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之元：中西方經濟“新常態”的比較與互動

【中國在深度參與“全球化”時，不僅中國經濟運行本身，而且關於中國宏觀經濟政策的話語也“國際化”了。我們常提的“供給側”和“新常態”都是翻譯來的，中西方在宏觀經濟思想和政策方面是相互作用和影響的。本文為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在中國人民大學”中信大講堂·中國道路系列講座”演講稿。】

非常榮幸今天下午來到中國人民大學做“中信大講堂·中國道路系列講座”的第十七次講座，感謝孔丹董事長和各位來賓。我講的題目是“中西方經濟‘新常態’的比較與互動”，它既是思想方面的比較和互動，也是現實經濟上的比較與互動，但我今天下午跟大家交流的主要是在思想方面。

由於中國在改革開放的進程中日益深度地參與“全球化”，不僅中國經濟運行本身，而且關於中國宏觀經濟政策的話語也“國際化”了。比如，大家現在常用的“新常態”和“供給側改革”的術語，本身是來自於翻譯，但其在中國政策實踐的內涵則在不斷的變化演進之中。

我將先跟大家簡單地討論美國前財政部長薩默斯（Larry Summers）關於西方經濟在2008年金融危機後陷入“長期停滯”的理論和新任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羅默（Paul Romer）對當前宏觀經濟學的批評，並解讀我國宏觀經濟政策的指導思想從“供給側改革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到“需求管理與供給側改革並重”的轉變。這個解讀可能是有爭議的：到底有沒有轉變？從官方正式的表述來看，措詞是比較微妙的。我的解讀純屬個人意見。

美國前財政部部長、哈佛大學前校長 Larry Summers

接着，我將在理論上和大家探討一個觀點：所謂“尋求宏觀經濟學的微觀基礎”的以芝加哥大學盧卡斯為代表的學派實際上陷入了“組合謬誤”（fallacy of composition），而我們當前需要的恰恰是反過來尋求微觀經濟學的宏觀基礎。

比較有意思的是：在百度指數中搜索“供給側改革”詞頻，2015年11月之前完全沒有這個詞，它是2015年11月以後才開始有的，並且於2016年3月達到高峯。如果我們仔細查文獻的話，可能最早是劉鶴去年11月份在廣東省一個調研裏提出“供給側改革”這個概念。

在百度指數中搜索“供給側”三個字，也是去年11月之前沒有，從去年11月以後開始出現，於今年3月達到高峯。“供給側”（supply side）英文裏的“side”翻譯成“側”，説明中國經濟全球化帶來的不僅是現實的相互作用，而且在思想上中國政策話語也“全球化”了。

“供給側”一詞既然是翻譯，就引起了一些誤解，英國的《經濟學人》今年2月份的雜誌封面就叫“Reagan’s Chinese echo”（“里根的中國回聲”）。而今年5月10號習近平總書記在省部級主要領導幹部學習專題研討班上講話中明確説“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同西方經濟學的“供給學派”不是一回事兒。他的大意是：

西方供給學派的核心觀點是供給自動創造需求，這實際上是所謂的薩伊定律，履行減税，提高人們的儲蓄，投資能力和積極性，削減政府開支以平衡預算，限制貨幣發行以穩定物價。主要缺陷是隻重視市場功能而忽視政府作用。需求側管理，重在解決總量性問題，注重短期調控。而供給側管理，重在解決結構性問題，注重激發經濟增長動力，主要通過優化要素配置和調整生產結構來提高供給體系的質量和效率。

當前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供給側，不是需求不足或沒有需求，而是需求變了，供給的產品卻沒有變，質量、服務跟不上，主要政策簡言之就是去產能、去庫存、去槓桿、降成本、補短板。他當時用了“供給側改革是矛盾的主要方面”這樣一個説法。

習主席明確地説“供給側改革”不是里根的回聲，但是“供給側改革”的確是翻譯過來的詞，所以，就產生一個問題，它是從什麼地方翻譯過來的？如果我們想真正深入地瞭解我們國家政策的制定過程，這是一個很有意思的課題。那麼它是從哪來的呢？我個人猜測，它可能來自於2014年澳大利亞擔任G20輪值主席國時所提出的宏觀經濟與供給側改革方案。

