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方靖：賀歲檔裏，我忙着給女兒“審片”

【文/ 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東方靖】

賀歲檔已經來了，某種程度上又到了泥沙俱下或是蘿蔔快了不洗泥的時候了，這個時候我也得忙，忙着給我女兒審片，以躲開那些不合適她看的內容或者無害的垃圾。每到這個時候，我不禁就會問，我們的電影審查制度怎麼了？

審查對於電影發展的利弊，討論已經很多，我就不再贅述了。在我看來，除了一些偏激的言論，大部分理性的思考可以歸結為兩點，一是這麼明顯的問題為什麼沒能得到解決；二是都能接受的解決方案應該是什麼樣的。

作為一個“審片”經驗豐富的父母，這就談談我對這兩個問題的認識。

電影審查問題為什麼難以解決

電影審查問題並不是我國（或者是我國大陸）獨有的難題，無論歷史還是現時，世界各國的電影審查都是吃力不討好的事。

電影和其他藝術形式一樣，它會不同程度地表達作者的思想，這種思想並不僅限於表達純藝術的“美”，還可能涉及倫理、道德、哲學和政治等眾多層面，所以不是所有的藝術思想都能為主流社會所接受。即使思想本身沒問題，它的表達形式也可能存在主流社會所不能接受的障礙。

電影與其他藝術形式更不相同的是：別的藝術對於受眾是鑑賞和收藏，而電影更像是快速消費品，以一種純商品的形態向大眾公開傾銷，它所表達的思想在銷售過程中直接灌輸到大眾頭腦。所以，為了將不利於主流社會的影響降到最低，主流社會的意志體現者不得不對其採用對商品一樣的辦法——類似於市場準入或質量監督的電影審查制度應運而生。

這個事實本身體現着電影作為兼具藝術性和通俗性的商品的矛盾：藝術要自由，而“合格”的大眾消費品必須符合某種“健康或有益”的社會接受標準。另一方面，由於易被大眾接受的通俗性，希望電影成為維護其意識形態利益的宣傳工具也是對主流社會的一個頗有吸引力的誘惑。

以美國為例，《海斯法典》的出現和消失，實際是主流社會自身意識形態的發展變化——上世紀初對道德腐化墮落的深惡痛絕，使主流社會想用清教徒精神淨化社會（包括禁酒令的實施）；二戰後由於經濟迅速的發展，特別是電視業加入視聽市場的競爭後，商業精神將其徹底取代了。

《美人計》中兩分半的熱吻被希區柯克切斷，以規避《海斯法典》

需要強調的是，這種取代對電影的影響是兩面的：藝術創作的“自由”看似被解放了，卻被市場的需求所裹挾；工業化的商業電影使電影的通俗性徹底壓倒藝術性，美國電影的藝術水準提高緩慢乃至在很多方面趨於停滯了。上世紀70年代以來的電影（《海斯法典》於1968年被分級制取代），其電影思想和表達的藝術性提高乏力，表現手法的創新均來自亞洲和歐洲，好萊塢本身只熱衷於特效和劇情特異化的純技術性進步。

我國的情況稍有些不同。建國初期，大量參考蘇聯的社會主義計劃經濟否定了大部分事物的商品屬性。比如我國在上世紀50年代，電影就納入了國民經濟的計劃管理。1955年我國（大陸）出台《關於電影院、劇場管理規定》《關於各種影片送局審查次數的規定》《各種影片長度的規定》《關於各種影片的膠片消耗定額的規定》《故事片設置程序及階段劃分的規定》，詳細地規定了從創作拍攝到製作發行的全部生產細節。而無論是1960年前的統購包銷和之後的統購分銷，都使電影的銷售成為藝術品的計劃分配。

但商品屬性的消失，並未使藝術屬性佔絕對地位，因為也要滿足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宣傳要求。

不得不説，脱離商品屬性的藝術解放效果是明顯的，在宣傳要求沒有極端化之前，電影的藝術質量和受人民歡迎程度是很高的（最明顯的就是像《哪吒鬧海》、《大鬧天宮》、《小蝌蚪找媽媽》這樣的動畫片）。哪怕主旋律的《地道戰》《地雷戰》等，也能成為經典。

但如果意識形態因素過重，則會限制藝術創作的積極性和開拓性，令本就由於客觀條件限制而偏少的生產數量，更加不足；時間一長，對藝術的探索和創新也被扼殺了。前蘇聯（包括東歐）多少也有類似情況。

改革開放後情況發生了變化。改開初期，計劃經濟先是讓位於有計劃的商品經濟，進而過渡到市場經濟，思想上產生了波動。這種主流社會的經濟和思想波動必然體現在監管上，所以我們看到上世紀80、90年代的電影生產實際處於失控的狀態，的中國（大陸）資本缺乏、人才斷代，卻生產了近千部既缺乏商業吸引力，也鮮有藝術水準的“作品”。

