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歷史學家加藤陽子訪談：“珍珠港事件”本來是可以避免的
【翻譯/觀察者網馬力】1941年12月7日清晨，日軍偷襲珍珠港，對美國太平洋海軍基地造成了毀滅性打擊，美國正式加入第二次世界大戰。多年來，針對這一歷史事件，美國在珍珠港每年都舉辦紀念活動。今年，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將在12月26日和27日兩天訪問夏威夷，與美國總統奧巴馬一起在珍珠港悼念戰歿者。
日本官方一向對歷史問題態度曖昧，而在民間，戰爭受害者意識以及迴避戰爭責任的傾向也十分明顯。日本學者對自己祖國當年發動戰爭的歷史又持怎樣的觀點呢？
《赫芬頓郵報》（日本版）記者吉川慧近日就此話題採訪了東京大學加藤陽子教授。加藤陽子是日本近代史領域的著名學者。她認為，日本曾有三次機會可以避免發生與美國之間的戰爭，但都未能抓住。她指出，很多日本人以“軍部的失敗”來總結日本不光彩的戰爭歷史，將日本國家和國民與不義戰爭相切割，“這樣的總結實在是不痛不癢、沒有多大意義的”。
採訪記錄全文發表於12月7日《赫芬頓郵報》（日本版），觀察者網全文翻譯，供讀者參考。
12月5日，安倍晉三發表聲明，將於12月26日赴珍珠港與奧巴馬共同悼念偷襲珍珠港事件中死亡的美軍，日本主流報紙對此進行了報道
12月8日是太平洋戰爭爆發75週年，我們作為日本人需要再一次發問：當時的日本為何選擇了戰爭？
日本近代史學者、東京大學教授加藤陽子最近出版了專著《滑向戰爭》。她在這本書中指出，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前，世界曾通過三次外交事件考驗日本會選擇怎樣的道路。這裏的三個事件指的是作為“滿洲事變”（即“九一八事變”——觀察者網注）解決方案1932年發表的《利頓報告》（Lytton Report）、1940年締結日德意三國同盟以及1941年的“日美交涉”。
當時的日本到底面臨怎樣的選擇呢？日本為何棄諸多選項不顧唯獨選擇了戰爭呢？加藤教授表示，日本人應該正確理解當時日本面對各種選擇然而最終走向戰爭的原因，“這對我們預測日本的未來也是大有益處的”。加藤教授還表示，“我們不能把挑起戰爭的罪名簡單推到失控的軍部身上”，她此言何意？下面是我對加藤陽子教授的採訪記錄。
第一次考驗：滿洲事變（1931年）與《利頓報告》（1932年），日本最終選擇退出國際聯盟
吉川慧：1931年9月，以柳條湖事件（即“九一八事變”，1931年9月18日夜，在日本關東軍安排下，鐵道“守備隊”炸燬瀋陽柳條湖附近日本修築的南滿鐵路路軌，並栽贓嫁禍於中國軍隊。日軍以此為藉口，炮轟瀋陽北大營。次日，日軍侵佔瀋陽，又陸續侵佔了東北三省——觀察者網注）為理由，日本佔領了中國東北地區，第二年滿洲國（即“偽滿洲國”，是日本佔領中國東北三省後，所扶植的一個傀儡偽政權。因國民政府和中共及國際社會對偽滿政權均不予承認，故被稱作“偽滿洲國”或“偽滿”。“首都”設於今吉林長春，“領土”包括現今除大連地區以外的東三省全境，以及蒙東和河北省的承德市、秦皇島市——觀察者網注）建立，日本隨後承認了其合法性。
利頓調查團在柳條湖事件調查現場（本文圖片均來自《赫芬頓郵報》日本版）
