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毅南：構建中國的貨幣—金融新體系，斷絕美國的遏制企圖心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唐毅南】
美國對中國的遏制可能變為以金融戰為核心，貿易和軍事摩擦為側翼。由於美國經濟實力的衰落遠超GDP數字表現出的程度，中美的貿易戰打得越大，美國輸得越多。由於美國產業空心化，GDP中有20%都是依靠印美元注入經濟循環來虛增的虛擬GDP，但這都還不是美國經濟實力衰落的全部。
實際上，美國的GDP還有很多是無用的廢熱，第三產業形成的多是對社會有害GDP。比如美國社會興訟成風，醫藥行業利潤奇高。極度不公平的律師費、醫療費使辛普森可以合法殺妻、美國人均壽命下降，更不要提金融業的暴利也會貢獻GDP。因此美國要想獲得產品，是不可能從這麼多虛幻的GDP中得到的，它對我們產品的渴求，遠超我們對它市場的需要，實體經濟的中美貿易是我們的賣方市場。貿易戰、台灣牌不是不會打，但如果它們不是金融戰的助攻，特朗普也會發現這根本沒有太大油水，弄不好又成了美國血流不止的傷口。
我們唯一的顧慮是金融，這是美國仍然對我們有絕對實力領先的最後一個領域。應對特朗普，最壞的打算就是準備好特朗普最終找對戰場，發動金融戰。不論特普朗的第一槍在哪裏打響，他立刻就會發現，軍事和經濟層面，中國都有很硬的釘子給他碰，唯獨金融沒有。即便他是個沒有遠見的機會主義者，金融戰也會因此升級。相反，金融體系一直是我們的短板，即便未來沒有開戰，我們的金融體系也已經走到了亟需創新升級的當口了。
資料圖
應對這一危機有兩個大原則：
第一是戰術上堅決抵制，也就是當美國以最堅定的意志對中國進行金融戰時要有可靠的實時對抗方案，要立足於在金融的戰場上美國有可能大勝的現實，又要盡力勸服它不要打。
第二，則是戰略上的。真正能有效對抗特朗普的戰略變革不可能以對抗特朗普為出發點，而是需要回歸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基本命題。不管它打不打，毛澤東面對優勢敵人就是“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所謂大巧不工才能勝利。我們需要建立既能和美國戰略對抗，又可以避免美國式經濟虛擬化的貨幣—金融體系；不但使我們面對美國進攻時的戰術選擇煥然一新、效果倍增，還真正成為中國經濟長期健康增長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可靠服務者。
我們的應對有下中上三策，取決於我們歷史視野的長短，值得思考。
上策是以央行貨幣創新為引領的金融體系革新，實際上就是中央統籌推動央行的資產負債表調整優化，打造“降槓桿、用產能、促增長”的新投資體制；這在戰略上以自我發展需要為主，而不以美國為敵手，但將給我們巨大的戰術對抗空間。
中策是商業和國有金融機構、基金等配合央行，以解放戰爭三大戰役的規模準備在國際金融市場進行交易戰，面對全世界投機者，這最多能夠慘勝。
下策則是在現行的由央行總負責匯率和外儲的機制的基礎上逐漸放開資本市場。現在有人已經發現局面的困難，提出了“保外儲”還是“保匯率”的選擇題，但實際情況是隻要美國決心夠大，現行體制下外儲和匯率一個也保不住。放開資本市場，以為國際資本進入會有穩定市場的功能。這符合教科書的玩具經濟學，但不符合事實。
下面先分析美國進攻中國的戰略戰術，再詳細討論我們可能的戰略戰術應對。
特朗普針對中國的金融戰勢在必行
戰略上重視敵人，就是按最嚴重的設想制定預案。首先是我們不能覺得美國找不準方向，只訛詐而不會開打或只是小打金融戰，認為美國會對砸爛自家經濟的罈罈罐罐有所顧慮。恰恰相反，特普朗知道光訛詐不解決問題，需要刺刀見紅。
