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剛：曹德旺中美“成本比較”背後 是中美增長體制的較量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劉剛】
曹德旺關於中美“成本比較”的訪談，指出了中國工資低、勞動報酬份額少、税費高的現實，吐槽了工資上漲問題。但是如果從社會有機整體來看，沒必要過多擔憂：
中國的增值税在出口時是退税的，對“中國製造”國際競爭力的影響相對較小；各界批評的“税費偏高”，則是中國經濟的高儲蓄高增長的“優勢所在”。
而曹德旺的觀點中一些需要重點關注的“去工業化”問題，卻被忽略了。其間的邏輯需要做一些簡要的必要的澄清和解讀。
税費差別背後：高增長體制VS.低增長體制
曹德旺提到最多的是税收的差別問題。其實，從政治經濟學的角度來看，中美税收差異背後是兩國“積累率”的差別，由此能夠看出中國是一個高儲蓄的高增長體制，而美國則是一個高消費的低增長體制。
其中的邏輯也並不複雜，主要涉及税收的“轉嫁”和“退税”問題。
熟悉税收和經濟理論的讀者比較清楚：中美税收體制的差異其實主要是“流轉税”與“所得税”的差異。
中國以增值税等流轉税為主，美國以收入所得税為主。流轉税一般也稱為“間接税”。所謂間接税是指，增值税等流轉税，在商品生產流通環節地徵收，會成為各企業的“成本”，推高產品價格，從而使購買產品的消費者承擔税收。
這就是所謂的“税收轉嫁”。這種可以轉嫁給消費者的税收，其實是通過對生產經營者徵税的方式對消費者間接徵税，故稱“間接税”。
而美國税收的主要來源——所得税則直接向收入所得者徵收，故稱“直接税”。
明白了這些背景知識，可以看清背後的邏輯：美國以所得税為主，説明美國人在獲得收入的同時已經支付了需要承擔的主要税收。
中國的所得税相對少，説明中國人在獲得收入時承擔的税收要少一些，主要的税賦按增值税這種“間接税”徵收——“間接税”體現在產品價格上，誰購買產品，誰承擔税收。
因此簡要來説，美國的辦法是“誰收入，誰交税”，用“上過税”的收入再去消費，不需要再承擔更多税賦。中國則相反：“收入”本身不需要交太多税，是“誰消費，誰交税”。
（當然，這是相對來説的：中國也有所得税，美國購買環節也有消費税——但中國的所得税徵收範圍和力度要低，西方消費税的徵收範圍只是部分產品，税率也低於我們普遍徵收的17%的增值税，而且中國在增值税的基礎上也徵收消費税。所以相對而言，中國消費者在購買環節承擔更多税賦，美國人在獲得收入時承擔更多税負，而購買環節承擔的税負低於中國。）
因此，美國的税收是收入獲得者承擔，而中國的税收則是“消費支出者”承擔。因此，相對而言，中國的税制更鼓勵儲蓄積累，而美國則鼓勵消費。
即使沒有政治經濟學基礎的朋友想必也明白這個道理：收入既定的情況下，消費部分越多，積累的部分就少。
換言之，用於當下享受的部分越多，用於未來增長的部分也就越少。因此，中國税制背後，是一個努力提高積累率的“成長性”經濟體，而美國税制背後則是一處努力擴大消費需求的“成熟”經濟體。
到底哪種體制更好？就中國當前的發展階段則言，提高積累和增長速度不是什麼壞事。
雖然中國的消費佔收入的比率低，在GDP中佔的份額偏低，但是消費的增長速度明顯比其他國家快得多。從長期來説，這更有助於提高消費水平和生活水平。
相比之下，美國這種高消費經濟體，雖然消費份額佔比較高，但是，經濟增速太慢，受經濟增速低影響，其消費的增長也快不起來。
因此，從長遠來看，即使進入到了高收入階段，經濟發展水平與發達國家比肩，多一些積累，快一點增長也不見得是壞事——即使以後富起來了，中國也不見得需要像美國這樣“敗家”。
所以説，一味批評中國的以“增值税”為主的税收體制，要求税制急轉進入以所得税為主的“新體制”，也不是一個客觀成熟的態度。在這方面，媒體的論調，可能需要降降温。
此外，這裏還有一個延伸出來的問題，也是大家普遍關心的：增值税提高了產品價格，會不會降低中國產品的國際競爭力呢？