於是大量有商業吸引力的境外電影通過公開和地下渠道佔領了國內電影市場，比如日本電影《追捕》等和港台武打片。這時候的電影院破敗不堪，喧囂的街頭錄像廳裏充斥各種港台武打動作片和美國影片，大學裏也以研究名義迎合大學生觀眾，放映了大量歐美主流電影或文藝片。

錄像廳

1992年，市場經濟確立，電影的生產要素逐漸接受了市場法則，但主流社會對意識形態問題的有意淡化（不爭論），使影視審查失去了符合現實需要的原則依據。一邊是粗略、抽象的監管準則，一邊是巨大的供需數量和越來越多樣化、個性化的藝術觀點和表現形式，如前所述，後者不可避免地夾雜着拍攝者的各種道德、哲學和政治觀點。

面對此情此景，電影審查機構的難處我們自然可以理解了。原則和標準的缺失也必然產生很多問題，比如削弱藝術性，或干擾優勝劣汰的市場規則。

當然，審查對於電影人而言只是外因。他們不缺錢卻拍不出好電影，叫座又叫好的影片鳳毛麟角，根本上還是自身的問題。但電影審查目前確實無力改變這一局面。

都能接受的解決方案也許是這樣的？

有人首先提出，不應由政府來主導電影審查，認為這不符合所謂藝術要求，並舉出多國由電影從業者（協會）審查的例子。這種提法顯然是荒謬的。

因為任何一個國家對電影的審查都不是藝術審查，而是前面提到的社會接受標準審查——審查的確對藝術有影響，但從來就與藝術無關！

從實踐上看，不同意識形態的國家和地區，在審查主體上沒有某種特定的分類和區別，但一個最重要的前提是，都必須得到國家政權的認可。比如澳大利亞、中國香港、伊朗等都直接由政府成立的獨立專業部門進行審查，而日本是由政府認可的電影從業者協會，印度及其原宗主國英國則是獨立於政府的專業委員會，他們均毫無例外地必須根據國家立法授權來進行工作，不能越雷池一步。

從形式上看，唯一的例外是美國，美國電影協會是個純非政府組織，但這並不是一個負責藝術的機構，而是與美國其他行業協會一樣，是個商業機構。總結起來，任何一個國家的電影審查機構都必須代表主流社會，和它的組成性質沒有關係。以我國的電影審查委員會來説，雖然是政府組建，但其成員大部分來自於電影從業者，比如導演、電影學院教師及相關的文學創作者等。

其次，分級制一分就靈？分級制的確是個應用廣泛並且簡單易行的好辦法，但在我看來，我國尚不具備實施分級制的條件。從世界其他國家和地區的分級制實施情況來看，分級制必須有完善的系統配套才能達到其效果。

比如我國台灣地區，1983年7月10日報紙就發文認為，“台灣電影分級制度試行至今，由於電影放映業不能配合實施，名存實亡”。就我國（大陸）目前現狀來説，龐大的影院數量和電影觀眾，對於分級制的落實來説是個很大的挑戰。要想實施分級制，必須要先對影院和發行渠道進行規範和管理，否則分級制就是一紙空文。

連《英國病人》都是“限制級的”

第三是審查標準。其實這正是我們可以做，有能力做，可以馬上做的關鍵之處。我們必須要澄清一個認識，那就是談第一個問題時提到的，審查的目的是為了向市場提供對社會無害的商品，而非“好”的藝術品。

商品可以有明確可行的標準，而藝術品則不然，一幅塗鴉，一人看是大師精品，一人看是垃圾。特別是電影審查中的藝術性，是一種狹隘定義，它只代表電影表達技術（所謂電影語言）水平的高低，與電影想表達的觀點沒有關係。所以必須把藝術性排除在審查內容之外——讓市場和影評家去檢驗電影的藝術性去吧！

需要嚴肅對待的是政治性和倫理道德審查。

在任何國家裏，政治性審查都是必須的，因為政治性代表的不僅是意識形態，還代表着國家、民族等的集體意志。電影作為一種藝術產品，既然在這個環境裏創作，就必須尊重這個社會環境的集體意志。

我國目前的歷史階段，是要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這個就是我們國家、民族的集體意志，它的具體表達就是我們目前的國家制度和社會制度，創作於我們國家和要在我們國家上映的電影必須符合這個集體意志，必須把藝術自由限定在我們憲法允許的自由權利之內。

這在我們的電影審查條例當中已有非常詳盡具體的原則性規定，因此我們所要做的就是繼續堅持原則，維護原則。但需要補充的是，不必把這種原則無限度的放大。

比如某些電影人根據送審經驗，自己總結出“恐怖片不能有鬼”的規律，在坊間廣為流傳。是否真有這樣的“潛規則”，筆者當然無從證實。我自己並不信鬼神，也不會推薦女兒看恐怖片（無論有鬼沒鬼），就連孔子也不語怪力亂神，但我並不認為需要有這樣的規則，不必越過羣己權界把政治性放大到個人的精神哲學領域。

