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富強：如何理解有為政府的政策有效性 ：田國強林毅夫爭論思考之三
一、引言
田國強之所以反對有為政府而主張有限政府，還集中體現在時下的產業政策之爭上。在張維迎和林毅夫的產業政策之爭中，田國強總體上支持張維迎，他寫道：“張維迎教授在這次辯論中，無論是思想性、方向性、邏輯性、嚴謹性都大大好於林毅夫教授。關於改革的成功經驗和未來方向，張維迎教授的方向感是很明確的，就是發揮經濟自由化、市場化、民營化過程中企業家的作用。”
同時，針對林毅夫對基於華盛頓共識的“三化”批判，田國強提出了尖鋭的反批評，並強調，“改革的方向性問題首先要明確，鬆綁放權的經濟自由化、市場化和民營化的市場導向改革方向不可動搖。”
林毅夫張維迎產業政策之爭
我們承認，市場化的改革方向不可否定，但同時也提醒要關注兩大問題：
(1)市場化是否存在一個邊界或度，這個邊界和度又在哪兒？實際上，這是在追問：我們究竟應該如何理解市場經濟？
(2)中國過去的經濟成功能否僅僅歸功於“三化”改革？事實上，改革開放前幾十年就打下了堅實的工業基礎，改革前後的國際環境也發生了巨大變化，這些對中國改革後的經濟騰飛都起到了很大作用。但是，正是由於將中國的經濟發展單一性地歸功於市場化改革，田國強就邏輯性地強調要繼續推進這種市場化改革方向，並由此得出政府職能應該定位於有限政府而不是有為政府的論斷。既然如此，我們究竟該如何理解“有為政府”的功能及其相應的產業政策呢？本文就田國強的有關論述作一慎思和明辨。
二、有為政府的有效性
田國強對有為政府的有效性抱有非常強烈的懷疑和否定態度，認為有為政府的產業政策不僅無力解決現實經濟問題，而且還會產生極大的誤導作用。他的主要理由是：(1)政府政策具有內生性，一個政策的退出必然會引出一個反向行為，從而使得政府政策失敗，這就是所謂的“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理性預期學派理論已經説明了這一點；(2)政府由自利個體組成，在信息不對稱性下就容易產生機會主義行為，從而需要訴諸於制度安排來規避激勵扭曲和政府失效，這是現代激勵機制理論重點強調的。
由此，田國強得出結論説：“政府統制或主導的經濟制度在信息有效性、激勵相容性及資源配置最優性這三個方面都有極其嚴重的問題。即使清官都難斷一個小家庭的家務事，政府怎麼有可能統制好所有經濟個體的事情呢？”
在這裏，我們可以對田國強的論斷邏輯作這樣的系列審視。
(1)以理性預期理論來論證政策的內生性和失敗的必然性，試問：理性預期在多大程度上是現實的？要知道，理性預期本身就是一個既有啓發又極端片面的抽象理論，也很少能夠得到現實的確證。
(2)以信息的不對稱性來預測政府的機會主義行為，試問，政府決策有多少是個人行為？要知道，絕大多數組織決策都有一個規範的程序，當前現實中的一把手獨斷行為也正是有為政府的制度安排所致力解決的。
(3)以統制經濟來否定有為政府的有效性，試問：有為政府在何種意義上可以等同於統制經濟呢？要知道，有為政府和有限政府之爭根本不同於傳統的計劃和市場之爭，因為有為政府根本不會否定市場機制在現代經濟中的基礎性作用，而是關注建立一個怎樣的有效市場問題。
首先，田國強之所以懷疑和否定有為政府的有效性，很大程度上在於他將有為政府的經濟政策等同於向傳統統制經濟和計劃經濟的迴歸。田國強寫道：“計劃經濟在各國實踐的相繼失敗表明，蘭格等經濟學家的那套東西是行不通的，而米塞斯、哈耶克所揭示的集中計劃經濟核算的不可行性得到了證明。
即使在計算機技術日新月異、雲計算和大數據方興未艾的今天，米塞斯和哈耶克所説的信息收集和信息計算的問題依然存在，因為信息不對稱、不完全和個體通常逐利(從而弄不好會導致很大的激勵扭曲問題)是政府在制定制度或政策時必須要考慮的兩個最大的客觀現實，直接干預經濟活動往往導致資源的無效率配置，從而需要採用信息分散化，所需信息最少的市場機制在資源配置和經濟活動中發揮基礎性和決定性的作用，而這又靠不斷接近和逼近有限政府的市場化改革才能實現。”
這一認知和論證邏輯與張維迎幾乎一致，筆者在另一篇文章已經從人類認知能力的有限性、激勵機制的扭曲性、政府官員的遲鈍性等方面做了系統的解釋，這裏不再贅述。更不要説，簡單地將現代社會的有為政府和有限政府之爭簡單地等同於計劃與市場之爭，就將複雜的社會問題簡單化了，使得學術和論爭更易趨向極端。事實上，正是簡單地將有為政府和計劃經濟對應起來，田國強將計劃經濟制度下的政府行為都稱為“有為”，並以此來論證有為政府缺乏有效邊界。但這根本就是兩碼事。
