動”的指使與幫助。而這一切的謎團，還要等待土耳其安全機構以及俄羅斯安全機構的合作調查，才能最終解開。

襲擊難變俄土關係

上次土耳其-俄羅斯之間由於外交人員遇刺而爆發爭端，還要追溯到一個多世紀之前。20世紀初葉的1903年，當時沙皇俄國駐奧斯曼土耳其帝國巴爾幹地區的兩名領事官先後被暗殺。其中第二起暗殺事件中，沙俄的總領事由於言行不當，激怒了一名身邊擔任警衞的阿爾巴尼亞族奧斯曼士兵，最終釀成血案。

連續的暗殺事件也讓當時的沙俄帝國大為光火，在1903年8月決定派遣艦隊向奧斯曼帝國示威。儘管最終在當時的奧斯曼蘇丹阿卜杜哈米德二世的努力下，兩國沒有釀成大戰，但是隨後奧斯曼帝國也不得不在奧斯曼巴爾幹地區強化軍事管理，而此舉刺激了巴爾幹地區的民族主義情緒，最終在一定程度上導致了奧斯曼帝國在巴爾幹的解體，而這也對隨後現代土耳其國家民族主義建構形成了深遠影響。

而此次俄羅斯駐土耳其大使遇襲事件，是1923年現代土耳其建立以來，發生的第一起俄羅斯駐土耳其外交人員遇刺事件，更是第一起外國駐土耳其外交人員遇刺事件。對於此次襲擊事件，土耳其十分重視。從外交角度講，外交人員遇襲，往往會給事件雙方當事國關係帶來巨大的影響。

襲擊者的最終目的，很難説是為了惡化俄羅斯-土耳其雙邊關係。俄羅斯和土耳其雙邊關係，經歷了2015年11月土耳其擊落俄羅斯戰機事件的“低谷”之後，在今年上半年土耳其領導人埃爾多安主動向俄羅斯總統普京致“道歉信”，併到訪俄羅斯親自“登門致歉”之後，已經隨着2016年7月土耳其未遂軍事政變，以及土耳其-歐盟和土耳其-美國關係僵化的影響，逐漸趨近。

因此，當埃爾多安多次提出“加入上海合作組織”，“遠離歐盟”之後，如今的土耳其-俄羅斯關係，已經不是20世紀初時那種因為巴爾幹地區錯綜複雜民族-宗教危機而一觸即發的緊張狀態。無論是土耳其口中的襲擊幕後者“葛蘭運動”，或者是“伊斯蘭國”，都應該很清楚，刺殺俄羅斯駐土耳其大使，很難割裂在當前地緣政治環境下不斷趨近的土俄雙邊關係。

俄羅斯總統普京稱這起事件是“挑釁”行為，目的不僅是破壞俄土關係正常化，也是破壞由俄羅斯、土耳其、伊朗及其他國家推動的敍利亞和平進程，顯示出俄羅斯對於維護與土耳其關係的信心和期待。

這次襲擊事件恐怕難以撼動逐漸趨近的俄土關係

受傷的土耳其經濟

因此，從目前的俄土關係來看，即使有什麼幕後黑手，其地緣政治目的也很難實現，事件能起到的作用或許只是讓襲擊者宣泄了憤怒。

當然對俄土而言，互相諒解不等於萬事大吉。與某些西方媒體描述的“俄羅斯-敍利亞-伊朗”鐵同盟不同，俄羅斯在敍利亞問題上的立場，也是為了防範可能蔓延並回流到高加索地區的極端伊斯蘭組織。但是俄羅斯在強力介入敍利亞的同時，也需要避免刺激伊斯蘭極端分子，避免成為恐怖主義分子和伊斯蘭極端分子的襲擊首要目標。而當俄羅斯駐土耳其大使遇刺之後，俄羅斯不僅應當提升應對本國恐怖襲擊的能力，也要加強海外人員、設施和機構的保護。

而從土耳其方面來説，此次襲擊事件無疑是對土耳其國家形象的一次重大打擊，尤其是對埃爾多安和“正義與發展黨”即將迎來的“修憲”進程的重大打擊。2016年下半年見證了太多土耳其境內發生的恐怖襲擊（包括“庫爾德工人黨”和“伊斯蘭國”），這次外國駐土耳其外交人員在眾目睽睽之下，在層層安保之中，仍然被恐怖分子殺害，這讓人不禁對埃爾多安政府從今年7月政變後、已經持續了將近半年的“緊急狀態”是否有效產生了不小的疑問。

更為要命的是，土耳其在2015年11月同俄羅斯交惡之後，國內重要的經濟支柱——旅遊業也遭到重創（數量驟減的俄羅斯遊客，也是促成埃爾多安主動向普京“道歉”的重要原因）。不久之前，土耳其國內剛剛公佈了今年的遊客數據，儘管俄羅斯遊客在土耳其-俄羅斯關係恢復正常後有所增加，但是鑑於土耳其國內安全局勢的影響，今年前十個月俄羅斯遊客數量相比2015年同期下降了大約一半（而前十個月外國遊客總數相比2015年同期下降了四分之一）。

2015年底製作的圖表，顯示土耳其在天然氣進口、旅遊、出口方面對俄羅斯的依賴程度

原本不少土耳其旅遊業從業者希望隨着土耳其-俄羅斯關係在2017年進一步改善，會有更多的俄羅斯遊客前來旅遊，但是此次俄羅斯大使遇襲事件，無疑將會進一步刺激俄羅斯民眾對於土耳其安全局勢的擔憂，土耳其的旅遊業恐怕很難迅速恢復。

在今年，尤其是7月份土耳其未遂軍事政變之後，土俄關係逐漸回暖，兩國建立了避免衝突的軍方協調機制，土耳其軍方得以繼續空襲敍北部目標，顯示出兩國在戰略層面的某些默契。在變動的地緣政治之中，在共同的與西方關係僵冷的大局下，俄羅斯和土耳其關係，也不會受到此次大使遇刺事件的影響。但是對於土耳其來説，如何在動盪的國內政治氛圍中，恢復穩定的政治和社會秩序，這恐怕才是土耳其政治精英需要考慮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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