加藤陽子：這一時期，日本陸軍在農村進行了很多宣傳活動，當時日本的農村非常蕭條，農民生活艱難，動員他們參軍十分容易。滿洲事變後1個月，就有165萬日本農民加入了陸軍。據檔案記載，當時軍方向農民們宣傳，“如果去滿洲就可以做上等人”、“可以供孩子讀完中學”等等，而農民們也認為“對中國開戰以後生活會好過些”。
本來，高昂的軍費開支壓低了民生相關預算，但一部分農民卻認為“只有軍部能傾聽我們這些貧苦農民的心聲”，這樣不實的、充滿幻想的言論越傳越廣。而且當時，日本社會上層與普通國民之間已經沒有了“共同語言”。
吉川慧：您這裏“共同語言”指的是什麼？
加藤陽子：比如説，滿洲事變剛發生時，軍部聲稱，“這是個好事情，如此一來，日本就可以保住昔日條約上在中國的權利”。但是，當時日本國內也有“這樣不好吧”、“再等一等”之類的聲音。
日本在南滿鐵路上的利益價值5000萬日元，而當時通過日中貿易，日本獲利高達10億日元。“僅僅因為滿洲問題而與中國發生衝突，在經濟上是缺乏合理性的”，日本國內也有這樣充滿經濟理性的聲音。
雖然有此類觀點，但當時卻礙於缺乏有效手段，很難向普通國民説明。當時也有石橋湛山、清澤洌等人發表自由主義言論。他們認為，“小日本主義”、“滿蒙放棄論”是符合日本利益的。但他們的文章大多發表在《東洋經濟新報》這樣的高端雜誌上，這樣的雜誌並非日本普通老百姓可以輕易接觸到的。你可以在雜誌上看到三菱銀行、三井銀行等高端金融機構的廣告，可見其定位之高。
當時日本社會上層和下層之間缺乏文化思想上的交集，這也是日本教育的問題。聯結日本社會各個階層的文化紐帶是缺失的，這樣的社會在意志強烈、動員國民打破當時既有政治格局的軍部面前是非常脆弱的。
吉川慧：當時的日本農民不讀報嗎？
加藤陽子：當時日本的讀報人數與其他國家相比還是相當多的。1931年，日本已經有100萬人收聽廣播，1941年這個數字增長到了600萬，普及率達到46%，也就是説平均有一半的日本家庭每天在收聽廣播。
我想給你介紹一下我從1920年代出生的一位老人那裏聽到的情況。這位老人是農村出身，太平洋戰爭爆發後從收音機裏聽到了如下戰報：攻擊珍珠港時，日本派出了5艘“甲標的”潛艇，每艘裏面搭乘兩人，在這次任務中共有9人犧牲，當時被譽為“九軍神”。但這位老人提出了異議，“兩人一組，一共5組的話，不是10個人嗎？還有一個人哪去了？”其實，那個人被俘了，但日軍被俘在當時是必須隱瞞的。無論廣播還是報紙的報道口徑，都深受軍隊和國家一體化的影響。就像這個例子，如果不特別仔細分析的話，事情的真相很容易被掩蓋。
吉川慧：作為滿洲事變的解決方案，《利頓報告》是否對日本1931年9月18日的行為進行了譴責？
加藤陽子：利頓率領的調查團包含了來自英、美、德、法、意五大國的成員，這五個國家都是有豐富殖民經驗的老牌帝國。這些國家的立場是，儘量避免對日中全面衝突的局勢表態，而是呼籲擴大東亞地區的貿易、保障自己國家的權益和安全。《利頓報告》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出台的。
這份報告書雖然“不同意重建張學良政權”，但也不承認“滿洲國的存在”，乍一看好像對日本不太有利。但在報告中也這樣寫道，“該地區即將成立的新的行政機構應該從現行體制中發展而來，不應對現狀有過激的改變”。也就是説，未來的制度應該建立在既有滿洲國體制的基礎之上。這對日本來説是非常有利的。
報告還給出了具體建議，“滿洲地區新政權成立諮詢委員會成員的一半以上應由日本人擔任”，結果該委員會的外國顧問中大部分都是日本人。
吉川慧：這麼説這五大國充分理解了滿洲國其實就是我們的傀儡，《利頓報告》對日方展示了相當程度的妥協，是嗎？