今年9月初在杭州召開了G20峯會，中國首次作為20國集團的輪值主席國。20國集團在2008年以前只有財長和中央銀行行長會議，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以後才開始有了首腦峯會。所以，它的重要性一直在提升。這次中國高度重視G20峯會。G20和聯合國、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有一個不同之處，就是它不是一個常設機構，沒有一個常設秘書處。所以，主席國對會議議程的設置有比較大的影響。

中國在今年G20的首腦宣言裏特別提出，要繼續推動2014年澳大利亞擔任G20輪值主席國時所提出的宏觀經濟與供給側改革方案，以力求達到2018年全球增長目標。2014年澳大利亞倡議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方案，20個國家都同意了，而且每一年有一個各國之間對達到2018年目標進程的相互評議(peerreview)，並邀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協調這20個國家的評議。

它的目標是到2018年世界的真實GDP能比IMF的增長預測模型所預測的增長率額外增長2.25個百分點。請注意，不是當年增長2.25%，而是説，如果各國進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到2018年，全球的經濟增長將比沒有進行供給側改革時的模型預測值再增長2.25個百分點。這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有一些大方向，但同時強調各國的自主性，各國自己提出進行什麼樣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經過IMF協調，各國有一個相互的評估，這是G20在2008年開始有首腦峯會以來的最重要的方案。

這裏面特別明確地提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所以，我猜測，中國2015年特別提出 “供給側改革”這個詞，很可能是因為2014年參與G20峯會，而且中國也明確同意這個方案，並做出了承諾。2014年在澳大利亞峯會上各個國家提出自己的供給側結構改革方案，中國有50多頁的方案，美國只提出16頁方案，各國根據自己的需要提出自己的方案，並不要求各個國家一樣。

比如勞動力市場的改革是一種供給側改革，中國的勞動力市場改革可能需要提高農民工的待遇，給他們更多的集體談判權利。而法國的供給側勞動力市場改革則不同，法國勞動保護太過強了，缺少靈活性。中國現在要建立企業的集體談判制度。而法國原來的勞動法是要求整個行業進行集體談判，一個企業無權進行集體談判。法國現在改革是説可以允許在一定條件下在一個企業裏進行集體談判，這可能是對法國的勞動力市場過於僵化的改革。

但是中國職工和本企業的集體談判都很難，行業的集體談判還完全不在議程之內。這些政策在G20裏都叫做“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這個例子有助於説明中國“供給側改革”的提法確實不是來自於里根，但我也不能百分之百確定就是來自G20澳大利亞峯會，只是一個猜測而已。

關於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國內的爭論不是特別明顯，但實際上認真看報紙，就能看出來還是有不同的意見。有代表性的一個觀點是2016年5月9號《人民日報》“權威人士”的訪談，他認為要徹底放棄試圖通過寬鬆貨幣加碼來加快經濟增長、做大分母降槓桿的幻想，他直接用了“高槓杆是原罪”。強調要比較強力地化解過剩產能，強力地處置殭屍企業，並且認為當前究竟是通脹還是通縮還不能下結論。但對這個“權威人士”的觀點還是有不同意見。

例如，著名經濟學家餘永定認為當前的問題很明顯是通貨緊縮和經濟持續下降，並面臨結構性調整。“供給側改革”短期內會產生失業和導致經濟增速放緩，因而需要提高“有效需求”來刺激經濟。他認為，我國資本產出率不斷提升，增加有效需求的最佳方式為“消費”，但這是長期目標，短期還是要擴大投資來應對經濟增速下滑，而增加投資的最佳方式是擴大財政支出，增加基礎設施供給。貨幣政策應該適應財政政策的需要，應以降低國債收益率作為目標。

