龐中英：走出全球化困境，需正視經濟民族主義

2016-12-26

【近幾年，無論是歐洲難民危機、英國脱歐，還是恐怖主義、特朗普現象，都指向一種迥異於過去二十年“世界是平的”之判斷。特朗普提出美國主義而非全球主義的口號，德國9月17日更是爆發反對TTIP大遊行，多個國家的民族主義極端黨派抬頭，地緣政治衝突加劇，貿易、投資保護主義潮流再次興起，TTP、TTIP等排他性區域化機制不斷浮現。顯然，全球化進程正處於一個新的轉折階段，全球化面臨新的不確定性。

2016年12月17日，中國著名國際關係學者龐中英教授出席舉辦於三聯韜奮書店的“文化縱橫沙龍（南都觀察專場）”，和聽眾們一起探討“全球化 VS. 逆全球化”的問題。觀察者網已獲授權轉載演講內容。】

沙龍現場

全球化進程並未逆轉

龐中英用“成也全球化，敗也全球化”來概括全球化對很多國家的影響。人們對待全球化的態度也經歷了從“趨之若鶩”到“燙手山芋”的轉變，起初認為全球化之勢不可當，過分誇大了全球化的作用，到了今天反而認為全球化已經逆轉，變得過分強調國家的作用。

中國亦是如此。20世紀80年代，中國開始對外開放，融入全球化進程。這項政治決定恰恰是出於某種經濟動機，即想利用外部世界的經濟繁榮促進本國貿易，此外還能利用開放環境促進國內改革。過去幾十年中，中國參與全球化所獲得的紅利顯而易見。

時至今日，中國之外的世界經濟進入一個動盪、不確定、危機的時期。經濟民族主義再次歸來，全球化處在退縮、後退和放緩（globalization in retreat）中。龐中英稱之為全球化的困境（globalization dilemma）。在此情況下，中國利用對外開放倒逼國內改革的效果也遠不如當年。

那麼，未來中國應該在全球化格局中扮演何種角色？如何思考新一輪的全球貿易、跨境投資和人員流動的發展規律？如何找到第四次工業革命和新一輪全球化進程的可能演進機制？新一輪全球化又可能遭遇到哪些挑戰和困境？這些問題都值得認真思考和探討。

不過，龐中英也指出，“全球化的後退”（the retreat of globalization）並非是最近才出現的趨勢。他説，如果考察歷時25年的全球化研究，就可以發現，研究全球化的學者都認識到了全球化是一種深刻的悖論。

龐中英將人們對全球化的看法分為樂觀主義派和悲觀主義派。前者認為，全球化如同當年歐洲人的“印度”，會帶來 “遍地黃金”般的財富機遇。在這些樂觀主義者的眼中，即使是今日的困難局面，全球化仍然在繼續，只不過是新的全球化取代了舊的全球化。全球化進程無法逆轉、勢不可擋。與此相對的，悲觀主義者則提出了“逆全球化”的説法，顯示全球化處在困境中，遭到的阻力確實更大了。

龐中英並未認可“逆全球化”的命名。因為，仍然有驅動全球化的新力量。例如，中國的“一帶一路”在推進全球貿易、投資，而金融、互聯網等領域的全球化進程也沒有顯示出步伐的放慢。儘管發達國家或是發展中國家確實正在出現民族主義、本土主義興起的苗頭，抗拒不受約束的全球化運動對民族國家主權和政策議程的主導，但截至目前為止，似乎還很難將之簡單地説逆全球化已成單一趨勢。

2015年，國家發展改革委、外交部、商務部聯合發佈了《推動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願景與行動》