應該説，沒有那麼大的影響。曹德旺也介紹了，出口產品還會給予相應的“退税”。這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釋為什麼在國外買到的中國產品會比在國內便宜：
在國外，一般以“所得税”為主，收入本身已經“上過税”了，買商品不需要再承擔更多税收；在國內，以“增值税”為主，收入交的税少。
如果消費者是“在國內賺錢在國外花”，則意味比國外居民省去了很多“所得税”，同時在海外購物時又省去了在國內需要承擔的“增值税”——裏裏外外都減、免了税收，自然有“便宜”可賺。
換句話説，當前時興的“海外大采購”實際上是以旅遊的方式“合理避税”，也是我國在不改變高增長税制的基礎上，利用海外市場給本國居民“減税擴內需”——
最後拉動的還是中國自己的生產，因為我們買到的（包括著名的“馬桶蓋”）主要還是“中國製造”。
這是一箇中國經濟體、中國消費者和海外市場“三贏”的格局，何樂而不為呢？
最後再強調一遍的是，相對於難以下降的工資水平，税費是可以視經濟形勢調整的。
中國可以下調税費空間大，反而説明“中國製造”抵禦未來風險的“降税空間”更大，説明中國經濟具有更大的“抗打擊”能力。
從這個角度看，特朗普要跟中國打貿易戰，中或輸？還真沒那麼悲觀。
美國製造難以承受過高過路費成本
與此類似的邏輯也發生在地價與“過路費”等問題上。
大家知道，美國的基礎設施，尤其是交通設施狀況並不是很好。之前觀察者網也曾報道過，特朗普要“重建”美國基礎設施的“壯志”需面臨超高預算。
因此，美國其實更需要多收點税收和“過路費”，以改善它的基礎設施條件，擴大公共建設投資。
特朗普團隊在公佈一萬億基建計劃的時候説，政府不出錢，企業參與投資，政府給税收優惠，並可以允許企業收“過路費”。
現在的情況不是“不願意收”，而是“去工業化”後，面臨製造業的凋敝，“美國製造”已經無力承擔這些税費。
同樣的道理，如果美國製造業形勢一片大好，他們的土地也不會給曹德旺“免費”的。所謂的“免費”，其實是給了一筆相當於地價的補貼，這與土地公有和私有無關，國內地方政府“招商引資”時也經常這麼幹。
因此，在“過路費”的問題上，並非中國的“過路費”本身不合理，而是“美國製造”難以承受過路費成本的狀態，導致其基礎設施建設存在難以為繼的困境。
在這方面，中國不應妄自菲薄，追求並不現實的“免費公共設施”。在這方面盲目“學美國”的結果，可能會導向“路越走越差，無路可走”的窘境。
去工業化：高增長不能沒有製造業
相對前面提到的“成本比較”，曹德旺關於“去工業化”的警告更值得關注。這是實業家對國家和民族前景的深刻憂慮。
美國當前製造業的凋敝，與其“去工業化”和過度“金融化”有關。曹德旺基於自己的實業經驗認為，美國去工業的結果導致美國“要搬回來至少需要十五年”。
當然，美國“去工業”的主因並非國家戰略的失誤，而是資本主義國家的本性所致。相對於“做實業”的艱辛，在金融投機和虛擬經濟領域賺錢更受資本的“青睞”。
這方面，曹德旺對我國提出的警告更需警醒。因為在我國，防範過度“金融化”的壓力，比美國有過之無不及。
這也與前面提到的“高儲蓄”的增長體制有關。中國高增長的背後是高於各國的儲蓄率。這就是意味着中國的國民收入中有更大比例的“積累基金”（政治經濟學用語，可以簡單理解為“儲蓄”）需通過金融系統轉變為“投資”。
在這個過程中，如果政策導向稍有偏差，對於金融投機的打擊稍有鬆弛，都可能引發比較嚴重的“金融化”。一旦資金被用於房地產等金融投機，實業領域的融資成本就會上升。
在這個背景下，當前一些關於“工業化後期”、“經濟結構服務化”和“去工業化”的論調，都應謹慎看待，不可盲目判斷。
連美國這種發達經濟體都為製造業的流失而痛惜，中國更不敢奢談“去工業化”。
當然，防範過度金融化，並非阻止金融改革，適度的“利率市場化”等措施有助於降低製造業的融資成本。
熟悉政治經濟學常識的學者知道，利息是利潤的一部分——過去一段時期，中國製造業的飛速發展和高利潤狀態，在一定程度上拉高了中國的實際利率水平。