餘永定的觀點和《人民日報》權威人士的觀點強調的側重點還是有比較明顯的不同，但也不是絕對矛盾的。值得注意的是，習主席9月初在G20杭州峯會的講話有一個更加完整全面的表述。他今年5月份在中央黨校的講話用“矛盾的主要方面”來表達“供給側改革”。但是，他在杭州G20的主旨發言和開幕式致辭中，比較明確地説統籌兼顧財政、貨幣、結構性改革政策，“努力擴大全球總需求”。

關鍵的是，他強調，“要做到短期政策和中長期政策並重，需求側管理和供給側改革並重”。這和以前的表述有了微妙的區別。我們去產能有的地方可能過了頭，比如煤炭價格現在上升得很厲害，因此澳大利亞的煤炭企業現在獲利非常大。在政策的提法上，不再用“矛盾的主要方面是供給側”，而是用“需求側管理和供給側改革並重，短期政策和中長期政策並重”，我覺得是一個比較重要的微妙的調整。這説起來容易，實際上很難做到，但至少在表述和對問題的認識上更加全面和深刻。

我再補充一下：有的學者認為G20其實沒有什麼用，只是變成各國首腦的照相機會。G20沒有投票，一般被認為是所謂國際“軟法” （soft law），不是硬法，不是聯合國。但我認為，由於G20參加國家包括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中的大國，它在思想傳播方面的意義很大。如果確實能説明中國供給側改革不是里根的回聲，而是有G20背景，這在思想上是有意義的。

習主席説要“短期政策和中長期並重，需求側管理和供給側改革並重”，這是很大的挑戰。凱恩斯有一句名言：“長期來看，我們都會死”（In the long run we are all dead）。凱恩斯創立了宏觀經濟學，它的重點是短期的需求管理。他説“長期是對當前事物的誤導”（But this “long-run is a misleading guide to current affairs”）。他接下來説：“如果經濟學家在狂風暴雨的季節只會説當風暴過去以後海洋又會變成平的，那麼他們給自己提出的任務就太簡單太沒有用了”。

凱恩斯之前的古典經濟學，是關於長期發展的經濟學，從長期看，市場的波動和失業都是短期的，上世紀二、三十年代的大蕭條，從長期經濟增長來説好像也只是一個短期現象。但是，如果經濟學家對中短期的問題什麼都説不出來，而只會説當風暴過去以後海洋又將恢復平靜，那麼經濟學家給自己提出的任務就太簡單了。所以，凱恩斯經濟學，也就是宏觀經濟學，更多的是在一個短期的需求管理上，而供給政策則一般是在長期的經濟增長理論的研究範疇之內。

“如果經濟學家在狂風暴雨的季節只會説當風暴過去以後海洋又會變成平的，那麼他們給自己提出的任務就太簡單且太沒有用了。”

——梅納德·凱恩斯

剛才我説“供給側改革”這個提法和G20有很大關係。還有一個和西方的提法有密切關係的概念就是“新常態”。這個詞最早也是從英文 “New Normal” 翻譯過來的，是習近平主席2014年5月9號在河南考察時首次提出。他説，“我國發展處於重要戰略機遇期，我們要增強信心，從當前我國經濟發展的階段性特徵出發，適應新常態，保持戰略上的平常心態”。

他的表述特別有意思，為什麼適應新常態的時候，要保持戰略上的平常心態？顯然是説如何看待中國經濟增長速度下降，對整個經濟的潛在的增長率在新的階段有下降，要保持一個平常心態。

2016年5月9號《人民日報》權威人士的訪談裏認為中國經濟增長的新常態可以用L型表示，下降一段就持平了，但是它不會再回到原來的高增長率。所以，是個新常態，是L型，不是再回到以前的兩位數的增長，而現在我們今年前三季度GDP增長6.7%，但是有些省份，比如遼寧已經在去年首次出現負增長，這是遼寧省第一次，也是中國過去三十年來第一次出現負增長的地區。西部地區發展潛力比較大的重慶增長率還是在10%以上。

