於聖明：蘇聯解體25週年祭| 東歐劇變的火苗是如何引燃蘇聯大廈的

【文/ 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於聖明】

今年是蘇聯解體25週年。1991年12月25日，隨着時任蘇聯最高領導人戈爾巴喬夫的辭職，法律與現實意義上的蘇聯停止存在，擁有長達69年曆史的蘇聯至此宣告解體。但在四個多月之前，經濟互助委員會（經互會）和華沙條約組織（華約）就已經先後解散。這兩個組織分別代表以蘇聯為中心的經濟和軍事體系，它們的解散宣佈蘇聯在東歐苦心經營了40多年的政治、軍事和經濟體系全面崩潰。

而早在這一全面崩潰發生之前，曾經作為蘇聯盟友而存在的一系列東歐人民民主國家便已經在劇變中零落殆盡。這是導致蘇聯集團乃至蘇聯本身崩潰的重要誘因之一。

眾所周知，冷戰時代的蘇聯以對其東歐盟友的嚴格控制而聞名，在蘇東之間經濟、軍事、政治層面的聯繫交流機制已經建立，蘇聯又以“國際共運中心”自居的情況下，東歐人民民主國家為何集體產生政治動盪並倒向西方，這一“劇變”為何能夠在短短一年內席捲幾乎全部東歐社會主義國家？蘇聯自身對於東歐劇變有多少責任？這樣的“劇變”對於蘇聯的最終解體又有何影響？

東歐劇變的根本原因，是蘇聯出於大國沙文主義對東歐各國經濟政治過於嚴格的控制**。**

在冷戰伊始，東歐各國社會主義政權剛剛建立之時，斯大林便要求各國採取與蘇聯相同的經濟政治發展模式，甚至要求各國與蘇聯同步進行政治運動。客觀地説，蘇聯式的經濟發展模式對於飽受戰爭創傷的東歐國家來説，確實起到了恢復生產的作用。但是在推行這一模式的過程中出現了各種不顧本國國情生搬硬套的現象。比如按蘇聯要求推行輕視農業、注重重工業的政策，造成農民不滿。

更嚴重的是，甚至為了與蘇共在政治運動上保持一致而製造了大量錯誤案件。在斯大林由於蘇南交惡而發動的清洗南斯拉夫同情者的運動中，東歐各國也在斯大林的要求下進行了“肅清鐵托分子”的運動。在此期間先後出現了匈牙利的“拉伊克案”，捷克斯洛伐克的“斯蘭斯基案”等一系列冤假錯案。這種指令式干涉東歐各國兄弟黨黨務的情況，加上經濟政策中部分不顧國情的政策，對東歐各國執政黨的聲望、幹部隊伍的熱情和羣眾的正常生產生活造成了極大損害。

在斯大林逝世後，赫魯曉夫為首的蘇黨中央繼續支持在匈牙利民心盡失的拉科西，並粗暴地干涉波蘭黨內的領導人任命，是造成1956年的匈牙利事件和波茲南事件的重要原因。

1945-1956年任匈牙利黨和國家最高領導人的拉科西·馬加什，他在任內大搞個人崇拜，粗暴地限制個體農業，導致農業生產下降，並炮製了所謂“拉伊克間諜案”，直接造成了“匈牙利事件”的爆發。這樣一個問題人物卻由於蘇聯的信任得以長期把持最高職位，不能不説是蘇聯錯誤干涉的結果。

勃列日涅夫上台後，則進一步鼓吹“有限主權論”，聲稱各社會主義國家的主權在“社會主義大家庭的最高利益面前”都是有限的，換言之，蘇聯有權以破壞其東歐盟國主權的方式維護蘇聯的利益。勃氏1968年以武力打斷捷克斯洛伐克改革的行為，更使蘇聯在東歐各國心目中的形象進一步惡化。在1980-1981年波蘭發生政治動盪期間，波黨總書記雅魯澤爾斯基曾經表示他最害怕的就是“被蒙上眼睛帶到莫斯科”。這一系列的武力入侵行為和對各國內政持續不斷的干涉，使東歐各國執政黨內人人自危，也使得東歐各國人民對蘇聯產生了相當的敵意和不信任感。

在經濟問題上，斯大林時代蘇聯在波蘭等國以隨意規定的價格低價購買煤炭等物資，令東歐國家承受了相當的經濟損失。勃列日涅夫時代的蘇聯則多次對出口東歐各國的原料進行漲價，造成經互會內部經常爆發爭論。80年代，蘇聯多次催繳羅馬尼亞的石油欠款，當時外匯極為緊張的羅馬尼亞只能以肉類等農產品抵債，因此造成的國內農產品短缺和人民生活水平下降成為羅馬尼亞劇變的導火索之一。

可以説，是蘇聯的大國沙文主義行為，將本應平等互利的國際關係變成了充滿干涉和單方面“優惠”的、只對蘇聯有利的上下級關係，並使其在東歐各國人民和黨的面前處於相當尷尬的地位。這種充滿敵意的尷尬處境使得人民對蘇聯和各國黨的信任進一步喪失，也為西方的宣傳滲透提供了便利。