隨着經濟增長下滑，利潤率下降本身也要求適度降低利率以降低製造業的融資成本。但是，利率的調整除面臨制度限制外，還面臨市場慣性影響。
金融系統可能不願意放棄已經形成的較高的利率水平，也是金融體系在經濟下行階段轉投國有經濟和虛擬經濟領域的原因之一。
在這個問題上，今年的媒體輿論讓政府投資和國有經濟背了一個不小的“鍋”。私有經濟部門投資的下降與國有經濟投資比例的上升，使很多“不明真相的羣眾”指責政府投資和國有經濟搶佔了私有經濟的融資空間。
其實一個簡單的道理不難理解：不管私有經濟的投資高低，政府投資和國有經濟都在那裏。之前私有經濟投資旺盛並非國有經濟“有意謙讓”使然，當下的國有經濟投資增加也並非私有經濟投資不足的原因。
反而是其融資成本上升和投資不足的結果——經濟進入下行期，往往導致金融系統更看重信貸投放的安全性而非回報率，其信貸投入更加青睞國有經濟是正常的市場行為。
同時，私有經濟在經濟下行期選擇“收縮過冬”也有其合理性。在此背景下，國有經濟投資擴大，其實是它們發揮經濟主導作用和國民經濟穩定功能的表現。
如果不讓政府投資和國有經濟“補位”，放任社會投資因私有經濟投資的收縮而應聲下跌，宏觀經濟可能因此而崩盤，這對於私有經濟也將是一場災難。
中國製造成本優勢和投資環境依然很強
現在擔憂較多的是，過高的成本會導致“中國製造”競爭力的下降，形成資本“外逃”。其實，關於這個問題不必過多擔心——
“中國製造”成本優勢和投資環境依然很強，曹德旺本人也澄清過，他的玻璃製造不會離開中國。能夠支撐更高的税費，反而説明中國製造的附加值相對較高。
如果把工資考慮進來，就涉及到另一個已經上升到“體制”方面的觀點，這也是曹德旺的“成本比較”引發的最大誤解：
美國是税收少、費用少、工資高，説明他們主要收入給了工人，這種經濟更像是“為人民服務”的經濟；相比之下，中國的工資太低，收入被税收、地價、過路費等税費成本拿走了——相比之下，美國的經濟似乎更像“社會主義”，中國經濟離“以人為本”的距離更遠。
在澄清之前應承認，這種“誤解”有一定的“合理”成份。但其“合理性”不是誰更像“社會主義”，而是提出了中美的“勞動報酬份額”問題。
所謂“勞動報酬份額”就是勞動者收入在GDP中佔的比重。美國的高工資低税收，意味着勞動報酬份額更高，相比之下，中國的勞動報酬份額相對偏低。
事實也的確如此，我們看一下數據（見圖1、圖2）。
圖1-2：日本（上）、美國（下）勞動報酬佔總收入比重（1905-2009）
資料來源：梁季：《勞動報酬佔比的國際比較分析》，《經濟研究參考》，2015年第45期。
一般而言，發達經濟體的勞動報酬份額在60%左右。不獨美國，日本等經濟體也都類似。
從中低收入國家進入高收入階段的同時，勞動報酬份額會逐步提高。李稻葵教授曾指出“在發達國家，勞動收入佔國民收入的比重一般在65%到70%”（1）。
從這個角度看，現在的發達國家也經歷過勞動報酬份額由低到高的階段。勞動報酬份額的差距主要體現的經濟發展階段的差異。
一句話，這首先是一個發展階段問題，不涉及誰更像“社會主義”。當然，問題不僅由此，在這個問題上還存在一個令人警醒的事實：中國勞動報酬份額走勢的確不容樂觀。
如下圖就是我國勞動報酬份額的走勢。而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拉美等國，也出現了勞動報酬份額停滯不前甚至下降的局面。尤其令人堪憂的是，當前關於工資“跑過”勞動生產率的討論，正在形成壓制勞動報酬份額提高的社會輿論（我們留待下一段討論）。
參見劉剛：《工資增速超過勞動生產率的政治經濟學解讀》，《馬克思主義研究》2016年第10期。數據來源：歷年《中國統計年鑑》之“地區生產總值收入法構成項目”，其中1995、2004、2008和2014年數據未公佈，以“插值法”取相鄰兩個年度平均值。
簡單總結兩句：税收等費用高、工資低，並非中美製度本身的優劣，而是經濟發展階段使然。
當然，中國勞動報酬份額停滯不前也不是什麼好事，如果長期得不到提高，收入分配差距得不到改善，步拉美等國後塵進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風險也是有的。