2014年11月習近平主席又更加系統地在APEC工商領導人峯會上闡述“新常態”，他認為新常態給中國帶來四個方面的發展機遇。一是經濟增速雖然放緩，但實際增量仍然可觀。這句話很重要，因為中國經濟經過去三十年的高速增長，總量已經很大，現在雖然放緩，但實際的總增量還是非常大。二是，經濟增長更趨平穩，動力更為多元。三是經濟結構優化升級，發展前景更加穩定。第四是政府大力簡政放權，市場活力進一步釋放。

這是他首次系統闡述“新常態”，而這個“新常態”和我們剛才説的一年以後的2015年提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有密切聯繫，因為實際上“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已經過渡到一個新常態的過程之中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所以，“新常態”和“供給側改革”可以説是一個硬幣的兩個方面，它們有密切的聯繫，我們可以這樣來思考和理解中國的宏觀經濟政策。

“新常態”這個詞也是翻譯過來的，最早是加州舊金山美國最大的一個債券投資公司的創始人Bill Gross提出的，他被認為是債券投資的“債神”，類似“股神”巴菲特。他提出2008年西方金融危機後的“新常態”，類似於L型，它不可能回到危機前。

老加爾佈雷斯（我們國家1950年代、1960年代就翻譯了他的很多書）的兒子叫詹姆斯·加爾佈雷斯，現在德克薩斯大學奧斯丁分校擔任教授，他2014年寫了一本最全面的論述西方經濟的“新常態”的書，叫《END OF NORMAL》。這本書裏討論的一個有代表性的關於西方的“新常態”的理論就是美國前財政部長，也曾經擔任過哈佛大學校長的薩默斯的觀點。

薩默斯在擔任哈佛大學校長期間，由於他在一次接受記者訪問的時候説話不慎重，認為女學生不適合於學數學，因此他就被迫從哈佛大學校長的職位辭職。他是在美國政府和學術界都擔任過重要職務的，奧巴馬總統2008年第一任的時候請他擔任白宮裏的經濟顧問。他認為“長期停滯”很有可能就是“新常態”（“might prove to be the new normal”），他的“新常態”概念是負面的，而中國的“新常態”概念比較積極，這是一個有趣的對比，大家可以進一步思考和研究。

薩默斯説，如果沒有非傳統的政策支持的話，美國和其他全球的主要經濟體可能將不會回到充分就業和強勁的增長。他説，我提出“長期停滯”這個老的概念。“長期停滯”這個思想最早是一個叫漢森（Alvin Hansen）的人提出的，他最早把凱恩斯學説介紹到美國。1938年在資本主義大危機的時期，他提出一個“長期停滯”的概念。薩默斯把漢森1938年的概念又用到現在，這本身也是很有意思的。如果從當代思想史的角度説也是比較重要的，而且是薩默斯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一次講話裏提出來的。

薩默斯提出“長期停滯”，他的擔憂有四個原因。

第一是，雖然在過去四年裏，從2009到2013年，進行了很多金融監管修補，加強了立法，但是復甦仍然只是和人口增長以及常規的生產率的提高，保持了持平。而且，只是在美國有這樣微弱復甦，而在其他的工業化國家，特別是歐盟、日本都沒有復甦，而且危機日益嚴重。

第二，在危機發生之前的幾年裏，那種明顯不可持續的泡沫和對信貸借貸標準的放鬆，以及非常容易獲得的貨幣（easy money），只能帶來温和的（moderate）經濟增長，不是很可觀的增長。

第三，這是他比較強調的，短期利率被所謂零的下限（zerolower bound）所嚴重約束，真實利率不能降到足夠低，以至於來刺激投資，從而達到充分就業。

短期名義利率受到零的下限約束是指，金融危機以後所有西方國家都已經把短期利率下降到非常低了，接近為零，目的是促使人們投資和消費，但是它有一個零的名義利率的下限。如果你的利率名義是負的以後，人們寧願把錢存在自己家的枕頭下躺着睡覺，它至少名義上還可以保值，假設名義利率是百分之負一的話，100塊錢存在銀行一年以後變成99塊錢；而如果100塊錢我哪也不存，放在家裏枕頭下還是能保值100。