特朗普（資料圖）
第一是金融戰必須打。由於美國GDP的增長幾乎完全是金融體系貢獻的，如果不開打金融戰，特朗普的經濟承諾一個也實現不了，金融戰是美國實體經濟還能緩口氣的唯一選擇。
第二，特朗普已經在籌備金融戰的路上了。他的嘴炮可以姑妄聽之，但他的人事任命已經完成了一個可以發動金融戰的班子。
特朗普提名高盛的交易大鱷史蒂芬·姆欽(Steven Mnuchin)任財政部長，此人在國際市場上做投機交易歷史悠久，自己有對沖基金，是金融進攻的行家；提名國務卿的是石油大亨雷克斯·蒂勒森，這人搞外交的話不會懂打仗，但對如何搞事情影響石油價格進而影響資本流向不會陌生；國內資產價格由史蒂芬·姆欽和金融監管改革特別顧問伊坎共同操控；製造軍事熱點交給“瘋狗”將軍馬蒂斯——這些都是最重要的人事任命。還有鋼鐵產業投資者威爾伯·羅斯任商務部長和領導新的白宮國家貿易委員會的彼得·納瓦羅等人負責貿易摩擦。這些人選就是金融為主戰場，貿易摩擦和軍事摩擦為側翼的進攻團隊架構。
第三，美國有人和，世界的投機者都看好美國贏，已經準備好跟進了。
自去年以來，央行為了人民幣國際化做了不少管制革新，例如允許人民幣匯率更大幅度的波動。結果，無一例外引來國際做空者誘發人民幣大幅貶值，再加上國際資本開始外流，外儲也持續減少。這些都是國際投資者用錢在中美之間選邊站的結果，預期美國會贏的人用錢支持美國，美國的贏面就增大。國際投資者預期的引導，主要是美國説了算，目前我們沒有效引導預期的基礎。
第四，特朗普尚未登台，金融戰實際已經露頭，這就是美聯儲的加息。
次貸危機後，美國貨幣政策主要是讓國內金融部門低成本拿錢抬拉金融資產價格，因此是零利率加定量寬鬆(QE)政策。現在美國金融資產已經到了高位，加息可以吸引全世界資金去高位接盤，並令其它國家資產貶值，美國用套現本國資產的錢去抄底。之後如果美國套現順利，就再進入降息週期，讓國外資產漲價國內資產跌價，美國人賣出國外資產大賺一筆後再回頭抄國內資產的底。
那麼，美國能追求的戰略回報具體有什麼？從低到高有三個層次。
首先就是製造國際金融資產和大宗商品的價格波動引導國際資本流向。這並非只針對中國，而是剪全世界羊毛，只不過中國羊最肥。
第二個更大，是搞亂人民幣的國際地位並打亂中國的國際發展戰略，尤其是“一帶一路”這個全球性戰略。
第三是最大的，尋求直接攻破中國，突破人民幣匯率和中國外儲，獲得地價吞噬中國資產和財富的機會。國際形勢從來都只是危機，機會和危險從來都是一體，中國目前已經有可以被攻破的條件了，其中最大的就是人民幣加入SDR。
人民幣國際化的問題涉及資本管制的諸多變化。最根本的矛盾是，人民幣有這麼多外匯佔款都是以美元為儲備發行的。那麼到底是人民幣加入SDR，還是美元又加入一次？這個人民幣的內在戰略矛盾極為複雜，遠超匯率是否盯住一籃子貨幣這種問題，不能指望由技術性的戰鬥解決問題。更何況隨着人民幣變為儲備貨幣，其國際交易會更自由，央行很難再用關門的辦法禦敵於國門之外。
這些多層次的戰略回報是互相交聯的，美國很可能是逐漸升級規模。最初大概率是從追求最低層次目標出發，在美聯儲的不斷加息中不斷評估並調整行動。假設美國發現剪全世界羊毛的貨幣政策和金融操作確實起到了拉動全世界資本流動的效果，同時對華貿易戰和軍事遏制卻踢到了鋼板，接下來可能就是金融戰的加碼。當然金融戰加碼對美國來説也是有條件的，但留給我們的時間有限，要未雨綢繆。
索羅斯（資料圖）
中國金融居於劣勢，下策和中策走不遠
戰術上，我們目前處於完全的被動挨打的地位。由央行負責匯率和外儲的同時開放資本市場是下策。問題首先就是外匯佔款，這在中國作為產品出口國時是優勢，但在國際金融戰時是劣勢；其次是我們戰術選擇極其有限。投機者進攻時，戰術秘訣是超高槓杆的交易，一兩個大鱷就能借到天量的貨幣，搞垮一箇中等大國。