這反過來提醒我們，與曹德旺一起吐槽工資上漲的同時，也應注意到工資上漲的合理成份。
商榷：工資“跑過”勞動生產率也是可以的
企業家需要精打細算，工資漲得太快，有些不適應，或者有些意見，都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如果社會輿論因此而否定工資上漲的合理性，甚至要求壓制工資的提高，或不允許工資“跑過”勞動生產率，就會走向問題的反面。
當前反對工資增長的一種代表性聲音就是認為，工資增速不應超過勞動生產率增速，即工資不能“跑過”勞動生產率。
例如，樊綱教授認為：“勞動力成本的概念跟勞動工資有關係，但兩者之間隔着勞動生產力。工資可以提高，但是如果生產力提高得更快，勞動力成本可以降低”，“在任何一個收入水平上都可能掉入陷阱，因為任何一個收入水平上都可能出現收入提高快於生產力提高的過程”（2）。
樓繼偉理事長也認為“有一條鐵律，就是在正常情況下，工資的增長一定要低於勞動生產率的增長”（3）。
這裏有一個簡單的邏輯，即所謂勞動生產率指標是實際GDP與勞動總量的比率，即每單位勞動的產出水平。而工資水平則是每單位勞動的收入水平。勞動生產率與工資之間的比率，正是前文提到的“勞動報酬份額”（4）。
因此，工資增速超過勞動生產率增速，正是勞動報酬份額提高的“實現方式”。長期以來，我國工資增速低於勞動生產率增速，正是勞動報酬份額下降的重要原因。
我們可以將1990年的城鎮居民工資、農民工工資和勞動生產率水平都取1，計算三者的指數水平，從而觀察其增長速度。
圖4：1990-2014年勞動生產率增速與實際工資增速
詳細數據來源參見劉剛：《工資增速超過勞動生產率的政治經濟學解讀》，《馬克思主義研究》2016年第10期。
通過上述數據不難看出，2008年之前，工資增長速度低於勞動生產率，與之對應的正是勞動報酬份額的下降階段。
我國要避免步拉美等國的後塵，校正治理勞動報酬份額偏低和收入分配差距過大，應該在一定程度上允許工資“跑過”勞動生產率。
當然，這個變化過程也應是一箇中長期的調整過程，考慮曹德旺等實業家的忠告，避免工資在短期內“爆發式”上漲。（其實結合圖3和圖4不難發現，這種“爆發”也有之前工資長期走低積蓄下的“補漲”壓力。）
但是如果據此認為，我們的工資不能再漲，或者增速不能超過勞動生產率增速，就可能會走向問題的反面。
結論：增長體制和積累率是關鍵
中國的“高税費、低工資”將逐步走向“降税費、漲工資”的道路，這是中國經濟轉型的重要內容。
在此過程中，不應一味吐槽工資上漲，應允許工資適度“跑過”勞動生產率。
同時應防止造成儲蓄積累率的過快下降，維護中國“高增長”的體制基礎，避免進入美國的“低積累低增長”困境。
中國需要更加警示的是“去工業化”和“金融化”趨勢——沒有製造業，任何經濟體都難以實現高增長。
相比之下，美國實現“增長提速”和“製造業迴歸”卻面臨積累不足的瓶頸，提高税費加大積累又會拉高其製造業成本——這是一種無解的“兩難狀態”。
兩相比較，“美國製造”與“中國製造”的前景不是很清晰了嗎？
註釋：
(1)李稻葵：《理性看待勞動收入佔比下降》，《上海經濟》，2010年第10期。
(2)樊綱：《中等收入陷阱迷思》，《中國流通經濟》，2014年第5期。這裏的“生產力”與“勞動生產率”相一致——引者注。
(3)樓繼偉：《中高速增長的可能性及實現途徑（2015年4月24日在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的演講）》。
(4)詳細的公式推導可參見劉剛：《工資增速超過勞動生產率的政治經濟學解讀》，《馬克思主義研究》2016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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