加藤陽子：的確如此。但是此後，日本卻犯了愚蠢的錯誤，搬起石頭砸了自己的腳。1932年1月，發生了第一次上海事變（即“一·二八事變”，九·一八事變後日本為了轉移國際視線，並迫使南京國民政府屈服，日本侵略者於1932年1月28日晚，突然向上海閘北的國民黨第十九路軍發起了攻擊，十九路軍在軍長蔡廷鍇、總指揮蔣光鼐的率領下，奮起抵抗——觀察者網注）。當時日方以上海公共租界內日本和尚被中國人襲擊為由，部署日軍展開對中方的軍事進攻。
1932年1月，日軍在上海進行巷戰
吉川慧：當時日中關係已經陷入危機，日本此時將危機升級，原因何在？
加藤陽子：雖然一般説來，日本在滿洲事變問題上躲過了世界的譴責目光，但這種説法也並非完全站得住腳。滿洲事變發生後，中國根據國際聯盟規約第11條提出了起訴。根據規定，應該由理事會對紛爭進行處理。1931年12月，理事會決定派遣利頓調查團對事件進行調查。
但此後，發生了第一次上海事變，中國轉而根據第15條對日本提起了訴訟。這第15條涉及斷絕外交關係等嚴重事態，對日本非常不利，國際聯盟全體成員國都將日本定性為敵國，相關條款裏甚至有對日本進行經濟制裁的內容。
這時就不再是理事會出面處理，而是由全體大會來進行裁決了。這個全體大會成立了“19人委員會”，其中甚至包括危地馬拉和巴拿馬這樣國家的代表。日本當然很憤怒，但致使日本陷入困境的始作俑者卻是日本自己。我認為，當時日本陸軍當局並未對國際聯盟的規約有深入瞭解。
吉川慧：結果涉及日中紛爭的國家越來越多。
加藤陽子：當時國際聯盟的主導國家是英國，歐洲諸國都很擔心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失敗的德國會東山再起，這也影響到了英國對我們的態度，英國改變了當初對日綏靖政策。這個由“19人委員會”撰寫的日中紛爭決議案比《利頓報告》對日本的態度還要嚴厲。
吉川慧：當時日本是如何回應的呢？
加藤陽子：日本在國聯的全權代表松岡洋右一直在堅持交涉，其中的悲劇性在於，他交涉的主要對象並非外國，而是自己國家的外務大臣內田康哉。內田外相一直在觀望英國居間調停的姿態和中國政府內部對日妥協派的態度，松岡洋右認為日本應該對國際聯盟“19人委員會”的決議案有所妥協，但內田外相一直拒絕這一合理要求。
1933年1月，松岡洋右向內田進言，勸其妥協，否則日本將不得不退出國際聯盟。但是，內田卻認為，只要日本堅持自己的強硬主張，英國和中國將不得不向日本屈服，最後並沒有接受松岡洋右的妥協建議。
日本在國聯的全權代表松岡洋右
吉川慧：為何內田外相對日中兩國之間達成協議的前景如此樂觀呢？
加藤陽子：因為中國國民政府內部存在汪精衞等對日妥協派，內田外相把寶都壓在了這些人身上。但是，作為外相的內田康哉的一些看法已經跟不上當時的形勢。在當時的中國，手握軍政大權的只有蔣介石一人，而內田外相對當時中國的國內形勢未能完全掌握。
吉川慧：你的意思是説，當時中國已經進入蔣介石獨裁時代，汪精衞並無實權？
加藤陽子：沒錯。而且，當時滿洲的軍政大權仍然掌握在張作霖的兒子張學良手中。對蔣介石來説，他手中關於滿洲的權力也只剩下外交權。因此從蔣介石的角度來看，他對國際聯盟申訴“公理”，行使代表中國的外交權來解決滿洲問題是他唯一可以做的事情。我想，內田外相當時並未意識到蔣介石在面對國際聯盟時的真正立場。
當時日本的政府和媒體對1932年10月出台的《利頓報告》做出了該報告偏向中方的判斷，在並未對報告書進行仔細研究的情況下就盲目批判一番。我覺得非常遺憾的就是這個地方，日本當時並未看到《利頓報告》對日妥協、對日有利的那一面。