薩默斯的意思是為了促進投資，促進經濟的復甦，很可能實際上需要打破零的下限，但實際上困難很大，因為人們就會把錢存在自己家裏。他這個文章是2013年寫的，但是從2014年以後，大家可以體會到西方經濟危機的嚴重程度，因為歐盟和日本，包括瑞士，包括最近匈牙利都已經明確地使用名義負利率。

負利率實行的時間，最早是丹麥2012年，歐元區2014年6月，瑞士2014年12月，瑞典是2015年2月，日本是2016年2月，匈牙利在2016年3月也開始採取了名義負利率。“名義負利率”可以説百年不見的，過去歷史上只有過實際負利率，是由於通貨膨脹很高。而名義負利率卻從來沒有過，因為大家都認為零利率是一個下限，但是，從2014年以來，這麼多國家和地區都採取了名義負利率，這是一個很奇特的、傳統的經濟學認為非常荒唐的東西，等於是我借錢給你還要倒貼。

雖然突破了所謂的“名義零利率”的下限，但實際上很難突破太多，為什麼？現在名義負利率還是在0.5%、0.2%，歐盟現在是0.4%，為什麼人們還能接受？因為它還有“現金安全保管費”的問題，比如我把很多錢存在我枕頭下可能不安全，我存在銀行裏可能安全一點，銀行給我保管，還有武裝警察押運，但是如果保管費太高（名義負利率太高），人們不一定願意支付。現在利率是負的竟然還是投資不振，所以薩默斯説出現了“長期停滯”。

第四，工資和價格的下降或低於預期導致消費者和投資者都不敢花錢，收入和財富從高支出（high-spending）的債務者向低支出（low-spending）的債權人重新分配。大部分的錢，是在債權人手裏。中國有類似的現象，大量銀行的錢沒有投資到實體經濟當中，是在銀行之間、金融機構之間以各種各樣的方式進行。比如前段時間股市的波動和所謂“傘型信託”，都不是真正spending，不是債務人支出，而是債權人支出。這是薩默斯擔憂長期停滯的四個原因。

薩默斯提出“長期停滯”理論是在2013年，有一個比較深刻的重要背景，這個背景在咱們國家瞭解的不多，就是奧巴馬總統在他2008年就任的時候實際上搞了一個“小新政”，但他相對低調，為什麼？大家知道美國共和黨裏有一個茶黨運動，這個茶黨老是阻擾政府每年預算的批准。

奧巴馬2008年剛上任，他的國外政策還是延續美國的傳統，有很多維持帝國的做法，但是在國內政策方面，因為奧巴馬本人是一個黑人，來自於社會比較底層，還是比較關注美國的普通勞動者。所以，他搞了一個新政，但他不敢大張旗鼓。有一個記者Michael Grunwald長期跟蹤報道白宮，他寫了一本書叫《新新政》（NEW NEW DEAL）。

奧巴馬在2009年簽署了《美國復甦與再投資法案》，通過的時候被共和黨打了很多折扣，但是財政刺激和對各個州，包括醫療、教育的支出也不少。《NEW NEW DEAL》這本書認為，這實際上是個“小新政”，如果沒有這個“小新政”的話，美國經濟還不可能像現在這樣復甦，雖然復甦得不令人滿意，但畢竟還是復甦了，至少比歐盟、日本要好些。

當然這個“小新政”遭到許多反對。一種批評來自格林斯潘，他當過18年的美聯儲主席。2011年，在“小新政”還在執行過程中，他以個人名義發表了一篇文章。他説的有點技術性，但基本上，他的意思是，如果按照常態來説，奧巴馬搞的小新政沒有能夠使經濟恢復到未發生危機之前的狀態。如果按照危機之前那個潛在的增長曲線來看，這個“小新政”沒有什麼太大用，這是格林斯潘想説的意思。

薩默斯提出“新常態”是“長期停滯”，實際上是回應格林斯潘的批評，包括共和黨裏茶黨的一些批評。在某種意義上，他強調2008年後美國是“新常態”，就像中國習主席説的要適應那個新常態，有一個平常心態。如果沒有奧巴馬這個“小新政”的話，美國經濟可能都不會是L型的。

