莊天倪:“被迫為敵”的時代,中國何為?——紀念毛澤東同志誕辰123週年
《毛選》第一卷第一篇開篇就是:“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這個問題是革命的首要問題。”這句話可以有許多不同的理解。但過去三十多年裏,一種流行的理解是,區分“敵友”只是革命的問題,既然要“告別革命”了,那麼敵友意識當然也就過時了。

再加上“現代化”、“全球化”的一套話語流行起來,我們在公共話語中更找不到敵友論述了,有的只是先進和落後、開放和封閉、繁榮與貧窮的對比。不少人相信,中國只要加入美國主導的國際體系,跟着美國好好幹,自然就能混出一個不錯的位置來的。
於是,我們有了一段“韜光養晦”的日子。在這段日子裏,政治上少爭論或不爭論,儘量把政治原則上的衝突問題,轉換成可以用金錢或其它非政治性手段搞定的技術問題,對內維穩,對外也維穩,不挑戰霸權,不介入跟自己沒有直接關係的區域衝突。
革命電視劇繼續拍,但把裏面的政治原則和政治信仰作為一種儀式化的東西供起來,將革命史變成一個黨、一支軍隊的發家史、創業史。抗美援朝主題的電視電影,拍了也猶豫播不播,擔心引起超級霸權不悦。在公共話語中,既沒有外敵,也沒有內敵,彷彿“和平和發展”真的已經成了世界的現實。
這樣做當然是有策略考慮的,就是要混進美國主導的國際體系,利用其中的人脈,做大生意。如果一開始就滿身是刺,那肯定混不進去。中國笑臉迎人,八面玲瓏,成功地讓很多“友邦人士”對中國放鬆了警惕。
幾十年生意下來,中國一不小心搞大了,生意規模遠遠超出我們自己的期待。
今天的中國,按匯率計算的GDP是世界第二,是第三名日本的兩倍多,第四名德國的三倍多,但世界銀行説按照購買力平價計算的中國經濟總量已經是世界第一了。
中國是貨物貿易第一大國,製造業第一大國,而且是世界上工業體系最完整的國家,完整度超過美國、歐盟各國與俄羅斯。
這些成績的基礎,是中國人民的血汗,這裏有太多太多帶着傷痕的故事。但從大面上看,在這個時期,付出勞動,還是能比較顯著地轉化為生活水平的提高的,不像在別的時期,勞動成果要麼毀於內戰戰火,要麼被用於抗禦外敵而難以用到生活改善上來。因此,説中國從這一輪全球化中獲益良多,還是比較中肯的。
但與此同時,後冷戰時期的美國卻從來沒有放棄過冷戰思維,不斷為自己尋找新的敵人。搞倒蘇聯之後,美國的一些人把眼光瞄準了中國。只是不巧,半路殺出了中東的恐怖主義分子,小布什馬上啓動反恐戰爭,這一下子就耗費了美國十來年時間。
而這十年,正是中國加入WTO後GDP每年以兩位數的速度增長的時候。美國的“反恐”,在國際上卻是“越反越恐”,道德形象受到嚴重損害,財政赤字也暴增。2008年的金融危機爆發,美國國內不少人開始反思,自己走的道路到底對不對。
這一反思在最近出了結果。在美國2016年大選中,共和黨候選人特朗普勝出。特朗普身後,站着一個迫切為美國尋找新的“敵人”的政治集團。
在他們看來,過去以IS恐怖分子為主要敵人,或者將俄國作為敵人,都是搞錯了。真正可怕的敵人,是中國。特朗普的中國智囊之一白邦瑞就出書稱,中國有一個戰略忽悠局,過去幾十年,成功地把美國給忽悠了,現在該到了美國清醒過來的時候了。
將IS恐怖分子和俄國作為敵人到底有多離譜,亨廷頓早在二十年前就已經説得比較清楚。1996年亨廷頓寫作了《文明的衝突》,與其説這本書是鼓吹文明的衝突,還不如説是告誡西方要節制自己的“三個自信”,認識自己的限度,不濫用力量。
亨廷頓認為,西方應該在內部保持西方文明的主導地位,不要搞得過分多元化;對外,則需要認識到世界上存在許多不同的文明,別老想着用自己的一套去改造別人。伊斯蘭文明、俄國所屬的東正教文明,在亨廷頓看來都是西方應當尊重的文明;對於俄國的傳統勢力範圍,亨廷頓告誡,千萬不要隨便去碰。
但這十幾年來,美國顯然是反其道而行之,在中東和北非“輸出民主”,並侵入俄國傳統的勢力範圍,這才引起了伊斯蘭世界與俄羅斯的強烈反彈。這從根本上是死路一條。
亨廷頓這樣建議,背後隱藏的一個基本判斷是,西方的實力實際上處於衰退之中。尤其是美國,需要思考怎麼“保國、保種、保教”,而不是耗費自己寶貴的實力去追求許多虛妄的目標。現在看來,特朗普分享了亨廷頓的這個基本判斷。
特朗普的競選口號是“Make America great again!”,隱含的一點是,美國目前走上了邪路,已經不偉大了,所以要撥亂反正,來一次“偉大復興”。不偉大,首先是經濟上出了問題,製造業衰落,大量工作被外國人偷走了——這裏的外國人,有來自墨西哥和其他國家的非法移民,更指向中國這樣的所謂“新興國家”。
與希拉里不同,特朗普和桑德斯都注意到了美國白人的貧困化問題。但是他們的解決方案並不相同,桑德斯是要直接面對階級矛盾,搞再分配;但特朗普自己就是大資本家,是右派,他和他背後的資本集團不會接受再分配。因此唯一的可能就是在外部尋找敵人,轉移國內矛盾。

