還要“印鈔，救銀行”？讀讀21世紀的習近平政治經濟學

自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福布斯富豪榜上的鉅富們財富總量增長了六成以上，而全球普通人的個人財富中位數卻降低了14%！這是目前主流的“西方經濟學”在面對危機時，不斷“印鈔，救銀行”帶來的直接結果。

而如今，中國以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體量，GDP仍然保持6.7%的速度增長，無疑是全球經濟的火車頭。那麼，我們是不是該重新審視一下“政治經濟學”，看看這一中國經濟發展的根本指導思想是如何發揮作用的。

12月22日，《求是》刊登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宏觀部主任賈晉京的文章《21世紀的習近平政治經濟學》，觀察者網轉載該文如下：

2016年9月，習近平在G20峯會為世界經濟開“中國藥方”

有一個詞正在“走紅”——“習近平政治經濟學”。

它是什麼意思呢？也許，這個問題並不難回答，畢竟隨手一搜就有嘛：新華社在今年3月13日發表的《習近平政治經濟學解碼》一文，用八個關鍵詞已經講得挺清楚了。然而，看完這八個關鍵詞：“以人民為中心”、“全面小康”、“基本經濟制度”、“新發展理念”、“‘兩手’論”、“新常態”、“供給側”、“開放型經濟”，你會不會還是覺得有點“不過癮”：記不下來啊，能講個“大故事”把它們串起來嗎？

彆着急，且看本文慢慢道來。

政治經濟學有多麼重要？

相信每個人都對“政治經濟學”這個詞不陌生，畢竟中學就上過這個課啦。但可能也會注意到：跟每天從媒體財經報道里看到的“經濟學”，長得貌似不太一樣，什麼情況呢？

其實，如何區分“政治經濟學”與“經濟學”？是個很重要的問題。簡單來説，“政治經濟學”這個詞形成比“經濟學”早得多，討論的問題也更根本。

1615年，法國有個鋼鐵廠主安·德·孟克利欽出版了一本小冊子，叫做《獻給國王和王后的政治經濟學》，第一次使用了“政治經濟學”一詞，那還是在法國的路易十三時代。這本書裏第一次把對“經濟”這個事物的研究超出家庭和莊園範圍，放在國家和社會的視角里。此後，“政治經濟學”研究的是國家和社會的經濟活動，或者更根本地説，是研究人類活動中的物質生產和交換。而“經濟學”一詞得到廣泛使用，則要到19世紀後期，它指得是對“價值”的生產、流通、分配和交換的研究，比“政治經濟學”要局部得多。

實際上，當代一切經濟行為，都是在政治框架下進行的。政治框架是什麼呢？例如，國家、法律、國際協定等。經濟運行於政治框架下，猶如水流運行於江河以及管道。而政治經濟學要回答的就是為誰、以及如何搭建經濟運行的框架。

瞭解了這一層之後，讓我們通過現實中的例子看看政治是如何為經濟書寫“底層代碼”的。

現代經濟要運行，首要必須要有貨幣。在西方國家，貨幣發行方式一般是：中央銀行向財政部購買國債，由此印刷等額的鈔票，通過商業銀行等渠道投向市場，而國債的償還，則來自税收。對於民間來説，各類市場主體的經濟活動，總是要跟銀行（金融部門）聯繫在一起，而銀行則把中央銀行作為“銀行的銀行”。於是，在這樣的框架下，政府、銀行、市場主體就通過貨幣流通聯繫在了一起，形成了西方的國家框架。

你注意到這個框架有什麼問題嗎？在這個框架中，無論政府、市場主體還是社會，都需要通過銀行（金融部門）來進行經濟行為，而當銀行與作為市場主體的企業大部分都是私有的，整個社會也只能圍繞着資本運行。而當這個體系的運行發生危機的時候，政策所採取的行動也只能是先救銀行（例如搞“量化寬鬆”），無怪乎當前美、歐、日最大的政治議題都是圍繞着“貨幣”與“債務”在打轉兒，根本沒有“民生”、“發展”什麼事兒。從這裏，我們也可以真真兒地看到政治經濟學所揭示的資本主義國家運行方式。