薩默斯的應對方案是加強基礎設施投資。這是因為當前的真實利率實際上處於非常低的水平，因為名義利率是負，但是通貨膨脹率也很低，所以，真實的利率是很低的。薩默斯認為，恰當設計的基礎設施項目將有助於降低，而非增加公共債務負擔，這是他的一個主要的論述。

他的解釋是，“假定一條高速公路的投資完全來源於公共債務，且修建該高速公路不會帶來任何的促進效應（這是非常保守和不符合事實的假定）；進一步假設該投資的真實收益率只有6%（考慮到關於公共投資的一般收益率，這同樣是非常保守的假設）。由於政府宣稱將對每額外1美元收入徵收25美分的税收，因而扣除通脹率之後的年税收將增長1.5%；而在美國及很多工業國家，在長達30年的時間裏，真實利率（即名義利率減去通脹率）的成本都在1%以下。因此，基礎設施投資事實上將減輕後代的債務負擔。”他的這個提議和林毅夫教授最近一再呼籲的，在中國，特別是中西部加強基礎設施投資，實際上整個思路是完全一致的。

在講了“供給側改革”和“新常態”的政策話語的國際背景之後，我下面進入到本次講座理論上核心的內容，即“組合謬誤”的問題。我想強調，實際上主流的經濟政策的理論分析框架，不論在國內還是國外，還是一種微觀經濟學的思路，這種思路沒有能理解到凱恩斯所創立的“宏觀經濟學”的深刻意義。“宏觀經濟”不是每一個微觀經濟市場的簡單的加總。每一個單一的市場的供求平衡，通過價格來調整，但是為什麼會出現所謂總需求不足呢？或者過剩？因為單一的市場靠價格來調節，這就是微觀經濟學的思路。而宏觀經濟學的思路就不同，凱恩斯的貢獻是創立了宏觀經濟學。

GDP、GNP的説法是凱恩斯及其學生米德和斯通創立的，只有在宏觀經濟學裏才有GDP、GNP的説法，聯合國1948年才向各個國家推薦，在1948年以前是沒有每年、每個季度發佈GDP之類的事的，這是宏觀經濟學建立以後才有的。宏觀經濟學的基礎概念已經不同於微觀經濟學了，因為如果每個市場都可以通過價格調整來達到供求平衡，也就不需要“宏觀經濟學”了。宏觀經濟學恰恰是説微觀經濟學有“組合謬誤”。

在他1936年的《就業、利息、貨幣通論》裏，凱恩斯一開始就有一章專門反駁“薩伊定律”。薩伊定律就是里根“供給學派經濟學”的前提，就是説“供給自動創造需求”。這其實是微觀經濟學的思路，即從單一市場看問題，例如一種觀點認為失業就是因為工資太高了，把工資降低就可以解決失業。實際上中國不久前也有一場關於工資是否太高的辯論。

而這一辯論還是從勞動力這一單一市場出發的。而宏觀經濟學是要研究總體的，研究多個市場的相互作用，失業並不是單一勞動力市場的問題。凱恩斯認為，削減工資並不能解決失業，因為工資削減，收入就減少，消費者支出也會下降，那就改變了廠商和家庭對於未來需求的預期，導致自我強化的總支出的下滑，反而加劇失業，這就是“組合謬誤”。

這個例子説明凱恩斯創立的“宏觀經濟學”不同於“微觀經濟學”的本質，不應僅僅從單一市場的供求平衡的價格機制來分析經濟整體問題。凱恩斯的經濟學核心就是“未來預期”，對未來的預期決定現在的支出。凱恩斯用一個概念叫動物精神（animal spirit）。什麼叫“動物精神”？我們決定做什麼事兒，就是一種自發的衝動去行動，而不是説待著不動。這種要幹事兒的衝動，不是作為一個加權平均的量化利益再乘以概率這樣計算的結果，而是動物精神，取決於“預期”，這是凱恩斯很核心的概念。