蔣介石與汪精衞
由於日本此前相信了“《利頓報告》將承認滿洲國存在合法性”這般毫無根據的樂觀傳聞，等《利頓報告》真正出台後發現實際情況並非如此，日本感到非常驚慌失措，因此並未能正確理解這份報告書的真正含義。最終日本不願接受經濟制裁，無奈選擇退出國際聯盟，走向了“光榮孤立”的軍國主義不歸之路。
第二次考驗：日德意三國同盟（1940年），日本最終選擇與德國結盟
吉川慧：您説的第二次考驗是指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後第二年，日本與德國和意大利締結三國同盟的事情吧？
加藤陽子：這個同盟形成的背景是，1939年9月爆發了第二次世界大戰，1937年7月爆發了日中全面戰爭，為了牽制美國使其不能介入，日德意三國於1940年9月締結了這一盟約。對於日本來説，當時締結這一同盟的意義是非常大的。日本是聯結歐洲和亞太地區的戰略節點，同盟的形成意味着在大西洋和太平洋兩端對美國形成了牽制態勢。
促使盟約締結加速的原因，在於德國當時非常積極地尋求與日本接近。在歐洲，1940年6月法國已經對德國投降，德國的交戰國只剩下英國。1940年7月，英國拒絕了希特勒的和平條件。德國認為，只要能與日本結成盟友，那樣便可專心對付英國一個敵人，於是向日本派出了特使斯塔瑪。
1940年9月27日，德國柏林，德日意三國同盟簽約儀式現場
吉川慧：關於三國同盟，是否可以這樣認為，日本當年看德國勢如破竹，想搭德國的順風車，把寶都壓在了德國身上。
加藤陽子：你的説法也不能説沒有道理，當時日本決策者的視野的確有點狹窄了。日本之所以決定與德國結盟，主要並非出於在大西洋和太平洋對美國進行牽制的考慮。更可能是因為，被德國閃擊戰擊潰的荷蘭和法國在東南亞佔有一些殖民地，這兩國戰敗後，其殖民地該如何處理，日本有自己的考慮。荷蘭在東印度的殖民地出產大量石油，而法屬殖民地印度支那（即今天的越南、老撾、柬埔寨等國家——原注）生產稻米，獲得這些殖民地對維持日本的戰爭能力是非常重要的。
1940年7月，也就是三國同盟正式簽字前兩個月的時候，日本外務省和陸軍、海軍的領導們曾聚在一起開過一個會，據説曾討論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如果以德國的勝利結束局勢該如何”的問題。在這個會議上，大臣、次官並未露面，反而是課長以及軍隊裏佐官級別40歲左右的年輕人把持了話語。
在這些人的頭腦中，當時日本尚未加入“二戰”，如果戰爭以德國的勝利結束的話，那荷蘭、法國在東南亞的殖民地無疑將落入德國手中，他們對此有很強的危機感。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如果説日本與英法等國曾一起做過什麼的話，就是三國平分了德國佔據的殖民地。
1941年3月，歐洲戰況圖
吉川慧：您的意思是，日本加入三國同盟真正想牽制的並非美國？
加藤陽子：沒錯，其實日本一直以來所戒備的是德國。這個三國同盟其實可以説是日本阻止德國勢力進入東南亞的一個戰略。當時日本陸海軍的軍人們對德國是相當戒備的，他們的發言在歷史檔案中還可以查到。
吉川慧：應該是從這個時候起，日本開始使用“大東亞”的説法，“建立大東亞地區新秩序”這一説法也開始在三國同盟中使用。這裏“大東亞”一詞到底有怎樣的涵義呢？