同時，田國強又認為，計劃當局往往都是出於好心，卻又往往會出現好心辦錯事的結果；相應地，有為政府強調通過政府幹預經濟活動、用政策手段尤其是產業政策手段來解決短期發展問題，這種着眼短期的行為同樣會產生類似的惡果。實際上，田國強這裏應該是完全樹錯了批判的靶子，因為：(1)有為政府的產業政策根本不同於統制政府下的計劃經濟：它需要充分利用市場機制的積極功能；(2)有為政府的產業政策與市場主體行為也存在一個重要特徵差異：它主要是着眼長期而不是解決短期問題。
其次，田國強之所以懷疑和否定有為政府的有效性，還在於他從一個絕對性視角進行審查。田國強問道：“世界上有從來不會犯錯誤、天使般的有為政府存在嗎？” 我們當然承認，永遠不會有完美的有為政府，這也正是有為政府需要不斷建設以及政府行為需要受到嚴格規制的原因。
不過，以此來否定有為政府，我們就同樣可以反問：**“世界上有從來不會犯錯誤、天使般的有效市場存在嗎？”如果沒有，為何不是像有限政府主張者那樣來提倡“有限市場”而不是“有效市場”呢？**如果要建立“有限市場”，首要的工作當然就在於努力探究市場的作用廣度和力度，並且維護和建設這種“有限市場”又需要一個有為政府。
前面已經指出，“有為”本身就是一個相對概念，有為政府的建設本身就是一個實踐中發展過程，這與有限政府是一樣的。在建設有為政府的過程之中，我們首先就需要在深刻的理論研究基礎上確立一個理想狀態，這也就是有為政府構建的最優目標；同時，也必須清楚認識到這一最優目標並不是現實的，但可以不斷地向它接近。在此過程中，我們雖然希望政府的政策和行為不要犯錯誤，但這種理想往往因信息等的限制而不現實；為此，我們就轉向儘可能少犯錯誤這一次優目標，或者構建一個制度安排使得政府具有自我糾錯和修正的能力。
在這裏，實際上，我們就可以回應田國強的另一質疑：“以事前理性的有為政府來指導事中的經濟實踐，不能帶來事後的有效市場，既不充分也不必要。” 其實，我們在建設和評判一個有為政府的程度時，根本上不是從抽象的理性計算和主觀動機上言的，這會犯哈耶剋意義上的“理性自負”；相反，有為政府的功能承擔更主要是從實踐中考察和總結並不斷調整，並要致力於將良知和良行結合起來，這也為韋伯強調的責任倫理與信念倫理的結合。所有這些，都需要我們學者對有為政府展開非常深入的探索，而不是簡單地搬用一個流行的現成學説。
最後，田國強之所以懷疑和否定有為政府的有效性，還在於他認為這個提法是源於對市場經濟的誤解。田國強説，有為政府的倡導者往往只是知道市場經濟存在好壞之別，就“由此以偏概全地認為建立現代市場制度的市場化改革不重要，以為中國經濟持續發展的問題不在於制度，從而反對或不重視中國進行市場化改革，更強調通過政策應對來促進經濟發展。”
但實際上，以此作為反對有為政府的理由也是非常牽強的。究其原因，有為政府從不否定製度建設的重要性，也根本上不反對市場化改革的總體路向；恰恰相反，有為政府的建設本身就有賴於構建一整套的制度體系，政策則僅僅是有為政府解決短期突出問題的一個輔助性手段。根本上，無論是有為政府還是有效市場，都不是先天的自然之物，而是人類基於其特定目的而構建的，這種目的的存在也就塑造出政府、市場等社會事物的內在本質，所以哲學家薩特強調“存在先於本質”。
進而，為了社會的健康發展之目的，我們在型塑具有互補共進關係的政府機制與市場機制時，首先要確定需要何種市場，再進一步探究如何建設這種市場，進而在此過程中考慮政府的作用，最終確定需要一個何種有為政府。在這裏，有為政府説不同於有限政府説的是，它不將“市場化改革”當作先驗目標，而是傾向於對市場化的結構進行辨析：哪些領域存在市場化不足而需要推進，哪些領域存在市場化過度而需要抑制。
事實上，田國強也着重強調，“政策制定需要正確處理政府、市場與社會的關係，合理劃分各自的治理邊界。” 顯然，這主張不但與有為政府完全不矛盾，反而恰恰是有為政府所關注和強調的，因為有為政府完全不同於傳統的全能型政府。只不過，有為政府稍微不同於有限政府的是，它並不像田國強主張的那樣僅僅“在公共品、信息非對稱、壟斷和外部性等地方發揮作用”以解決市場失靈問題，而是着眼於更為廣泛的市場失靈問題。
三、有限政府的有效性
田國強對有限政府的有效性則持有非常強烈的信任和肯定態度，認為有限政府是(事後)有效市場的必要條件。為了論證這一點，他訴諸於哈特的不完全合約理論：(1)當合約不完全時，將剩餘控制權配置給投資決策相對重要的一方將會更有效率；(2)政府相對於經濟人的信息極度不對稱，從而不應將剩餘控制權牢牢控制在自己的手裏。那麼，我們如何看待田國強所持的這一理由呢？