龐中英指出，根據複雜性科學，我們不能忽略全球化的複雜性。全球化的兩百年，可以分成兩個時期：1815年至1914年是第一個“百年”，呈現出總體的和平，尤其是在歐洲，出現了沒有大戰的“百年和平”，國家之間的相互依存加深。不過，也是在這一段，歐洲瓜分非洲和世界的進程在加速。中國和亞洲其他地區也遭受了來自歐洲的巨大沖擊。美國崛起也發生在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當時的美國國務卿John Hay提出了“門户開放”政策（Open Door）。“門户開放”並不僅僅是指美國要求歐洲列強不要瓜分中國的政策，而恰恰是美國當時的全球化政策。

1914年至2014年應該看做全球化的第二個“百年”。這一百年中，因為各國的政策轉變、國際權力轉移和各種大事件，比如兩次世界大戰（1914-1918、1930年代到1945年）、蘇聯的誕生（1918-1919）、世界權力中心從老歐洲轉到美蘇（1945到1989）、戰後的非殖民化/民族主義運動（1945-1999），都使得全球化格局發生了重大轉向：既有冷戰（1947-1992）這樣的放緩和倒退，也有像歐共體和歐盟（1950年代至今）這樣前所未有的地區一體化趨勢。全球化就是這樣在曲折中進行的。

所以，龐中英指出，我們不能因為今天發生了一些影響全球化的重大事件，就簡單地斷定全球化已經逆轉。

誰全球化誰？——世界秩序的形成、潰敗與再造

龐中英指出，目前關於全球化的討論，大多侷限在經濟領域。他認為這是不夠的。全球化的政治問題更重要。全球化的政治就是“誰全球化誰”，具體包括誰驅動、主導和控制全球化？誰從全球化中受益？誰在全球化中受損？全球化的政治（the politics of globalization）恰是一個世界秩序如何形成、潰敗和再造的問題。也就是説，人們試圖通過世界秩序管理全球化。百年和平期間歐洲的大國協調（歐洲協調）和二戰後形成的聯合國體系、國際金融制度（國際金融組織）和世界貿易組織就是這種管理全球化的世界秩序的化身。歐洲協調後來潰敗，而現存的世界秩序沒有有效地治理全球化。

2003年，波蘭索波特，街頭上被蓄意破壞的歐盟旗幟。 © Tomasz Sienicki

龐中英強調要將全球化、全球問題、全球治理這三個概念加以清楚地區分。他指出，要從全球問題的角度看待全球化，全球化是最大的全球問題，即全球問題最集中地體現為全球化。全球治理就是解決全球問題。對全球化的治理沒有到位，即全球治理沒有到位，全球治理赤字上升，才出現了目前這樣的對全球化的強烈反彈。一些國家，尤其是冷戰結束後的美英政府把全球化作為其主要的政策（如美國克林頓政府和聯合王國布萊爾政府）。但這些國家的政府並沒有同等重視全球治理。民眾享受全球化之利時不會反對全球化，當遭遇全球化之害時（例如並沒有享受多少全球化的利益卻要承擔全球化的害處），民眾就不得不通過現存政治機制（比如民主）對作為政策的全球化進行抗議，形成了今天一發不可收拾的民粹主義及其政治後果。

走出全球化困境：中國需要推動全球協調和正確對待經濟民族主義

面對這些問題，如何走出全球化的困境呢？龐中英認為，經濟民族主義再次興起。這是全球化的世界的現實。現在的問題是如何應對這一大的根本挑戰。

龐中英認為，應對全球化低潮和經濟民族主義再次崛起的挑戰的根本方法之一是加強全球協調（global concerts of powers）。他認為，各國政府內外的有識之士應該就全球協調形成共識並付諸行動，否則，世界可能在21世紀再次滑向大沖突的災難。目前是正式啓動全面而深入的全球協調的時刻。

龐中英1997年在北京大學的國際政治專業博士論文就是專門研究經濟民族主義的。那是國內第一本專門研究經濟民族主義的專著。龐中英寫作其博士論文的時候，全球化正在凱歌行進中，大多數人認為經濟民族主義是不理性、不科學、不符合全球化大勢的而對經濟民族主義予以否定。

“讓美國再次偉大”