加藤陽子：為何會使用“建立大東亞地區新秩序”這樣的提法呢？其實，東北學院大學教授河西晃祐曾表達過這樣的見解，這一提法“對受到壓制的殖民地宗主國德國來説，是尚未參戰的日本徹底消除其參與重新分配戰後東南亞殖民地可能性的聲明書”。這為“二戰”終了之日雙方和談時，日本作為德國、意大利的盟友介入和談、分割戰爭利益埋下了伏筆，此“聲明”在那個時候當然仍是有效的，這一見解可以説是切中肯綮。當然，最後戰爭的結局完全相反。
吉川慧：如此説來，“大東亞”這一提法在締結三國同盟時，可以理解為是日本對德國發表的關於劃定自身勢力範圍的聲明？
加藤陽子：是的。對於軍事同盟來説，有三大要素。第一是各自的勢力範圍，第二是援助義務，第三是共同假想敵。將德國勢力徹底從東南亞排除出去，這樣才便於劃清德日兩國的勢力範圍。這就是“大東亞”一詞的背景。
吉川慧：據説當時非常匆忙，三國盟約從開始談判到簽訂，僅僅用了20天。
加藤陽子：下面我按時間順序把當時的情況梳理一下。1940年9月7日，德國開始對英國本土進行轟炸，也就是“不列顛之戰”。我前面曾提到過，當時德國邀請日本加入同盟，這樣便可以集中力量對付英國，德國派特使斯塔瑪來到日本，此人剛到日本馬上開始就結盟問題與日方展開磋商。
9月19日召開了御前會議，26日日本樞密院（回應天皇諮詢的重要國務審議機關——原注）通過了條約，27日在德國柏林，三國正式締結盟約。令人驚訝的是，從特使斯塔瑪來日到正式締結盟約僅用了20天。在樞密院的審議僅用了1天就獲得了通過。
被德軍空襲後的倫敦
吉川慧：為了牽制德國，防止其勢力重返東亞，匆忙締結了三國同盟，但德國在“不列顛之戰”中卻並未能戰勝英國。
加藤陽子：當時的日本很擔心世界大戰以德國的勝利告終，於是提出了“大東亞”的概念，締結三國同盟，其目的也是在於劃定自己的勢力範圍，同時也配合了德國旨在徹底制服英國的“不列顛之戰”。
眾所周知，當時日本非常渴求南方的石油資源和基地。但若僅着眼這些利益而與美國陷入戰爭卻是“撿了芝麻卻丟了西瓜”，因為樹美國為敵，即使獲得那些利益也是非常不值得的，當時的日本沒有搞清楚這個問題令人十分不解。
可能當時日本篤信德國勝利在望。但本來應該發生的事情卻沒有發生，不該發生的卻真實地發生了，這在最近的國際事件上也有體現。2016年6月，英國脱歐；11月，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這兩件事最為典型。
第三次考驗：日美交涉（1941年4月-11月），日本最終選擇對美國珍珠港進行偷襲
吉川慧：接下來是第三次考驗了，日美交涉應該是日本避免捲入世界大戰的最後一次機會了吧。
加藤陽子：日德意三國結盟半年之後的1941年4月，美國國務卿科德爾·赫爾與日本駐美大使野村吉三郎展開了交涉。7個月後的11月26日，美方就日本的提案給出了回覆，其內容比想象中還要令日方不滿，這促使日本下定了對英美開戰的決心。1941年12月，日本對珍珠港的美國太平洋艦隊發動攻擊，正式對英美開戰。
從左至右分別為時任日本首相近衞文麿、日本駐美大使野村吉三郎、美國總統羅斯福和國務卿赫爾
當時的赫爾國務卿和羅斯福總統二人負責對日本交涉的主要工作，目的在於避免與日本之間的戰爭。當時的美國為了支援單獨抵抗德國的英國，同時也為了強化大西洋一側的防衞能力，非常希望能避免在太平洋一側與日本發生衝突。另外，對日本來説，為了早日結束陷入泥淖無法抽身的日中戰爭，也希望美國能在日中之間居中調停。
但當時在日美兩國之間，也存在着必須解決的問題，這就是1941年3月出台的“武器租借法案”所帶來的問題。