事實上，現實世界中任何問題的認識和解決都不能訴諸於單一理論，因為，任何理論都是基於某一特定維度，從而必然存在很強的片面性。譬如，就哈特的不完全合同理論而言，它從激勵機制的效率出發認定資產擁有方應該擁有企業的剩餘索取權和經營控制權。哈特的理由是“只要不存在奴隸制，這些個人的人力資本無論在收購前還是在收購後都屬於他們自己”，而“不具備若干重要的非人力資產的企業，知識脆弱的和不穩定的實體，時刻有終止或解體的可能性。” 但實際上，人力資本同樣具有很強的專用性和羣體性，往往只形成於特定的組織環境或僱員團隊之中，這已經為大量學者所認識和關注。
一般來説，邏輯嚴密的理論可以開拓我們認知事物的視野，可以啓發我們解決問題的思維，卻很難直接應用於社會實踐。究其原因，任何社會經濟問題都與其他問題聯繫在一起，都是社會整體的一部分，從而必須基於整體和宏觀的高度來看待和解決現實問題。很大程度上，社會實踐本身是一個動態變動過程，在每一個階段都首先要認識和解決主要矛盾，而這需要綜合各視角的理論加以判斷，進而又依賴於研究者的視野和閲歷。
所以，哈耶克強調，在社會研究中，專注於一個專業將會造成特別有害的後果：它不僅妨礙我們成為有吸引力的夥伴或良好的公民，並且可能有損於我們在自己領域中的能力。羅賓斯則説，經濟學家若僅是經濟學家，在自己的研究領域碰巧不是天才便是個可憐蟲，而且誰要是認為自己是天才，那才是真正的愚蠢呢。這些話對無論信奉哪個流派的經濟學者都是適用的。由此，我們進一步審視田國強推崇有限政府有效性的基本依據。
首先，田國強從激勵相容性角度論證有限政府的有效性。田國強認為，市場制度的信息有效性、激勵相容性和資源配置的最優性決定了，應該讓市場制度在資源配置和經濟活動中發揮決定性的作用，讓政府發揮有限的好的作用，從而必須建立有效市場和有限政府。
針對這一句，我們可以作深入的邏輯分析。
(1)此話的前一段大體沒有問題，市場機制在現代經濟中應該是基礎性。其原因在於，現代社會中從事經濟活動的應該是自主的主體，自主個體(或組織)間的自由交換和行為互動就構成了現代社會經濟的基礎，因而決不能因為市場存在缺陷而否定整個市場機制和市場經濟。
(2)在承認市場機制的基礎性作用的同時，我們也應該清楚地認識到市場的內在缺陷，也應該清楚地看到現實市場的不成熟、不完善。因此，我們應該捍衞的就不是泛指一切存在選擇自由的市場經濟，而是能夠促進分配正義和秩序擴展的市場經濟，其中也有賴於有為政府的功能發揮。
(3)但是，田國強卻幾乎先驗地認定“有限政府是(事後)有效市場的必要條件”， 這顯然就帶來了問題。一個直接的原因就是，它直接否定了廣義市場失靈的存在。前面已經指出，市場失靈遠比新古典經濟學所承認的要廣泛得多，如非社會效率的市場失靈：儘管這些交易從市場運行本身來説似乎是有效率的，但對社會發展卻是極度不利的。
(4)進一步，我們還需要拷問：有限政府究竟是如何成為有效市場之必要條件的？這顯然依賴於對市場失靈的原因和機制的深入剖解。然而，有限政府的倡導者卻很少會在這方面下功夫，這也導致有限政府的主張和政策也必然會潛伏很大的他們看不到或者不願意看的問題。
其次，田國強從否定林毅夫有為政府概念及其有效性來強化對有限政府的信念。一方面，田國強認為，林毅夫給出的定義“一味地排除了政府的無為，從而無法讓市場發揮決定性的作用，導致市場另外一種形式的失靈，而有限政府不是要政府不有為、不作為，而是排除有為政府在經濟活動中過位、過度有為。”
問題是，有為政府從定義上排除政府的無為，這有什麼錯嗎？要知道，有為政府所排除政府的“無為”正是政府沒有做它應做之事的卸責行為呀。另一方面，田國強強調，提倡有限政府“不是要政府不作為，而是政府做它該做的事情，特別是在維護和提供公共服務和公共品方面，也就是多做讓經濟人在合法從事經濟活動時無後顧之憂的事情。”這恰恰也正是有為政府的主張呀。只不過，有為政府與有限政府在理解“什麼是政府該做的事情”上存在分歧。
例如，林毅夫認為：“有限政府依據的是現有的、沒有結構的理論框架，強調在此框架中，市場和政府的功能和邊界。有為政府的理論依據是在結構變遷中，除了包含有限政府在維護市場有效性的諸多功能和邊界外，還包含如何克服結構變遷中必然存在的市場失靈，以因勢利導結構變遷。”
但是，田國強卻認為：(1)必須要將有市場化改革取向的建立有限政府的這一理性目標，和實現此目標的過渡性制度安排的現實過程的戰略戰術區分得清清楚楚，才可能明道優術：(2)政府應該在有限政府界定的基本職能範疇內有為、補位以發揮因勢利導的作用，而在政府職能之外的地方則讓市場發揮作用，此方面不應有為，更不應亂為，而應該是無為。很大程度上，有為政府和有限政府之間的根本分歧也正在於如何界定政府的基本職能。但無論如此，有為政府當然不主張政府在競爭行業中的亂為，儘管它也可以為促進競爭而適當有為，如反壟斷措施。