經濟民族主義一直是世界經濟的頑強存在，從來沒有退出歷史舞台。龐中英指出，解讀英國退出歐盟和美國當選總統特朗普的政策，經濟民族主義才是正確的角度，因為經濟民族主義再次回到英美國家的政策。在歷史上，美國是依靠經濟民族主義起家的，但後來轉向了經濟帝國主義。特朗普治下的美國，試圖以經濟民族主義使美國再次輝煌（MAGA）——這是一個具有巨大諷刺意味的歷史迴歸。英國退出歐盟也是經濟民族主義的解決方案。英國離開歐盟是歐盟首次縮容。

一句話，經濟民族主義成為矯正全球化帶來的失衡的方法。不管喜歡還是反對經濟民族主義，經濟民族主義是現實和趨勢。當然，任何脱離全球化和世界秩序的行動，儘管有其理由，都不容易，甚至很難成功。英國很難在2016-2018年期間完成其退出歐盟的程序。

在回答現場聽眾的提問“抵制外國貨是不是經濟民族主義”時，龐中英認為這個問題不是能簡單回答的。在中國生產和經營的跨國公司仍然具有其母國的民族國家特性，其大半利潤都回流到了本國，儘管其在中國享受着WTO規定的國民待遇。其在中國的偷税和避税行為，以及要求中國政府改善對外資的環境，也都説明其並非中國的民族企業。若這些企業因為其沒有處理好與中國的勞工、消費者等社會關係，如果其產品和服務遭到抵制，也是正常的和必然的。許多國家都有經濟民族主義者。經濟民族主義者看待世界的角度和方法不是全球或者世界主義的。龐中英呼籲要正視經濟民族主義和研究經濟民族主義，不要簡單地笑話經濟民族主義。

從國際關係的角度，汲取歷史的大教訓，21世紀建立的全球協調（global concerts of powers）不能僅僅包括國家，也要考慮非國家行動者。龐中英指出，只有通過政府、大公司、非國家機構通力合作，加強國際金融制度、世界貿易組織和聯合國主導的氣候治理，這樣才能重建全球治理。全球協調包括地區協調，龐中英尤其強調，如果説19世紀的歐洲協調決定當時的世界秩序，那麼，亞太、亞歐地區的協調將決定21世紀的世界秩序。

龐中英批評了“中國是全球化最大的受益者”這個似是而非的説法，指出要對中國與全球化的關係做新的評估。中國在全球化中的受益僅僅是一個方面，中國也在全球化中付出各種代價，尤其是，中國也一樣存在着歐美的全球化輸家，甚至，中國的全球化輸家不比歐美少。

而當中國口口聲聲説自己是全球化的最大贏家時，歐美的經濟民族主義者更加認為中國才是造成他們是輸家的根源。特朗普在競選中不斷地把中國作為美國今日問題的根源。中國不幸成為美國問題的替罪羊。“反全球化”成為反中國。

對於“全球化正在進入下一個階段，中國成為全球化的新動力”、“以中國為中心的全球化”、“中國驅動、組織、領導全球化”等説法，龐中英表示這是一種可能和希望。中國其實也需要自己的經濟民族主義。在別的國家藉助經濟民族主義加強他們的時候，中國如果還在談論什麼全球主義，根本無法應對他國的經濟民族主義。中國必須汲取全球化政策的成功和失敗的教訓。

最後龐中英總結説，中國更需要經濟民族主義並不意味着回到計劃經濟等，而是要加強市場經濟，形成中國真正的市場經濟，因為真正的市場經濟恰恰是以民族為基礎的，即以本國的基本人口為基礎的。一種經濟若不是以本民族為基礎的，而是跨國公司主導，則肯定不是民族的，也非真正的市場經濟。國內的市場經濟和全球經濟，都需要政府的作用。經濟民族主義下，政府的作用可能會被誇大和濫用，但是，通過國內民主進程和國際政策協調，政府的作用將受到限制，市場經濟得以發展，全球經濟得以均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