於是,中國就被光榮地挑中,成為頭號敵人。其實,在小布什剛上台的時候,中國已經差不多是這個位置了。但是新冒出來的挑戰吸引了小布什的注意力。這回,華盛頓的意志很堅定。甚至不用等到特朗普上台,奧巴馬就開始動手了。
12月23日,奧巴馬簽署了《波特曼-墨菲反宣傳法案(Portman-Murphy Counter-Propaganda Bill)》,根據該法,美國國防部將在2017年獲得額外預算,專門建立一個反宣傳中心,對抗外國對美國的宣傳。它的假想敵究竟是誰?表面上針對的是俄國,但特朗普接手後會針對誰?不言自明。
中國不想當任何國家的敵人,但如果“被迫為敵”,我們該怎麼辦?
對於習慣於“悶聲大發財”,還在琢磨在美國主導的體系中搭便車做生意的人來説,現在這個形勢很糟糕。但是,有什麼辦法呢?向美國納貢?多買國債?但是,人家一宰你就乖乖掏錢,人家看你膽子小,那就會變本加厲地宰。歷史上,美國人在宰人這方面,從來都是不客氣的。
對於想跟美國平等合作的人來説,現在這架勢,直接談平等合作不容易,必須首先能夠抵擋得住特朗普的攻勢,讓他碰了幾個釘子,意識到中國不是一頭隨時挨宰的肥豬之後,他作為生意人的靈活性才能發揮出來,心甘情願地坐下來談條件。
當然,我們也需要同時準備好平等合作的方案。只是合作如何展開,每一步都會有艱難的博弈,需要我們獨立自主的意志力。
因此,不管如何,跟美國正面交鋒,是不可避免的了。交鋒並不意味着真刀真槍幹起來,但至少會有政治、經貿、文宣等各個層面的對抗。這種對抗,我們多年不搞,已經相當陌生了,許多招數也不會使了。
如果我們進入這樣一個時代,我們就會知道毛澤東給我們留下的經驗是多麼寶貴。在一個吃不飽飯的年代,中國軍隊在朝鮮半島上和美國指揮的所謂“聯合國軍”幹了一仗,讓武裝到牙齒的美軍遭到了有史以來最大的慘敗。當年中國的硬實力幾何?今日中國的硬實力幾何?有當年的歷史作對照,今日中國有何理由悲觀沮喪?
毛澤東説,帝國主義是紙老虎。因為它在國內有着深刻的階級矛盾,在國際上壓迫其他民族和人民,所有這些矛盾,其實都是中國可以撬動的槓桿。

紙老虎
但能夠撬動這些槓桿的前提,是領導者不與帝國主義同流合污,對內並不是金融資本與軍工集團結合剝削壓迫廣大勞動人民,而是能夠獲得廣大人民羣眾的支持;對外不搞霸權主義,不通過印鈔、加息等手段,讓其他國家承擔霸權維繫的成本,不是搞垮其他國家的經濟之後再去抄底。
當年毛澤東在亞非拉搞了一個“朋友圈”,這個“朋友圈”的威力,延續至今。今天中國要在美國體系之外,自己搞“朋友圈”,當然是以毛澤東的成就作為基礎,團結廣大發展中國家,提出改造不公正的國際秩序的號召。
搞“朋友圈”,靠的就不再是“悶聲大發財”,不是簡單地把生意的規模做得更大。做生意的人多了,在亞非拉,中國提供了在歐美日之外的又一個生意競爭者,有助於改善商品、服務和基礎設施,但這個角色不是不可替代的,別人也可以來當這個競爭者。
中國只有提出自己的政治原則,搭建合作的制度平台,才能夠確立起不可替代的角色。
而政治原則不可能是僅僅對外的。自己國內不實行的政治原則,對外也是沒有説服力的。“內”“外”在此,必須貫通起來。
在龍應台港大演講中,香港同胞已經唱出了《我的祖國》。希望這首歌的旋律,在接下來的日子裏能夠經常響起。這是一首旋律優美、感人至深的歌,當郎朗在白宮彈奏這首歌的時候,連奧巴馬都聽得陶醉。
但是,特朗普及其班子,不太可能再表現出同樣的陶醉。所以,我們要唱:“朋友來了有好酒,若是那敵人來了,迎接它的是獵槍。”當年,沒有獵槍齊發的準備,就不會有基辛格和尼克松主動跑到北京來喝茅台酒。今日也會是一樣。
所以,我們需要重新打開《毛選》,理解政治原則和政治生活方式的衝突究竟是怎麼一回事;理解不公正的國內國際秩序究竟是怎麼一回事。經典,總是能夠常讀常新。
(文章轉載自微信公眾號“經略網刊”,ID:jingluewangk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