而中國是個社會主義國家，國家的結構和運行方式決不能搞成為資本服務的框架。因此，中國的國家運行就必然首先強調“以人民為中心”。怎麼保證以人民為中心呢，這就要首先確保“基本經濟制度”不動搖，因此，習近平指出“公有制主體地位不能動搖，國有經濟主導作用不能動搖，這是保證我國各族人民共享發展成果的制度性保證，也是鞏固黨的執政地位、堅持我國社會主義制度的重要保證”。實際上，定義了“以人民為中心”的國家性質，擁有公有制為主體的基本經濟制度體系，中國就不愁“國家信用”的來源，由此，中國就不會陷入西方社會那樣首先得有私人資本的運行體系，否則社會就無法運轉的國家建設思路中去。

由此可見，政治經濟學其實是關於國家如何運行的根本指導思想。

21世紀需要什麼樣的政治經濟學？

去年，一部名為《21世紀資本論》的經濟學著作風靡西方世界。這本書之所以能夠“火”，是因為它直戳當代西方社會的“痛處”。

這本書指出，當代西方，貧富差距正在嚴重惡化，而且將會繼續惡化下去。當前在美國，前10%的人掌握了50%的財富，而前1%的人更掌握了20%財富——這還是隻是根據富人的公開報税資料測算，未考慮美國頂尖富人通過離岸金融體系平均藏匿了87%應税收入的現實。而現行資本主義制度只會讓富人更富，窮人更窮。

至於造成這一現象的原因，這本書認為是“資本投資回報高於勞動報酬的提高速度”：在有據可查的三百年來年的數據中，投資回報平均為每年4%～5%，而勞動收入平均每年僅增長1%～2%。這就意味着，老實巴交幹活兒掙工資的人財富翻倍需要35年，而擁有資本進行投資的人每14年財富就能翻番。

實際上，2008年金融危機之後，全球財富分配狀況的變化，遠比這本書裏説的更“嚇人”。2015年底，瑞士信貸（Credit Suisse）發佈的“全球財富報告”顯示，全球前1%富人擁有的財富，佔全球比重超過48%！並且，自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福布斯富豪榜上的鉅富們財富總量增長了六成以上，而全球普通人的個人財富中位數卻降低了14%！

這是什麼情況呢？這是因為金融危機之後，西方國家的政策都是“印鈔，救銀行”，然而銀行拿到了這些鈔票之後，卻沒有辦法放出去：因為企業找不到多少好項目，不想貸款。於是銀行就只好拿着大量資金在金融市場上炒作，或者乾脆存進中央銀行裏吃利息。連中央銀行都被逼急了，於是宣佈實行“負利率”：你存錢，我不但不給你利息，還倒扣！顯然，這種情況下吃虧的只能是缺少投資途徑的老百姓，而富人卻不再給那麼多員工發工資，而是把錢用在全球範圍的現代化投資方式上。

21世紀，西方資本主義已經發展到了經濟徹底金融化的地步，“錢”不再是“用來換實用商品”的“特殊商品”，而是“用來跟其他種類的‘錢’玩數字遊戲，以總量越變越多為目的”的“特殊符號”。歸根到底，“國家為資本服務”的政治經濟學已經走向墳墓了，21世紀需要適應當今時代的政治經濟學。

習近平政治經濟學的重大意義是什麼？

中國一直是個實體經濟國家，經濟遠遠沒有像西方那麼金融化。中國一直奉行社會主義的政治經濟學，只是在當今這個複雜多變的時代環境下，社會主義的政治經濟學也需要“升級”。

中國的經濟，曾經依靠“打開國門”，融入全球經濟進程而獲得了巨大的“增長勢能”。而當全球經濟陷入今天的增長泥淖，中國就成了對全球來説別無選擇的“火車頭”。

中國這個國家該怎麼持續前進，並且帶動世界經濟呢？這就要在回答了“國家如何使經濟運行”的根本問題基礎上，解決“前進方向”、“前進動力”、“前進方式”等問題。

“全面小康”就是中國的前進方向，它強調全國人民的福祉，而非資本的利益，才是國家運行的目的。

“新發展理念”就是中國的前進動力，它強調只有通過創新才能使前進可以持續。

處理好政府與市場之間的“兩手”論，要求“看不見的手”和“看得見的手”都要用好，這是“前進方式”的要解決的根本問題。

而在當今全球經濟環境下，“新常態”是對現實形勢的基本判斷，“供給側”是對當前形勢下經濟有所作為的“發力點”論述，“開放型經濟”則給出了中國與世界關係的圖景。

由此可見，習近平政治經濟學是清晰回答中國經濟運行、發展根本大問題的學問。對世界來説，也是超越全球資本主義侷限的21世紀的新世界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