再次，田國強還從邊界的清晰性來論證有限政府的有效性。田國強認為，由於有為政府排除“無為”，從而就與有效市場之間存在內在不相容性：相反，有限政府並不是完全不要政府有為或不作為，而是認為政府的有為要有邊界、有限度、合理。因此，有限政府就成為有為政府的一個子集，進而不僅使得有為政府的邊界不僅是有界有限的，並且使得有限政府是導致有效市場的必要條件；尤其是，讓經濟人在經濟活動中形成激勵相容更需要的是政府的無為而治，而不是具有無限邊界的有為政府。
這裏也面臨着以下一連串的質疑。
(1)有為政府的根本目的在於彌補市場機制的不足，這又如何與有效市場之間存在矛盾？要知道，有為政府所否定的“無為”恰恰是無視和放任自發市場中的破壞力量。
(2)有為政府必須做它應該做的事，又如何認定有為政府沒有邊界呢？同時，有限政府的作用範圍往往也因人而異，這又如何認為有限政府就是邊界清晰的呢？
(3)有限政府當然也必須是有為政府，否則就變成了無政府主義或至多是最小政府，這就是有為政府努力貶斥的“無為”。有為政府與有限政府的一大區別就是承認市場失靈的範圍：如違背社會價值的市場失靈；而且，有限政府很可能會滑入無政府主義或最小政府的漩渦，如張維迎等甚至連最常見的外部性都完全否認。
(4)現代社會的政府能夠“無為而治”嗎？在市場不發達時，需要建立起更多市場以支持和拓展日益增多的經濟活動；當市場化過度時，以至基本身份性的東西都被市場化而交易，那麼就需要加以管束。波蘭尼從國家、市場和社會三維視角探討了社會權利獲取的合理性，由此指出，真正的市場社會需要國家在管理市場方面扮演積極功能，並且這種角色要求政治決策。
最後，田國強還從中國的現實來凸顯建設有限政府的必要性。田國強寫道：“提供維護市場秩序的法律制度環境和具有外部性的硬件基礎設施，是政府的本職所在，政府在這方面確實需要有所作為，但在一個有誤導性的概念之下，政府就很容易有意無意地將有為的邊界擴展到其他方面去”，“特別在中國語境下，粗暴干預市場已經司空見慣，有為政府這個概念或許成為政府過度干預市場的註解”。
這裏也存在這樣的系列問題：(1)有為政府不同於有限政府的重要一點也在於這種邊界擴展，但這種擴展並不是隨意和肆意的，而主要是源於時空環境的變動，並且都以補充而非替代或擠壓市場的積極作用為前提。(2)有為政府確實可能蜕化為官僚的任意干預，因為官僚往往會善於使用口號而非注重實質；但是，有限政府也同樣會成為政府推卸責任的藉口，這在後面有更詳細的説明。同時，這也恰恰對學者們提出了要求，我們必須持守道統的獨立性而不能成為權貴的附庸，並時刻根據道統來審視和監督政府和官僚的行為。
此外，田國強還從激勵機制理論強調，“發展經濟激勵機制和約束機制缺一不可。但是，這個約束機制不是靠政府幹預，更多應該是靠規則和制度讓每個經濟決策者對自己的決策後果負責來實現的。” 這句話大體是對的，不過，我們還必須認識到：(1)現代社會規則本身主要是由政府主導規定的，原始意義上眾人契約在大規模體中是難以行得通的；(2)有為政府也主要是通過制度或長期規劃來執行政策，而不是依靠即期命令。
四、產業政策的合理性
田國強與林毅夫有關有限政府和有為政府之爭集中體現在對產業政策的不同態度上：林毅夫的新結構經濟學主張因勢利導的產業政策，但反對傳統的有政府主導的違反比較優勢的產業政策；田國強也不是反對所有的產業政策，而只是反對政府主導的產業政策。不過，田國強在與林毅夫的爭論中多次針對“政府主導”一詞展開詰問，並把新結構經濟學的因勢利導產業政策也當作政府主導而反對。在田國強看來，有為政府所規劃的產業政策就是政府主導的，從而也就必然是是無效的。
他所持的理由有：(1)由於政府官員缺乏足夠高的市場敏感度，缺乏足夠的必要信息和動力，從而難以做出明智的產業發展抉擇；(2)由於政策內生性和信息不對稱性，有為政府的產業政策往往只在短期或者在局部有用，而中長期的弊端大於短期好處；(3)基於非常有限信息做出事先的產業政策規劃和措施，即使平均期望可能還可以，但方差卻可能會很大，以致產業政策的效果往往會走上兩極。因此，田國強斷言，在當前中國社會提倡有為政府往往帶來系統風險性，產業政策最多也是治標不治本，而且一定會造成資源的極度無效率配置。
不可否認，上述幾方面很大程度上體現了產業政策的當前現實，也都建立在大量現實案例的基礎之上。問題是，是否就可以由此斷言產業政策的無效呢？筆者在評論張維迎觀點的一篇文章中已經做了詳細的分析，這裏再集中於田國強的論點和論證作一審視。