其實大多數觀眾對政治沒什麼興趣，倫理道德的審查標準才是與普通觀眾密切相關的重要內容。從某種意義上來説，電影故事情節中的倫理道德底線和具體鏡頭表現是觀眾選擇電影產品重要的參考標準。

從原來的《電影審查條例》第三章“電影審查”的第25條來看，我們從第七款到第十款都是倫理道德方面的要求，但這種要求過於粗略、簡單，可操作性有限，也就不適合作為標準。要確立這樣的標準，就要明確的倫理道德目標。在我看來，在我國這樣的目標主要有兩個，一是未成年人的教育保護，二是符合我國傳統的倫理道德規範。而實現了前者，實際上就已經達到了電影審查的主要目的。

《色戒》的爭議涵蓋了多個方面

對未成年人的保護理由眾所周知不再贅言，其重點考慮的是性和暴力。

首先是性。因為從政治性和倫理道德規範角度上，我國均已排除了色情片的選項，所以電影中的涉性鏡頭，就是審查標準的一個重要對象。

性是人的基本生活方式，在表現感情、婚姻、家庭甚至犯罪的時候，涉性表達是必須的，沒有這些場景，電影幾乎沒可拍的了；但有些性本身和其在情節中的作用會對不同年齡階段的未成年人產生消極的心理影響，影響其成長髮育。

有的時候本來電影是適合孩子觀看的，就是有個別鏡頭不太謹慎，我妻子只好捂住孩子眼睛。我女兒稍懂事一點，有時主動捂眼睛，搞得我和妻子反而很尷尬！

所以，涉性鏡頭必須在兩方面加以審查，一是必要性，很多時候，涉性鏡頭是可以被家庭平日場景所替代的，尤其是簡單的過場情節，比如夫妻關閉卧室門關燈睡覺等。二是表現尺度，在必要性的前提下分兩種，一種是動作程度；一種是裸露程度。一般來説，除非影片是對與婚姻、性犯罪等相關的性心理進行討論，這兩種尺度都不存在規範的難度。

其次是暴力。暴力對未成年人的影響其實更加複雜。第一、大多數涉及暴力主題的電影，其價值觀的表達只是以結果來否定暴力，但其過程中的暴力鏡頭由於電影的藝術表達，很可能被未成年不加甄別的喜愛和模仿；

第二、暴力的價值觀對於兒童來説具有複雜性，比如某些暴力的正義性、合法性、必要性；

第三、不同年齡（特別是早熟或叛逆期）未成年人的理解能力和理解方向會有很大差異。特別是暴力美學已經成為電影的一個重要表現語言，暴力尺度的規範的定性和量化都非常困難。不過我國台灣地區曾經有非常有益的嘗試可以為我們參考。

台灣地區新聞局1973年10月，公佈《取締殘殺、打鬥及色情影片檢查尺度》，“凡有以下情況者，予以修剪或禁演”，…

“無正確主體意識，其表演唯在顯示武藝出眾，拳法或槍法神奇，而草菅人命者……為報復私仇，不分主從，不問善惡，趕盡殺絕，充分表示，嗜殺行為，而有違人道者……刻畫盜匪、流氓或不良青少年聚眾鬥毆，殘忍兇殺等犯罪行為，顯示其技巧高超，兇狠氣概足以使青少年產生崇拜心理誘發模仿作用者……描寫黑社會人物或不法集團非法行為，淋漓盡致，最終草草制裁，不足為訓者……飛刀、飛槍、凌遲、肢解或利用機械化學物品的兇狠方法，殺人滅跡，易於模仿者……刀槍器械所及，頭飛肢斷、肚破腸流、血花四濺、骨肉模糊、慘不忍睹者……”

總結這兩方面的標準和尺度，從可操作性上看，條件成熟的時候，分級制是對影片道德倫理審查結果的較為可行的處理方式——當前採用歐美港台採用的分級制，大多數都是按照這兩方面來對觀眾進行年齡上的區分。

還需要提一下倫理問題。倫理是隨着社會的發展而逐漸演進的，比如多年前禁忌的同性關係現在已經被寬容並，在某些國家同性婚姻也得到了合法化。但我個人的意見是，在新的倫理精神沒有被法律明文確認前，對電影的相關審查應保持保守態度，避免電影成為非主流思想推動政治性目標的宣傳工具。

抬頭一看，胡説八道了這麼多，也沒説出個啥可行的具體解決方案，不過算是把這麼多年不得不親歷親為，為孩子審片的鬱結之氣吐了一大半。新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電影產業促進法》已經發布，將於明年3月1日正式實行，希望專業人士能夠為此法制定出切實有效且具操作性的配套法規，以解我等家長之憂勞辛苦，促進我國電影事業和社會文明的健康繁榮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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