根據該法案，美國對英國給予毫無保留的武器援助。但這樣一來，就為三國同盟的正式運作製造了障礙。
三國同盟盟約第三條規定，日本、德國、意大利中任何一國如果受到美國攻擊（當然盟約中並未提到美國名字——原注）時，其他兩國都負有包括使用武力在內的援助義務。如果“攻擊”的含義不能明確的話，無論日本還是美國都無法放心地讓自己的艦艇在海上航行。當時日美雙方為了避免發生意外的擦槍走火事件，就三國同盟條約中第三條的含義進行磋商是非常必要的。
吉川慧：既然日美雙方都希望避免發生衝突，那為何最後兩國還是走向了戰爭呢？
加藤陽子：對這個問題有幾種解釋。其中之一，當時近衞文麿首相（日本第34、38、39任首相，日本侵華禍首之一，法西斯主義的首要推行者——觀察者網注）與羅斯福總統在海上舉行會談的計劃不慎被泄露給了日本國內的國家主義勢力，馬上受到了嚴厲批判，最終計劃破產。
這些人批判近衞文麿首相將日本竊為己有，是猶太金融勢力的傀儡。這些攪黃日美海上會談的國家主義者認為，幕末維新時期的日本幕府並未等待天皇的許可就擅自向西方打開國門，他們本就對此非常不滿。衞文麿首相最終不得不放棄與羅斯福總統的海上會談。
另外，在上世紀整個30年代，日本的報刊都受到政府影響，反美、反英的報道傾向非常明顯，即使政府下達“不要再出現反美報道”這樣的指令，輿論的風向恐怕一時也很難扭轉。結果當時的情況就是，日本的報刊一直在刊登各種對美國的批判言論，而日本政府真正的態度卻並非如此。
美國國務卿赫爾與日本駐美大使野村吉三郎
吉川慧：即使在今天，“赫爾國務卿和羅斯福總統在談判時逼迫日本”的聲音還大量存在着。
加藤陽子：現在日美雙方的歷史檔案都已公開，赫爾國務卿和羅斯福總統對與近衞首相舉行海上會談的計劃確實是抱有積極態度的。但是，1941年7月，日軍“進駐”法屬印度支那中南部地區，這對日美交涉也產生了很大影響。
當時日方使用了“進駐”一詞，也只是自欺欺人。只有經過法國或法屬殖民地總督的同意，才能説是真正的“進駐”。而日本當時為了軍事控制這一地區，對該地區的機場和港口展開了作戰行動。所以，日本所説的“進駐”毫無疑問屬於戰爭行為。而從美國人的角度來看，數萬日軍對該地區的機場、港口發動攻擊，這已經是“侵略”行為了。
吉川慧：當時日本已經在與美國交涉，為何又橫生枝節“進駐”法屬印度南部地區呢？很顯然這會刺激美國。
加藤陽子：就在“進駐”法屬印度南部1年前，1940年9月日軍“進駐”了法屬印度北部，當時美國的態度非常關鍵。法屬印度北部這塊殖民地是法國從德國手中拿到的，而日本“進駐”這一地區時，還曾與法國進行了交涉。
美國當然對日本施加了壓力，但在施壓的手段上還是進行了考慮的。當時日本從美國進口了石油、鐵礦石等戰略物資，但這些物資的進口是在許可制的框架下進行的。許可制也好，禁運也好，乍一看似乎美方對日本很強硬，但那個時候美國對日本只是禁運了日本飛機並不使用的辛烷值87以上的航空燃油和潤滑油。
當時赫爾國務卿認為，如果對日本進行嚴厲的經濟制裁和全面禁運，只會給日軍南下法屬印度南部或對美開戰留下口實。而日本認為，1年前“進駐”法屬印度北部時美國並未有強烈反應，便以此推測此次“進駐”南部，美國也不會有什麼大動作。但沒想到的是，這次美國卻異常嚴厲，採取了對日本全面禁運的措施。
1941年，越南西貢（今胡志明市），日軍入城式
吉川慧：為何此時會對日本全面禁運呢？赫爾國務卿和羅斯福總統不是一直以來對日本身段比較柔軟嗎？