然而，蘇聯的種種不平等行為和約束條件造成的最為嚴重的後果，乃是通過指令、干涉和人為的限制，直接窒息了東歐各國的黨探索適合本國國情的社會主義道路的能力和獨立妥善應對突發事件的能力。在蘇聯的重重限制之下，各國領導層思想僵化嚴重，基本喪失了理論與實踐創新能力。各國執政黨和人民的聯繫也因為這些限制遭到了相當大的破壞。

在波蘭，始終無法擺脱蘇聯教條造成的經濟問題，這直接影響了人民的生活水平，也進一步引發了週期性的政治危機。在羅馬尼亞，齊奧塞斯庫模仿勃列日涅夫的好大喜功，大搞個人崇拜，並給自己頒發“總統權杖”。在匈牙利，社會主義經濟建設成果突出，但卻礙於蘇聯的限制，始終沒能做出值得一提的制度創新。捷克斯洛伐克的改革則直接為蘇聯坦克所扼殺。以上種種思想限制使東歐變成了一個毫無活力的政治集團，為日後埋下了相當大的隱患。

1974年3月31日，羅馬尼亞社會主義共和國大國民議會議長沃伊捷克將代表總統權力的“總統權杖”授予齊奧塞斯庫，宣佈其就任羅馬尼亞社會主義共和國總統。這一職位是在齊氏的授意下於同年新設立的。

東歐劇變的直接原因，是戈爾巴喬夫操之過急的改革和其方向偏差。

1985年戈爾巴喬夫上台後，提出要建設“歐洲大廈”的外交思想，即將全歐洲的利益放在首位，促進結束“歐洲相互隔離的狀態”，並在其“新思維”和“民主化”思想指導下放鬆對東歐各國的控制。應當説，就蘇東關係而言，這一舉措的方向是正確的，但其過於激進的推行方式則直接造成了東歐各國的政治動盪與親蘇政權的倒台。

當時西方在經濟上具有全面優勢，戈爾巴喬夫的“歐洲大廈”幾乎必然地讓東歐各國向西方靠攏。而對於因冷戰格局的存在、依靠蘇聯才得以作為政治實體存在的民主德國來説，“歐洲大廈”的構想直接將其推向了滅亡。

1989年11月9日。民主德國民眾翻越剛剛開放的柏林牆。柏林牆的開放吹響了德國統一的號角。有意思的是，柏林牆的開放實際上是民主德國領導人沙博夫斯基誤解上級命令的結果，很大程度上是個缺乏深思熟慮的意外。當時東歐國家思想與社會混亂程度由此可見一斑。

在各個東歐國家，人民政治參與熱情空前高漲，各種思潮紛紛湧現。而東歐各國的黨卻由於蘇聯的長期“看護”與窒息，沒有能力迅速適應形勢，引導思想。又因為蘇聯本國的思想混亂，東歐國家缺少外來的理論支援，只能選擇隨波逐流或暴力彈壓的簡單化處理方式。最終造成了波蘭等國親西方政府的建立和羅馬尼亞等國流血衝突的悲劇。

雖然這種政治動盪是長期以來東歐各國對蘇聯不滿的體現，具有一定的必然性。但戈爾巴喬夫所鼓吹的、忽視根本的方向性問題而片面強調“自由選擇道路”的“新思維”，過於快速與集中地釋放了這種不滿，並使蘇聯在東歐各國局勢失控的情況下作壁上觀，實際上對東歐劇變起到了相當大的推動作用。

在東歐劇變發生之後，蘇聯賴以生存的社會主義國際分工體系與集體安全體系土崩瓦解，極大地削弱了蘇聯的實力。在軍事安全方面，東德、波蘭、捷克等國軍隊所擁有的大量技術裝備一夜之間落入西方陣營之手，軍事實力大大削弱的蘇聯本土直接處於北約地面力量威脅之下。一半以上外貿依賴經互會國家的蘇聯經濟也在1990年出現了2%的負增長。

受東歐各國的西方化影響，蘇聯國內的反對聲音也日益高漲。東歐的動盪與劇變將蘇聯賴以為生的外部條件極其快速地全部剝離，無論怎樣來看，都是導致蘇聯解體的最重要因素之一。

回頭來看，東歐劇變、蘇聯解體並不是社會主義陣營面臨的必然命運。但蘇聯的一系列所作所為，無論是缺乏平等的政治經濟關係和家長制作風對東歐國家各種利益的損害，還是蘇共的武力與政治“規訓”在東歐造成的萬馬齊喑的局面，都使得東歐各國、包括蘇聯的當權者在面對變局時不僅難以凝聚共識，互相信任，更難以做出妥協性與原則性並存的決斷，這樣的教訓不可謂不嚴重。

1985年，曾任蘇聯外長的葛羅米柯曾在其回憶錄中豪情萬丈地寫道：“我相信，歲月流逝，2000年必將到來，蘇聯人將在那時回顧15年前的歲月……他們會有根據地宣稱……黨的領導人堅決實現了這條列寧主義的路線，他們做得完全正確。”然而，幾年後發生的一切和這些蘇維埃人開了一個巨大的玩笑。

當政治動盪的火苗起於青萍之末並迅速引燃整個蘇東陣營的大廈時，當徹底成為孤家寡人的蘇聯於25年前的雪夜轟然倒塌時，也許大多數蘇聯人都不會，或者不願意意識到，東歐劇變乃至蘇聯解體的禍根，其實是由幾代蘇聯領導人自己親手埋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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