首先，我們對田國強否定產業政策的上述論證邏輯作一審視。(1)政府是根據產業總體發展趨勢以及國家整體基礎設施的短板而制定相應產業政策，而主要不是對具體技術、產品乃至產業的研發進行規定乃至壟斷運營；同時，這方面產業政策主要依賴科學知識和宏觀經濟信息，而不是依賴於如現場企業家那樣的對短期利潤和信息變動的市場敏感度。
(2)儘管產業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會衍生出逆向選擇效應，但好的產業政策恰恰在於降低自發市場中的外部性和搭便車行為；同時，有為政府旨在建立一個促進政府和市場互補的制度安排，相應的產業政策也不是取決於某特定官員的意志，而需要有一整套的決策程序。
(3)有為政府的產業政策根本上也是着眼長期並隨着經濟環境變化而調整，從這個角度上就很難斷言它只在短期或者局部有用且中長期的弊端大於短期好處。即使我們可以舉出不少產業政策長期失敗的例子，我們也無法根本上否定產業政策；否則，經濟危機在西方社會爆發，是否就可以斷言純粹市場的中長期弊端大於短期好處了呢？
(4)如果政府着眼於產業發展的長期趨勢，那麼，這些產業政策的成敗方差就不會大於自發市場中的企業或產業。要知道，產業政策畢竟廣泛收集各國經驗並經歷了反覆的論證，而現場者的一個個行動往往更為盲目；同時，即使在當前政府機制很不健全的情況下，許多產業政策的論證往往流於形式，但這也正是有為政府需要加以完善的。
(5)任何固化和僵化的政策都潛伏着系統性風險，不僅政府會如此，市場同樣會如此，大規模的經濟危機就是市場系統性風險的集中體現；相應地，有為政府的產業政策也致力於多元結構而不是“將所有雞蛋放在一個籃子裏”，大國尤其如此，筆者在評論林毅夫產業政策的一篇文章中提到了這一點。
其次，我們對產業政策所引發的現實問題作一考察。田國強指出，中國社會的產業政策往往會引發一擁而上的惡性競爭和產能過剩現象，當中央政府出台某個產業的發展規劃之後，地方政府會依葫蘆畫瓢地競相推出類似乃至基本一樣的產業規劃。田國強舉例説，正是2008年推出的4萬億元經濟刺激計劃及其有關產業振興規劃，造成了嚴重產能過剩；部分行業管制下國有企業的大規模擴張和貪污腐敗叢生。
關於這一點，我們也可以作一邏輯審視。
(1)有為政府的建立本身就包含了塑造中央和地方之間的互補協調的良性關係，有為政府的產業政策也要兼顧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平衡並且在各地方政府之間進行協調，因而避免一擁而上的重複建設本身就是產業政策的重要考慮。
(2)固然2008的4萬億元經濟刺激有值得可議之處，也有相當大的改進空間，但我們也要思考：如果沒有當時的4萬億元，我們的現在經濟是否可能更糟糕？進而則可以思考，我們能否制定出比當時4萬億元經濟刺激更優的產業政策？如何能夠做到這一點，那麼，當時又為何沒有做到？只有堅持這樣一連串的追問，我們提出的政策建議才是建設性的，才能更好地推進有為政府的建設。
(3)田國強將產業政策定性為“治本”的，這也是誤解。實際上，有為政府的構建根本目的就在於治本，構建合理有效的制度安排也是治本之策的基礎。一般地，如果只是採用工具主義態度來解決短期問題，那麼就只是治標；但是，如果試圖尋找市場和政府之間的協調和平衡，那麼就是為了治本。很大程度上，市場中的個體決策所面對的反而恰恰是短期問題，從這個角度上説它只是為了治標。當然，奧地利學派學者等認為，一個個短期問題的解決就可以產生了自發擴展的秩序。問題是，自發秩序也可能出現內卷化效應呀。
其三，我們對政府幹預經濟衍生的惡現象作一審查。田國強説，“政府幹預經濟活動過多，融規則制定者、裁判和最大的經濟人於一體，帶來的一個後果就是尋租空間巨大、貪污腐敗盛行”，相應地，這使得“政商關係難以真正做到‘親’和‘清’，利益糾纏不清，政府應有的中立性和公正性怎麼可能得到保證。”為此，田國強認為，“經濟粗放發展、貪腐猖獗、貧富差距過大、社會公平正義不足、政府公共服務不到位等問題……(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政府角色越位、錯位和缺位並存。”
就此而言，我們可以得出兩點結論：(1)迄今為止理想的有為政府並沒有真正建立起來，這正是我們要致力解決的；(2)迄今為止合理的商業倫理也沒有切實塑造起來，這也是我們要重點關注的。事實上，任何政商關係都是兩方面的：都是腐敗的官僚和貪婪的商人之合謀。