1992年索羅斯狙擊英鎊的戰役就是這麼打贏的，當時英國人根本想不到他一個對沖基金就能聚集多達一百億美元；但央行抵禦進攻卻沒辦法到處借錢，只有動用手中的外儲。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中的東南亞小國加起來也不夠英國的體量，在攻擊之下迅速崩潰；央行施救香港能夠成功，勝在戰術上的突然性加上做空者沒有準備好相應的資源和決心。
衍生品市場，包括匯率衍生品在內，不但用來投機的籌碼是無上限的，而且還是槓桿交易，只要有錢就可以創造天量的盤口做空人民幣。再加上現在全球貨幣比二十年前不知道多了幾百倍了，與美國國家戰略合作，任何做空人民幣的資金要借到美元肯定容易得不能更容易了，三萬億美元的外儲原則上不可能抵禦散佈全球的天量美元集體進攻。
這種形勢下靠央行引導全球資金不針對中國不會有效果，而開放金融市場引入外國金融資本是開門揖盜。假設我們還像以前一樣投資黑石那樣的外國基金，一方面是屈就美國設計的剪全世界羊毛的資本流動，更嚴重的是這樣等同於為美國的金融進攻提供彈藥。
央行牽頭友軍組織戰鬥是中策，美國戰鬥意志不夠堅決的時候中策會有一些效果。問題是：友軍水平有限，中國在國際金融市場敗績太多，我們也不可能把自己的金融市場搞成美國式的投機市場來練兵。可謂是實體經濟不死，我們的金融“水平”提不高。更重要的是，友軍彈藥有限，對抗美國的金融戰怎麼可能在世界上融到資？更別提美國一貫操控金融資產的信用評級。金融戰時下調我們的評級，斷絕我們的融資渠道是很容易的。最後還是央行利用手中外儲去對抗，只是多點“花活”而已。
貨幣金融體系創新是上策，阻絕美國的遏制衝動
上策是不打交易戰的金融戰，跳出美國給我們圈定的金融戰場，我們自己選定一個戰場較量。
這首先要搞清楚為什麼美國就是不能好好搞生產？觀察者網專欄作者史正富教授指出，根本原因在於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以市場導向、企業利潤驅動的逐利型投資要求的是週期較短、規模不大、收益歸己，並且具有順週期的特點。因此產業空心化的現實下，美國老老實實生產做不了，金融戰暴漲暴跌的特點倒是能滿足美國大資本的逐利要求。因此美國選定的戰場是貨幣市場、大宗商品這樣的交易市場。
中國現在一方面產能過剩，但是很多基礎戰略性投資卻因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也存在這種投資的逐利性而得不到滿足。只要跳出這種短期逐利性的投資邏輯，就立刻有解決問題的方案，我們應該建立一個“一帶一路”建設的國際投資市場，其中的資本金來源，是央行置換外匯佔款後釋放的美元。
要解決外匯佔款的問題，首先要立足於國內的長期戰略性資產積累投資，需要中央統籌推動央行的資產負債表調整優化，打造“降槓桿、用產能、促增長”的新投資體制。
目前國內短缺但因私營經濟的逐利性難以投資的產業部門主要是指水、土、空氣等優質生態資產，能源交通等基礎設施，前沿科學技術、戰略性新興產業的核心技術、研發人才和高技能工程隊伍等國家戰略性基礎資產，國內文教體衞基本設施和全球化文化傳播的基礎資產等。史正富把這些短缺部門的投資劃分為“宏觀-戰略性”投資，雖然未來收益可觀但體量特大、週期特長，不可能再通過貸款的方式融資，需要超大規模的資本金，不但私人不會投，國家獨力也只能投一小部分。
如果用央行貨幣創新為這些領域投資，就能滿足這個高達百萬億的投資資本金需求。不但能打造中國長期增長的物質基礎，將過剩產能用起來，創造天量的投資需求；還可配套升級金融體系，解決“一帶一路”的外匯需求。通過發展全球實體經濟創造一個新的國際資本市場，使資本按逐利邏輯背離美國設計的流動方向，使我們打金融戰有資源、有戰術選擇，甚至讓美國“打不過就入夥”我們的大戰略。