加藤陽子：這就比較有趣了。1940年7月日軍“進駐”法屬印度北部時，美國財政部人士等對日強硬派對赫爾和羅斯福很不滿，他們發問，“為何還要向日本這個敵國出口對美國來説十分重要的航空燃油呢？”也就是出於這個原因，航空燃油辛烷值的規定被取消了，所有航空燃油一律禁運。
而且1941年7月，日軍“進駐”法屬印度南部時，美國國內狀況也有所變化。1941年夏，羅斯福總統和赫爾國務卿離開了首都華盛頓，對日強硬派便趁機活動。這些人對美國外國資產管理委員會里負責禁運的相關人員有很大影響力。而赫爾國務卿和羅斯福總統直到日本駐美大使提出抗議才知道凍結日本資產和全面禁運的事情。可以説，當時在美國國內，存在着權力鬥爭和不同官員對日態度有所差異的問題。
吉川慧：從您上面介紹的情況來看，日本三次錯過了避免戰爭的機會，與其説日本當時過於短視，我認為似乎是自身戰略出了問題。
加藤陽子：其實要説起短視，美國也未能避免。當時美方判斷，“資源貧乏、海軍處於劣勢的日本應該不會挑起對英美的戰爭”。然而，正是美國促使日本為開戰下定了決心。雖然日本要反省戰爭為何失敗，但如果不採取正確的反省方式，恐怕日本還會重犯當年的錯誤。
我之所以從三次歷史考驗的角度來分析日本參戰的理由，是因為我一直持下面的觀點，“無論國家還是個人，在面臨關鍵抉擇的時候，最重要的是你的選擇應該以正確的形式真實反映問題的本質”。
對於當時日本軍部和日本媒體來説，能識別有誘惑性的表面選項，認清世界向日本提供的正確選項的形式和內容，進而能夠將互相對立的兩個選項的形式和內容進行對比分析，這是極為重要的。事實上，對珍珠港的攻擊本來是可以避免的，日本完全沒有必要捲入太平洋戰爭。
吉川慧：過去您曾經表示，“8月15日應該是日本人反思戰後日本走和平發展道路的一天”。但12月8日這一天對日本國民來説又具有怎樣的意義呢？
加藤陽子：對於偷襲珍珠港這一歷史事件，日本國民一般並沒有給予很多關注。很多日本人持對英美強硬觀點的同時，也會説出“在那個危急時刻如果能避免戰爭就好了”這樣對當時形勢略有惋惜的話。從這個角度來看，12月8日應該是“日本國民反思自己與國家前途之間關係”的日子。很多日本人以“軍部的失敗”來總結日本的戰爭歷史，而當今日本已經不存在戰前軍部那樣的組織，這樣的總結實在是不痛不癢、沒有多大意義的。
我們應該在社會當下流行選擇的表象面前，問一句“真正正確的選擇應該是怎樣的呢？”應該養成將兩者對比分析的習慣。換句話説，應該以“在歷史發生現場做出選擇”的態度面對各種問題。這也就是我們從日本三次接受考驗均告失敗的歷史經驗中可以學到的東西。
加藤陽子2016年8月新著《滑向戰爭——影響歷史進程的交涉與日本的失敗》，該書指出，“昔日日本曾被世界三度發問：日本該如何抉擇？但日本並未做出正確的選擇，原因何在？”
加藤陽子，1960年出生於日本琦玉縣。東京大學大學院人文社會系研究科教授。1989年在東京大學大學院獲得博士學位。曾任山梨大學助理教授、美國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訪問學者。專攻日本近代史。2010年以《就這樣，日本人選擇了戰爭》一書獲得小林秀雄獎。曾出版《日本近代戰爭史》、《從滿洲事變到日中戰爭》、《昭和天皇與戰爭的世紀》等多部歷史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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