關於當前的現狀，我們也要反問這樣一個問題：既然官員如此為非作歹，社會大眾為何還是如此歡迎和鼓動政府懲治商人而不是積極支持和聯合商人去制約政府和官僚呢？根本上就在於，中國商人失去了其應有責任而變得唯利是圖和為富不仁，成不了中國古代社會那種社會大眾或民間的領袖。事實上，儒家社會素來倡導“盡其在我”責任觀：“在其位，盡其職，成其事”；同時，“盡其在我”責任觀非常注重權利與責任的相稱：地位越高，權利越大，相應的責任也越重。
這就對社會精英尤其是政治精英和商業精英提出了這樣的要求：(1)在政治權力上，要求那些官僚精英應該既聖且賢，應該成為社會標杆；(2)在經濟權力而言，要求那些資本精英應該是賢達仁人，應該成為社會領袖。
然而，在現實社會中，絕大多數商人幾乎全然已經失去了他應盡的社會責任，而蜕變為“為富不仁、唯利是圖”的逐利者，從而也就必然得不到社會大眾的擁護和追隨，進而商人階級也形成不了一股有效制衡政治權力的勢力，這反過來又間接地促使政府權力的持續膨脹和坐大。有鑑於此，有為政府正是致力於通過制度變革和設計來規範自身行為，進而制約那些為官“不為”和“亂為”的惡劣行徑。
其四，我們對制約政府行為的制度安排作一審視。針對政府官僚的惡劣行徑，田國強等人往往會説，既然要制約政府行為，那麼就有限政府就行了，何必要憑空構想出一個有為政府呢？這又涉及到“有為”和“無為”的含義界定。
前面已經指出，有限政府認為非常重要的一些“無為”，在有為政府看來恰恰是一種“卸責”。如果政府沒有擔負起它應盡的責任，就是不稱職。在儒家看來，上位者不僅要“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論語.憲問》)，而且要“正德厚生”(《尚書.大禹謨》)，也即正己之德，厚民之生。這實際上強調了上位者或政府應盡的責任和義務，否則政府也不會得到人們的尊重和擁護。
事實上，中國文化根本上既不“仇官”也不“仇富”，因為中國社會民眾對政府抱有一種強烈的信託與期待，那些“以義生利”的富人也成為鄉約的領袖。然而，由於這種上位者和權勢者在享盡權利的同時卻無視其應盡的責任，甚至兩種現象還相互勾結，這就導致“仇官”“仇富”心理和行為在社會上的迅速蔓延。
在某種意義上，有為政府也就是要重新撿起被遺棄和忽視的政府責任。儘管如此，田國強還是認為，“如果什麼都是由政府和國企兜着，中間沒有隔離帶和防火牆，一旦經濟出事，責任自然就在政府、在國企，從而矛盾立刻就集中在政府身上，這將會對中國政治、經濟和社會穩定造成很大的風險。” 這實際上又在於，我們如何理解有為政府。
本質意義上説，有為政府不會主張“什麼都是由政府和國企兜着，中間沒有隔離帶和防火牆”，而是非常主張政府與市場的作用範圍，非常關注產業政策的方向定位。
最後，田國強還以“產業創新主要源自企業家”這一傳統認知來否定有為政府。田國強説，“從各國來看，企業創新(非基礎性科學研究)的主體都是民營企業。國內公認最具有創新性的阿里巴巴、騰訊、華為等企業，也都是民企。餘額寶等互聯網金融的出現是不讓民營經濟進入金融行業倒逼的結果，是死地而後生導致的結果”，因此，“產業政策制定，其根本着眼點還是應該在於激勵企業家精神，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充分發揮決定性作。” 確實，市場經濟中無時無刻不在進行創新，這些創新大多數都是個體自發完成的，因而產業創新、調整和升級也就需要激勵和發揮企業家精神。
但是，這裏還是存在一些值得追問之處：(1)何為企業家精神？企業家精神是否一定是創新性的而沒有破壞性？如果有，這也正體現了市場機制的缺陷，而有為政府則努力將這種破壞性行為扼殺在萌動階段。(2)不同層次的創新動力是否存在差異？如那些週期長、投入大和風險高的創新是一般現場“企業家”所能承擔的嗎？如果不能，這正體現了社會協助機制的缺失，而有為政府也致力於培育這種企業家精神或推動企業家精神從潛能轉化為現實。一般來説，逐利的市場主體主要從事應用性技術創新，而基礎性科學是創新往往有賴於政府的支持。
不過，田國強也對此提出了質疑：(1)“基礎科研是科技創新之本，政府的確要發揮重要甚至是主導的作用。但是產業技術發展的方向不是由政府的選擇決定，而是由市場需求與企業家精神決定的”； (2)“中國的基礎研究投入不可謂不大，但真正具有國際影響力的原創性、引領性成果嚴重缺乏。”
有為政府説的解釋則是：(1)即使當前中國的基礎研究投入成效不理想，我們也不能説它不重要，而是要從中審查原先決策的問題進而加以改進，這是有為政府的基本要求也是完善途徑；(2)孤立的案例無法説明政府在基礎研究上投入的價值，因為很多價值的顯現要滯後很長一段時間，而且社會上的很多創新本身就是相互啓發和利用的，如衞星導向GPS就首先是用於軍事用途。