比如説我們看一個數據，私營企業今年第一季度增加了兩萬八千個，在上屆政府2013年全國私營企業才有一萬多個，私營企業一下擴展了一倍，但是私營企業的投資卻明顯下降。很多人把這個理解為私營企業受到不公正的待遇，但實際上主要不是這個原因。

按照凱恩斯的理論，實際上是預期不穩定導致私營企業投資不足，這不僅僅是中國，前面我提到格林斯潘也説美國的固定資產投資嚴重下降，回不到危機前的水平。所以，凱恩斯認為是對未來高度的不確定性導致信心不足引發的投資和就業的下降。凱恩斯強調政府投資的引導信心的作用。不認真學習宏觀經濟學的話，會把“總需求”認為就是消費，實際上“總需求”是投資加上消費，還有政府的支出，還有整個的外貿的進出口之差。

“總需求”在凱恩斯那裏是整個國民收入核算的概念。芝加哥學派，比如弗裏德曼他們批判凱恩斯的一些具體的宏觀經濟學思想，也不是説都沒有道理，但是作為宏觀經濟學的核心的國民收入核算實質是從凱恩斯開始的，而這是全世界各國都通用，包括中國。這個“總需求”的概念本身就是總支出。

因此，投資當然是總需求的概念的一部分，而不是僅僅消費是“總需求”。所以，比較重要的是國家發改委、交通部聯合發出的交通基礎設施重大建設三年行動計劃，從2016到2018年，這個我覺得其實起到一個很重要的提振信心的作用，這個三年行動計劃是擴大總需求的很重要的方面。比如最近微信上傳的一張圖就是關於高鐵規劃，包括城市軌道交通，這是非常重要的一個提振信心的行動計劃。

現在的經濟危機促使西方的一些著名經濟學家和政府的高級官員反思他們的政策。很好玩的是克魯德曼，他是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同時也是紐約時報的專欄作家，他2009年在“紐約時報雜誌”的一篇文章中他提出了為什麼經濟學家錯得如此嚴重。他將“宏觀經濟學家”分為鹽水經濟學家（salt water）和清水經濟學家（fresh water）。清水經濟學家是從弗裏德曼到盧卡斯的芝加哥學派和明尼蘇達學派，他們從非常完美的市場競爭條件出發，像清水一樣。

小羅伯特·盧卡斯（左）米爾頓·弗裏德曼（右）

克魯德曼自己還有斯蒂格利茨等人則是鹽水經濟學家，這些人基本上來自MIT、哈佛，他們比較強調“不完全信息”，鹽水沒有那麼清。在芝加哥學派看來，“總需求不足”在他們框架裏是不可能的，因為價格總是會把供給和需求加以調整到平衡。所以，芝加哥學派還是微觀經濟學思路，完全沒有理解凱恩斯的“組合謬誤”的問題。

盧卡斯是一個清水經濟學家，他認為大蕭條是一個“大假期”，按照盧卡斯的理論不可能出現長期的大蕭條，因為他認為長期的非自願失業是不可能的，長期失業一定是自願失業，自願失業變成長期的假期了。這好像很荒唐，如果沒有受“清水”經濟學模型的訓練的影響是不會這麼想問題的。盧卡斯1995年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2003年當選美國經濟學會主席，在主席致辭中他説關於防止蕭條的核心問題早已經被解決了。

兩個月前剛剛被任命為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的羅默（Paul Romer）本來是盧卡斯的博士生，現在是紐約大學教授。Romer在今年9月份的一篇文章裏明確的反對他以前的導師盧卡斯，這就比較有意思，而且他認為盧卡斯代表的宏觀經濟學本質上還是微觀經濟學。他説這類似於物理學中的弦理論，愛因斯坦曾想建立“統一場論”，把電磁作用，弱相互作用，強相互作用和引力都統一起來，這個努力沒有成功，但在這個過程中，有一部分物理學家搞出了一個弦模型，它完全是數學模型，和物理的實驗和觀察沒關係。羅默説盧卡斯搞的清水經濟學就類似於物理學的弦理論，數學很漂亮，但是和現實沒關係的。