央行資產負債表的調整優化，實際上就是指央行出資“宏觀-戰略性”投資後，對應的權益資產可以作為央行貨幣發行的基礎資產之一來代替美元，成為人民幣發行的儲備；由此形成以黃金、國債、戰略基金權益和外匯儲備為主的多元複合的央行基礎資產，也只有這麼做能為這些投資提供足夠的資本金。
貨幣作為金融和經濟的源頭，通常要求有實在的儲備才能發行貨幣。這些資產的基礎性決定它們的體量將足夠大，更可貴的是這些資產不但像黃金一樣保值，還因為它們直接對經濟發展有重大貢獻、像土地一樣自身產生租金和收益，還能增值，又不像國債一樣增加財政赤字，因此是比黃金、國債、外儲更好的貨幣發行儲備，可以產生長遠重大的戰略收益。
我們設計了相應的操作手法，可以在置換外匯佔款的同時維持央行資產負債表規模不變，總體健康，也就是高能貨幣總額不變，不影響國內金融市場的熱錢但能定向注入貨幣到實體經濟。
置換外匯佔款，是將央行的外匯儲備和外匯佔款這一對資產負債關係轉出貨幣體系，變成商業金融機構的外匯和普通的商業信貸這種資產負債關係。它的重大作用在於：首先國內金融機構可以持有外匯，在面對金融戰時採取上面所説的中策就有了物質基礎。更直接的是，這些外儲由此可以交由“一帶一路”的海外投資基金使用，配合人民幣在全球創造新的資本市場。因此這一戰略雖在根本上不以任何人為對手，但使我們也能調動資本流向。
前面説過，光打外匯、股權、國債等金融戰的話我們的機構是沒有能力大規模做融資的，真大規模融資我們也控制不了，去年的股災就是教訓。但是在國外做實體投資和資產併購這樣離實體很近的金融運作時，我們融資就會容易的多。
由於有資本金有抵押，還有未來收益，還能深化到股票債券發行和金融衍生品等領域，又影響對能源等大宗商品的需求，最終創造出的資本市場將體量巨大而有吸引力，完全可以極大削弱美國加息帶來的資本吸引力。只要全世界大資金在其中也有了瓜葛，中國在金融正面戰場的話語權和資本就會極大增加，這才能最終緩解外匯佔款的矛盾。
不僅如此，這是人民幣國際化最好的平台，手裏有實在資產選擇計價貨幣就自由多了，可以極大擴展人民幣的海外儲備。我們願意與人民幣有關的國際資產負債和外國人民幣儲備更多來自於與“一帶一路”投資有關的金融市場和直接投資，而不願意它們來自於單純的貨幣交易或者是我們的貿易赤字。二戰後美國用馬歇爾計劃對歐洲投資，其它國家因此形成的美元儲備對美國是有利的；後來美國變為貿易赤字，其它國家的儲備越多，美國就越衰落。
在這種戰略下，機制配套也就容易得多。為了使“宏觀-戰略性”投資和“一帶一路”的海外投資高質量運行，史正富建議設立擔負國家戰略使命的準市場型戰略投資基金體系，形成國家戰略引領、國家資金牽頭、多元資本混合的長期投資基金；市場化挑選基金管理人，完善管理激勵體制；國家引領但融入市場體系，完全可以把投資績效做好。投資績效好，在海外就能擁有高質量資產，這也會提升我們的資產評級，增強商業金融機構的融資能力。
要特別説明的是，從財務上來説，清除部分外匯佔款本身就是一場信用評級戰，但這已經是我們而不是美國選擇的戰場了。比如央行只是直接持有外儲的減少，但賬面可以完全不是這樣；而因為其持有上述投資基金的權益，央行實際可以調動的外匯則更可能反而增加。這也體現了貨幣創新帶來的戰術提升空間。
這是比亞投行更大的戰略共贏空間，美國已經發現抵制亞投行是個戰略錯誤，未來的大趨勢是應該是“一帶一路”人民幣和石油美元、赤字美元一起在國際市場上共舞。但在實際操作進程中，還是要時刻對抗美國貿易和軍事的側翼進攻。美國也無力在全世界挑起軍事衝突來全面破壞“一帶一路”投資的估值基礎。
中國經受住近期的凌厲進攻，就有機會最終縮小中美金融差距，彼時中國經濟、軍力也會繼續大發展，就能全面斷絕美國的遏制企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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