當然，田國強也補充説，“不是説完全不要產業政策，完全不要國有企業，但產業政策要慎用，要有一個度。” 這裏的問題還是在於，如何界定服務型有限政府？即使僅僅從提供公共品方面而言，這個範圍也可大了。顯然，如果對市場失靈作更廣泛的剖析，那麼政府作用的“度”顯然就會遠遠大於流行的有限政府，而進入有為政府範疇。
五、何以避免產能過剩
田國強與林毅夫有關有限政府和有為政府之爭還體現在如何避免和解決產能過剩的機制選擇上。田國強認為，當前中國社會要擺脱經濟下滑趨勢，要解決產能過剩問題，要向效率驅動乃至創新驅動的轉型發展，進而得以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根本途徑就在於沿着市場化、民營化方向進行制度化改革，讓民營經濟發揮主導作用。
田國強的理由主要有：(1)“民企的風險由市場和個人承擔，但國企的風險卻由政府承擔”，因而民企比國企更重視市場需求及其變化；(2)“改革開放以前的實踐已表明，計劃經濟條件下完全靠國有企業並沒有很好地滿足人民的需求，恰恰是改革開放後民營經濟的大發展才使得人民的需求得到極大滿足”；(3)“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五大任務中的去產能、去庫存為例，其關鍵就是要與國有企業改革的深化相聯動。”
由此，田國強得出結論説，“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最根本的就是有效市場制度供給，從而應以深層次市場化制度改革為內涵……建立維護和服務型有限政府……收縮國有經濟戰線，促進民營經濟大發展……這才是……應對當前經濟困境的標本兼治的必要之策。” 那麼，當前的市場化改革以及民營經濟的發展果真能夠擺脱產能過剩，甚至可以避免今後的產能過剩嗎?
首先，我們繼續對田國強的上述論證邏輯作一審視。(1)田國強以國企的經營自主性和軟約束問題來否定有為政府，這並有沒有很強的説服力。事實上，儘管有為政府有時也會通過企業生產和投資以彌補民營企業的不足，尤其是對那些非競爭性領域的生產和投資；但是，有為政府的產業政策或工作重點不在於創辦和壯大國有企業，更不是去承擔那些本應由競爭性國企承擔的風險，而是着力於降低整個市場的系統性風險，需要堤防市場經濟的塌陷。
(2)田國強以改革開放前的商品短缺來反對和否定有為政府，這也沒有很強的説服力。不可否認，在過去的計劃經濟中曾出現供給與需求的嚴重脱節，但是，正如林毅夫的分析已經指出，這種短缺是落後國家為進行戰略趕超而集中稀缺性資源有限發展資本密集型重工業的必然結果；而且，不僅中國等社會主義國家如此，日本、德國等經濟崛起之時也採取了相類似的政策；而東亞“四小龍”之所以沒有采取這種發展戰略，主要是缺乏這樣可轉移的大量資源而不是不想。
(3)田國強以供給側改革下的去產能、去庫存來否定有為政府，理由也不充分。事實上，產能過剩不僅在亂為政府下會出現，在無為政府下也會出現；而且，就現在情形而言，很大一部分產能過剩並不是國企造成的，而是無數多小民企的重複投資和重複建設所造成的。
(4)田國強將供給側改革簡單化為市場化改革，這種理解也不全面。實際上，供給側管理根本上要通過促進分工深化來提升全要素生產率並進而提高潛在產出水平，其理論基礎是古典經濟學(以及馬克思經濟學)而非新古典經濟學(包括凱恩斯經濟學)，其政策主張也與供給學派的市場化存在很大差異，因為供給學派的政策主要是總量刺激而非結構改革。
其次，我們可以對流行的產能過剩理論作一審查。迄今為止，流行觀點往往將產能過剩歸咎為政府的經濟行為和對市場的干預，這也以一系列的經濟理論為基礎。例如，薩伊定律就強調，供給自動創造需求，個別產品的過剩實際上是其他產品的不足，自由放任可以自動消除這種過剩與不足，因為自由競爭條件下的任何生產者都不會讓自己的產品長久過剩。
同時，薩伊由此定律演繹出4條重要結論：(1)在一切社會，生產者越多，產品越多樣化，產品的行銷便越快、越多和越廣，而生產者獲得的利潤也越多，因為價格總是跟着需求增長；(2)每個市場主體都與全體的共同繁榮利害相關，一個企業的成功將有助於其他企業的成功，反過來自己也可以獲利；(3)買入和輸入外國產品絕不會損害國內或本國的生產，因為購買外貨總是用價值相同的本國產品為支付手段的；(4)激勵生產的政策是賢明的，而鼓勵消費的政策是拙劣的。