盧卡斯認為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基本上都是無效的，因為市場可以自動的調節平衡。同時，人們都可以預期到政府的作用，上有政策，下有對策，而且是完美的對策，因此政府政策都無效。盧卡斯承認，有時市場偏離平衡也可能出現，但其唯一原因是所謂的外部衝擊，是完全外生的震盪。所以，羅默以一個反例來反駁盧卡斯，他用了沃克爾（Paul Volcker）反通脹的例子。

沃克爾是格林斯潘之前的美聯儲主席，他主要通過比較高的短期名義聯邦基金利率，就是美國中央銀行的短期利率，來遏制通貨膨脹。這個政策在盧卡斯的框架裏應該認為是沒有用的。羅默給出的這兩張圖的意思是説，沃爾克1979年就任美聯儲主席，他一下把聯邦基金利率提高到5%，原來是接近於零，這之後通貨膨脹明顯下降。羅默説，如果你沒有受到盧卡斯的影響，你會認為這就是沃爾克的貨幣政策導致的結果。但是在盧卡斯的框架下，通貨膨脹下降不是沃克爾政策的結果，他非要來設想有一種外部的衝擊可以解釋通貨膨脹的下降。

羅默這段話的意思是説，如果你仍然相信“貨幣政策是無效的“這種教條，那麼面對上面第二張圖的數據，你只能認為儘管沃爾克的美聯儲想提高聯邦基金利率，但是他們什麼也沒有做；而是有一種外在的想象的衝擊（imaginary shock），正好在恰當的時間，也正好以足夠的量提高了聯邦基金利率，以至於使得沃爾克的美聯儲裏的人，相信是他們自己的政策造成的。如果大家沒學盧卡斯的宏觀經濟學的話就會認為通貨膨脹的下降顯然是政策帶來的，學了後反而對一些直觀的關係的觀察能力都喪失了。

談完“尋求宏觀經濟學的微觀基礎”導致的“組合謬誤”問題，我們最後來談談哈恩的“尋求微觀經濟學的宏觀基礎”的提法。哈恩（Frank Hahn）是一個很著名的經濟學家，劍橋大學教授。他和阿羅有很多合作，阿羅是美國比較左翼的經濟學家，也獲得過諾貝爾經濟學獎，他提出了“阿羅不可能性定理”。

哈恩在2003年寫了一篇文章叫“微觀經濟學的宏觀基礎”。這個文章是他初步的探索，他認為盧卡斯宏觀經濟學是荒謬的無意義的，因為盧卡斯模型裏有一個代表性的個人，在這個模型裏，個人都在最大化自己的目標函數，每個人的偏好沒有差別。哈恩認為宏觀的數據應該對人的微觀決策有影響，這本來是顯然的。

微觀經濟學裏有一個excess demand，即“過度需求”的概念，哈恩認為“過度需求”函數里應該有宏觀變量作為它的元素，包括價格指數，失業率和GNP。因為這些東西影響了它的預期。所以，微觀應該有宏觀基礎，因為價格指數、失業率都影響你對未來的預期，所以，這是現實的投資或消費決策的關鍵。

盧卡斯的模型裏，微觀的行動是按照所謂“拉姆齊最優化”，這是一個英國數學家拉姆齊的公式。哈恩不認為這是值得推薦的，因為微觀經濟學中的個人大多數在做決策時很多情況下都是短視的，對未來的信息是不明確的，所以剛才提到的發改委三年交通行動計劃可以起到整體的引導信心的作用。

哈恩説他自己這個“微觀經濟學的宏觀基礎”的説法需要不斷的實驗來完善，經濟學的理論化本身也應該是一種實驗。這和我們整個改革開放的實踐基礎和思路是一致的。在2008年經濟危機後，西方經濟學的反思，和我們國家的“新常態”和“供給側改革”的提法其實都有緊密的聯繫和互動。

今天講的題目集中在宏觀經濟思想和政策方面的中西方的相互作用和影響，這方面值得關注和研究的問題還非常多。謝謝大家！

（文章轉載自微信公眾號“實驗主義治理”，ID：CLS_PRA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