問題是，薩伊定律歷來就面臨着諸多批評，如忽視商品和物物交換的區別，不變的現金餘額，儲蓄和投資相等，沒有貨幣幻覺，忽視經濟體制的不確定性、坎鐵隆效應及真實餘額效應。很大程度上，薩伊定律僅僅適用於處於簡單商品生產階段的早期資本主義時期，而當生產規模日益擴大以及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和目的轉變後其侷限性就充分暴露了。由此，我們就可以審視這樣的觀點：市場化改革是否是化解過剩產能的靈丹妙藥？新古典經濟學人往往認為，只要將資源配置完全轉向市場機制，就可以防止大規模的經濟危機，也就可以徹底解決目前的產能過剩現象。果真如此嗎？
再次，我們可以對產能過剩的現實表現作一考察。田國強認為，由於信息的極度不對稱和經濟人的激勵問題，政府幹預過多才是導致資金和資源盲目配置、制度無法臻於完善的關鍵因素。然而，現實情形卻表明，生產扭曲和產能過剩並非是計劃經濟中的獨有現象，也是現代市場經濟中的常態。
林毅夫就指出，快速發展的發展中國家經常會出現潮湧現象：當產業升級時，許多企業家往往會看好同一個具有比較優勢的新產業，它們在市場決策分散的情況下也就容易出現相似投資，從而在多數投資建成後就會出現產能過剩。
我們試想：哪一次經濟危機不是伴隨着生產能力的大量閒置和社會產品的巨大浪費？而且，這也可以從中國市場化改革過程中出現的 “一放就亂”“一放就熱”現象中窺見一斑：在 1979-1981、1983-1985、1987-1989、1992-1994、2003-2008年的五次經濟波動中，早期經濟過熱主要與市場化改革中的消費需求迅速膨脹有關，而越到後期，經濟波動與市場開放下的民間盲目投資的關係就越大。
同樣，我們也可以從市場經濟發達的歐美國家的現實情形中窺見一斑。例如，作為市場經濟標杆的美國，就存在非常嚴重的產能過剩現象。美聯儲的數據顯示，美國鋼鐵設備的利用率在40%~105%之間大幅振盪，利用率的均值為80%；而且，2008年金融危機後的8年裏，美國鋼鐵工業的設備利用率一直在均值水平之下，2009年4月的低谷跌到42%，2014年10月金融危機復甦後的高峯也只有79%，汽車設備利用率的谷底低到36%。
最為典型的就是美國汽車業：2013年7月18日，這座“汽車之城”因負債超過185億美元而正式申請破產保護，從而成為美國歷史上最大的破產城市；其原因就在於市場機制誤導了生產投資，大量資金被投放在豪華轎車上，一旦出現經濟危機，這些專門性投資就成了閒置資產。
最後，我們可以對產能過剩的市場機制作一探索。一般地，生產的社會化程度越高、迂迴程度越大以及產業鏈越長，就越可能出現產能過剩現象。究其原因，產能過剩本質上就是供求結構失衡，體現為供給的產品不適應社會需求；顯然，經濟規模越大，產業鏈越長，對中間產品的投資量就越大，越無法跟隨市場需求和價格的變動而靈活轉換。
同時，這種現象不僅發生在計劃經濟中，也更典型地出現在市場經濟中。究其原因，(1)市場機制根基於效益原則，從而會引導投資於富人需求的奢侈品生產；(2)市場機制又會產生消費外部性，從而又會引導相互攀比的炫耀性消費；(3)這樣，奢侈品產生和炫耀性消費相互強化就會滋生出沒有真實需要為基礎的虛假需求，進而導致大量的社會資源被投資在這些領域，並由此產生大量的專門性資產，如大量的專用設備和專門人才培養等；(4)進一步地，當社會由於某種促發因素而導致這些虛假需求破滅時，這些專門性資產就變成為沉澱成本，並以產能過剩的形態表現出來。
因此，造成產能過剩的原因，不僅在於生產要素價格的扭曲，而且在於產品價格的扭曲；同時，價格扭曲的原因，不僅在於政府機制的行政干預，而且在於市場機制的內在誘導。
實際上，市場誤導生產和投資的內在機制，已經為經濟學説史上的很多經濟學大家所發掘和剖析，這裏舉幾個主要理論加以説明。(1)維塞爾的市場生產原則。維塞爾認為，私人企業的生產所基於的是效益原則而非效用原則，它偏好於富人需要的奢侈品而非窮人需要的必需品，這就導致窮人的很多需求在市場經濟中都得不到滿足，因而需要“有選擇的”政府幹預來補充自由經濟制度。
(2)凡勃倫的炫耀性消費。凡勃倫認為，人們的消費往往不是出於對生活進程的考慮，不是為了滿足他們的物質需要，甚至也不是為了滿足他們的精神的、感觀的和智力的需要，而是取決於其他人的消費方式，因而價格就失去了對消費和生產的引導作用。
(3)加爾佈雷斯的虛假需求。加爾佈雷斯認為，現代市場經濟中強大的壟斷組織操縱了市場，操縱了消費者，以致大量私人需求並不是源自真實需要，而是被生產者通過各種工具“勸説”和“誘導”而來的，當消費能力因某種偶然因素而削減時就會造成整個生產鏈的產能過剩。
未完待續
（作者系中山大學嶺南學院教授，文章轉載自第一財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